豆瓣评分9.1，他是文坛黑马，也是半生潦倒的酒鬼，他写透了这个时代之谜！
当作家出版社编辑打开一部小说手稿，不经意地发问，他是布考斯基、海明威、福克纳、菲茨杰拉德，还是雷蒙德.卡佛？在众多酒鬼小说家，他又是谁？二十万字手稿，处处可见酒渍，关于酒的描写多达两百多处。编辑自言自语，如果上帝要毁掉一个人，只须给他一滴酒，如果要造就一个小说家，就递给他一瓶酒。
在《收藏家》的扉页上印有这么一段话：
我如果不喝酒，
我觉得人生仅喝酒就足矣，
写什么写，文学根本不重要……
而现在呢，不喝酒就是我最大的成就，其他皆虚空
……
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或者说，他是怎么样一个酒鬼？
他喝酒，离异，他又喝酒，出车祸，他又又喝酒，与新的恋人分手，他又又又喝酒，写出一部叫人拍手叫绝的小说集《收藏家》，一经面世，豆瓣评分高达9.1分，有读者这样评价：
有读者被这本书惊奇，甚至还想与他喝酒
《文艺报》以《谭越森的关键词：僭越，游荡，超脱》为题进行了报道：这本小说集里林林总总的文字和内容，正好切合了“收藏家”这个总题，也是对谭越森在序言里所引用的福柯的话的逆反。“人终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这让我想起了庞德的《在地铁车站》和金斯堡的《嚎叫》，或也是谭越森对自己所言——“把虚妄当成实在，把实在当成虚妄”的一种自我确认和自我僭越。我从他不同于现实的小说世界里看到他影影绰绰的背影，充满了游荡者的年轻和自信，又有着不同寻常的探索与超越。
《收藏家》为何如此迷人？
让我们走进他的小说世界。
在我的印象中，绝大多数小说都是叙写现实生活和人生经验的，基本上是按生活逻辑展开叙事，属于经验型写作；还有一些小说则以天马行空式的想象叙写作家对于世界的认知与感悟，所展现的则是超越社会生活形态的形而上的世界，呈现出令许多读者难以想象的生活形态，小说叙事的逻辑也与现实生活的逻辑截然不同，属于超验型写作。谭越森的小说集《收藏家》（作家出版社2022年1月版）应该属于后者。小说中的叙事光怪陆离，所展现的是一个荒唐、荒诞和荒谬的超现实世界，我阅读之后，觉得这是一个时代的深刻隐喻，小说让我们看到了现代社会中的人，已经十分悲哀地失去了作为人应有的主体性。
人，生活在世界上，究竟怎样面对客体世界呢？作为“万物之灵长，宇宙之精华”（莎士比亚语）的人即使不能征服和主宰世界，但也应该以主体的姿态出现在世界面前。人，可以去主动地认识世界，并且改变世界，人以自己的自由意志作出自己的各种选择，以追求自己的理想和幸福。人既可以主动追求属于自己的东西，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舍弃或者回避自己不认可或者厌恶的东西。作为类的人如此，作为个体的人也应如此。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发挥主体性，恰恰相反，绝大部分的人在各种事物的挤压或者诱惑下丧失了主体性，不是被异化，就是被悬置与遗弃。与绝大多数的人相比，只有极少数的超级权威以神的面目出现在人们面前，严厉地控制和主宰着他人包括行为和精神在内的一切。谭越森的《收藏家》以隐喻的方式让我们看到了人丧失了主体性可怕的景象。
一
人的主体性主要体现在其拥有的权利：一个人如果各项权利得到保障，那么他就可以充分发挥其主体性；如果一个人的权利被剥夺，那么其主体性就会受到一定的限制，被剥夺的权利越严重，其主体性的萎缩也就越严重。而人类建立起自己的社会，使得个人的权力各不相同，一部分人借助智力、体力和出身等因素无限扩大自己的权力，而另一部分人这由于受到智力、体力和出身等因素的限制，从而丧失了自己的权力，而后一部分人占人类的绝大多数，进而造成了严重的权力不对等。《雪一样不存在的城市》集中表现出权力的严重失衡。小说中的“我”生活在科技高度发达的城市里，但是他的自然权力都被高度压缩，精神空间几乎没有。然而在“我”的周围，超级权威（即小说中的“伟大的先行者”）的权力却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现代科学技术被无限扩张的权力所利用，不仅将所有市民身份信息编码（便于管控），而且利用现代化的设备伸入到“我”的梦境，直接干预“我”做梦的内容，并且以道德的名义对做了口交之梦的“我”予以严厉的审查和惩罚。小说中“我”生活在权力的严监控中，不仅丧失了隐私权，而且不再拥有人的尊严，也就没有任何自由可言。当超级权威的权力操纵整个社会，控制着所有人的言行、心理活动和精神世界时，那些芸芸众生还有什么权力可言，他们即使死了，其命运仍然为别人掌控，权力通过虚拟命运中心来编辑安排死后的去向，由此可见，他们不过是超级权威任意捏弄的工具。这样，由于超级权威的实现对人的全方位监控，那些没有权力的普通人也就没有任何自由，只能无条件的服从和遵守，其情形就像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所描述的那样，这就形成了典型的牢狱社会。
《幽冥》中的“我”（老邓）本来只是一名教师，却鬼使神差地当上了所在学校的工程质量监督员，试图以良知守住自己的一点可怜的权力，为学校的工程质量验收签字，但是他的权力在校长及包工头的面前根本不算回事。由于杜一平的后面有校长，校长的后面还有更强大的后台，他才可以极其放肆地威胁“我”。而“我”对于杜一平等人的威胁无可奈何，无处求助。权力肆虐之下，“我”沦为了全县城人的“公敌”。小说一开头就抛出了这么一句话：“我若不死，反而没有天理了。”这句话给人的感觉，“我”似乎罪大恶极。究竟犯了什么“罪”呢？就因为他“挡人家的财路”，“断人财路就是杀人父母啊”。这个所谓的罪过就是在权力的扭曲下人们没有了是非概念。老邓之所以没有给杜一平的工程签字验收，不是因为他们之间存在着私人恩怨，不存在权力滥用和报复的问题，而是杜一平的工程存在着严重的质量问题，其实质严重侵害了学校的利益，危害到学生的身体健康。杜一平等人权力在县城不受任何制约，于是变得日益张狂，进而肆无忌惮地杀人，而且除了老邓的老婆在寻找，别无一人追问。在权力失控的时代，人的性命在权力面前居然一钱不值，可以被任意处置，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找不到真相，而且也没有人敢于寻找和追查真相。
一个社会如果出现超级权威，其权力极度扩张，渗透到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细胞，那么与之相对的普通人则权力几乎都被剥夺殆尽。而失去权力的人，既没有自由，也没有信仰，更没有生活的热情，必然丧失其主体性，只能在浑浑噩噩中生存，为生存而生存，或者说为超级权威而活着。这是多么悲哀的世界！
二
自从20世纪以来，人类渐渐地进入了高科技的现代化社会，科学技术越来越发达，现代化设备与设施也越来越先进。从理论上说，这些高科技的设备和设施可以极大地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可以使人类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更加便捷和轻松，可以极大地满足人们物质和精神的需求。然而，所有高科技都不过是工具，人类社会仅仅拥有高科技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现代社会制度和思想观念，只有在人的各项权利得到保障的前提下，高科技才能造福于人类，才能给人带来身心的自由，才能给人类带来福音。否则，人类就可能异化为高科技的奴隶，特别是在极权社会里，高科技不仅不能解放人的身心，而且还可能形成对人的挤压，被超级权威用来控制全社会，监视每个人的言行、思想和意识。《雪一样不存在的城市》中的“我”工作在二零二办公大楼里，这栋楼的特别之处在于“是个旋转的大楼”，楼里的人可能在上层上层办公，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被转到“负一百二十八层”，谁也不知道下一分钟会处在什么楼层，到底是上升还是下降，没人搞得清楚。而且，楼里工作的同事居然有“几千上万”，每个人“都像一个蜂巢中的一只蜂”。小说中的二零二大楼的描写具有一定的夸张性，但是在现代化的大都市却非常普遍。高科技建造起来的楼宇就是一个庞然大物，而楼中的每个人则显得非常渺小，十分微不足道，而且每个人在这大楼面前产生强烈的压迫感。而楼层的转换隐喻义非常明显，让人感到命运的无常，不可捉摸。如果说现代高层建筑仅仅作用于人的心理，那么许多高科技都被利用来实行对人的严格监视和控制。刷脸系统被发明出来，人们在刷脸时需要“端正思想”；人类发明了机器人，而那些“二等机器人”却负责“撰写马屁文章”；人类进入了信息时代，每个人便都被编入号码，接受管控，构成了机器的一部分；高科技时代出现的“梦境检测仪”被用来监视人做梦，将监控延伸到人的潜意识之中，从而实现对人的精神的彻底控制；广场上的声音过滤装置则通过声音过滤，严格控制人们的信息接收，严防“有害”信息进入人们的大脑；还有虚拟命运编辑中心也是由高科技建成，进而决定人死后的命运：……高科技同时还给权力的精细化的精致管理带来可能，于是人不再是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不过是高科技管理的对象。从这里我们不仅看到了人被物化，被抽去了人应有的内质，而且看到了高科技张狂的背后的那只罪恶的权力大手。而高科技形成对人的压迫和控制之时，那么生存这个时代的人还谈什么主体性！人都已异化为权力的奴隶，庸庸碌碌地生物化地存在，即使是超级权威也不例外。
三
人，如果丧失了主体性，不仅失去了对于生活的热情，而且其生命中的诗性也必然丧失殆尽。人，本来应该诗意存在于大地之上，在通过主体性的发挥进而获得极大的自由，创造诗意的世界。诗意的世界是和谐的，自由的，美丽的，富有趣味的，令生命得到愉悦。然而，当主体性的人消失之时，世界将会是反诗的，也就是荒诞的，荒唐的，荒谬的，是丑陋的，是反生命的。反诗的世界，必然是丑陋泛滥而横行，罪恶丛生，生活于反诗世界的人也必然是极其可悲而可怜的。谭越森的《收藏家》描绘了人世间种种反诗的景象。《诗人与丧尸》中从诗人李徵视角描写了虢略镇政府附近的尸体：“李徵漫不经心地看着地上的尸体，感觉那尸体，感觉那尸体显得大，瞠目结舌地呈现在地面上，与周围的所有，人和房间，都不融洽，但却没有办法或说暂且无力去除这种不融洽，这反而形成一种奇异的效果，不像童话，也不像人间。”对于尸体的描写，在许多小说中都会见到，而谭越森这里写出的是反诗的效果——不融洽，非人间。而这篇小说最根本之处在于写出了诗人李徵的非诗化。作为诗人应该是人类精神的象征，灵魂的所在，美的发掘者和表现者，更是自由和爱的体现。然而小说中的李徵虽然出版了诗集，写了一些所谓“诗”的东西，但是他生活在“丧尸”的现实中，先由袁傪带到深巷见识肉体交易，令他的精神开始退化，再由镇政府前尸体的“嘲讽”性的阳具窒息着他的知觉，再到他与冯寅无爱的做爱，直到诗歌写作的失败，进而在没有得到爱的精神颓败中残忍杀人，最后他也沦为一具游走的“丧尸”。如果说贾平凹《废都》中的庄之蝶在精神萎靡中最后还作走出“废都”的挣扎，那么谭越森笔下的李徵则感到“陷入沉睡中，永远都睡着了，永远无法再次醒来，成为沉寂的瓦砾，直至宇宙的湮灭。”《死手怪谈》中的蔡绍振所收藏的既不是什么珍贵的文物，也不是精美的工艺品，而是一只瘆人的死手，让他老婆感到十分恐惧，觉得蔡绍振买了这只死人手回来是咒她死，并且警告丈夫“是要遭报应的”，因为她见了这东西就感到“很恶心，想吐”。这种变态的收藏不仅破坏了家庭的温馨氛围，完全与正常的审美相悖，而且让他家的客厅为诡异和恐怖所笼罩。因而，从本质上说，蔡绍振的收藏死手具有反生命的特性。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只毫无生命的死手在蔡绍振的心中偏偏“代表着正确的方向吗，或者说是正义的力量。”最终，蔡绍振在死手的迷惑下坠江而亡，这使那个好像被救的“中年男”“不知道是应该活着，还是去死”——将生与死的界线完全模糊了。
《恐怖包子故事》表现的另一种反诗现实。小说由“爸爸”吃相很难看叙述他在吃包子，然而令人感到非常意外的是他的脑袋居然异变成了包子。这是他的小儿子看到后的变化，而后这个小儿子——叙述人“我”的脑袋也变成了包子。随后整个世界的人的脑袋都变成了包子，而且满世界都是包子。本来，包子是一种很普通的食物，即使谈不上多么诗意，却也是人们生存的需要。然而，当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幻化成包子之时，那么包子也就在极度占领世界和人的感知中形成了反感，从而走向了审美的反面。当人们忍饥挨饿时，包子就具有童话般的诗意；可是当每个人的脑袋都异变成包子，而且包子覆盖整个感知世界时，包子就成为令人恶心和厌恶的对象，只能迫使人逃避离开。在《汽车公墓》中，形成对人压迫的是废弃的汽车。这些汽车墓群被叠垒成“漆黑入云”的古怪的建筑，高达“五百米”。而且，在这个地方，“没有能源，没有网络，确切地说，没有高智民那种通天达地、高度发达的粒子网络”，“空气中充满着尸臭，一呼一吸都是恶心的死尸味道”。这里的所谓的“人”“简直就是毒咒”。同样，这也是反生命的世界，也是作家诅咒的“人”，诅咒的世界。
四
在反诗的世界里，生活着芸芸众生，然而这些所谓的“人”在主体性丧失之后，完全沦为行尸走肉，他们精神极度萎缩，灵魂完全迷失，既不知道为什么活着，也没有任何信仰、信念，更不会爆发出生命的激情，生活在这个世界，完全被别人所控制和操纵，整个人生就是一个纯粹的生物过程，一辈子浑浑噩噩，稀里糊涂。在《提线娃娃》中，无论是学校的老师和学生，还是班主任与校长，人人头上都有一根细细的长线，而且手上和胳膊上也都有这种细细的长线，他们都是由头顶上的一只无形的大手操控着。通过这个极富隐喻意义的细节，小说表现的是，现行教育无情地扼杀了学生的天赋和个性，导致学生成为没有思想、精神和灵魂的驯服的冷冰冰的工具。随着“那一根根幻变的细线，在天地之间飘来荡去”，原本活泼可爱的孩子只能按照规定学习、生活和行事，如果有人试图逃脱规定的认识轨道，或者有“出轨”的迹象，就会有人监视和告密，而且同《雪一样不存在的城市》中的城市一样，到处都是监视器，人人都在被监控之中。久而久之，人在严格的规训之下，完全变得麻木、冷漠，不仅逆来顺受，而且还极力配合甚至迎合，于是出现了“人宠”“打印人”“复合人”“算法人”等等各种所谓的“人”。这些千奇百怪、五花八门的“人”虽然可能拥有很高的智商，也很有一定的能力，但是就没有作为人应有的自主性、独立性和思想性，然而他们确有血肉之躯，却又与冷冰冰的机器没有什么区别，可是机器与其相比没有他们的猥琐和平庸，他们正是勒庞所说的“乌合之众”。《坏种老头》充斥着死亡的血腥气味。小说中的狂人镇与其他地方一样，不仅封闭，而且开展了“杀人活动”。镇上的人不仅对杀人的事失去了恐惧感，而且形成了一种特有的狂欢，至于那些被杀的人是否被冤，没人过问，大家都“露出迫不及待想要早早看到”“犯人”“被炸得四分五裂的样子”。由此可见，狂人镇上的人们已经完全兽化了，竟从同类的惨死中取乐。从某种意义上，狂人镇的人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行尸走肉。《少年》的主人公李郁等人虽然都是文人，但是与《诗人与丧尸》中的李徵一样，在这个欲望膨胀、肉欲泛滥的时代沦落了，同样没有思想和灵魂。《幽冥》中县城里的人们，没有是非概念，附和于权力，对于老邓的被害无动于衷，也无异于行尸走肉。一个世界如果为行尸走肉所占领和覆盖，一个社会如果迷失了灵魂，失去了应有的精神，那么，这个世界、这个社会不仅十分可怕，而且必将在衰败中走向灭亡。
对于人的主体性的丧失的叙述应该说是谭越森小说创作的核心母题，而这一母题所呈现出的则是反乌托邦的写作，是对现代社会中人的哲学透视，体现了作家博大的悲悯情怀。就《收藏家》中的人物来说，基本上分为两类：一类是边缘人，或者说是被遗弃者；另一类则是清醒者，或者说是异类。前者以李徵（《诗人与丧尸》）、袁未寐（《背负沉睡的人》）、白路（《劫匪》）、李郁（《少年》）、蔡绍振（《死手怪谈》）、“我”（《汽车公墓》）等为代表，他们基本生活在社会底层，很难为社会所关注，或者没有融入社会，行走在社会的边缘，是一群非常可怜而又可悲的人。后者以李游（即《雪一样不存在的城市》中的叙述人“我”）、汪小美、袁悄（《雪一样不存在的城市》)、老邓（《幽冥》）、苗可馨（《提线娃娃》）等为代表，他们作为这个世界的第三只眼，作家通过他们的眼睛让我们透过现实的迷雾，看到了这个社会奥秘、怪诞与荒谬，他们或者思考、或者探寻，或者直言，或者冷静观察，在一定程度上寄托着作家的某种希望，表现出作家的某些思考，给予着作家的同情与怜惜。作为21世纪特殊时代的深刻隐喻，谭越森的小说留给我们的不仅是悲悯的情怀，而且启发我们深刻地思考，人类社会为什么在21世纪会变成这个样子！
《收藏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