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写不好字的经学大师：曹元弼

光绪二十一年，农历为乙未年，西历则是公元1895年。

本年恰逢春闱，全国各地的举子们云集京师，参加会试。要在往常，京城的春天会因此而热闹非凡。不过这次光景大不寻常。前一年朝廷与日本开战，节节溃败，到这年春天，威海卫陷落，北京城陷入恐慌，甚至有人提出迁都避难。接着，日本提出的和约条款传至京城，屈辱感弥漫于年轻的举人们中间，他们联名上书，要求朝廷拒绝和约。对大清国的读书人来说，像这样团结起来发声，还是头一遭儿。

尽管如此，会试和殿试还是照常进行。五月，参加完殿试的进士们按照惯例，要参加“朝考”，以决定他们被授予何等官职。朝考发榜后，有御史参奏“阅卷不公”，并举证说，有一名叫曹元弼的考生，字迹模糊，却获得二等的成绩，不合规矩。原来，清朝科举，不但考文章，还要看书法，考生要写“墨乌黑，字方整，笔光润” 的“馆阁体”，才算合格。军机大臣翁同龢随即上奏，说这位曹元弼“虽写不成字，实大江以南通经博览之士”，获得二等，实至名归。结果，曹元弼的成绩还是被降为第三等，仅仅被授予内阁中书这一小官。翁同龢遂感慨道：“经生安能与时流争笔画之工哉！”

这位曹元弼何许人也？如何能年纪轻轻就获得“通经博览”之名？

曹元弼出身于苏州泰伯庙桥下塘曹家。曹家素精岐黄之术，出了很多名医。古语云“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儒道与医道本相通。在这个家庭里，曹元弼很小就受到儒学的熏染。三岁，由祖父开蒙。四岁，由父亲教《四书》，并开始读经。十三岁时，受学于舅舅倪涛。这位舅舅“讲解精详，于经传辞气脉络纤微必辨，神与古会”，对曹元弼的影响尤大。曹元弼十七岁时读《毛诗注疏》，留意于郑玄的《毛诗传笺》，又读郑玄传记，更为其人格所折服。他一生为学以郑玄为宗，发轫于此。第二年，曹元弼又体会到郑玄乃以礼笺《诗》，郑学的根基在礼学，遂转而治三礼。他反复推求贾公彦《仪礼注疏》与胡培翚《仪礼正义》，校补贾疏讹脱，订正胡氏之误，撰成《礼经校释》二十二卷。此书刻成于光绪十八年（1892），立即为江南学者们传诵。此时曹元弼年方二十六岁，已被大学者李慈铭推许为“高密功臣”。少年成名，无怪乎数年后翁同龢对曹元弼会有“经生”之誉了。而曹元弼读书极为勤勉，据其日记所载，每日读书常常自朝至暮，不加间歇，视力遂越来越差。时人描述他是“双目短视，咫尺不辨”，写不好字也是情有可原。

曹元弼像，苏文绘，收于《吴中先贤谱》

朝考之后，曹元弼并未屈就内阁中书，而是回到了家乡苏州。其时，张之洞正在南京署理两江总督，曹元弼遂赴南京谒见张氏。这次谒见将改变曹元弼的命运，使这位“经生”卷入清末维新派与保守派的争论当中。光绪二十三年（1897），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在武昌办两湖书院，聘曹元弼为经学总教。不过，曹元弼在张之洞幕中最大的贡献不是教书，而是撰书。光绪二十四年（1898），康有为等维新派炙手可热，张之洞则与之划清界限，撰《劝学篇》，倡导“中体西用”说。与“中体西用”说相应，张之洞的教育方略，亦是先使年轻人通晓中学大略，再进而研习西学。但是，作为中学核心的经学，素以“繁难无用”被人诟病。因此，张之洞主张，理想的经学教科书应该“损之又损，义主救世，以致用当务为贵，不以殚见洽闻为贤”。他据此制定了体例，并委托曹元弼为每种经典撰一专书，组成一套经学教科书，名为“十四经学”。如曹元弼所述：

文襄师以世道衰微，人心陷溺，邪说横行，败纲斁伦，作《劝学篇》以拯人心。内有《守约》一章，立治经提要钩玄之法，约以明例、要旨、图表、会通、解纷、阙疑、流别七目， 冀事少功多，人人有经义数千条在心，则终身可无离经叛道之患。属元弼依类撰集“十四经学”。

曹元弼与张之洞一样厌恶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说，同时又感念张之洞的国士之知，遂辞去教职，专力撰写“十四经学”。今天我们能看到，张之洞的设想与曹元弼的经学造诣相结合，产生了怎样奇妙的效果。“十四经学”完全撰成者，有《周易学》《礼经学》《孝经学》，三书均要言不烦，体大思精。它们未能如张之洞所愿，阻止西学全面压倒中学，但是，对于研习经学的人来说，至今仍是极好的入门书。如《孝经学》，不仅对《孝经》之义旨、体例、版本等有精当的概述，对《孝经》学史上的公案也有精彩的裁断。比如，《孝经》郑玄注是否真为郑玄所作，自南北朝陆澄、唐代刘知幾以来，一直有人质疑，未有定论。曹元弼在《孝经学》“流别”篇中，一口气列举数条证据，证明此注确实出自郑玄，令人击节。后来，民国年间编《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学者伦明为《孝经学》写提要，也特别提到：“其证郑注确为康成作最详，可息群疑。”

苏州图书馆藏《孝经学》稿本书影

清朝灭亡后，曹元弼喟叹“天降大戾，中原陆沉”，以遗民自居，遁世著书。他中止了“十四经学”的写作，转而致力于笺释群经郑注，用意似在抉发经典原义，挽救世运。而诸经之中，他特别致意于《孝经》。一方面，曹元弼本人性情至孝，以庄诵《孝经》为日课。另一方面，郑玄有语：“孔子以六艺题目不同，指意殊别，恐道离散，后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经》以总会之。”曹元弼服膺郑玄，故亦将《孝经》作为群经之枢要。民国二十三年（1934），他撰成《孝经郑氏注笺释》。同类的著作，清末大儒皮锡瑞有《孝经郑注疏》，曹元弼《笺释》虽后出，却极具特色。比如：《孝经》郑注早已散佚，《笺释》以严可均辑本为郑注底本，但是《经典释文》中记录了不少郑注残句残字，无法成句，曹元弼“深求其意，援据旧训，补缀成文”。也就是说，他是凭借惊人的腹笥与对《孝经》义理的理解，参考郑玄其他经注，补全了这些残句残字，此种做法恐怕前无古人。另外，曹元弼崇敬清儒陈澧，曾有诗句“儒宗近数陈兰圃，家训远师朱柏庐”，而《笺释》也确实继承了陈澧“汉宋兼采”之学风。它以郑玄为宗，却不拘于汉人经说，而是广引宋、明诸儒之说，在方法上也是义理申说与文字训诂相辅相成，兼得其美。再如，据陈壁生先生说，皮锡瑞《孝经郑注疏》多从今文经说，曹元弼《笺释》则“不强分今古文”，超越门户之见，更为通贯宏阔。

苏州图书馆藏《孝经郑氏注笺释》稿本书影

与《孝经郑氏注笺释》同时撰成的，还有《孝经校释》一书。据曹元弼说，此书的体例是效法乾嘉间经学家刘文淇的《左传旧疏考正》：  

刘孟瞻《左传旧疏考正》至为精核，各经疏皆以此法读之，则尽善矣。余撰《礼经校释》，推贾氏增损黄、李之迹，略启其端。《孝经校释》将元疏邢校，旧文新意，一一厘剔，即此意。

隋代刘炫撰《春秋述义》，后来唐代孔颖达为《左传》作《正义》，多袭取刘说，而掩去其名。刘文淇“寻其脉络，较其从违”，将刘说与孔说一一分疏，使其粲然分明。《孝经》情况类似，唐代有元行冲疏，到了宋代，邢昺对元行冲疏校订增益，成一新疏。但元疏亦隐没于邢疏中，难以分判。曹元弼在《孝经校释》中分判元疏与邢疏，又将二疏所引前人旧义之来源一一钩稽出来。亦可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乾嘉治经方法在民国年间一次奇特的回光返照了。

曹元弼晚年境况不佳，“忧伤憔悴，晚更穷乏”，曾数次在日记中表达要蓄养精力，减少著书应事，但实际上仍是笔耕不辍。民国三十年（1941）， 曹元弼已七十五岁，又撰成《孝经集注》，此书系为帮助普通民众阅读《孝经》而作。它效仿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体例，采择郑玄以下百家注释，及曹元弼自己的心得，熔为一炉，语言质直平实，“务使教者易讲，学者易明……聊备家塾课读而已”。有感于乱世之中民众的痛苦，曹元弼在此书中不厌其烦地用《孝经》中“爱”、“敬”的精神感化民众：“以圣人之元气感发斯人同具之良心，庶几生机洋溢，杀运自消。”因为他相信“匹夫之贱，有转移造化之权”。或许善良的有些迂腐，却很难让人怀疑其真诚。

复旦大学图书馆藏《孝经集注》抄本书影

曹元弼于1953年去世。在漫长的后半生中，他一直隐居于历史的潮流之外。读他的日记，基本只有三种内容：读书，著书，克己修身，简约严刻之极。使人仿佛看到这位拖着小辫儿的老经生在姑苏城的老宅里正襟危坐、向助手口授著述的样子。后来，他的弟子王欣夫总结老师一生的成就说：“著书二百余卷，总三百余万言。”然而曹元弼本人在晚年的日记中却写道：“藏书万卷，读书万卷，著书万卷，皆糟粕耳。博学反约，守约施博，所读之书，精融形释，神明自得，与道为一。”他追求的这种境界本身，也是值得我们去体味一番的。

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21年5月出版《曹元弼孝经学著作四种》，收入《孝经学》《孝经郑氏注笺释》《孝经校释》《孝经集注》， 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刘增光博士整理。其中，《孝经学》底本采用宣统元年刻本，《孝经校释》和《孝经郑氏注笺释》采用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部藏1935年刻本，《孝经集释》采用复旦大学图书馆藏王欣夫抱蜀庐抄本。均为刊刻时间较晚，相对成熟和完整的版本。此为四书首次结集出版，可反映曹元弼《孝经》学之全貌。

《曹元弼孝经学著作四种》

曹元弼 撰，刘增光整理

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5月出版

ISBN：978-7-5325-9997-4

定价：78.00元

上海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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