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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昌斌:吃派饭

辛庄课堂 2023-08-27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世相观望 Author 宋昌斌


黄土地上望星空

窑洞文化撞击企业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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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吃派饭》,作者:李二保




小时候,村里来了公家人时,就会到家中吃派饭。

留在我最早记忆中的,是20世纪60年代的社教工作队员吃派饭。

当时我们村有十几户人家,来了四五个工作队员。因为有男有女,村里就腾出两眼窑洞,让他们住。

吃饭呢,则由每家轮流管。

说是每家轮流,其实不是每家。家庭成分高的,孤独无人做饭的,就不会给派饭。

每当轮到我家管饭时,头天母亲就开始忙碌起来,策划和准备饭菜。第二天早上,将我们早早叫起来,收拾窑洞,然后让我去请公家人来。



我从家中出来,沿着村里半山坡上的小道,走到公家人的住地,在窑门上敲几声,说:吃饭了!

因为我不知该怎么称呼,只好省略主语,直奔主题。好在人家见我是个小孩子,也不见怪,就起身跟着我到家中来。

一到家中,母亲就赶忙让客人上炕。炕上已铺上了羊毛毡,公家人上炕后,盘腿而坐。只有一个年轻的大学生,估计不是陕北人,不会盘腿坐,母亲就让他坐在炕沿边,双腿搭在炕栏下。后来不久,这位大学生也学会盘腿坐炕,不再享受特殊待遇了。

客人上炕坐好后,母亲在炕中间放好锅圈,然后将一锅冒着热气的大烩菜端上炕。接着用一个托盘将碗筷和各色调料端上来,让客人自己动手从锅里舀菜。然后用一个筛子,将白面馒头呈上,说:趁热吃!

这时的父亲,一直坐在炕上陪客人。他虽是农民,但年轻时曾走南闯北,见多识广,能和公家人对话。人家也趁机从他嘴里了解情况,吃饭工作两不误。

姐姐这时在地下帮着母亲操持。我和哥哥则在门外溜达。因为窑洞炕小,坐不下太多人。何况待客时,小孩不能上炕。

等人家吃完饭,起身出门后,我们才进入窑洞,或上炕,或就在地下,享受残汤剩羮。因为在陕北,要吃白面馍,除非是过年,或者村里谁家过大事。



正因为如此,我是希望常有公家人来吃派饭。我知道家中好客,就是自己吃糠咽菜,也要把公家人管待好。我当时年龄最小,只要有剩下的,那一定首先进我的嘴。

其实不光是我家好客,陕北人大都如此。或者说,越穷越大方。何况,当时生产队给管饭的家庭是有补偿的。有时是按人数记工分,有时是补粮食,到年底时一并结算。有的家庭实在困难,还可由生产队预支粮食,而且通常都是细粮。

当时的工作队员,每天饭后,每人还会给管饭的家庭放下一斤粮票和三四毛钱。这样,管饭的家庭就等于有了双份补偿。只是有的生产队规定,凡公家人已给粮票和钱的,队里不再补贴工分或粮食。

即使这样,人们还是愿意给公家人管饭。这不仅是个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政治待遇。那些成份高的家庭,比如地主和富农想管饭还轮不上呢!

当时村里小孩们一起玩,常常会说,我家今天管饭,吃的是白面馍馍;我家管饭,吃的是荞面饸饹。而那些没有资格管饭家庭的孩子,往往会既羡慕,又失落,感觉低人一等。

当个公家人,能吃上派饭,是我少年时的梦想!




20世纪70年代参加工作后,梦想成真了。

那时省地县乡都要抽调干部,组成工作队和工作组,到农村进行基本路线教育。大约有两年时间,我先后到关中和陕北农村,当工作队员。

延安小沟村饲养室,工作队员居住地


下去前,大家先要到银行和粮食部门,兑换零钱和小额粮票。起初每人每天吃完派饭后,给人家留下一斤粮票三毛钱,后来改为四毛钱。如果是一顿饭,就给一两毛钱,三四两粮票。我那时每月工资是34.5元,口粮30斤。年纪大一点的,也就是四五十元,口粮一样。



那时干部下乡,是要与群众实行“三同”的,即同吃、同住、同劳动。而同吃,就是吃派饭。

我第一次吃派饭,是在长安县的赤兰桥大队。

这是个典型的关中堡子,一个堡子是一个大队,下面有6个小队。每个小队大约有三四十户人家,我们几个工作队员,分别到几个小队吃派饭。一个月左右轮一遍,然后再变换小队,这样便于了解全村情况。

我虽然出身农家,对农村和农民并不陌生,但那是陕北,而这里是关中,风俗和饮食习惯不完全一样。

记得那天是男主人来到工作队员住地请我。他大概有四五十岁的样子,长得五大三粗,典型的关中汉子。一见面就说,你是省里下来的干部吧!走,跟我去咥饭!我忙起身,跟着到他家中。只见屋子地下摆着个小方桌,桌上几样小菜,一个饭盆,里面是冒热气的玉米籽稀饭,旁边一个洋瓷盆里,是几块白面烙的锅盔。他爱人见我进来,忙招呼入座,并给我舀了一碗玉米籽稀饭,又从瓷盆里拿起一块锅盔递到我手里,说,没啥好的,家常便饭,你要吃饱哟!



我知道,关中的家常便饭,就是陕北的年茶饭!

我注意到,他家的三个孩子,与我吃的饭是一样的。

这与陕北的情况有些不同。当年村上多数人家,在管派饭时,是要做两样饭的。给公家人吃好的。公家人走后,自己再吃另一样的饭。有时,家中小孩不懂事,老盯着干部的碗,嘴里流口水。有的干部懂得农村情况,会吃到半饱时,就把碗放下,说饱了。待干部走后,小孩就有机会吃口好饭了。

也有的干部不忍心吃两样饭,一进门就揭锅盖,拿起碗筷吃粗粮酸菜。但这样做,会使主人很尴尬。

后来在延安县(今宝塔区)的小沟村时,也曾遇到两样饭的情况。但我们通常采取第一种做法,即装作不知情,少吃一点,尽量给小孩和老人留一点,又不使主人难堪。

行走在延安小沟村山峁上,走在前头的是作者。




小时光知道吃派饭有面子,吃得好。到自己也吃派饭时,才发现吃派饭也会犯难。

当时的农村普遍贫穷,一到冬天,大都只吃两顿饭。早晨起来,你得同大伙一起去干活,直到上午十点左右才能吃第一顿饭。之后又得去干活,到下午五点左右才能吃上第二顿饭。有的人家,晚饭做得迟,有时要等到七八点才吃得上。而且晚上通常吃稀的,关中叫“喝汤”,喝的是面糊汤;陕北叫“喝米汤”,喝的是小米稀饭,很难填饱肚子。有的工作队员就买些饼干面包之类,饿了时偷偷吃一点。



一个村里的人家,除了贫富略有差异外,就是卫生情况和饭菜味道的不同。有的讲卫生,屋里屋外,窑洞上下,拾掇得干干净净,饭菜也可口。特别是那些有人在外边工作的家庭,更懂得如何招待人,使你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而有的家庭,无论卫生和饭菜情况,就有些那个了。一进家门,炕上炕下都是杂物,鸡狗入门,还能跳上炕,令你无法立足。最尴尬的是,女主人怀里抱着个正在拉屎的孩子,一只手给小孩擦屁股,另一只手拿个苹果,在衣襟上一擦,就递了过来,说,这是刚下来的苹果,你吃一个!你愣在那里,不知道接还是不接,吃还是不吃!

有人以为,这可能与家庭的贫富有关。但据我观察和体验,并非如此。同样是贫困家庭,有的就很讲究卫生和饭菜品位。同样是蒸玉米面窝头,人家蒸出来的就松软可口,而有些人家做的像石头,还酸得倒牙。



在吃头遍派饭时,你不知情况。但轮到第二遍时,心里有了底。快到不讲究的那家时,就直发愁。不去吃吧,不行;去吃吧,难受。有时,可找个外出的理由,隔过去。因为当几个工作队员同时到一家时,你不去,他们得去,等你回来后,这家就算过了。

如果是你一个人轮吃,就只好“吃二遍苦”了。唯一的办法,就是装作身体不舒服,一天少吃一顿。这也算过了。

有的生产队长有经验,在派饭时会有意无意错过这类人家。理由要能说得过去,不能使人家有受歧视的感觉。

虽然那时普遍不富裕,但有的人家会过日子,加之有自留地,只要经营得好,生活就过得好些。

在延安时,就有那么一家,每到他家吃饭,总会给你变个花样,比如饸饹,揪面片,摊黄,抿尖,荞面搅团,凉粉,煎饼……,其中不少是粗粮细做,真是可口!

陕北有句话,叫“好吃难消化”。那意思,不光是说饭菜不好消化,而是吃了人家的好饭,就得给人家排忧解难。  

我就遇到过这种情况。

一天,村干部给我反映,有的人经常偷偷出去卖豆芽!刚才又去了!我一问,犯事的正是很会过日子、饭菜也很讲究的那家。

这在如今根本不算个事,甚至要当作勤劳致富的榜样。但在那个年代,却属于典型的“资本主义尾巴”,要割掉!那家的成份是上中农,虽然属于团结对象,也有给工作队员管饭的资格,但毕竟成份高了些,与属于专政对象的富农,就差那么一点点。

听到这个反映,我作难了。村干部说他亲眼看见那家婆姨提着个盖了黑布的篮子出村了,赶紧派人去肯定能追上!

我对他说,这事重大,我得给工作组长汇报。本想拖延一下,不料村干部说,组长就在隔壁,咱俩一块去汇报!

组长听了后说,那派谁去好呢?

村干部说,再去找人就来不及了,干脆让我去吧!

组长不好再说什么。我想了一下说,我俩一起去!

他走得飞快,我在后面跟着。出了村口小路,快上村外大道时,追上了那个妇女。

村干部拦住她说,你做甚去?她有些紧张,说,不做甚!

我趁机训斥她说,生产队这么忙,你还提着个篮篮胡串!

她是个聪明人,从我的话中听出了意思。

村干部夺过篮子,揭开黑布,指着豆芽说,这是什么?她镇静下来说,我这几天发的豆芽!村干部问,你提着豆芽到哪去?她说,走亲戚。又问哪里有你的亲戚?她用手指了指前边拐过弯的一个村子说,娃她姨就在那里!

村干部有些尴尬,他明白这个妇女说的不是真话,但也知道人家在前村是有门子亲戚!

我见此情形,又大声喝斥道:农忙不要走亲戚!娃她姨家又不缺你那几根豆芽,赶紧跟我们回去!

此事就这样不了了之。

公社工作队员合影




到了20世纪90年代,我又有一次吃派饭的机会。

当时在农村进行结为“四教育”,即路线教育、文化教育、科技教育、法制教育。我当时已是省政府研究室的副主任,被派到商洛地区的洛南县当工作队长。

洛南属陕南地区,在地理上却又属黄河流域。这在整个陕南三个地区中是唯一的。但当地农村的风俗习惯包括饮食,还是陕南味更多些。



因为是工作队长,我被安排在县城招待所住,除负责全县教育活动外,主抓城关镇。我本想在镇里吃派饭,但当地领导说不好安排,再者人家也不大欢迎干部到家里去吃饭。

后来我发现,那些县里和乡里抽调的工作队员,也很少有吃派饭的。有的在乡政府上灶,有的在村里相对固定一两家吃。那些离家近的当地干部,干脆回家吃。

下乡干部是有伙食补贴的,无论在那里吃饭,都应该交伙食费。我在县招待所就坚持按规定交,人家不要,直到我变脸了,才勉强接收。虽然我知道,那点伙食费与实际吃喝费用相比,实在有些少。

我问那些下派干部,是不是按规定交费。回答是肯定的。但私下了解时,大都没有交,或者人家不肯收。

当地一些干部和农民说,你们吃几顿饭值几个钱,只要给我们弄个项目来,比什么都强!说得实在一点,你们人来不来都没关系,只要项目和投资能来,就行!

在后来的单位对口帮扶中,我就十分注意跑项目,要资金。帮助村里修路、建桥、打坝等,只要这些事做到位,人去不去,住不住,吃不吃派饭,好像都无所谓。

据了解,进入新世纪的扶贫开发与脱贫攻坚中,包括下派乡村的“第一书记”,真正坚持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也很少。

虽然上级不时检查,但下面总会有应对办法。

这种情况的形成,有多方面原因。

比如:

人们普遍由务虚向务实转变。无论干部还是群众,都注重经济发展和脱贫致富实际成效,而非干部天天到农民家中去吃派饭的形式。

土地承包后,各家自主经营,尤其城镇化加速后,许多村庄成了空壳,使传统的“三同”不好实行了。



生活观和价值观发生变化,吃派饭已被不少人视为落后的做法,比如不符合现代卫生理念,等等。

不可否认,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干部深入农村,与农民实行“三同”,是了解民情民意、解决实际问题、密切干群关系的重要途径,意义不可低估。

即使在当今,如何保持干群之间的“感同身受”,也至关重要。

当然,在新的社会环境和条件下,如何继承和发扬优良作风,需要在实践中探索更加科学有效的途径和方式,并形成制度化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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