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丛浩：毛泽东应对美国核讹诈的战略思维探析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是一部不懈奋斗的历史。这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战胜了无数艰难险阻，化解了无数风险挑战。新中国成立后，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愤图强，始终与威胁我国国家利益的风险挑战作斗争，有力维护了国家主权和安全。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来自美国的核讹诈曾是我国面临的一项重大安全风险挑战，严重威胁了我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国家主权。对此，毛泽东沉着冷静，多措并举，领导我国应对和打破了美国的核讹诈，维护了我国国防安全和主权完整，增强了民族自信，维护了世界和平，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远见卓识和治国安邦之道。研究和学习毛泽东对我国应对和打破美国核讹诈的战略思维，对今天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权益，走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无疑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根据我国面临的安全风险挑战和自身实际条件，有的放矢地作出研制核武器的战略决策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李四光、钱三强、刘杰关于原子能及其利用等问题的汇报，讨论并作出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毛泽东指出，原子能事业“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发展原子能、研制核武器的战略决策，是毛泽东结合我国面临的安全形势、时代环境、自身发展条件等一系列因素后慎重作出的。他在当时以及此后，多次作出了阐释和说明。

首先，新中国成立后的短短数年时间内频繁遭到美国的核讹诈，严重威胁了我国国家安全与主权独立。在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之初，志愿军不断取得胜利，美军为了挽救濒临失败的战局，就叫嚣在朝鲜战场使用核武器。在朝鲜停战谈判期间，美国为了攫取对自身有利的谈判结果，进一步威胁对朝鲜战场和我国大陆地区使用核武器，并进行实战部署，自认为这是促使朝鲜停战的关键。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美国再次以核武器相恐吓。1954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后，美国又一次计划动用核武器干涉我国内政。美国肆无忌惮的核讹诈行为，对我国国家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也是对我国主权的粗暴干涉。对这种局面，我国必须采取有力的措施予以应对。这就要求新中国必须掌握自己的核武器，增强保卫自己的底气与威慑侵略者的能力。这也就是毛泽东指出的，关于核武器，“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第二，核武器成为美国发动军事冒险的重要倚仗和国内反动势力的“救命稻草”。从世界战略版图看，两极格局形成后，由于新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受到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敌视与封锁。从国内安全局势看，盘踞在台湾等东南岛屿的国民党反动派和国内其他地区的残余反革命势力，与境外反华势力频繁勾连，妄图借助外部势力死灰复燃。1953年7月，我国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挫败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势头。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尽管美国在常规武器装备上拥有绝对优势，却未能取得战争胜利。这就促使其将取得军事胜利的最后希望寄托在核武器上。对我国来说，如果能掌握核武器，就可以缩小与敌人在武器装备方面的差距，迫使敌人克制军事冒险的冲动，从而大大削弱敌人直接发动侵略战争的可能性，也能同时震慑国内的反动势力。毛泽东后来指出，核武器的出现推动了国际关系变化，对此有上、中、下三策，“谁也没有原子弹是上策，他们有、我们也有是中策，只有它一个国家有是下策”，“原子弹、氢弹、导弹我们都搞出来了，世界大战就打不成了”。

第三，核武器是高新科学技术的成果，研制核武器则是推动科技创新的动力。没有现代化的工业，就没有现代化的国防。在毛泽东看来，原子弹是现代化建设成果积累的产物。而新中国成立后尚在医治多年战争创伤时，一些世界大国却都已实现了现代化，进入“原子时代”“喷气时代”。我国要改变现代化建设的落后局面，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必须制定明确的发展计划奋起直追。1955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对全党提出:“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研制核武器这类高精尖武器，既属于国防科技范畴，又极为有利于大力带动我国现代科学技术向前发展，带动新的生产部门和新兴学科的建立和不断升级优化，对整个国民经济的长远健康发展十分有益。

第四，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和积累，我国在自然资源勘探、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取得初步发展成果，具备了研制核武器的基本条件。早在抗战末期美国对日本实施核打击时，我们党就已经高度关注核武器问题。1949年北平解放后不久，党中央就从十分紧张的外汇储备中，专门拨款5万美元，以便在国外订购开展原子能科学研究所必要的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后改名原子能研究所)成立，成为我国第一个真正的核科学研究机构。但是从抗战末期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年，我们党都没有正式作出研制核武器的决定，这是因为条件还不成熟。1954年上半年，我国第一次在广西发现了铀矿资源，随后逐步发现了其他有开采价值的矿脉。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我国也有更多的经济力量投入到高新科技研究中。同时，新中国通过积极争取留学生回国、集中国内科研力量、依托高校培养人才等方式，积累了一支原子能科研队伍。加之苏联的援助，使我国具备了开展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基本条件。毛泽东就此指出，“我们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来。解放以来，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第一，从最高领导层面作出集中全国力量加强核武器研制和试验工作的部署。研制原子弹并实现成功爆炸，需要在全国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战线协调配合、集中合力的条件下才能完成。1962年11月，毛泽东在关于成立中央专门委员会加强对原子能工业领导的报告上作出批语:“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在此指示下，我国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十五人专门委员会，进一步加强了对核武器研究试验工作的领导，从而更加高效地集中了一大批既有高度爱国主义精神，又有广博渊深科学技术知识的专家学者，更加便捷地组织协调了全国有关部门和单位之间的大协作，使不同领域、不同地域的力量形成了最大限度的合力，保证了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研制和爆炸。

第二，明确了正确处理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和坚持独立自主之间的关系的原则。毛泽东在作出研制核武器的战略决策时，就极富预见性地提出坚持独立自主与争取外援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苏联的帮助是我国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有利条件，但“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毛泽东后来还指出，除了苏联的帮助，“我们还要想些别的办法，主要靠我们自己动脑筋来搞”。之所以更加注重独立自主的“苦功夫”，是因为依靠外部力量保障国家安全是很危险的。事关国家安全的国防尖端技术，别人不会无条件赠予;如果给了，也会受到牵制。除了宏观上的原则指导，毛泽东还作出指示，将如何处理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和坚持独立自主之间的关系具体化，坚决纠正不虚心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和迷信外援这两种不良倾向。对某厂是否改动苏联设备工艺的争论，毛泽东作出“先写正楷，后写草书”的指示，意在要求我国科研和生产人员应首先吃透苏联精密复杂设备的科学原理、技术特点和工艺设计，在此基础上再考虑如何改进优化，从而避免了盲目性，保证了该厂以及其他单位的生产沿着科学规律正确稳妥前进。同时，毛泽东也指出，我们既要刻苦虚心学习苏联经验，也要自尊自信，“一定要破除迷信，打倒贾桂!贾桂(即奴才)，是谁也看不起的”。

第三，下定了克服国内困难坚持推进核武器研制项目的决心。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国国民经济陷入困难，国防科工领域自然不能独善其身。同时，由于我国周边局势日趋紧张，而常规武器研发因所需资源受到尖端武器项目影响而进度较慢，可能难以满足迫切的国防需求。加之苏联撕毁对我国的援助协议，撤退援华专家，削弱了我国的科研力量。因此，围绕耗资巨大、时间跨度较长的核武器等尖端武器项目，出现了激烈的“上马”“下马”之争。对这一争论，党中央经过慎重考虑，综合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情况和国防尖端武器科研工作进展，作出按计划继续研发核武器的决定。1962年6月，毛泽东结合国家安全形势变化，进一步强调，“对尖端武器的研究试制工作，仍应抓紧进行，不能放松或下马”。在研制核武器的过程中，碰到困难是不可避免的，关键是碰到困难后如何抉择。对这一问题，毛泽东其实早就有所设想并作出了解答。1956年4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你对原子弹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还是只有几分想，没有十分想呢?”对于研制核武器，毛泽东的决心无疑是很大的。1958年6月，他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明确表态:“原子弹，听说就是那么大一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我们就搞一点。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是完全可能的。一年不是抓一次，也不是抓两次，也不是抓四次，而是抓它七八次。”

第四，顶住国际压力作出尽快完成第一次核武器试验。除了国内出现的困难，我国在研制核武器过程中也受到了来自国际方面的压力。1963年8月，美国、英国、苏联共同签订《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的条约》，但不禁止地下核试验，意在阻挡其他国家掌握核武器技术，而使已拥有核武器的三国可以继续通过地下核试验改进和发展核武器。美国代表曾公然声称要用此协议“阻止中国获得核能力”。除了无理的政治压力，在我国基本具备首次核试验能力时，美国还计划对我国的核设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以军事手段阻止我国获得核武器技术。为此，中央专委提出了两个试验进度方案，一是早试，即完成设计制造后立刻试验，二是晚试，即根据三线建设情况推迟试验。毛泽东经过反复权衡，认为“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要早响”，从而促使党中央作出了“早试”的决断。

第一，高度重视对核武器的防御问题。新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战略。在这一前提下，要应对和打破核讹诈乃至打赢核战争，就意味着必须在面对侵略战争时承受住敌人的第一击。这就要求把对核武器的防御问题高度重视起来。关于进攻和防御的关系，毛泽东以辩证的观点明确指出:“世界上的事情，总是一物降一物，有一个东西进攻，也有一个东西降它。”也就是说，有进攻就有防御，进攻和防御各有长短，在一定条件下二者还可以相互转化。毛泽东结合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从战略角度指出，两次战争“都是防御者胜利，进攻者失败”。但是，胜利不是自然而然或轻易就能取得的，只有积极行动，提前部署有针对性和有效的防御，才能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对于核打击，如果预先做好防御，是可以大大减轻其造成的损害的。因此，毛泽东指出，“战争历来都需要攻防两手”，既然在进攻武器方面，“比原子弹的数量我们比不赢人家”，那么必须“要注意防御问题的研究”，“我们准备做一些蠢事，要搞地下工厂、地下铁道，逐年地搞”。

第二，提前部署后方建设，做好应对核战争的长期准备。核武器的特点是适于打击高价值目标集中的区域。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工业设施大都集中于东北、沿海等少数地区，毛泽东曾担心敌人用10颗原子弹就可以摧毁我国的工业中心，严重破坏我国工业骨干力量。因此，利用我国自然地理面貌、大纵深国土空间，分散布置工业设施和人力资源，是应对核战争的必要手段。20世纪60年代中期，毛泽东着眼以战略防御应对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布局，提出实施三线建设的设想，力求建设巩固的战争大后方。党中央据此作出了开展三线建设、加强备战的重大战略部署。毛泽东指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的”，通过三线建设，“把钢铁、国防、机械、化工、石油基地和铁路都搞起来了，那时打起来就不怕了”。除了在战时发挥作用外，以三线建设做好战争准备，也能充分表明我国捍卫国家安全和主权的坚定立场，使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认识到核武器既不能动摇中国人民的决心和意志，又不能充分破坏中国的国家建设，促使其知难而退。因此，做好防御，并非是准备被动挨打，而是争取和掌握战略主动权的一种方式。

第三，灵活运用手中已有的常规武器。拥有核武器虽然是彻底打破核讹诈的有效方式，但敌人不会等待我们一切准备就绪才发动进攻。事实上，正是由于我国没有掌握核武器技术，美国才会有恃无恐、肆无忌惮地对我国频繁施以核讹诈。毛泽东就这种情况指出:“我们现在只有手榴弹跟山药蛋。氢弹、原子弹的战争当然是可怕的，是要死人的，因此我们反对打。但这个决定权不操在我们手中，帝国主义一定要打，那么我们就得准备一切，要打就打。”也就是说，即便没有核武器，面对侵略，中国人民也绝不会坐以待毙或束手投降，而是会根据自身实际，开动脑筋，扬长避短，在可能发生的反侵略战争中利用天时、地利、人和，将手榴弹等手中可用的常规武器的最大效能发挥出来。当然也要看到，常规武器和核武器一样，都不能包打天下，二者各有优缺点，不能相互否定和替代。但总体上看，以常规武器应对核武器是以弱敌强的不对称举措。1957年5月，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就指出:“我们军队现有的这些武器，对付原子弹是没有办法的。所以要提高武器的质量，减少人数。”1961年9月，毛泽东结合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又指出:“美国军队是有战斗力的，它的武器好。但是，只要不打原子弹、氢弹，打常规武器，我们是有办法对付的。”从中可以看出，如果美国使用核武器，会对我们的军事行动制造较大障碍和不利影响;如果我们只拥有常规武器，也缺乏有效的、对等的反制手段。

之所以“有一点怕”，是因为只要是战争，就会造成人民生命财产损失，也会给我国现代化建设增加更多曲折，核战争尤其如此。毛泽东指出，从最终会被消灭的角度说，原子弹无疑是纸老虎，但“真打起来会死人的”，因此应尽量避免。对核武器的威力及其在军事领域发挥的作用，毛泽东早有关注。1946年8月，毛泽东在谈话中就曾指出，就其威力本身来说，“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到苏联访问期间，观看了苏联进行原子弹试验的纪录影片，留下了深刻印象。可见，毛泽东对核武器的军事价值，有着直观、充分的认识。除了本身的威力外，核武器的出现还创造了核战争这一新的战争形式，改变了以往的常规战争形态。如何打好核战争以及核战争背景下的常规战争，对各国武装力量都是全新课题。我国由于在武器装备方面长期处于落后水平，这一挑战尤其严峻。1954年10月，毛泽东在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讲话时坦承:“原子武器出现以后，军队的战略战术和装备都有很大的变化，而在这一方面我们一点都不懂。”因此，单纯从核武器的巨大杀伤力和我国一度缺乏应对核战争的能力着眼，对核武器、核战争“有一点怕”是一种符合实际的态度。

毛泽东虽然指出“怕”的一面，但他所说的“怕”只是“有一点怕，不十分怕”。毛泽东强调更多的还是“对帝国主义不要怕”，面对核讹诈时更是如此。这是因为毛泽东不是孤立地以军事观点评判核武器，而是以联系的观点和全面、宏阔的视角看待这一问题。他明确提出“不怕”，不是信口开河或者虚张声势，不是基于盲目自大或者无知之勇。恰恰相反，这一态度是建立在周密细致的分析之上。

第一，立足核武器的特点及其对现实世界的影响，敏锐地指出核武器的有限性。在毛泽东看来，核武器的实用意义很有限，是一根挥不出去的大棒。他指出:“原子弹的诞生，也就结束了它的生命”，“它在广岛上空的大爆炸已炸毁了它自己。它的收效也就是它的死亡，因为全世界的人民都反对它”，因而注定只能作为吓人的“纸老虎”而存在。毛泽东以此说明，物极必反，恰恰由于威力过于巨大，使核武器丧失了应用的可能。在此基础上，毛泽东进一步阐释了核武器出现后的战争问题，认为核武器“这个东西是不会用的，越造得多，核战争就越打不起来。要打还是用常规武器打”。同时，他也指出，如果核武器被投入使用，那么与人类历史上发生过的战争相比，核战争“除了杀伤的人数增多以外，没有根本的不同”。也就是说，核武器虽然在威力上达到了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水平，但依旧不能彻底毁灭一切。如果不幸爆发核战争，“中国人是会永远存在的”，“人类总是要找出路的”。当然，最好的情况还是不打仗，“根本不要打核战争”。

第二，结合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指出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非武器。武器装备可以影响战场上的交战方式，但不能完全决定战争的胜败，更不是左右历史走向的决定性力量。抗战胜利前夜，毛泽东结合美国动用原子弹和苏联出兵打击日军指出，“原子弹能不能解决战争?不能。原子弹不能使日本投降。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是空的”。他针对一些人迷信原子弹、惧怕原子弹的思想，提出反对“唯武器论”和“单纯军事观点”，而且提出针对这一类思想“要像打扫灰尘一样，常常扫除”。为此，毛泽东曾严肃批评《解放日报》不加分析地照搬西方国家对原子弹的报道，片面地夸大了原子弹的威力和作用。那么，什么因素才是决定战争胜败、影响历史走向的决定性力量?毛泽东指出:“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面对国民党政府遗留的烂摊子和一穷二白的工农业基础，新中国与帝国主义国家在科技、军工等领域开展量化比较，无疑处于下风。但是，新中国也有优势，那就是已经建立了人民政权，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为广大人民释放潜在力量创造了条件。同时，为了维护来之不易的独立自由，中国人民也必将焕发出无限的力量。毛泽东强调:“人心就是力量。”以人心向背来衡量，中国人民的力量是不容小觑的。美国等帝国主义者不相信也不理解这一点。他们迷信核武器，“认为原子弹是现代战争一种无法抵御的力量”，认为人民战争、反对唯武器论等观点只是关于战争的“教条主义观点”。对此，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指出，“决定战争胜负的还是人”。不管是什么样的武器，其性能是相对固定的，但实际运用它们后产生的结果却千差万别。之所以如此，是由于武器所能发挥作用的上限和下限，取决于它们掌握在谁的手里，能不能运用，何时运用，何地运用，如何运用，等等。能完成这一切的，不是武器自身，而是人。在美国等帝国主义者那里，核武器被看作无所不能的“法宝”，但毛泽东认为，“帝国主义拿来吓唬我们的原子弹和氢弹，也没有什么可怕”，“只要依靠人民，世界上就没有攻不破的‘法宝’”。帝国主义国家虽然“钢铁多、钱多、原子弹多”，但“这些东西的作用，是不会超过人民的力量的”。因此，“美帝国主义手里的原子弹、氢弹，是吓不倒一切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的”。

第三，客观地权衡利弊，指出“不怕”更加有利于广泛动员和凝聚人民力量。由于武器装备的不平衡性，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核讹诈是单向的。中国人民爱好和平，反对战争，尤其反对核战争，但是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打核战争“这个决定权不操在我们手中”。对于强加于我们的战争，“怕”与“不怕”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精神状态。毛泽东十分重视引导人民以何种精神状态面对战争，提出“怕”好还是“不怕”好这一问题。他客观比较了两种不同的精神状态和产生的结果，指出，“你越是害怕，战争也许还会来得早一些”，“是它先打，它打原子弹，这个时候，怕，它也打，不怕，它也打。既然是怕也打，不怕也打，二者选哪一个呢?还是怕好，还是不怕好?每天总是怕，在干部和人民里头不鼓起一点劲，这是很危险的”。如果未战先怯，会大大降低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滋生悲观主义、失败投降情绪，对团结领导广大人民反抗侵略是不利的。与“怕”相比，对战争采取“不怕”的态度，更加有利于凝聚人心，增强人民勇于斗争的决心和敢于胜利的信心，激发人民潜能并转化为实际的物质力量，从而遏制战争、打赢战争。

第四，以底线思维看待核讹诈，大胆预言核战争将灭亡帝国主义。底线思维是毛泽东未雨绸缪，思考如何应对核讹诈的重要思维方法。毛泽东指出:“不论任何工作，我们都要从最坏的可能性来想，来部署”，“先准备好了，就不怕了”。核讹诈的最坏结果是由讹诈升级为战争。不管是实施核讹诈还是发动核战争，帝国主义的如意算盘都是能从中渔利，但是毛泽东恰恰对此持相反的见解。他认为，核战争是不幸的，但从战争的最终结果看，帝国主义发动核战争后，“七打八打，他们灭亡，我们胜利”;从对我国的影响看，“打了再建设”，“可能还建设得好一些”。如此不同寻常的判断，是毛泽东分析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世界历史后作出的结论。他指出:“弱小但是进步的战胜强大但是落后的。”也就是说，帝国主义国家自身由于是落后的、腐朽的因素，所以必然逐步走向衰弱。这是他们的军事技术优势无法逆转的历史趋势。在这一过程中，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必将随着人民的觉醒和斗争发生由强到弱的转化。因此，毛泽东指出，“我们有两条:第一条，坚决反对战争;第二条，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打仗，我们就同它打。把问题这样想透了，就不害怕了”。

毛泽东指出:“世界人民是反对用原子弹杀人的。”他主张团结世界上一切可能的力量共同反对核讹诈和核战争，把这项工作比喻成“筑墙”，提出努力团结更多力量、争取更多支持，“把墙筑高筑厚”。

在应对和打破核讹诈方面，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团结的对象?毛泽东认为，美国人民和中间地带国家都是我们可以争取、团结和联合的对象。他强调，“美国内部也是有矛盾的”，“对美国这样的国家也不是没有文章可做”，要把美国人民和美国的帝国主义分子区分开来，“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他还提出，亚非拉国家要“普遍地保卫和平，反对战争，反对殖民主义，反对战争集团，反对使用原子弹和氢弹”。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毛泽东也认为有团结其力量的可能。比如，尽管日本是美国的盟友，但“日本人民，包括某些政府人士也反对核战争”。毛泽东多次指出，由于美国与中国等国不直接接壤，因而美国若发动战争，必将首先针对“中间地带”，目标是占领处在中间地带的国家，“欺负它们，控制它们的经济，在它们的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最好使这些国家都弱下去”。到了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进一步明确指出中间地带的范围:“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日本也属于第二个中间地带。”

与我国具有不同发展水平、不同历史文化背景，尤其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政治立场的中间地带国家，毛泽东都认为有团结的可能，这是因为他以超越两极对抗的视角，认为“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各有其利益诉求。毛泽东结合世界形势的变化指出，“几个大国要控制小国是不行的”，西方国家所谓的团结只是“在美国的控制之下，在原子弹下面要求他的大小伙伴们向美国靠拢，交纳贡物，磕响头称臣”，这“势必走向所谓团结的反面:四分五裂”。因此，毛泽东强调:“在反对美国侵略这一点上，我们有共同点。”由于美国的扩张政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并未也不愿参与美国挑起的冲突，却很可能因美国的军事冒险而被动卷入战争。如20世纪50年代，以美国为主的北约军队的作战计划完全是“建立在使用原子和热核武器”上，但根据模拟计算，“即便是在最好的设想情况下，看来也将会有200万至2000万欧洲人死亡”，这使得一些欧洲国家领导人意识到战术核武器的使用“将不能防卫欧洲，而是要毁掉它”。新中国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认为国家不分大小、强弱一律平等，都有权独立自主地决定自身的内政外交政策。但是，美国以应对苏联为理由，在双方战略核力量趋于平衡后仍然大量扩充核武库，大大增加了对中间地带国家的军事优势，逼迫其向自己靠拢，必然引发包括其盟友在内的中间地带国家的反对。

当前，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方面都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但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还不断面临许多不亚于核讹诈的难关险阻，还存在许多新的“娄山关”“腊子口”。毛泽东在指导我国应对和打破美国核讹诈的过程中，体现出深邃的战略眼光和高超的领导艺术，留下了宝贵的思想智慧，给我们今天以深刻启示。

第一，要审时度势，未雨绸缪，精准决策。在为应对重大风险挑战作出关键决策部署时，要讲究时、度、效的统一，其中首先要强调的就是“时”，也就是时机、时势。符合实际、抓住窗口、提前部署，决策才能正确、精准，为最终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创设良好条件。

第二，要毫不动摇、持之以恒地贯彻执行决策部署。“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将正确的决策部署落实到行动上，并长期坚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会面临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阻力压力。对此，要咬定青山不放松，既要有战胜风险挑战的决心，又要有滴水穿石的恒心，将正确决策部署真正转化为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的实际效能。

第三，要立足实际，多措并举，从不同方面出发争取主动权。任何事物都是在普遍联系中产生、发展、衰落、消亡的，风险挑战也不例外。因此，克服危机、化危为机，决不能束手无策或随波逐流，必须从实际条件出发，既发展“杀手锏”，形成“一招鲜”，又做好多手准备，以便风险挑战无论如何发展变化，都能有效防范化解，从而把发展和安全等重大问题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第四，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对客观实际形成积极的反作用。物质力量只能依靠物质力量加以制约，而精神力量与物质力量相结合，就能迸发出更加强大的效能。我国虽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但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很长一段时间内依旧是一个赶超者。要继续书写两大奇迹新篇章，必须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积极乐观、刚健有为、自信自强的精神，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倍增器作用。

第五，要顺应世界大势，积极在全球范围内争取支持。当前，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但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要牢牢扭住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这些全人类共同价值，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既做好自己的事，又坚持对外开放，发掘共同利益，推动国际合作共赢，为我国发展创设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最好的营养剂。回顾好、总结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对我国应对和打破美国核讹诈的战略指导的历史，传承好、运用好其中蕴含的宝贵经验，不仅有助于更加全面地认识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的伟大历程，而且对于我们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筹发展和安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奋力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同样具有重大意义。

作者简介：赵丛浩，男，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中共党史和领袖人物思想生平

文章来源：《古田干部学院学报》2021年第4期

本次转载来源：湘大毛研中心

本站责编：曹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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