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明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道路引领21世纪社会主义的新发展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近年理论界关注的热点话题，它是对当今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深刻变化的一种揭示。大变局的表现形式包括：国际力量对比呈现出“东升西降”“新升老降”的趋势；作为西方领头羊的美国频频“退群”，国际治理面临重大变局；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思潮”兴起；第四次科技和产业革命蓄势待发等。总体来看，“大变局”并不仅限于国际关系领域，而是覆盖技术、制度、知识、权力等更广泛的领域。本文认为，在这场影响广泛而深刻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科学社会主义也迎来了新的可能和转机，有两个时间节点尤为重要：1917年和2017年。1917年的十月革命开启了社会主义运动的新纪元，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西方的“和平演变”下，多个社会主义国家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先后改旗易帜或发生政治动荡。相比之下，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在与国内外资本主义复辟力量的生死斗争中坚持了下来，而且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2017年，随着党的十九大的召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因此可以说，中国道路正在给科学社会主义带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如何看待中国道路一直是国外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话题，尽管存在杂音，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中所指出的，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上升，国际上对中国道路的议论和研究中也有不少赞扬者。

第一，国外左翼学者对中国道路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赞许。在中国道路的指引下，一个曾经积贫积弱、频遭外敌欺凌的旧中国在较短时期内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引起了国外众多学者的关注。英国伦敦经济政策署前署长罗思义（John Ross）认为，从两点可以论证中国道路完胜“华盛顿共识”：一是经济增长速度，从1978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几乎是世界平均值的6倍；二是脱贫人口的数量，从1981年开始，中国已经让7亿多人摆脱了贫困，占世界脱贫人口的80%以上。相比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国的发展没有建立在海外掠夺和殖民的基础上，考虑到发展基础、人口基数、外部环境等因素，中国能在如此短的时期内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实属不易。

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它也被赋予了更多的世界责任，承载着世界人民更多的期望。美国俄勒冈大学教授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指出，强调资本主义的因素并认为中国必定发展成为一个资本主义社会，这些想法都是错误的。他认为，作为融入全球经济的结果，经济发展使中国变成了全球化的主要动力和倡导者，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工厂”的战略中心，生产出全球消费的商品，成为已经崛起的全球经济的主要大国，许多人期盼它把全球经济从不负责任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所造成的危机中拯救出来。意大利学者洛丽塔·纳波利奥尼（Loretta Napoleoni）也指出：“当今世界，中国无疑是在金融危机狂潮中飘摇的世界经济之舟的船锚，使危机不至于发展为第二次‘大萧条’。”事实上，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发动机，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和健康状况已经深刻影响着全球其他国家。那个曾经孤立于世界经济发展潮流之外的东方国家，现在已然成为世界经济健康与否的风向标。

第二，国外左翼学者关于中国道路成功的原因分析。同样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启改革，为什么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遭遇挫折，而中国却成功了，这引起了国外学者的浓厚兴趣。他们的观点包括：一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成功的关键。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季塔连科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的关键，中国共产党最大范围地团结社会进步力量，扮演着英明的协调者、管理者和先锋者的角色。确实，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也是最大的优势。坚持党的领导有利于避免内讧和分裂，可以集中精力搞建设，一心一意为人民群众谋幸福，这是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能够成绩斐然的组织保障。二是渐进式改革要优于“休克疗法”。皮沃瓦洛娃认为，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的、有序的改革，没有像俄罗斯和东欧某些国家那样采取暴风骤雨式的变革。我们沿着先试点后推广的路线进行改革，可以及时化解风险，避免可能出现的重大风险和损失。三是中国道路是一条和平发展之路。国外有学者指出，中国政府和领导人长期致力于和平发展政策，这一政策深深地根植于持久的中国需要和价值，以及长期相互依存的国际趋势，还有日益增长的全球挑战。人类历史一再重演着“国强必霸，国霸必衰”的悲剧，但日益强大的中国没有进行对外扩张，反而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实力量，这既是其成功的秘诀，也是世界的幸事。中国同情其他落后国家的境遇，坚持合作共赢，不以牺牲他国利益为代价而发展自己，并力所能及地给予落后国家以帮助，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赞许和尊重。

第三，国外左翼学者肯定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性质。改革开放对于中国而言意味着走上了一条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但一些国外人士却污蔑其为一条名义上是社会主义而实则是资本主义的道路。在中美人民友好协会主席大卫·尤因看来，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任何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统理论的分析都会得出这一结论。从唯物史观的观点来看，评价一个国家制度性质的关键指标是所有制关系。在国家政策的鼓励和支持下，中国的非公有制经济日益发展壮大，但其并没有占到支配地位，因此，没有从根本上动摇社会制度的性质。在埃及著名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看来，中国的土地在形式上仍然是国有财产，不允许自由买卖，这是中国还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重要原因。不仅如此，他还认为，中国的出路在于社会主义，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就不可能达到像欧美日那样的发达程度，因为处于中心的发达国家不允许边缘国家挑战它的地位。阿明的观点表明，我们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内才能实现现代化，如果按照西方的制度设定和道路安排，中国可能永远处于被剥削的外围和边缘。

国外左翼学者的赞扬和肯定有利于坚定我们对中国道路的信心。虽然20世纪的社会主义走过许多弯路，甚至有的走向了邪路；但由于中国道路的成功，世界社会主义重燃复兴的希望。如果说苏联是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旗手，那么21世纪社会主义的希望无疑在中国。

第一，中国道路的成功有力地驳斥了“历史终结论”。对马克思主义时代性的考问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理论上能否超越时空的限制而不断推陈出新，进而回答不同时代提出的课题；二是实践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运动、革命和建设能否生机盎然，为人类的解放和美好生活做出特有的贡献。令人遗憾的是，20世纪的苏联模式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革命和建设取得的成就与产生的问题并存，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做出令人信服的回答。随着苏联的解体，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和终结论盛极一时。对此，一些西方左翼学者进行了激烈的辩驳。英国学者戴维·沃克尔（David Walker）指出：“即使共产主义的失败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构建上的瑕疵，也不能掩盖这样的事实——马克思主义思想依然在为当代政治和学术做出贡献，并且很可能在进入21世纪后仍将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和思想的参照点。”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指出：“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无论是单独还是结合起来，都不可能为21世纪的种种问题提供解决的方案。现在又是认真地对待马克思的时候了。”国外左翼学者的辩护是对“历史终结论”的当头棒喝，但理论的批判终究无法替代实践的批判。相比之下，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不仅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党的建设理论、国际关系理论（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生态文明理论等，而且在实践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短短数十年的时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构建起了涵盖全体国民的医疗和养老保障体系，建立起了最有利于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民主政治等。中国道路的成功不仅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它仍然是人类社会走向和谐、幸福和美丽的指导思想，而且也表明，马克思主义没有错，我们不应该将苏东剧变的脏水泼向马克思主义本身。显然，一个开放、充满活力且负责任的社会主义中国，正在改变世界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刻板印象。

第二，中国模式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发展道路。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经验主要来自三个渠道：一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未来社会的勾画；二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有益做法；三是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其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未来社会没有提供详细的蓝图，即使提出的一些建议和举措也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之上的，为落后国家从事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的理论资源较为有限。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宜效仿太多，否则会丧失社会主义自身的属性。因此，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功经验尤为重要。在20世纪，苏联模式引领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潮流，成为其他国家竞相仿效的对象，但它却昙花一现。原因在于，在思想上搞个人崇拜，思维僵化，不思改革，名义上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扼杀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对外关系上，苏联与美国称霸，向世界输出革命，不仅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声誉，也消耗了本国的国力。在经济上，由于采用计划经济，苏联国内企业缺乏创新的动力，劳动生产率较低，主要依赖粗放型经济增长，最终在与发达国家的竞争中败下阵来。在党的建设上，苏联忽视了对党员的理想和廉政教育，党员队伍中的“关键少数”理想信念丧失、贪污腐化，导致苏联共产党失去先进性，丧失了人民群众的信任。最终，苏联共产党葬送了列宁开创的十月革命的胜利成果，苏联的解体也在“很大程度上泯灭了对可能存在非资本主义世界的信仰”。相比苏联模式，中国模式无疑代表着社会主义发展的正确方向，表现为在指导思想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用不断发展的理论指导现实实践，避免思想禁锢，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和与时俱进；在经济领域中，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避免政府过度干预市场带来的低效率、权力寻租等问题，调动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充分释放市场活力，保持经济健康稳定增长；在党的建设上，通过铁腕反腐和思想教育，保持党的先进性，确保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在外交上，坚持“结伴而不结盟”，既不输出革命，也不称霸，尊重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这样既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又为自身发展营造出良好的国际氛围。

第三，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国情的成功结合为中国指明了未来的发展方向。占世界人口近1/5的中国能否找到一条适合本国国情发展的道路，不仅关系到中国的前途命运，也关系到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新自由主义”在苏联解体之后声名鹊起，在世界范围内大行其道，包括社会主义中国也深受其影响。但现实是，前社会主义国家在拥抱“新自由主义”道路后并没有获得期望中的繁荣，反而一直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各项事业蒸蒸日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鸦片战争至今180多年的奋斗史充分表明，中国革命和建设成功的关键在于共产党的领导，而共产党能够带领人民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法宝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可以说，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站起来和富起来的中国；同样，正在走向强国之路的中国，更不能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以来的奋斗史也表明，照搬照抄他国经验根本行不通，中国有自己特殊的文化背景、人口和地理结构、经济发展基础等，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各个时代的中国国情相结合。正如有国外学者指出的那样：“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对中国和世界都很重要。对于中国面临的很多问题，马克思的理论是最好的分析工具。”当前，国内外有些人士诬蔑中国正在走资本主义道路，认为中国将渐进式地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将废除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但党的十九大报告向世人宣告：21世纪中国将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第四，中国道路承载着世界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的希望。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穷其一生寻求将其所创建的理论转化为人类解放的果实，但没有达成夙愿。以苏联为代表的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在20世纪纷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来作为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并在前期取得了令资本主义国家震惊的成就，可惜世纪末的改旗易帜几乎葬送了马克思主义的希望。如今，作为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承载着许多社会主义者的梦想和期望。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哲学系教授罗伯特·韦尔（Robert Ware）就指出：“中国现在对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以及研究马克思学的学者而言尤为重要。与其说社会主义在中国占有支配地位，倒不如说它肩负着重要使命。”中国道路对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意义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将通过自身生动的实践向人们展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早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就提出，用20世纪末期的20年，再加上21世纪的前50年，共70年的时间，努力向世界证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我们要用发展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实践，用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让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认识到，社会主义确实比资本主义好。”另一方面，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为诸多社会主义思潮和流派提供了实践素材。例如，市场社会主义的旗手大卫·施韦卡特就指出：“虽然并非所有的果实都是甜的，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国开始于1978年的市场社会主义试验显著提升了12亿人口中大多数的生活水平，而且在20年的时间里维持了一个世界任何国家都难以望其项背的高增长率。”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表述本身是中性的，它是机遇与挑战并存，时机与风险兼具。目前国内许多学者在开展研究的过程中大多侧重于机遇，尤其是对中国的机遇。但实际上，变局绝非是必然给中国带来巨大利好的定局。社会主义虽已在中国大地生根发芽并焕发出勃勃生机，但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中来看，党建的薄弱、敌对国家的仇视、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等问题都会制约中国道路的持续发展，这些问题也构成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挑战。

第一，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仍然不足。共产党是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代言人，中国道路成败的关键取决于我们党。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仍有不少问题考验着党的执政能力和威信，包括：一是有的党员干部思想堕落，“不信马列信鬼神”。受封建社会余毒的影响，一些官员热衷风水学、相面八卦，喜欢登庙拜佛，结交各路大师。他们不仅对马克思主义著作不感兴趣，而且喜欢嘲讽挖苦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和理论。这些党员有的甚至身居要职，他们的一言一行产生了极坏的负面效应，影响了身边的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二是有的党员干部贪污腐化，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宗旨抛之脑后，只唯权力和金钱。列宁就曾将贪污受贿列为共产党员的三大敌人之一，“只要有贪污受贿这种现象，只要有贪污受贿的可能，就谈不上政治。在这种情况下甚至连搞政治的门径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就无法搞政治，因为一切措施都会落空，不会产生任何结果”。贪污腐化败坏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名声，更危及党的执政地位。三是有的党员干部脱离群众，只唯上级和政绩。一些党员将人民群众视为对立面，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历史唯物主义论断充耳不闻，摆不正自身的位置，官僚习气浓厚，喜欢高高在上、唯我独尊、作威作福，人民群众对之深恶痛绝。

第二，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任重道远。在大变局时代，人民有信仰，国家才有力量，民族才有希望。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的理论，旨在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解放和幸福，理应获得人民群众的好感和支持。但实际情况是，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基础并不乐观。具体而言：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读物相比影视、网络、小说、游戏等而言吸引力不足。其中既有整体社会氛围的影响，因为诸如经典文学著作的受欢迎度也在降低，大众审美更加倾向于快餐式、娱乐性、视觉冲击性的作品。此外，也与马克思主义相关著作的艰涩难读有关，尤其是一些专家学者喜欢遣词造句，导致其作品与人民大众渐行渐远。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受到了过多的“栽赃”。有的人将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非民主归结为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有的人将社会主义国家的环境污染归结为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有的人将一些国家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肃反运动归结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等等。这些都严重破坏了马克思主义的良好声誉，让人民群众“谈马色变”。

第三，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仇视和颠覆。在大变局的时代下，国际上各种反社会主义的力量将竭尽一切可能颠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对此，必须保持高度警惕。我国的官方媒体一直在告诫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要提防西方的“和平演变”，西方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尤其是随着国内外交流的频繁，很多人认为这是政府对苏联解体的过度反应。但是，美国学者大卫·尤因就警告说：“中国没有无限的时间来获得发展。它面临着来自美国的意识形态上的、政治上的和军事上的压力。美国、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支持和资助着反对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其目标是要将中国分裂成一些更小、更易控制和更弱小的国家。”这绝不是危言耸听，现实中西方敌对势力肆意干涉我国内政，唯恐中国不乱，为境内外“台独”“藏独”“疆独”等势力撑腰，试图扰乱中国的复兴进程。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海洋争端中，域外势力偏袒其他国家，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少数敌对国家不遗余力地给中国制造麻烦，根本上源于两点：一是他们不断丑化的社会主义正越来越显示出优越性，相应地，资本主义制度将逐渐失去合法性，资产阶级的稳固统治会受到威胁；二是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日益提升，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将可能被重塑，少数发达国家依靠旧秩序攫取巨大经济和政治利益的局面可能被打破。

第四，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力量对比悬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复苏提供了可能，但就目前的态势来看，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局面仍未根本改变。相比20世纪，当前的社会主义国家还面临着一些特有的挑战，表现为：一是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在20世纪的糟糕表现仍然影响着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一提起‘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西方很多人就会想到‘唯物论’、‘无神论’、‘流血事件’，或类似的东西——总之是坏的、邪恶的东西”。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也因此受到国际社会的质疑。二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数量锐减，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力量对比悬殊，一些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由于经济基础薄弱、历史遗留问题、他国封锁等因素而民生状况堪忧，从而为敌对势力丑化社会主义提供了口实。三是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和“终结论”盛行，一些资产阶级右翼学者声称，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工业革命的产物，20世纪已经证明了它的不可行，处于21世纪信息化时代的人们不应再对它有什么眷恋。这些都表明，作为世界范围内唯一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大国，中国将成为各种反社会主义势力攻击的对象，它不得不在残酷的国际环境中前行。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做好舆论宣传工作，处理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将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推向前进。具体的破解对策包括如下几点：

第一，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我们党必须凝结成一支强有力的战斗队伍，以应对内外严峻的压力和挑战。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对于在大变局中赢得主动至关重要。大变局时代也是思想大混乱时代，苏东剧变的教训表明，共产党人放弃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等于自掘坟墓，最终将失去执政地位。我国9000万党员是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治稳定的基石，必须在全党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要将真学真懂真信真用马克思主义作为评价合格党员的标准。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的：“要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教育引导全党牢记党的宗旨，挺起共产党人的精神脊梁，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

第二，客观判断国际形势，处理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历史上，苏联曾经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其大量地进行对外援助并积极输出革命，最终劳民伤财，国家形象受损。今天，中国社会主义的力量空前增强，但不能重蹈历史覆辙，乱搞社会主义革命和模式的输出。邓小平同志对此就曾提出：“我们历来主张世界各国共产党根据自己的特点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所以我们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没有中心，不可能有中心。”大变局时代即是敌我力量此消彼长的关键时期，在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处问题上我们要做两手准备：一方面，要善于学习消化和吸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主动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融入全球化，尽量避免热战对抗，为民族复兴争取更长的战略机遇期。另一方面，对于敌对资本主义国家发动的经济金融战、文化舆论战、贸易战、颜色革命等，我们既要善于耐心谈判，又要适度回击，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更根本的是，我们要处理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要抓好军队建设这个最后的屏障，提高部队备战打仗能力，有能力应对任何突发事件，防止社会主义事业被颠覆。

第三，坚决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作斗争。中国道路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道路，反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就等于变相质疑中国道路。在现实中我们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即“大多数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最感到愤慨的人却从未读过马克思写的一个字，而另外很多人只有一些极肤浅的了解”。为什么没有读过马克思主义相关著作却对马克思主义有如此大的仇恨？主要的原因在于，各种反动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的诬蔑和诋毁已经影响了广大民众的认知和判断。具体到中国，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等错误思潮正在冲击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思想，导致马克思主义认同环境的恶化。“假如放任各种错误思潮的传播，任其随意泛滥，久而久之，马克思主义就会丧失话语权、被边缘化。”为了消除误解和偏见，我们必须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作斗争，占领思想文化阵地。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从不畏惧各种社会思潮的冲击和挑战，反而在同各类思潮交锋的过程中彰显自身理论魅力，推动自身理论的发展。在与各种反动思潮的斗争中，我们也要注意培养民众树立正确的大国心态，做好应对突发事件的心理准备，全国上下一盘棋，赢得应对这场变局的胜利。

第四，统筹各项事业的建设，在实践中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面对大变局，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集中精力推动我国经济、政治、社会、生态、文化等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为应对各种挑战提供坚实基础。具体而言，一是坚持新的发展理念，确保国民经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不断优化经济质量和结构，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二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发展协商民主，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展民主渠道，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奠定合法性基础。三是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国已经初步建立起涵盖世界上最多人口的保障体系，要在此基础上继续补齐民生短板，不断取得新进展，保证全体人民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奠定群众基础。四是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存，推进绿色发展，集中力量整治污染问题，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奠定生态基础。五是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奠定话语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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