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学术前沿：郝铁川 | 邓小平同志的法律素养
许崇德教授垂暮之年撰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披露了鲜为人知的国家领导人在1954 年宪法起草会议上的一些发言材料，使我们得以看到他们的法律素养。给我印象很深的是邓小平的言论，举例如下：
一、建议把“‘全体人民’改写为 ‘全体公民’”
1954 年5 月27 日在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讨论关于公民概念问题时，李维汉说：“宪法中的公民，包括所有中国国籍的人在内。”邓小平说：“把‘全体人民’改写为‘全体公民’为好。”刘少奇说：“这里的公民包括过去的所谓‘人民’和‘国民’在内。地主阶级分子也是公民，不过是剥夺了政治权利的公民。如果只写人民，就不能包括‘国民’那一部分人了。”（《宪法史》上册，第124 页）
1950 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规定》明确指出：土地改革完成后，地主、富农只要服从法令，努力劳动，没有任何反动行为，连续五年以上者，经批准后，可以改变其地主富农成分为劳动者的成分。原来解放区的富农在土改完成后合于上述条件满三者，亦可改变原成分。土改是1950 年开始的，到1954 年宪法公布时，原来的地主富农分子已大体可以改变为劳动者成分。因此，邓小平建议把“‘全体人民’改写为‘全体公民’”也是有现实依据的。遗憾的是，由于后来阶级斗争扩大化思维的增长，地主富农没有如期摘帽。
二、邓小平坚持单一制国家结构中的 “自治权”须受宪法、法律约束，法无授权不得行。邓小平说：“宪法上充分保障了少数民族的权利，不能设想在宪法之外还可以做别的事情。要求脱离中国，加入别的国家，那不行；要求特殊，独立起来，也不行。具体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权利，是充分保障的。如果现在规定得还不够完备，将来还可以补充，但也要由法律来补充。”陈云也表示了同样的观点：“自治权是有的，但也有限制，需要在宪法里规定。例如内蒙古有自治权，但如果满洲里的关税、境内的森林、铁路，都归内蒙古，全国就不好办了。有自治权，也要服从总的东西。”1954 年5 月29 日宪法起草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在讨论草案第69 条 “各级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被告人有辩护权”时，有人主张将“被告人有辩护权” 改为“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陈叔通说：“我主张保持原文。苏联写的是‘被告有权获得辩护’，上面还有‘保护’二字。我们条件不够，没有律师，还是维持原文好。”刘少奇说：“他说他不会讲话，到了法院里说不清楚，要求法院里找个人能把他要说的话说清楚。是不是给他找？不一定有律师。”邓小平说：“照原文，好像我们的被告现在才有辩护权。写‘有权获得辩护’比较庄严些。”刘少奇又说：“困难是有的，但不能有困难，这项权利就不要了。宪草要公布，全世界都可看到，写‘有权获得辩护’ 比较好些。叔老怎么样？”陈叔通答：“我并不反对这样写，就怕做不到。”邓小平接着说：“找律师找不到，但可以自己辩护，也可以找别人替他辩护，也可以让法院找人给他帮忙，不一定非找律师。”讨论结果，大家同意写为“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宪法史》上册第 128、129 页）陈叔通把辩护权理解为找律师来行使，邓小平认为辩护权是一项庄严的权利，既可委托律师，也可自己或请他人来行使。现代司法公正的必备条件之一是辩护权能够得到充分的尊重和行使。最近，陈光中、樊崇义等教授都撰文指出，当前我国刑事辩护有三大问题：一是刑辩不到位，尚有 50% 至70% 的刑事审判辩护律师缺位；三是法律援助工作还处在艰难的推进中，缺人、缺钱、缺经验，无效辩护制度尚未确立。四、邓小平主张“紧急情况下的临时拘留”要注意“保障人权”，这与革命时期的群众运动做法不同。1954 年5 月29 日起草委员会在讨论到宪法草案第81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法院或检察长的许可，不受逮捕。在紧急情况下的临时拘留，至迟要在三日内得到批准，否则被拘留的人应得到释放”时，黄炎培觉得“三日”太长了，问：“规定三天的期限，在别的国家宪法中有没有先例？”邓小平说：“阿尔巴尼亚就是我们的先例。匈牙利规定的期限还长点，是五天。我们规定三天，对于保障人权来说是严格的。” 《（宪法史》上册第 131、132 页）小平把限制公民人身自由与“保障人权”问题相联系，非常可贵，因为直到 1978 年，我们的报纸还在批“人权”是资产阶级的口号，上个世纪90 年代“人权” 禁区才被打破。邓小平还实事求是地指出，过去革命的群众运动主要不靠法治，那是革命的需要。现在处于正常的和平建设年代，不能不注意严格保障人权。五、邓小平认为要提醒国家工作人员注意，如果侵害公民权利，公民有取得赔偿的权利。1954 年5 月起草委员会在讨论到宪法草案第88 条关于公民的控诉权时，陈叔通认为可以删去该条第二句“由于国家工作人员侵害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理由是有了公民控诉，总会有判决的。田家英对此不同意：“其实保留这一句有什么坏处？有了这一句反倒警惕了人。” 邓小平支持田家英的意见：“保留这一句好。”于是就这样定了。（《宪法史》上册第 132 页）小平在同时期一次讲话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最有资格、最有能力犯大错误的就是我们党，因此一定要加强对党的纪律监督、社会监督、法律监督等。尽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法律重点约束掌握公权力的人。“法治重点约束公权力”这一观点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出现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中。六、邓小平指出要区分“单位犯罪”和 “个人犯罪”。在1954 年宪法起草过程中，黄炎培曾问：“副总理犯了法，怎么办？”小平说：“副总理犯了法，总检察长可以提到全国人大常委会，逮捕不逮捕也取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刘少奇说：“例如一个副总理打死了人，常委会可以免掉他的职，然后再按普通公民处理。”邓小平说：“副总理犯罪可以有两种：一种是职务内的罪，一种是个人的罪。属于个人的犯罪行为，应当按普通公民处理，不能说是副总理犯了罪。” 《（宪法史》上册第 238 页）小平说这段话的时候，我国还没有刑法，但他却能明确地区分两种犯罪：单位犯罪和个人犯罪。这说明他的法学功力是比较深的。原载《法治日报》2014年，后收入郝铁川《法治随想录——法治如何变革中国》，中国法制出版社201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