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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L. 格瑞斯沃德丨以人为鉴:亚当·斯密论同情与想象

格瑞斯沃德 三联学术通讯 2024-03-13



倘若一个人类生物能够在某个孤独之所长大成人,与其同类没有任何交流,那么他还会考虑自己的品格与情感吗?斯密的答案是否定的:这样的人将是一架机器,就是在思考的时候把自己当作事物,而不是人,继而不运用同情的想象的自我反思。如果没有社会,就不会有自我意识。行为人是否有能力具有自我意识,取决于行为人是否有能力成为他人的旁观者,然后看到他人是或可能是自己的旁观者——这一切都要求同情式想象。




查尔斯·L. 格瑞斯沃德

(Charles L. Griswold)


波士顿大学哲学系教授,研究领域为古代哲学、道德与政治哲学,兼及哲学写作与风格批评。著有《让-雅克·卢梭与亚当·斯密:一场哲学的相遇》(2018),《宽恕:一个哲学的考察》(2007),《亚当·斯密与启蒙德性》(1999),《柏拉图〈斐德若篇〉中的自我认知》(1986)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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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子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著有《社会的立法者科学:亚当·斯密政治哲学研究》(2017),译有《让-雅克·卢梭与亚当·斯密:一场哲学的相遇》(2023),《亚当·斯密与启蒙德性》(2021)等。




  以人为鉴:亚当·斯密论同情与想象  


* 本文选自《让-雅克·卢梭与亚当·斯密》,稍有改动,注释从略。


文丨查尔斯·L. 格瑞斯沃德

译丨康子兴



当斯密在《道德情感论》第III部分转向我们关于自身行为、情感与动机的判断时,他便论称:除了通过让我们离开“自己的自然身份”,从“离自己有一定距离的地方”观察它们之外,“我们绝不能检查”它们,也“绝不会对它们形成任何判断”;那必然是通过“其他人的眼睛”看到的,正如其他人“可能观察它们”或“应当”观察它们那般。我们确定,那些情况中的后一种“就像我们想象其他公正无偏的旁观者会来考察它一样”,“把我们自己放在他[无偏旁观者]的位置”,然后,反过来(可以这么说),我们便从那一立场理解了我们的行为、激情和动机。


《道德情感论》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Adam Smith


如果从无偏旁观者的立场,我们完全进入了相关的激情与动机,那么我们就“从此假想公正法官的判断”达致同情,并因此认可了自己。斯密在此告诉我们,这一想象的自我反思工作复制了我们评判他人的“原则”。它听起来就好像:当斯密论称,只有当我们好像是一个真实的或想象的(不偏不倚的)旁观者时,才能“检查”并评价自己;这时,斯密自己制造了一个逻辑或概念性的点,而非一个经验性的点。


斯密努力用一个思想实验来阐明其论断。这个思想实验与孤独、很可能尚无语言能力的人有关,他也尚不非常人道。这个人物与卢梭的“自然人”对立。斯密写道:


倘若有这种可能,一个人类生物能够在某个孤独之所长大成人,与其同类没有任何交流;那么,他将不再会考虑自己的品格,不再考虑其情感与行为之合宜或过失、其心灵之优美或畸形,亦不会考虑自身面容的美丽与缺陷。(TMS III.1.3)


这句话以虚拟语态开始,它无疑要陈述一个反事实的可能性。关于自己描绘的人类生物图景,斯密并没有援引任何可能的历史证据。在这里,关于卢梭描绘的自然状态图景之历史真实性问题并未出现。斯密提到了“交流”,这值得注意。它暗示:“人类生物”缺乏语言(斯密也小心翼翼地指出,在这个思想实验中,他指的是一个成年人)。那必然是他用“生物”(creature)来限定“人类”(human)的原因之一。这一想象的生物有感觉,对其环境有意识;为了避免痛苦,他也能运用一定程度的认知。斯密用许多评价性谓语来帮助定义“品格”,“品格”很可能个体化了。但是,在这里以及在我将要引用的其他段落里,斯密向如下思想敞开大门:对人们品格的非道德评价意识也需要社会提供的镜子。


我在上面对一个句子进行了语法分析,在《道德情感论》中,如下文句随后便出现:


所有这一切都是他不能轻易看到,也不会自然而然去观看的对象,对此,他也没有一面能够将之呈现到其视野中来的镜子。如果把他带进社会,他立即就有了一面之前缺乏的镜子。它就放在那些与之一起生活的人的表情和行为里。当他们进入其情感,以及当他们不赞成其情感的时候,它总会表现出来。正是在这里,他第一次看到了自身激情的合宜与否,看到了自身心灵的优美与缺陷。(TMS III.1.3)


与这段话的第一个句子相反,斯密没有提到人们自己的面容,但那很可能是给定的。焦点仍然在自我反思上。值得注意的是:“镜子”充满了评价;在照镜子的时候,人们便认识到了社会对自己的认可或其对立面。另有一处值得注意:至少一开始,他人的“表情与行为”(而非声音)表达了评价——也就是说,人们有能力“阅读”镜像。有人认为,现在的社会生物(人)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不带“同情”;但我认为,那不是斯密的想法。在一种原始水平上,传递快乐与痛苦足以表达一种奖赏或惩罚(积极与消极的腔调);但是,赞许或谴责要更加复杂一些,因为它们包括了情感、关切(意图)、评价、记忆等。阅读他人表情中的赞许(谴责)似乎需要通过想象把握他人对自己的关心。这一切似乎来自接受评价的行为人的立场,并且,关于作出评价的旁观者之立场,斯密也稍做进一步讨论(当然,这两种立场是彼此缠绕着的)。请让我们留意,斯密对那些即将发生之事的讨论似乎揭示了一个逻辑点:如果没有社会,就不会有自我意识。


在我已经讨论过的那段话中,斯密通过强调其主要观点继续说道:


如果一个人生来就是社会的陌生人,那么对他来说,激情之对象、取悦或伤害他的外物将会令他全神贯注。欲望或反感,快乐或哀愁,那些对象激发的激情自身很少能够成为其思想的对象,尽管那是直接呈现给他的一切。(TMS III.1.3)


那种非社会生物可能确实经历了快乐与痛苦——我们可以确定,那些情感与斯密提到的其他内容一起,“直接呈现给他”。亦即,这个生物感受到了它们,并把它们在意识中记录下来。这有点像卢梭归于“野蛮人”的“即刻存在”感或自我观察(self-spectating)。


当斯密在《道德情感论》IV.2.12重探这一思想实验时,他清楚阐明了:非社会人类生物或许可能认为自己是一架机器,并能够在与自身幸福相关的功能中发现美。这是“一个品味问题”,是一种理论上的自我理解,它也不同于对人之(身体或其他)优美或缺陷的价值判断。这些价值判断会激发快乐、羞耻、尴尬、骄傲等情感。缺失了关于他人对自己的判断的“同情”,人们既不知道“自我喝彩的胜利”,也不知道“自我谴责的羞耻”。认为自己是一架机器,就是在思考的时候把自己当作事物,而不是人,继而不运用同情的想象的自我反思。卢梭把自恋归纳为一种“反思性情感”,因为它包含了对自己与他人的评价性比较,也产生了第二阶情感,比如报复性的愤怒、虚荣等等。对斯密来说,这些情感包括从内部想象他人观点,并随后便认识到:他们拥有一个“内在方面”。这些情感也包含了如下感受:他人的评价性情感颇为重要。斯密的人类生物在把自己看成“构造精巧的机器”时,会感到一种“满足”;但这种满足不可能是骄傲(那要求我们参照他人的情感)。值得注意的是:与之相反,卢梭的野蛮人在尚未自恋时就感受到了骄傲。


直接的和间接的自我意识问题令我们往回指向《道德情感论》整本书的第二段中常被引用的一段话:


对他人的感受,我们没有任何直接经验;关于他们以何种方式受到影响,我们也不能形成任何观念;但是,通过认识我们自己在类似处境中如何感知……它们[我们的情感]绝不会,也绝不能使我们超越我们自身。只有借助想象,我们才能对他的感受形成概念……我们的想象只复制我们的感觉印象,而非他的感觉印象。通过想象,我们把自己放到了他的处境中……(TMS I.i.1.2)


我们考察了《道德情感论》第III部分和第IV部分的几个段落。这些段落表明,在社会之外,除了快乐、痛苦,以及一种在我们品格的类机械效用中的满足感,我们很少(如果有的话)拥有对我们自身感受的直接意识。然而,我刚才引用的那几行文字或许表明了:进入社会后,我们仍然没有能够进入彼此的入口。如我在先前注意到的,马歇尔认为,这几行指向了旁观者与行动者之间的“认识论空位”(epistemological void)。这种解释表明,我们严重地彼此孤立,注定为“戏剧”关系,彼此以面具示人,只有在扮演这种或那种角色时才从外部可见。


然而,当我们把其与论述孤独人类生物的段落结合起来,刚从《道德情感论》I.i.1.2引用的句子就表明了:依据斯密的观点,情感及感受的认知或经验是受限于所有者的原始感受;在此意义之外,任何只能被所有者接受的后社会的(post-socially)私人“内在自我”都不存在。你感觉到的牙疼不是我的牙疼,无论我与你产生多么精细的共通感受,还是我想象如果自己是你将会有何感受。但是,斯密的理论表明,牙疼的状况并非同样不能为他人所理解;所以,对于一种感受(或激情、情感、欲望)与何事有关或因何产生、是人们经历的好事还是坏事这些问题的理解也是如此。既然根据斯密的论述,我们对自我的评价性意识(姑且搁置人的类机械品质)好像是来自旁观者立场,那么可以说,当我们具有那种意义上的自我意识之时,我们就已经在原则上处在一种公共空间中了。既然我们是彼此相关的旁观者,在原则上,我们对自己采取的立场便与对他人采取的立场相同,正如斯密在《道德情感论》第III部分第一章开篇段落告诉我们的那样。


总之,斯密的思路从“认识论空位”论题走向了其他方向。他断言,我们的确曾经体验过“他人的感受”,我们也的确常常考虑、分享、看到或是感受到他们的情感或动机,以及当我们不能那样做的时候(例如,如果其他人死去了),我们仍然能够想象那个人可能会有何种感觉。斯密要论证的是,想象伴随着那一切,但没有复制他人的情感。我们对其他人的自我没有“直接”知识,只有间接知识。并且,这在原则上看来完全可能。倘若我能够“理解”你或你的处境,那么,我以某种方式进入你的身体、接通相同的情感(包括对具有这种或那种感受的感知)就并非必要条件。这并不是说,其他人的身体(例如,其面部表情)与想象对情感的理解毫不相干。


我们观察到,人们不能在同等程度上,或在相同的时长里感知他人的感受,但斯密作出的核心论断不会仅仅因为这一观察就被推翻。对这一点,他自己也有所评论。不仅如此,斯密描绘了旁观者同情行动者情感的不同方式和程度。这些陈述继续确证,我们能够进入行为人的情感。斯密谈到,关于“受苦人的悲惨处境……其中所有最细微的事件”我们只能略微了解。他还注意到,“在我们了解[他人苦乐之]原因以前”,我们的同情“总是极其不完美”。不仅如此,在我们了解更多相关情况以前,我们有时“不能进入其处境”。但是,这并不是说,当我们理解其处境后,我们仍不能进入其情感;实际上,两种陈述都暗示了,相关信息允许较不完美的同情。


为何他人眼睛提供的“镜子”不能离开评价性自我意识呢?斯密并未道出他的论证,但它可能与如下内容有关。直觉性观念是意识是有意作出的(它与某物相关),在这种意义上,它也在最小程度上是认知性的。自我意识不仅需要认知,也需要语言(反思性自我意识又能通过何种其他方式变得自觉呢?)。正如那种反思也是有意的(intentional),关于自我的思考也必然要区分思想者与思想对象。我们在逻辑上需要一种翻倍(doubling)。斯密在《道德情感论》III.1.2提到与自我相隔的“距离”(distance),那很可能是这种“距离”的一个组成部分。“距离”的部分含义是“远离”,在逻辑上,它则意味着“分离”,尽管其语境也表明那种视野尚存争议。让我们同意萨缪尔·弗莱西艾克的观点:斯密追随洛克,假设拥有自我就是有了自我意识。如果是这样的话,有了自我意识,人类生物本身就出现了(现在,这个生物便是一个完全的人了),这便需要我们刚才提到的那种“翻倍”。


接下来,论证可能如此展开:我们所考虑的“翻倍”需要社会,因为语言只存在于社会中。进而言之,只有他人的在场才赋予我们的激情、欲望、情感一种回应,即那种吸引我们的“兴趣”和对我们自身进行“细致考虑”的回应:打击(pushback)或鼓励。当其他人是我们的激情、欲望或需要的对象时,相关的打击或鼓励或许就会产生。我们给予彼此的回应是一种承载着评价的情感——不是一种“原始感受”或纯粹的理论观察,而是一种结合了感受与评价的情感。如果这种推理思路正确,如果我们有自我意识,那么他人之眼的“必要性”就混合了经验与概念因素。


斯密更深入地分析了评价性自我意识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步骤(逻辑步骤,或许还有每个个体生命中的时间性步骤)。在我们正在讨论的《道德情感论》的这一章里,斯密告诉我们,“我们最早的人身美丑观念源于他人,而非来自我们自己的形体与外貌”。这些认知是“属人的”,它们不同于对品格的效用之美的认知;后者是机器般的,甚至或许一个孤独生物(solitary creature)都能认识。如果我们承认自我意识需要社会,那么,在看到另一个人的形体与容貌时,一个人如何认定他是否为美呢?可以推测,此处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人正在打量他人(斯密没有指出他假定了一种爱欲的语境)。或许斯密认为,在某种最小程度上,我们被构造得不仅要认知他人的特点,还要了解哪些特点是“令人厌恶的自然对象”(关乎身体),以及哪些是“令人嘉许的自然与合宜的对象”。正如斯密指出的,习俗与时尚也将对那些我们认为美或不美的事物产生重大影响。我在之前讨论过这一点。习俗与时尚依赖联合的习惯(habits of association),想象则使联合的习惯成为可能。所以,我们对“美丑的最早观念”很可能是一些基础原则、想象与习俗(或许还有时尚)的混合。对当下的目的来说,重要的是:尽管美的规范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习俗性的,但它们被认为是存在的;所以,当我们判定某人是否满足美之规范时,其中就存在成功或失败的可能性。


旁观者对他人外貌特征的认知从一开始就使用了同情想象吗?斯密没有清晰地告诉我们;但是,鉴于思想实验的力量,似乎正是如此。当人们在观看他人时,至少有些人已经运用了同情,因此具有评价性的自我意识。当人是一架机器时,他不会评价他人——他能看到效用意义上的美——但是,当他作为行为人,“人身美丑对其意义重大”时,他才会对他人作出评价。人们必然由直觉知道,既定的形体和面容值得称赞;那些有利特征则被骄傲、幸福的所有者珍视。如果情况并非如此,那么,在这一过程中——通过他人的眼睛来想象自我——下一步就不会导致斯密提到的结果:根据斯密的论述,在机械的立场上进行想象不会导致我们讨论的自我意识。所以,甚至在一开始、旁观的第一步,旁观者的同情想象就迅速地投入了。这有助于解释,这些美学判断在何种意义上意味着——或被认为是——“属人的”。


斯密这样描述接下来的一步:他再次提到我们的“容貌”和“形态”,并说,“然而,我们很快就认识到,其他人也对我们运用相同的标准”。现在,我们的自我意识具有评价性,自我也是可认知意义上的自我。在第一步之后,第二步很快就发生了。其过程与我们一开始理解的嘉许与谴责颇为相关。并且,它取决于我们“在远处用他人的眼睛”来看我们自己。这需要行为人的同情式想象(比如,人们了解他们的动机,厌恶或崇敬的情感等)。寻求认可很可能是“相互同情之愉悦”的一个例子:某人对我的特征的评价与我自己的评价耦合。根据这一两步过程,行为人是否有能力具有自我意识,取决于行为人是否有能力成为他人的旁观者,然后看到他人是或可能是自己的旁观者——这一切都要求同情式想象。这是通过另一种方式来说:自我意识与自我(在某种程度上)在其构成上就是社会的。


斯密提到,我们“心怀焦虑,想要知道,我们的外貌在多大程度上配得上”他人的赞成或否定态度。他借此指出,我们在他人眼中的身份问题具有一定的重要性。他使用的“配得”(deserves)似乎意味着某种类似“将会引起”(would elicit)的事物。那种期待通过他人眼睛进行的自我检查是更深入的一步。斯密描绘了这样一个人,为了解决我们刚才提到的那种焦虑,他用一个物理的“镜子”(looking-glass)进行观看,但也可以说,他用他人的眼睛进行观看。就像照镜子一样,我们看到了自己反射而成的映像。当我们在观看的时候,我们也想象着其他人会看到什么;亦即,我们也用他人的眼睛来照镜子。但是,我们也可以在镜子里看见其他人能够看到的内容,如果这些内容只有他们能够看到,也只有他们能够准确地评价我们;亦即,我们可以通过(镜中)想象之旁观者的眼睛来反观自己。这不同于单纯在镜中——通过我们自己的眼睛——观看我们的形象,也不同于单纯通过(我们认为)他人如何观看我们的方式来观看我们的形象。所以,我们的自我意象(就像我们可以这么称呼它)不是我们在物理之镜中或在他人的反应中看到的我们自己的形象。如果我们对以此复杂方式观看自我的结果感到满意——可以说,在一种虚拟语气里——我们就更容易承受真实他人的消极判断。是什么让我们“满足于我们在镜中的自我形象”呢?答案很可能是:这是我们把用于他人的标准同样地施加于我们自身的结果。当现实中的他人背离这些规范——无论它们是什么——并对我们作出错误的评价时,我们就会求助于这样一种想法,即我们“配得上”更好的评价(当然,除非我们认定,他们的消极判断反映了与我们有关的真相)。


我们要依赖他人才能获得自我意识,这似乎是一大缺陷;斯密在此处的论述则利用这一表面上的缺陷,表明它如何能够产生一定的与之分离的独立性。在两种情况下,机制都是一样的,即同情想象,特别是其模式特征(尤其是它再现可能性的能力)。想象不仅是一种单纯地从“印象”复制或再造“观念”的能力,或结合与分解观念,使之变得更为复杂或更加简单的能力。它很明显是认知性的,在书的第二段,当他把动词“构想”(conceive)与“想象”(imagine)密切结合起来时,这就已经很明显了。我们已经提到,斯密思想实验的语境不是爱欲的语境。这与如下内容是一致的:在《道德情感论》中,爱欲发挥的作用相对较小;我也要表明,斯密的著述几乎不存在由爱欲驱动的投射、想象与自我意象。想象与情感的复杂变化可能干扰爱人们的自我理解和相互理解(更不必说干扰“相互同情的愉悦”了),尤其是当其经历一段时间后。斯密没有提及想象与情感的这种复杂变化,但我们知道:正是情欲之爱引入了认知错误与冲突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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