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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少晶等 | 医患冲突语境中的相对敌意媒体效果研究

孙少晶 张岩松 全球传媒学刊 2023-03-28

原文刊载于《全球传媒学刊》2022年第3期“健康传播”专栏。



孙少晶: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张岩松: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  要】本研究从“敌意媒体效应”理论出发,考察医患关系语境中的利益相关方对媒体偏见的感知,以及该感知是否影响医患双方对公众意见的感知。研究选择执业医师(及护士)群体和普通患者群体作为调查对象,采用在线实验方法,发现显著的相对敌意媒体效应,而这种敌意媒体效应与人们对医患关系相关舆论的感知呈正相关关系。


【关键词】敌意媒体效应;新闻偏向感知;公众意见感知;医患冲突;在线实验


作为健康传播的一个重要话题,医患关系在过去几十年受到来自不同领域学者的持续关注,包括新闻传播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一方面,学者们普遍认为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是提升医疗服务的重要前提;另一方面,国内的医疗纠纷、医患冲突等曾引发多起舆情事件、媒体事件(He & Qian,2016)。


医患冲突是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极大风险因素,因此成为学界和政策制定者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在新闻传播学领域,早期的医患关系研究多从人际传播的视角出发,包括医患沟通分析、具体沟通行为、沟通行为对患者的影响等(Ong et al.,1995)。这些话题在新媒体语境中进一步受到关注,尤其是新媒体平台上医疗信息的传播对医患双方沟通风格、沟通力的影响(姜鸿文等,2013)。此外,大众传媒如何呈现医患关系也成为学者聚焦的领域,相关研究主要通过内容分析方法考察医患关系在媒体上的表征与再现(陈娟、李金旭,2020)。有学者指出,一些媒体以虚假的、不准确的报道误导缺乏健康素养的公众,从而加剧医患双方的冲突和紧张(Wang et al.,2012)。也有学者认为,除了媒体影响,医患关系紧张源于“不信任的市场”,医院追求医疗市场化,更可能造成违反职业道德行为的商业化环境(Huang,2012)。


综观针对医患冲突话题的相关研究,尽管媒体角色日益走到健康传播研究的前台,媒介的作用并未得到充分考察,比如医生和患者对医患主题的新闻报道是否具有不同的理解?如果双方认为媒体报道存在偏见或有失公道,这是否会影响两个群体对公众舆论的感知?是否又会进一步影响医生或公众的个人态度和行为?


有助于回答上述问题的一个重要传播学视角是已有几十年历史的“敌意媒体效应”理论(Hostile Media Effect,HME,或敌意媒体效果/敌对媒介效果)(Vallone et al.,1985)。Gunther等学者把敌意媒体效应定义为“高度参与某一问题的人认为新闻对该问题的报道是有偏见的,特别是与他们自己的观点相背离”(Gunther et al.,2001,p.296)。在西方的相关研究文献中,这一理论主要被应用在政治问题(美国大选、巴以冲突等)语境中,以及其他引发强烈争议的社会语境,如堕胎问题、转基因食品问题、实验室中灵长类动物的使用问题、同性恋婚姻问题等(Dunn,2011)。国内关于敌意媒体效应的研究,则多局限于对西方成果的介绍讨论,以梳理理论的发展脉络为主(周树华等,2012;余红等,2018),而在该理论框架下开展的实证探索则多聚焦泛社会语境中的敌意媒体效应,如薛可等(2011)探讨社会互动对受众偏见感知的影响,认为关系密切、观点相似者之间的互动会增强敌意媒介效果。相较而言,国内少有研究同时考察具体社会群体(如医生群体、患者群体)、具体问题语境(如医患冲突)跟敌意媒体效应的关联。这在某种意义上影响了学界理解敌意媒体效应理论对分析国内相关传播问题的启发性。本文围绕医患群体对于相关新闻报道的感知,探讨敌意媒体效应在医患冲突话题中的角色。


一、理论基础

(一)敌意媒体感知和相对敌意媒体感知


敌意媒体效应现象主要发生在对某些特定话题持有强烈意见的人群中。比如在政治传播语境中,跟党派人士相比,非党派人士更可能认为同样的新闻内容是没有偏见的。Vallone(1985)的经典研究围绕亲以色列和亲阿拉伯的党派人士的态度展开,发现这两个群体都认为相同的电视报道内容不够客观,对自己一方存在偏见,也就是所谓的敌意媒体感知。后来,研究者提出“相对的敌意媒体感知”这一概念,指出党派成员即使不认为媒体内容跟己方是完全敌对的,他们也可能认为媒体对己方立场的支持要弱于对他方立场的支持(Gunther & Chia,2001;Tsfati & Cohen,2013)。结合国内的医患冲突语境,患者与医生虽然不是“对手”,但两个群体之间的某些现实冲突(如医疗资源与患者需求之间的矛盾)有可能导致相对意义上的敌意媒体感知。因此,本研究提出第一个研究问题:

RQ:医务人员和普通患者之间是否存在相对的敌意媒体感知?


(二)敌意媒体感知和公众舆论感知


过去几十年,敌意媒体效应的诱发原因和后果影响得到了诸多研究关注。前者主要从四个方面解释党派人士对媒体的敌意偏见行为(Giner-Sorolla & Chaiken,1994):根据第一种解释,党派人士会倾向于认为己方的观点要优于(superior to)他方观点,因此即使他们认为一个对双方的新闻报道基于事实且看起来很平衡,该报道同等对待一个优质(superior)的观点和一个劣质(inferior)的观点仍然是不公平的;根据选择性归类(Selective Categorization)理论,对新闻报道持不同态度的观众,会将个别占主导位置的类目归为对己方有敌意;第三种解释来自于选择性记忆理论,提出党派人士可能会特别注意或记住与自己态度不一致的内容;第四种解释认为,人们已有的信念能够引导其将某特定节目预判为是有偏见的。另外,媒体立场、信息来源以及媒体传播度(Media Reach)等因素也影响人们对媒体偏见的感知。针对后果影响,研究人员关注敌意媒体效应和公众舆论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敌意媒体感知(Hostile Media Perception)影响受众对公共氛围的感知(Gunther et al.,2001;Christen et al.,2002),如媒介劝服假设(Persuasive Press Inference)(Gunther & Chia,2001)或假定媒体影响一致性(Congruency of Presumed Media Influence)(Choi et al.,2009)等理论,都试图解释敌意媒体效应对感知公众舆论产生影响的过程。有研究发现推定媒体影响(Presumed Media Influence)在该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而敌意媒体感知和推定媒体影响则呈正相关的关系(Barnidge & Rojas,2014;Gunther & Storey,2003)。


本研究考察相对敌意媒体感知和公众舆论感知之间的关系,以及对整体媒介偏见的感知在前述关系中发挥的中介作用。研究假设如图1所示,具体如下:

H1:医患关系中个人的相对敌意媒体感知与对整体媒体偏见的感知呈正相关关系。

H2:医患关系中相对敌意媒体感知、个人对整体媒体偏见的感知、公众舆论感知三者之间呈现中介化关系。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通过在线实验探索提出研究问题和假设,随机招募医生/护士(N=70)样本和一般性样本(N=62)作为受访者。一般性样本是18岁及以上的中国大陆居民,且至少有一次去医院就医的经验,而医务人员样本主要来自上海的一家公立医院。


研究选择一篇改编自真实新闻的文章作为实验刺激。这篇报道曾发表在腾讯新闻网站上,讲述了一个生活在贫困农村的17岁少年,受到强直性脊柱炎和肺结核双重病痛的折磨,在爷爷的陪同下到大城市求医,但医院的服务不尽如人意(如漫长的等待时间、模糊的医疗诊断和难以负担的医疗费用等)。患者在绝望中滥杀无辜,一名坐在办公室门口的28岁实习医生不幸因此丧命。选择这则新闻作为实验刺激基于以下考虑:首先,中国医院协会2013年的调查显示,每家医院年均发生的医闹事件数已经从2008年的20.6起上升到2012年的27.3起,此类新闻报道并不鲜见;其次,事件涉及医生和患者的双方立场,所选新闻保持了对双方的相对平衡报道。


在对该报道进行阅读之后,受访者被要求回答相关测试问题,包括对媒体报道偏差的看法、参与者的注意力、人口统计变量等。关键变量的测量工具在敌意媒介效果和公众意见感知的文献基础上改编制定,表达用语同时考虑了我国医患冲突的背景(Gunther & Schmitt,2004)。所有的变量都用李克特5点量表测量,回答范围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


(一)自变量


我们使用由Gunther等人(2001)开发的两个项目来测量对公众舆论的感知。参与者被要求回答他们认为公众“支持医生”或“支持病人”的程度,评分范围从1(完全不同意)到5(完全同意)。两个项目的信度内部一致性为r=0.802(M=2.617,SD=1.117)。


(二)因变量


我们借鉴测量媒体报道偏见感知中的四个项目(Gunther & Schmitt,2004)来评价对媒体报道偏见的感知。受访者被要求填写所感知的报道偏见程度(李克特5分制,1表示偏向患者,5表示偏向医生),评价这篇文章是严格意义上的中立,还是偏向于某一方?具体项目包括:“你如何看待新闻报道中关于患者的无助/不利的内容?”“你如何看待新闻报道中关于医生的无助/无罪的内容?”“你如何看待新闻报道中关于医生的不友善的内容?”“你如何看待新闻报道中关于病人的不理性的内容?”通过反向编码处理后,医务人员和非医务人员感知到的报道偏见的平均值见表1。



我们同时测量了个人对整体媒体偏见的感知。受访者除了被要求评价“媒体报道偏见的程度”外,还需要回答“整体来说,你认为与医患冲突相关的新闻报道是否具有偏向性?”的问题(1表示偏向患者,5表示偏向医生),非医护群体对媒体偏见的感知平均值为2.85(SD=1.08),而医务人员对媒体偏见的感知平均值为2.69(SD=.99)。


(三)控制变量


受访者回答了媒体使用的相关情况,测量项目包括“阅读或观看新闻的频率”“阅读或观看有关医患关系新闻的频率”以及“阅读或观看有关医患冲突新闻的频率”。此外,参与者提供了人口统计学相关信息,包括年龄、性别、教育、收入等。


三、分析结果

对数据的初步分析都在SPSS(24.0版)中进行,包括计算描述性统计和计算量表信度检测。大多数被调查者的年龄在18~25岁之间,参与研究的医生或护士大多来自前文所提的公立医院(57.1%),其次是医疗学术机构(34.3%),约83%(n=70)的医务人员是护士,17%是医生。


表1显示,被调查者是否身为医护人员并不显著影响其对总体报道偏差的感知(t=.93,p>.05)。然而,从平均值可以看出,医护群体在阅读有关他们自己的新闻信息时,会感知到相对更多的偏见,而非医护群体的感知更接近于中立状态。


直接和间接效应的检验


为了检验研究假设,我们用PROCESSv2(Hayes,2017)对所有主要效应进行普通最小二乘回归分析,并对整个概念模型进行了检验(PROCESS中报告的是非标准化系数)。PROCESS中的模型4被用来检验假设的间接效应,并观察相应的偏差校正的bootstrap-置信区间。


如表2所示,H1预测了相对敌意媒介偏见和整体媒介偏见感知之间的正向关系(ß=.43,p<.005)。因此,H1得到支持。结果显示,通过对整体媒介偏见的感知这一中介变量,相对敌意媒介感知对感知公众舆论存在着显著的间接影响。另外,在控制过程变量之后,相对敌意媒体感知不再显著影响对公众舆论的感知,因此,干预变量发挥完全的中介作用(Baron & Kenny,1986),H2得到支持。



在图2中可以看到,通过对整体媒介偏见的感知,相对敌意媒体感知们的舆论感知发挥了显著影响。虚线代表的是感知到的新闻偏差对人们的舆论感知的直接影响。



四、研究结论


本研究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展开,将对医患冲突的讨论拓展到大众传播效果领域。从敌意媒体效应理论出发,本文构建了医患冲突情景下的相对敌意媒介效果模型,探索对相关新闻偏见的感知及对整体媒介偏见的感知是如何对公众舆论的感知产生影响的。


研究表明,我国医务人员与普通患者群体在面对相同的新闻报道内容时,存在相对的敌意媒体感知。二者在对整体的媒体报道的感知上,虽然没有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但仍存在区别,而这种统计的非显著性可能是源于相对较小的样本量。Gunther(2004)指出,即使具有某一方预设立场的人对新闻报道的评价是中立的,但这个评价若明显低于另一方立场的人,仍可以称之为相对的敌意媒体感知。与之前的研究(如Gunther et al.,2001)类似,本研究也印证了对整体媒介偏见的感知和对公众舆论的感知之间的关系。人们因相对敌意媒体感知而产生的对报道偏差的感知,经由对整体媒介偏见的感知而影响公众舆论感知。


本文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如上所述,两组样本分别来自医护人员和没有高度参与医疗冲突或事故的病人群体。但依据敌意媒体效应理论,高度参与的人员的心理过程及行为才能更充分地解释该理论的适用性。另外,研究当中的医护人员样本主要是护士群体,这可能被质疑与医生群体有所区别,但一般来说,我国护士和医生可能经历相似的医患冲突。本研究表明,尽管人际沟通至关重要,但在社会媒介化的过程中,对媒体偏见的感知将直接影响人们对舆论的认知,并且人们对媒体的态度也会影响其对舆论的理解。因此,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需要医患双方、媒体、政府等多方面力量的共同努力。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发挥媒体的建设性作用还需要传播学者和实践者的持续探索。



本文参考文献从略,完整版请参看刊物原文

本文引文格式:孙少晶、张岩松:《医患冲突语境中的相对敌意媒体效果研究》,全球传媒学刊,2022年第3期,6-15页。


往期回顾

1

刊首语 · Shirley S. Ho | 新时代的健康传播研究:来自科学传播的启示

2

目录 | 《全球传媒学刊》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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