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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编程城市
过去的30年，中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城市人口和城镇数量以惊人的速度在增加、城市空间不断扩大、资源流动加速......我们在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时，也面临着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公共服务短缺、基层管理混乱等系列问题。
近年来，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为城市治理开辟了新路径，现代城市的运行都架构在软件和代码之上，尤其是在抗击新冠疫情的过程中，人们进出任何场所都要扫码，健康码对人员流动管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数字治理的典型实践。有学者将软件代码系统支撑的城市称为“可编程城市”。可编程城市的要点在于，代码软件不是一种显而易见的工具，它常常隐匿于某个数字系统或治理手段背后，形成了一种“技术无意识”，即绕过了人们的感知而发挥作用。如此，软件代码正颠覆性地重写着媒介与城市的关系。
本文以媒介视角的可编程城市为聚焦点，立足当前中国本土化数字技术实践，将软件代码系统视为媒介，并进一步将其看作城市的基础设施，探讨可编程城市如何创造了新型媒介文明。
引言：打破“人的尺度”
“现代城市存在于软件指令的迷雾中。几乎所有的城市实践都以代码为中介。”这个二十年之前的论断，仿佛就是当前城市运作活生生的写照。当代都市人只需假想脱离移动网络生活仅几个小时，就能够深刻地意识到，软件代码系统已然成为最重要的媒介，渗透在当前都市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有学者将软件代码系统支撑的城市称为“可编程城市”，这与媒体-城市的过往形态如印刷城市、影像城市等有何不同？很显然，媒介技术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由于软件通常以微妙和不可见的方式嵌入到对象和系统中，它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一种‘技术无意识’。”所谓无意识，即是针对人的意识而言的，数字技术绕过了人类的感知而发挥作用。如果将软件代码系统视为媒介，这种技术与城市勾连的方式迥然有别于大众媒介，最根本的区别可谓打破“人的尺度”，即数字技术已经史无前例地突破了人与外部世界的界限。可编程城市对于“人的尺度”的突破，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其一，人与技术的关系。技术哲学和后现象学早已指出，人这个物种就是一种技术性的存在，没有技术的人类生存，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人与技术早已形成了共生关系，人类历史上任何一种媒介技术都可以理解为人的外化。在人与技术的这种关系中，所谓打破“人的尺度”的特殊意义在于，数字技术造就了人、媒介、城市的新型连接及转换关系，这与大众传播时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建立在印刷和电子模拟技术基础上，大众媒介主要依赖于两种方式达成人与城市的连接：信息内容影响受者意识，信息方式改造人的认知尺度。大众媒介成为整合现代性城市社会的必要条件。在这种城市模式中，媒介技术创造的符码是诉诸人类的感知器官，大众传播系统与其他社会系统的连接是通过人的感知和行动实现的。数字技术的不同在于，它采用二进制这个用于计算机软件系统识别的符码，创造了人与机器对话的语言，如此，人与机器的连接不再依赖于人的感知，即所谓技术无意识。在这种城市模式中，人和万物夷平、齐一，汇聚到数字技术系统中。人的尺度，转变为人与机器耦合的新尺度。其二，现代性反思与批判。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的著名论断。据布洛克在《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中所概括的，西方思想分三种模式看待人和宇宙，第一种聚焦上帝，把人看成是神的创造的一部分；第二种聚焦自然，把人看成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就像其他有机体一样。第三种聚焦人，以人的经验作为对人自己、对上帝、对自然了解的出发点。这就是人文主义。人文主义在文艺复兴时期针对神权垄断，重新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古希腊思想，确立了以人而不是上帝为中心的理性精神，开启了启蒙主义传统，确立了人之主体在宇宙中的位置，具有里程碑式的解放意义。但正如霍克海默等《启蒙辩证法》所批判的，西方现代性的启蒙精神走向了自身的反面，理性成为替代神的权威。二战后，“人文主义理念受到极大质疑。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诸如女性主义、非殖民地化、反种族主义、反核武器、和平主义运动等新生的社会运动和青年文化推动下，反人文主义的行动主义标识逐渐形成。”人文主义受到的最大质疑是预设理性的人作为历史和宇宙的中心，将自然视为与人类主体对立的客体，这种观点在现实和理论两个层面都失去了合法性，引发了一系列的反思与批判，后现代思潮、后人类理论是其中最具挑战性的力量。哈贝马斯评价说，后人类把过去视为万物尺度的“人”去中心化，既令人兴奋，也令人焦虑。兴奋，意味着开启了崭新的思考面向，焦虑则在于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可编程城市在这个层面的意义在于，打破了人类主体的界限，重置人与环境、技术之关系，将主体的疆域拓展至赛博人、人工智能，可编程城市成为一个包容多元非人主体的复杂性系统。彼得·伯克指出，没有城市，就没有文艺复兴。布洛克认为，这体现了城市异质人群汇聚的活力对于人文主义传播的作用。所谓文艺复兴，就是发现人，探索人的个性。12现代性的城市社会对于人的刷新，是确立了人作为理性的主体及宇宙中心的地位，建立了人与物的主客体模式，开启了启蒙时代。当前可编程城市对于人的再造，则在于打破现代性建立的这一“人的尺度”，重新审视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调适人与技术、机器、环境、自然的多重关系。沿着上述思路，本文以媒介视角的可编程城市为聚焦点，立足当前中国本土化数字技术实践，将软件代码系统视为媒介，并进一步将其看作城市的基础设施，探讨可编程城市如何创造了新型媒介文明。文章在可编程城市理论的基础上，突出媒介的视角，以三个层面——使用层、软件层、基础设施层为框架，描绘媒介视野中可编程城市的基本涵义，探讨可编程城市如何创造了媒体-城市的新形态。在此基础上围绕着权利与权力的重大议题，以二维码历史与应用、疫情期间社区沟通等本土化实践为经验，展示软件代码系统呈现的可编程城市权利和权力的新样态。结语部分以软件代码系统创造的新型时空，展现可编程城市作为媒介文明的一种崭新状态，进一步阐明人与技术系统耦合的新尺度，既构成了当前的历史事实，也充分体现了人类智慧及自主性。“可编程”一词的出现，同现代计算机的发明直接相关。在20世纪中期以前，英语中只有“program（程序/编程）”这个单词，而没有“programmable（可编程的）”或“programmability（可编程性）”。自17世纪起，program主要指“公开的通知”或“描述性的计划”，直到1950年代计算机技术的兴起，才开始被用来表示“一系列计算机可以自动执行的编码指令”，并逐步作为一个动词（to program）使用，指“以电脑可自动执行的方式表达一项任务或操作”，由此才有了“可编程”的说法。可以说，可编程正是数字机器的“原生特质”。狭义的可编程，主要指在软件设计和开发背景下，程序员可以重新配置开源操作系统，或是通过开放应用程序接口（API）在某一平台架构和数据的基础上，搭建新的应用程序。根据能否调用数据、调整界面设计、影响底层技术框架、改变数据结构等，可区分不同程度的可编程性。今天，越来越多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也开始讨论“可编程”，通过援引计算机科学中的关键概念，来理解数字技术如何改变世界。他们首先将可编程视作数字技术“最基本的属性”，“标志着数字机器与模拟机器的区别”：数字技术通过数值化的方法，将万事万物转化为数字符码，由此世界具有了可编程性。在这个背景下，软件代码不只是一个个具体的应用或产品，而是“世界的创造者”和“社会的引擎”，“强势渗透并形塑当代社会、经济、科学和文化，嵌入了流程、建筑、环境、器物和媒体，植入了人体、动物和植物”。可编程也不只涉及代码指令的编写，而应理解为代码嵌入多重社会技术基础设施、不断重构世界的过程。由此出发，媒介地理学者基钦提出“可编程城市”的概念，强调软件代码与城市动态互构的关系：一方面，城市转化成软件代码，城市的话语、实践、知识等等不断转译成数据、算法、规则；另一方面，软件代码重塑城市，软件加速嵌入不同的社会系统当中、推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影响城市治理、改变工作的性质，重新定义城市的空间性。以交通系统为例，道路上的车辆、行人通过传感器接入软件代码系统，转化为实时的交通数据，数据的选取和捕捉、算法规则的设置和运作都会受到城市生活和交通管理相关知识和实践的影响，同时，信号灯会根据即时的交通流量自动分配路口时间，直接影响城市的交通状况，生成新的交通数据，输入软件系统之中，如此循环往复。在这个意义上，“代码与我们的世界一道继续不断演化”，代码不是展现了城市，而是积极地参与其中、操纵并创造现实，城市也存在于软件代码的调节过程之中。当媒介-城市演进到“可编程城市”，人与城市的关系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对世界上的大多数人而言，生活、工作、公民身份、社会性各方面全都需要软件程序的在场和激活”，软件代码成为“人的构造成分”，人也成为参与城市编程的要素之一。从人的视角来看，可编程可以理解为人接入软件代码系统，以其使用、行为、行动直接参与世界的生成与更新，由此可能带来巨大的社会文化影响。这种影响的一个重要面向即带来权力运作方式的转变和个体权利的新样态，要捕捉这些变化，需要从软件代码媒介的特殊性出发，从代码运作的不同层面切入，理解可编程城市作为复杂社会系统的不同侧面。近年来，软件研究、新媒体研究、平台研究等领域的学者都尝试通过分层的方式抽象出数字技术系统的基本架构，参考这些分类方式，本文从人与计算机系统的结合机制出发，将软件代码系统分为三层：使用层、软件层、基础设施层。其一，在使用层，个体主要作为用户接入软件代码系统，目前关于信息茧房、数据泄露、隐私保护、数字鸿沟等围绕数字时代个体权利的讨论，大多集中在这个层面。对用户而言，保障可编程权利的方式包括要有替代性的选择、有不使用的自由、个人的数据和隐私需要得到充分的、制度化的保护。相应地，权力运作的方式主要体现在通过界面和功能的设计引导用户行为；收集、获取和控制大规模的数据，并对数据进行商品化。其二，在软件层，可编程的权利表现为可以通过开放数据、开源代码等方式直接参与代码编写，创造新的应用和实践。如马诺维奇观察的，计算机编程正在变得更加民主化，随着Python等新的编程语言的出现、程序源代码的公开和自由分发、以及2000年以来主流Web2.0服务应用程序接口的逐步开放，“编程不再只是工业、政府或其他机构力量的工具”，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可以参与设计和编写新的应用，服务社区和公众。自由软件运动最著名的倡导者Richard Stallman提出，“自由软件（free software）是新的人权”，可以成为社会的核心驱动力，任何人都应该有运行、复制、修改、分发软件代码的权利。在软件层，权力的逻辑则呈现为对核心技术架构和资源的掌握。近年颇具影响力的开放数据行动、开放源代码行动等，都致力于鼓励和帮助公众参与编程、激发文化创新，同时督促政府、平台公司等机构力量更透明、更负责。其三，在基础设施层，权力的样态发生了重要变化，权力运作的核心逻辑变成了“排除”，不平等通常不是发生在系统内部的不同群体之间，而是在于谁被排除在基础设施之外。当软件代码系统成为城市的基础设施，接入数字系统本身成为了规则和标准。以支付码、健康码等为例，当二维码应用发展成为城市交易和管理的基础设施，尽管在使用层面，个体有选择不使用的权利，但在基础设施层，不使用成了一种新的自我排除和边缘化，意味着无法正常进行经济和商业活动，身体的移动也会受到制约。对个体而言，基础设施层的权利伸张，往往需要通过公共政策和法律的介入，帮助重新组织和配置数字基础设施。从条形码到二维码：软件代码接口的权力如何可能
条码技术最重要的特质在于，它是软件代码系统的一种接口，人、物、空间等都可以通过扫码接入系统之中，实时交互，参与编程。1970年代，一维条形码的出现被视作“计算机逐步进入人们日常生活的标志之一”。半个世纪后，二维码被广泛应用于当下中国政府治理、商业服务、日常生活等各个领域的不同场景。公交码、支付码、健康码、核酸码，形形色色的二维码成为城市生活中最普遍的数字应用。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码上生活”已成为当前中国人的生存方式，二维码展现了规约人之身体行动、影响社会组织运作的巨大权力，激发了关于个体权利的激烈讨论。二维码的权力是如何可能的？勾连了哪些新的权利议题？回答这些问题，需要从码的历史出发，理解二维码的媒介特性及其在当下中国城市中的特殊作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扫码结账”可以追溯至1974年6月26日，在美国俄亥俄州的一家Marsh超市里，收银员用激光扫描仪对准印在一包箭牌口香糖上的黑色条码，69美分，交易完成，自此，这种以黑色条码储存信息的通用产品代码（UPC，Universal Product Code）开始流行，不到两年时间，美国超市中75%的商品都印上了UPC标准的条形码。这不仅极大提升了结账效率——收银员不必再手动输入产品的名称及价格，更彻底改变了超市运营管理的方式，推动了整个零售行业的数字化：通过扫描条形码，机器可以直接读取商品信息，并接入超市收银和库存盘点的系统，自动完成成千上万个货品的信息更新、分类，同时快速统计出畅销或滞留商品的情况，方便补货和生产。21世纪初，普华永道估计，条形码每年可为超市和大型商场的客户、零售商和制造商节约300 亿美元的费用。除了超市零售业，物流跟踪、医学检测、图书管理等不同行业也广泛采用条形码进行物品的记录、跟踪和管理，比如，快递包裹的分拣由此实现了自动化，从出库、运输到签收的每个环节都可以通过扫码追踪和记录，颠覆了过去物流和邮政管理的方式。正是因为条形码在各行各业带来的变革性的影响，英国历史学家加文·维特曼将其同飞机、电视、个人电脑和手机并称为20世纪最重大的、重塑世界的五项发明。有学者总结，条形码最重要的技术特点在于，它使物得以数据化并接入软件代码系统，由此物可以被计算机识别、读取、分发，并同其他物或人产生新的关系，从而贯穿虚实，将物、信息、交易等实体和过程动态互联，生成了一种进行“自动化管理和控制的方式”。同样是条码技术，二维码相较于过去的一维条形码有两个重要的发展。其一，二维码的数据承载量远远超过一维码，这意味着编码可以以更复杂精准的方式来区分和标识不同类型的单个对象，由此可能将数码城市的人、物、空间等都接入软件代码系统。具体而言，传统的条形码是一种典型的二进制码，它通常由30条宽窄不一的黑色竖条纹组成，黑色长条代表“1”，相邻的白色间隙代表“0”，于是整个条形码可以转换成一串二进制数，用来编码制造商、产地、产品名称等。但条形码可储存的信息非常有限，最常见的UPC代码通常只有12位数字，用来指代产商和产品两类信息，而包括产品价格等在内的更复杂的信息则通过检索与扫描仪相连的计算机数据库获得。受到数据容量的限制，一个条形码通常对应一类商品而非单个物品，比如，同一个厂商生产的同一款可乐通常共享一个条形码，两瓶可乐对于系统来说无法再作区分。二维码则不同，所谓打造“每一棵树都有二维码”的智慧微城的设想之所以可能，同二维码可以包含更多的信息密不可分。一个二维码可承载多达1850个字符，数据类型涵盖字母、数字、图像等。这意味着编码可以运用更丰富、颗粒度更精细的数据来标记不同的对象，无论是物品，还是人、环境、实体空间或虚拟交易，于软件代码系统而言都可以有唯一的标签，而当数字城市的单个对象可以在不同维度下相互区分时，其敞开了新的连接、交互、分类、控制、管理的可能性，由此可能生成全新的关系和组织方式。其二，扫码设备的革新，让码的使用突破了物理空间和单一场景的限制，从过去在某一系统内部（比如，物流跟踪、超市收银）发挥作用，发展成为连接和中介不同社会技术系统、贯穿实体和虚拟空间的重要接口。1970年代的条形码扫描仪体积庞大、价格昂贵，早期仅有大型超市、物流企业等才能采用这些设备，极大地限制了条形码可应用的场景。而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大型的激光扫描仪逐步被手持扫码枪等更灵活便携的移动设备所取代，这意味着，条码的使用逐步突破了物理空间的限制。而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发展，是智能手机也具备了扫码功能。随着手机相机的像素及处理器的进步，扫码无须再借助专门的机器终端，大部分的智能手机已可以快速识别和读取二维码，这极大地释放了二维码的应用潜力。随着移动网络和智能手机的普及，个人凭借手机即可在日常生活的各类场景中随时随地快速接入不同的系统，同时，制码本身也变得更容易，不同于条形码通常需要机构根据特定的标准制码、印码，如今，普通人或各类机构可以方便地利用各类软件生成新的二维码，既可以关联一个有形的物品、一个具体的人，也可以是一笔虚拟的交易、一个在线的社群，时间、空间、设备等等各个面向的数据都可以通过软件自动采集、输入、生成新的二维码，并呈现在随处可见的物理和电子界面上。这种灵活性让二维码成为不同技术和社会系统转换的接口变为可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二维码成为连接整合多个社会系统和社会运转的中枢端口。2022年6月，上海把二维码——场所码——视作复工复产的必备条件，无论是搭乘公交地铁，还是进入餐馆、商场、学校、办公楼等，都需要扫码登记，仅闵行一个区已张贴使用场所码29.3万余张。场所码提供了又一个典型的案例，展示了二维码作为软件代码系统接口的权力运作机制。第一，相较于过去的健康码，场所码编织进了更多不同类型的数据，生成的每一张场所码，都包含了扫码地点的名称、地址信息、法人单位、场所类型、扫码时间、健康码状态及核酸检测结果等。更重要的是，其提供了一种无限细化地理位置信息颗粒度的可能性，从一整幢大楼到一间小商铺，不同类型、不同大小的场所，都可以由二维码进行标记，并接入疫情管理系统中，生成了一个基于精确地理位置而非行政区划的新的疫情管理维度。第二，场所码集中呈现了码转换连接多重社会技术系统的力量。2022年5月30日，上海地铁“Metro大都会”app宣布实现“一码通行”，一个二维码集合了乘车购票（支付码）、呈现健康及核酸检测状态（健康码）、记录站点信息（场所码）三重功能。这意味着每一次扫码，即实施了交通、支付、疫情管理等多个社会技术系统之间的接合转换。当不同社会系统都通过二维码进行连接和运作时，这一巨型接口已成为城市的基础设施，具有通过规则化、标准化的方式实施排除的权力。可编程社区：权力与权利的新样态
可编程城市的权力与权利的新样态，也集中地体现在城市社区沟通实践中。 以2022年上海疫情期间的社区沟通作为经验场域，可以发现，权力与权利不仅仅在运作机制方面发生变化，甚至基本意涵也被刷新了。拉什信息批判理论有一著名发问：当信息渗透在社会所有方面，批判者已无法在信息系统之外找到立足地和观察点时，批判理论是如何可能的？拉什指出，对于这种状况，传统权力观已然失效，必须创造新型权力概念并解释其运作机制。居民小区成为抗疫的具体实施区域，是2022年上海疫情的一个重要特征。新冠疫情之特性——人与人经由空气传播的强感染性，促成了以可封闭式小区为基础单元的抗疫计划，连接一切并能够实时交互的软件代码系统得到极致的应用。以防疫为目标的数字媒介网络不断涌现，最主要的应用是微信群，这个网络将小区的一切吸纳进软件代码系统，并与更大范围的城市网络形成动态连接，成为疫情城市运作的重要基础设施，可编程社区浮现了。在可编程社区中，居委会作为最基层权力的实施主体，紧紧依托数字系统展开工作。首先，居委会负责人作为群主，拥有在小区众多微信群里确立居委会群为正式群的权力，同时拥有制定群规、拉人踢人、发布信息、组织活动的主导权，体现了城市行政架构中居委会代表基层政府进行管理的权威性。其次，疫情相关正式活动的实施，都以居委会群为准。主要包括：公布与疫情直接有关的信息，包括市级、区级、街道等等重要信息自上而下的组织传达；核酸检测，阳性、密接人员的接送及其相关楼道甚至小区封控；志愿者组织及其参与防疫活动的实时组织；防疫物资搬运发放；居民紧急就医和集中外出取药等；小区相关社区活动的组织，如云上音乐会、社区团购等。第三，掌握每个楼栋的居民基本情况。居委会委托楼长建立每栋楼的楼群，楼长在楼群里实时发布居委会群相关信息，负责每家每户人口数、居住情况、疫苗接种、核酸检测情况的排摸上报，以及防疫物资具体到人头及特殊居民（如独居或高龄老人等）的发放。这个运作特点是：其一，居委会群的存在及有效运行，依赖这个系统广泛吸纳小区居民。疫情期间居委会群的急速扩充是普遍现象，群将小区人员最大程度地聚合在一个网络中；其二，居委会在微信群的权威性和信任感，超过实体空间。一个很有意味现象是，在千人以上的小区中，大多数居民并不认识居委会成员，却能够识别居委会群中的居委会书记、主任。这导致很多情况下，居委会人员通过微信群确立自己的身份；其三，居委会群是小区数字系统最重要的接口。就小区内部沟通来看，它在纵横两个方面搭建、转换多重关系，居委会群、小区民间群、志愿者群、楼栋群等等，都在各种层面形成了动态复杂的实时连接。对小区与外部沟通而言，居委会群又是连接内外无可替代的关键接口。如核酸检测工作的要求与实施、政府防疫物资的发放、小区集中外出配药等等。在封控管理特别严峻的时期，居委会群甚至是小区内外的唯一接口。微信群应用的软件代码系统，造就了权力与权利非常复杂的对接。就居委会群而言，居民们随时可以在群内@居委会负责人，即刻就形成了公开对话的场景。在众目睽睽之下你来我往的对话交流中，常常夹杂更多的公共参与。比如居委会人员、居民援引各种来源与疫情相关的信息、知识、政策，包括通过人际传播获得的本街道、临近区域的各种信息，居民围绕其进行对话、讨论，其中不乏对居委会工作甚至具体人员提出建议、意见甚至质疑、批评。疫情期间居民们也常常就某些突发情况@居委会，比如就小区安全问题（电梯故障、流浪狗追逐居民、部分居民不戴口罩聚集等等），向居委会反映情况并寻求解决。面对这些情况，群里居委会的应答（或是不应答），集中体现出社区管理水平。居委会群成为重要的公共空间，既有权力的部署与实施，也有权利的伸张与行动。居委会人员发言的内容、措辞、语调都会激起居民们的反应，矛盾、冲突与理解、包容、共识，很大程度上来自这些群里的交流讨论，微信群决不仅是现实权力与权利实施情况在线上的话语“反映”，而是成为社区运作的基础平台和实施机制，规约着权力与权利的运作，这体现了可编程城市权力与权利的新样态。正如基钦指出，可编程城市指向的问题绝不是技术本身，而是体现在城市治理的话语和实践如何转化为代码，软件如何规范和管理城市生活，软件生产的地理和政治经济如何影响编码实践，软件如何改变工作的性质。疫情期间居委会微信群的运作，贯穿社区防疫工作的所有方面，连接人与物，打通线上线下，转换多重社会关系。比如，居委会人员在日常生活中与居民的关系处于半熟人状态，有不少居委会人员就是本小区居民或业主，是权力和权利的双重主体。在疫情期间城市管控措施主要由居委会落实，很多居委会人员自觉或不自觉地调适自己与居民相处、对话的方式。个别居委会人员突然意识到“大权在握”，几乎完全从之前的准邻里关系中脱身，成为高高在上的发号施令者，这常常是引发小区矛盾冲突的导火索。更普遍的良性状况是，居委会人员充分调动之前与社区居民的半熟人关系，这种关系经由软件代码系统转换为具有本小区特点的运作方式，严格管控措施的操作常常伴随着熟悉的邻里氛围，介于政策执行与邻里互助间的操作方式体现了高质量的社区管理水平。可编程社区的权利新样态，更多地体现在小区居民的民间沟通中，最重要的权利体现在建立区别于居委会群、以自身目标为诉求的微信群。疫情期间的社区沟通差异性极大，有的沟通很少甚至陷于长时间沉寂状态，有的则异常活跃，以至于有很多经历此次疫情的上海市民表示，在以往日常生活里几乎感觉不到邻居、居委会、小区公共空间的存在，这次疫情中这些社区元素被突显了。小区最活跃的群是社区团购，另有各类主题的群（兴趣主导如厨艺、游戏、锻炼、拼图、宠物、家居布置、插花等）。这释放出居民自发组织、自我管理、公共参与的巨大能量。以社区团购为例，团长大都是民间自发产生的，他们通过自身持续性的行动，才能维持团长的身份。疫情期间社区团购的团长可视为可编程城市系统中的一个重要接口。团长常常需要接洽并调动诸如物资、运输、交通、资金、居委会、居民等等多方面资源，将其集纳为围绕自身的网络。早期的社区团购大量依靠微信群接龙，后来发展为依托快团团、群接龙等专业技术平台。社区团购开始被视为专业平台货品和运力等资源缺乏时的一种临时性替代与补充，而中后期的团购早已超越这个替补模式。它展现出令人惊叹的社区沟通特点。其一，熟悉度和信赖感。团长大多是小区居民，标定自己居住的门牌号，团购中出现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找团长进行虚拟与现实的双重沟通，团长顾及自身在小区及团群里的声誉及利益（团购回扣等），会及时回应邻居的意见处理售后；其二，根据小区居民的消费水平、习惯，组织有针对性的货品。团长对自己团群中的成员有切近的消费接触，甚至有多次面对面的沟通（分发货品时），有的团长会事先征集团群中邻居们的需求有目标地开团；其三，团购成为小区居民社交的重要平台。邻居们交流防疫信息、囤货经验、下厨心得、兴趣爱好，这些团购群中的交流也大量延伸到线下公共活动，如救助小区流浪猫、给独居老人提供帮助、集合居民建议向居委会及物业当面提出等等。小区团购是在疫情突发情况下出现的一种消费模式，但在封控解除后，一些小区的团购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更加丰富，甚至成为一种城乡连接、品牌拓展的商业化新渠道，这体现了社区数字沟通的丰富需求和巨大活力。可编程城市的权利和权力在疫情期间的社区场景中呈现出新机制和新内涵。其一，高度依赖数字技术，软件代码成为最重要、占有绝对优势的媒介，人与数字技术耦合的系统规约着所有人及其行动；其二，城市管理权力在社区数字系统中得到史无前例的突显，成为线上话语和线下行动的主导性组织和支配性力量；其三，小区居民可以利用数字技术随时随地建立起以自己为中心的微信群，以实现特定目标；其四，微信群成为重要的公共空间和中枢，汇聚、转换线上线下多重关系。总体而言，建立网络、尽可能纳入更多的人、聚合多类型资源、保持开放性并使其有效运作，是可编程城市权力和权利的一种共同特征，这涉及软件代码系统在使用层、软件层、基础设施层三个层面的变化。结语：新时空、新尺度、新文明
纵观历史，每一种技术媒介的发明都重塑了城市生活，再造了人类。在这个意义上，人类文明也可视为媒介文明，其基本样貌及演进依赖于媒介的基础性强大力量。媒介文明发展是一个持续性打破人的尺度的伟大进程，媒介是世界向人类敞开的方式，人类是媒介化生存的物种，可编程城市作为媒介文明在当前最具典型性的形态，全方位地改变了人类及其生存方式，在人与机器耦合共生的基础上打破了人的既有尺度。其中时空性是一个重要维度，软件代码系统对于可编程城市时空性的塑造，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媒介与人、文明的崭新关系。就时间维度而言，钟表是改变人类文明的代表性媒介之一。芒福德认为，“现代工业时代的关键机器不是蒸汽机，而是时钟。”时钟对工业文明的影响最集中地表现在，建立了一个可以度量、分割成等量单位的时间秩序，这使得生产、运输实现了有机结合，人类的各种生活得以在大范围内协调，从而紧密地联系起来。将各种社会活动“同步化”，这是钟表作为媒介在文明的时间维度上的重大影响。与此相比，软件代码系统的特点是，既能够实现时间的同步性，又可以创造时间的离散化，所谓离散化是指在不同的软件系统中可以设定特定的时间体系。与钟表、广播、电视等媒介对于时间塑造的不同在于，“软件可以表现出一些‘活着’的特征。这一特性很重要，因为代码使技术能够以一种自主的方式在世界上工作。”软件代码系统具有自动协调各种时间体系的机制和能力。软件代码系统的自动化不同于工业机器时代，那时候的机器与人、物以及其它机器系统的连接与互动，必须借由大量的人工转换。在可编程城市中，软件代码系统相对自主地不停运转，将城市生活的人与物进行动态连接，并催生各种实时交互。“同步”不仅仅表现在统一的时间观念和秩序的出现，更体现为将各种类型网络中的离散化时间体系进行连接与转换的即时性和自动化。软件代码系统对于空间的影响不仅仅表现在人类社会“去拓扑空间”的加速增长，更在于它对所有空间形态的即时改造能力，有学者将其称为“代码空间”，以描绘代码嵌入形形色色空间并转换其意义的独特媒介性。软件代码系统对于城市空间的创造，时时刻刻体现在可编程城市中。这在上海疫情期间的社区沟通中亦有显著呈现，软件代码系统不断地调适、改变乃至创造小区的空间性。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原本从来不会在居民小区发生的社会活动，如检测核酸、防疫物资分发等等频繁地出现了，由此以往以居民日常生活展开为主要功能的小区空间经历了多重转换。核酸检测时小区的公共空间，瞬间变为大白密布、排队长龙蜿蜒的特殊空间，这种空间转换的最重要元素是核酸检测软件系统的运作，如果缺乏这个特殊技术机器系统在空间中的嵌入、组织，即便检测的专业人员、维护秩序的居委会人员、提供服务的志愿者、待检测的普通居民、采样的医学物品、桌椅板凳等辅助性设置诸要素全部具备，也无法进行核酸检测，数字技术将这些元素整合进一个系统并使其运作，比如小区偶会出现扫码机器的故障导致整个检测瞬间停顿的状况；小区大门口成为货架林立、快递人员分区域聚合的货品交易地带，每位团长都有自己分发物品的相对固定区域，小区花园、池塘边的角落，一楼门厅、地下车库都可能成为一个微型交易空间，而这种交易得以进行，依赖于软件代码系统的运作。即使是在密集检测核酸的那段时期，小区相对固定的核酸检测点，非检测时又自然地变为居民们交往、休憩的场所，检测所用的桌椅板凳、遮雨帐篷等，又成为居民消闲的用具。居民们常常通过微信群约定某个非正式活动（如遛狗、交换物品、孩子一起游戏）的时间地点。同一个实体空间不同状态和意义的转换，依赖于软件代码系统即时即地的应用。不同软件代码系统对于同一个实体空间的嵌入与组织，成为空间意义和权力关系转换的关键因素。软件代码系统的时空创造，展现出可编程城市作为媒介文明的一种崭新状态。现代性确立的“人的尺度”，正逐渐转变为人-机耦合的尺度，这不但是当前正在发生的历史事实，更是人类提升自身及文明向更高境界发展的必然趋势。打破人的尺度，绝不意味着放弃人的自主性。相反，清醒地认识人类当前的生存境况，并据此调整人与世界的关系，正是人之独特智慧的创造性体现。只有在人与技术共生的新尺度中，才能实现人类的自主性，维护人的尊严，谋求人类文明在宇宙中的长久发展和繁荣。[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传播基础设施激活社区公共生活效果研究”（20BXW055）的阶段性成果，获“部校共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上海新媒体实验中心项目”的经费支持]
（孙玮：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李梦颖：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青年副研究员）
本文原载于《新闻与写作》2022年第9期，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以纸质刊物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