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编剑桥中世纪史第三卷：漫长的10世纪

经过十年的期待和努力,《新编剑桥中世纪史》第三卷中译本终于要跟读者见面了｡《新编剑桥中世纪史》第三卷(以下简称第三卷)主要研究欧洲10世纪的历史｡为了获得一个完整的景观,该卷从9世纪90年代写起,一直写到11世纪30年代(1024年),涵盖近一个半世纪,因此作者以“漫长的10世纪”来形容这个阶段的历史｡翻译过程中,译者深切感受到著者的治学境界和撰写特点,也认识和理解了著者笔下10世纪的“漫长的”历史｡

这是一个公权衰微､群雄并起､领土纷争､端绪丛生的时代｡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书写民族国家的产生和近现代政治地理的形成,著者的潜意识里通常会形成一定的参照系｡就第三卷的著者而言,即以日耳曼民族或拉丁欧洲为本位,以现代的欧洲版图和9世纪之前的加洛林帝国为参照｡现代的欧洲版图当然不会或很少出现在书写的字里行间,但它一般不会淡出作者思考的场域｡而加洛林帝国,则是西罗马帝国解体以迄欧洲民族国家形成前的唯一一个地域广阔､对欧洲政治地理影响深远的帝国,对于参照系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正是在这样的参照系中,作者建构了第三卷的解释框架｡

这个框架以基本问题为基础｡所谓基本问题,是指那些具有贯通性､普遍性,蕴含这一地区总体性历史趋势的问题,如奴隶制向农奴制的转变､聚落形态的演进､权力和权利模式的变动等｡奴隶制向农奴制转变是后加洛林时代的普遍现象｡日耳曼人推翻西罗马帝国后,奴隶人数并没有减少,反而由于战争频仍､社会动荡而大增｡这就意味着加洛林帝国时代的农奴化是一项漫长而巨大的工程｡但到11世纪,资料中已经不再出现关于奴隶的记录,说明农奴化已经基本完成｡这种农奴化在加洛林帝国时代是一种普遍､广泛的现象,而且贯穿了“漫长的10世纪”,因此说这是一个基本问题｡再如聚落形态的演进｡日耳曼人入侵之时,仍然处在原始社会末期,入侵之后便存在一个从游牧而定居的过程｡但同样因为政局不稳,社会动荡,居住变成了一种避险的方法｡也正因为如此,由游牧而定居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直到10世纪末,才以贵族设防的居住地为中心,形成新的村落,从而完成了聚落形态的转变｡这无疑也是一个基本问题｡按著者的设计,这些基本问题构成了第三卷解释框架的基础｡

这样,著者以相对静态的经济发展､统治形式和宗教文化等历史事项为基础,以相对动态的民族国家的建立和欧洲政治地理的形成为主干,附以异族占据的边沿地区,建立了它的解释框架｡经济､宗教､权力､文化具有贯通性､普遍性特点,帝国与王国具有时限性和局域性特点,而伊斯兰､斯拉夫等非拉丁民族相对拉丁民族而言则具有外在的､依附的特点,将这些民族独立成章,可以更好地体现欧洲史观的日耳曼或拉丁欧洲本位论｡解释框架既已形成,著者便选取相关资料,通过分析论证,建立了“漫长的10世纪”的史学体系｡

作为一部由多人撰写的综合性著作,方法的选择十分重要,既不能千篇一律,也不能放任而为｡“漫长的10世纪”史的突出特点是史料极为稀缺而且杂乱,这决定了著者的撰写首先要挖掘收集史料,甄别考订史实,因而必须采取传统的实证主义方法｡

史料特别是一手资料是历史书写的首要条件之一,而时间越是久远,史料的获取就越是困难｡“漫长的10世纪”当然算不上久远,甚至连古代都算不上,但它有自己的特殊性,这就是作为征服者的日耳曼人刚刚走出原始社会不久,欧洲即陷入了长达三四百年的衰落时期——生产停滞,文化凋敝,生活困顿,以至于“漫长的10世纪”也被西方学者视为文化知识停滞不前的时代——口头符号交流回归,象征性非语言交流盛行,文本读写似乎一直处在衰落之中｡这种情况导致了“漫长的10世纪”较其他时段更缺乏史料,关于拉丁欧洲本土的历史记录少之又少,许多新兴国家甚至没有留下任何原始记录,以至于有些事项只能依托神话､传记､文学作品､绘画等去了解｡这种情况决定了第三卷的撰写必须采行传统的实证方法,尽管有些学者责难这种方法陈旧了,可是,离开这种方法又如何解决史料稀缺和杂乱的问题呢?实证方法的使用,较好地处理了历史书写与史料匮乏之间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第三卷叙述和分析的信度｡

第三卷撰写的难度已如上述,那么,第三卷翻译是否也具有难度呢?回答是肯定的｡原著涉及了多个语种,还包括了几个古典语种,这就决定了翻译的难度｡另外,著者中很多来自非英语国家,他们都有自己的表述习惯,这也给翻译带来了不便,如此等等,余不一一｡工作启动之前,我们已经充分估计了这一难度,所以在译者的遴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重点考察了选择对象的中英文能力和专业基础,经过长时间的劳作才确定了现在的团队｡团队成员都有良好的中英文基础,在学科方向上,或从事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或从事英国史研究,都已经取得显著成绩,且都有丰富的翻译经验｡李增洪教授已经是翻译领域的著名学者｡他参与翻译的马克·布洛赫的《封建社会》由商务印书馆作为“汉译名著”出版,曾被评为社科类“十大畅销书”之一,至2019年已6次再版印刷｡此外,他还主持翻译了罗伯特·福西耶的《剑桥插图中世纪史》(950—1250年),参与翻译了诺曼·戴维斯的《欧洲史》｡于民教授翻译了劳伦斯·斯通的《贵族的危机:1558—1641》｡刘立壹副教授翻译了《〈论语〉名言》｡侯典芹副教授也有译作定稿,已交出版社,待出版｡王建波教授则通过考试获国家人事部颁发的英语笔译中级资格证书,现为中国译协会员｡正是上述译者的资质为第三卷的翻译提供了条件,保证了译稿的质量｡

本卷主要阐释“漫长的10世纪”(可上溯至9世纪末下推及11世纪20､30年代），欧洲封建制、庄园依附制出现与形成，欧洲的政治格局和政治版图由此奠定。本卷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为经济—社会史的各类专题，第二和第三部分以加洛林帝国地域为界，分别探究“后加洛林欧洲”各国，以及“非加洛林欧洲”各地区的历史。欧洲在这一时期完成了从古代世界向中世纪世界的转变，欧洲核心区各王国开始了自我认同的历史进程。

本卷作为《新编剑桥中世纪史》的第一卷，涵盖了自罗马帝国衰亡（6世纪前后）到西方封建社会之萌生（8世纪前后）之间的地中海欧洲及北欧斯堪的纳维亚与不列颠群岛的基本历史进程。本卷每一章都立足于考察自晚期罗马时期以来的细微变化。本卷强调，罗马帝国的“衰亡”是“蛮族”能够进入罗马世界的原因，而不是其结局。在罗马帝国向中世纪“转型”的过程中，诸种社会的、政治的、宗教的、民族和族群的斗争中，诸种“晚期古代”和“罗马的”元素与诸种“蛮族的”元素在对立、冲突和社会交往中渐渐走向融合与趋同。其中虽然不乏血与火的征伐，但并未造成种族或族群的灭绝与文化的毁灭。这是一个浴火重生的世界，是一个充满新的希望和挑战的世界。此即今天的“新中世纪史”。

本书为第六卷，叙述了公元1300年至1415年的历史。本卷涵盖14世纪，这是一个被瘟疫、自然灾害和战争支配的时期，这些灾难结束了基督教欧洲三个世纪以来的经济增长和文化扩张。但这也是一个见证政府的重要发展、重视和关注宗教与智力生活的种种变化的时期；它使俗人的声音、新的文化和艺术模式，尤其是本土文学的兴起，拥有了更大的分量。本卷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概况，讨论关于政府的理论和实践、宗教、社会和经济史及文化等一般性的主题，包括讨论艺术、建筑和骑士制度；第二部分为西欧各国的国别史；第三部分论述教宗驻阿维尼翁时期和大分裂时期的教会；第四部分讨论东欧和北欧、拜占庭帝国和早期奥托曼人，特别关注他们与西欧人的社会和经济关系，以及与地中海上其他文明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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