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工作报告39处提“就业”| 毛振华：保就业，这个抓手很重要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第一次没有提出GDP增长目标，这是对前一段时间专家学者、社会各界讨论经济形势时建议不提增长目标的重要回应。我也是国内最早提出今年应放弃把GDP增速作为目标任务的研究者之一。今年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年，是GDP要比2010年“翻一番”的考核年，也是扶贫攻坚战的考核年。我认为，这两个目标今年都可以缓一缓。但中央经过慎重考虑，在这次政府工作报告里还是提出有条件打赢扶贫攻坚战，这体现了我国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特点，在特别重大的领域有迎难而上的攻坚战精神。

不设定经济增长目标，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疫情发展远超预期。不过，现在来看，疫情在全世界的走势比较清楚了：全世界最困难的时期已经基本上过去，率先走出疫情的是中国。

对中国疫情的判断是对整个疫情判断中很重要的一点。中国在武汉封城之后有效地控制了疫情蔓延，武汉之外的湖北省地区和湖北之外的全国地区主要是进行防输入的疫情控制。在上次经过SARS以后，各个地方对防输入型的疫情有很好的办法，所以我国除了武汉之外病死率不高，扩散率不大，反映我们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同时，由于疫情在全世界的发展蔓延，特别是后来发现病毒无症状感染者多、病毒潜伏期长等特点之后，我们对防止疫情二次暴发非常重视，全国非常慎重，防疫工作一点没有放松，提出了“应检尽检，愿检尽检”的指导思想。我恰好在4月7号武汉开城之际，向中央提出这个建议，政策采纳之后，政府在武汉地区实施了全民检测。4月底的时候我去武汉，又提出了要“扩大应检，鼓励愿检，逐步全检”建议。武汉地区的全民检测和武汉“封城”一样也创造了世界防疫史上的奇迹。

全民检测对于武汉而言非常重要，国内无症状感染者的主要来源还是武汉地区。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不查清楚无症状感染者就不能消除人们的恐慌，就无法建立人与人交往的信任感，从而制约了武汉复工复产进程。武汉开展全民检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人群分类管理，对于无症状感染者实行隔离，对于无症状感染者的密切关联人士也实现了医学观察和居家隔离，加上把监测结果置入健康码等措施，这可以将武汉打造成全世界最安全的城市，使得武汉下半年可以放开手脚、甩开膀子复工复产、发展经济。

综合来看，制定经济发展目标，对疫情的判断还是非常重要的。从国内情况来看，当前不管是武汉地区，还是全国的其他地方，疫情基本上已经稳定。对国内政策来说，依然是坚持一方面抓防控、一方面抓复工复产的双底线，但侧重点应转向抓复工复产，恢复经济发展，同时疫情防控要抓重点地区，实施分类指导。

值得一提的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走出了一轮有别于其他国家的行情，错锋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中国的相对优势。这次疫情尽管中国率先暴发，损失惨重，但由于防控得力，特别是武汉的封城和全民检测震惊世界，走出了一条成本相对比较低、效率相对比较高的疫情防控路子，中国的防控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功。在此基础上，我们要努力抓住中国经济再一次错峰发展的机会，进一步确立中国经济的相对优势。但是从全球来看，在疫苗没有正式推出使用前，经济难以全面恢复，外部需求疲弱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冲击持续存在。受外部需求走弱制约，复工复产不是中国想开足马力复工复产就能开足马力的，这是一个现实。所以，我们要根据疫情走势和中国特色慎重布局经济。

202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在“六稳”基础上突出强调了“六保”，且“六保”重点聚焦保就业、保民生和保市场主体，宏观判断对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抓得非常准。“六保”的核心在于保就业，就业是民生的基础，保就业就是保民生；保就业的根本在于保市场主体，只有保住了市场主体，才能保就业，而保就业的重要抓手就是保中小企业。

根据经验，GDP增长一个百分点能够解决200万人就业，如果2020年GDP增长三个百分点，那也只能解决600万就业（低于900万的目标），而GDP增长三个百分点也十分不容易的。但是，要实现全年的就业目标，如果保中小企业做得好，也不一定要求那么高的经济增长，因为中小企业的产值虽然较小，对GDP的拉动也较小，但是由于中小企业特别是中小服务型企业多属于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对就业的带动却很大。除此之外，将保中小企业作为“六保”尤其是保就业的重要抓手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这次受疫情损失最大的，造成关门停业甚至永久性不能再开的企业中，主要是中小企业、服务业。即使在疫情不严重的地方也出现类似的情况，这是困难的重点领域。

第二，中小企业也是民生的重点领域。中小企业的就业人群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完善，面临严重的失业和没有生活来源的风险。这类人群基本上不干活就没工资，所以，有些地方不复工复产，这些人就拿不到工资，这样不仅不可能增加就业还可能增加失业。

第三，中小企业是重要的市场主体。不同的所有者之间的交换是市场经济价格发现的基础。中小企业也是最重要的市场主体，聚焦中小企业特别是服务业是当前的重点。当然其他的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高科技企业也是更重要的。但应该认识到大型企业，特别是大型基建项目的资本有机构成比较高，投入的资金带来的就业相对较少，而且见效的周期比较长，达不到救急效果，所以抓中小企业服务业很重要。

怎么抓中小企业服务？我有以下几点建议：

1、政府要补助“开门的企业”。对于已经退出市场的企业，救助已经于事无补，因此要将救助的重点放在目前仍能维持的中小企业上。怎么补助？一是参照其他国家的经验，由财政补贴一部分工人的工资；二是坚定不移地执行减税，要把政策尽早公布出来，对重点疫区如武汉等地减免三年税收也不算太多。

2、择优扶持中小企业里有发展前途的、有科技含量的、有新商业模式的，打造未来新的增长基础。很多大型企业特别是大型的科技企业、互联网企业都是从小企业做起的，我们要择优扶持。

3、要有拉动需求的配套政策。我一直呼吁要发消费券，消费券对于区域市场的复工复产复市，对中小企业服务业有巨大的不可以替代的作用。当然，最重要的核心还是要有改革的精神，扶持民营企业，支持私人创业。

4、要把推动民营企业发展，支持创业作为改革创新的重要内容，消除私营企业的顾虑，激发民间投资热情。

采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同时宽松灵活的办法是近几年罕见的现象。当然，因为我们现在面临的不单是一个少见的经济下行的形势，面对的更是一次人类灾难带来的超级冲击。所以，疫情当前，采取宽货币、宽财政的措施并不意外。但在政策宽松稳增长的过程中，我们应该认真考虑短期救急和中长期发展的关系。当然，我们希望这两者之间是能够完全衔接的，既能救急又能促进长远发展，但事实上这两者常有冲突，在二者有冲突的情况下，需要着重救急，“留得青山在”，这是当前现实而重要的一个思路。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在二者之间认真权衡。我们国家宏观政策将长期坚持防风险与稳增长双底线思维，这是我在2016年提出来的，目前我依然坚持这样的看法。因此，救急时要尽量少损害长远利益，特别是我们依然处于防风险时期，不能把防风险这根弦放松。2016年下半年以来我国政策重心逐渐从稳增长转向防风险，但2018年美国就发动贸易战，外部环境趋于复杂化背景下我国再度转向稳增长，金融风险缓释并未完全完成，使得疫情冲击之下的我国宏观政策选择余地较小。在这种背景下，货币政策虽然更加灵活适度，但并没有改变稳健主基调，因为总的来看现在市场上的资金并不少，而是不能直接到达实体经济，这个问题短期来看依然很难解决，货币政策的使用度还是有限的。

从财政政策来看，虽然中国的财政政策在过去的年份里一直保持积极基调，但与西方国家的比较来看，我国的财政政策相对比较谨慎，这次财政政策应该发挥更大作用，当前来看财政政策工具还可以进一步加大力度。要尽量少地使用债务工具，不要扩大企业的债务风险。而货币政策过度宽松、金融工具的滥用容易引发资产泡沫的上升，进一步地刺激金融风险的产生。如果在这时候产生金融风险，产生市场的剧烈波动，并最终导致债务危机潮，对中国经济而言是难以承受的。反过来说，鉴于我国中央政府的负债并不高，财政政策力度更大一点，负作用相对比较小。

在政策的具体着力点方面，重点是要建立推进居民消费回升和扩大有效投资的长效机制。在当前的政策选择中，我简单的提几点判断：一是鼓励民间投资更重要；二是扶持中小企业更重要；三是扩大内需更重要，要将发放居民补贴作为扩大内需的落脚点。我建议要向全体公民发放疫情补助，对于重点地区，尤其要加大力度。我一直呼吁要给武汉地区居民发放每年1万元，能够对武汉地区的发展起很大的缓和作用，让它率先走出阴影。当然这笔钱要由中央财政承担，各个地方也都要在中央财政支持下发放疫情补助。应该把这次疫情补助发放纳入到国家财政主导的开支范围。这样使得债务不扩散到社会，不给全社会增加债务风险，这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