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曾经谈论过共产主义与英国和法国的感觉唯物主义的密切联系，说不难看出，唯物主义的一些看法，如关于人性本善和人们天资平等的看法，关于经验、习惯、教育的万能的看法，以及关于外部环境对人的影响、关于工业的重大意义，关于享乐的合理性等等学说，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

恩格斯曾经谈论过共产主义与德国古典哲学之间的密切联系，认为德国工人同欧洲其他各国工人相比的头一个优越之处，是德国在欧洲是一个最有理论修养的民族，并认为这与德国哲学的传统，特别是黑格尔哲学，有密切关联，否则的话，德国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决不可能创立的。

同样，马克思主义虽然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欧洲，却在20世纪初被一个东方文明古国的一批知识分子所接受，并逐渐成了这个国家的执政党的指导思想，其间也可能存在着民族心理和文化气质方面的重要原因。

对中国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这样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思想文化现象，大概可以做以下五个方面的解释。

第一，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尖锐批判西方的西方理论；中国人既佩服西方成就又痛恨西方傲慢，马克思主义因此就对中国人具有了特殊的吸引力。对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这段精神旅程，读过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的，都会留下深刻印象。

针对这种情况，今天在中国做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善于超越中国与西方的简单对立，既避免崇洋媚外，也避免恐西仇外，抱着对中国对人类的高度负责的精神，把对西方的现代化成果的学习，与对西方的现代性的弊端的批判，有机结合起来。

第二，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用现实主义进行论证的理想主义理论，主张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论证和实现人类价值；对一个致力于在现代科技世界实现古代“天下”理想的民族来说，马克思主义因此具有特殊的感召力。

同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依然不仅有理想性而且有科学性有高度关联。马克思主义既充分肯定资本的文明化趋势，又深刻揭示资本的文明化趋势的内在限度，这点对我们今天发挥好资本的作用，同时又批判资本主义及其导致的各种危机，比如美国哲学家南希·弗雷泽所说的金融危机、生态危机、尤其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文化前提的再生产危机。

美国哲学家南希·弗雷泽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从人和自然的关系来说，资本内在地要求“探索整个自然界，以便发现物的新的有用属性”，要求“采用新的方式（人工的）加工自然物，以便赋予它们以新的使用价值”；从人和他人的关系来说，为了扩大消费范围，资本也促使“普遍地交换各地不同气候条件下的产品和各种不同国家的产品”，使得社会成员不仅普遍地占有自然界，而且普遍地占有社会联系本身；从人自身来说，为了扩大消费范围，资本内在地要求“发现、创造和满足由社会本身产生的新的需要。”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又告诉我们，资本的不断突破“限制”的概念规定，不仅以“限制”的不断重新产生作为前提，而且内在地包含着自我否定的因素：资本作为“力图超越自己界限的一种无限制的和无止境的欲望”，其“概念规定”即内在本质，决定了它要不断发展生产力，不断把生产力发展的任何现有界限当作必须克服的限制，而在资本主义所有制条件下，生产力的发展却意味着工人的贫困化趋势、资本的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尤其明显的是资本主义条件下全社会范围的生产过剩趋势。为了克服这一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地要求消费主义文化从一种特殊群体的文化现象变成全社会的普遍文化，从人们的行为方式变成社会的构成原则，从而几乎无止境地把人文资源（人性价值）和生态资源（环境和能源）转变成为经济资源。

在当代语境中理解马克思有关资本文明化趋势及其内在限制的论述，我们可以这样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中的两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它们的结合可以避免市场经济片面的极端的发展，从而获得持续生命的一个转机：恰恰是尊重人文价值和生态价值的社会主义，才有希望去抑制市场经济内部那颗终将导致其自我毁灭的火种。

针对这种情况，在今天的中国做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把社会理想与社会现实结合起来，实现两者之间的“反思平衡”：在坚持社会主义理想的同时充分利用资本的文明化趋势，在充分利用资本的文明化趋势的同时重视用体现社会主义的实践去克服这种“文明化”趋势的内在限度，防止其变成野蛮化力量。

第三，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以“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的”为特征的时代中的“神圣”理论；对一个以“内在超越”或“内向超越”为文化特征的民族，马克思主义因此具有特殊的亲和力。

说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所做的一个重要判断，这个判断比尼采说出“上帝死了”更早，也更深刻，为社会学界后来有关“理性化”的论述提供了更加准确的铺垫。这个判断虽然是就资本主义社会而下的，但资本主义社会是迄今为止最典型的现代社会；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描绘，也可以看作是对包括社会主义社会在内的整个现代社会的精神状态的描述。当毛泽东说“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的时候，他是一个典型的现代思想家。而与这种现代性相联系的世俗性，其实与中国文化的“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传统、与中国人的那种把“立德、立功、立言”作为获得不朽的现实途径的心态，一脉相承。这种传统一旦在现代化过程中经受住考验，就从某种意义上说比其他思想传统更适合为世俗化条件下的理想主义，提供文化心理基础。

说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所做的一个重要判断

面对这种情况，在当代中国做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努力把世俗性和精神性统一起来，既避免否定世俗价值的异想天开;也避免只顾眼前的物质主义，如改革开放以来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一些社会问题所显示的那样。

第四，马克思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超越理论的理论，赋予前理论或非理论的人类活动以高于理论的地位；对于一个既高度实用又崇尚理性的民族来说，马克思主义因此具有特殊的说服力。

中华民族有一个强大的实用理性传统，这是许多学者都说过的，正如冯契论证过的，与西方人相比，中国人更重视自由行动的“自觉原则”而非“自愿原则”，更努力于从“自觉”转到“自愿”，因此中国人的实用理性之为理性主义的一种，也值得高度重视。这种传统的一个现代表现，是当代中国政治文化中的那种特别重视理论学习、特别强调思想教育、特别要求做好思想工作、从思想认识上解决问题的现象。

从这个角度来说，邓小平理论是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是更加名副其实的。邓小平很喜欢用“常识”这个词；他对错误思想和实践进行批评时常说的话是“没有常识！”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一大特点，是赋予对常识的重视以理论的地位。比方说，当马克思说人类只有解决了吃穿住行的问题才能从事其他活动的时候，他是在诉诸日常生活的权威；当毛泽东说要实事求是的时候，他是在诉诸实践的权威，但当“实事求是”被当成毛泽东思想、尤其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的时候，“实事求是”之所以重要，又恰恰因为它是一个理论的要求。

面对这种情况，在当代中国做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要在理论与常识之间建立起反思平衡。为此我们要高度重视对现实问题的实证研究和理论思考，高度重视研究现实问题的远程背景和远程后果，高度重视把实证研究和理论思考结合起来。

第五，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批判理性主义的理性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自信能够用自己的“理性”传统来克服西方的“理智”优势的中国人的现代心理。

前面所说的马克思对西方的自我批判，也是一种理性的自我批判：1843年马克思在致卢格的一封信中说：“理性向来就存在，只是不总具有理性的形式”，在我看来是这种“自我批判”宗旨或“内在批判”精神的最精辟论证。马克思认为，既然理性的概念实质和理性的存在形式之间存在这样的矛盾，批评家就可以“把任何一种形式的理论意识和实践意识作为出发点，并且从现存的现实特有的形式中引申出作为它的应有和它的最终目的的真正现实。”在我看来，马克思的“理性向来就存在，只是不总是具有理性的形式”这个命题，比恩格斯高度重视的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的那个命题，“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更加明确地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理性的概念是应该实现的理想，但理性的现实状态是应该批判的对象。

梁漱溟先生在其生前未发表的书稿《中国：理性之国》中说，从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论述可知，社会主义本来是与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一脉相承的，而以“理性早启”为特征的中国文化，则不仅曾经对欧洲启蒙思想家产生过重要影响，而且可能更适合于解决本该由“理性”而非“理智”来解决世人皆有而当代社会越来越突出的社会生活问题和精神生活问题。由此他得出结论说：“在进入共产社会问题上，今后中国人所可能较易者，他方社会殆未必然也。”

面对这样的局面，在当代中国做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努力发扬中国人的“讲道理”的传统，而虚心学习西方人的“有办法”的传统，把“讲道理”与“有办法”结合起来，用一种全面的理性主义来克服片面的理性主义，同时又致力于依靠建设一个理性的社会的实践活动，来解决有关什么是理性、如何讲道理、为什么要讲道理等等理论问题。这些问题现在之所以在理论上成为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社会现实离一个普遍讲理的“理性社会”的距离还很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重要的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变世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不仅有可能引入中国这个以“讲道理”为主要文化传统的国家，而且有必要引入中国，引入这个历来把“讲道理”很大程度上只当做是一件与个人修养有关、而与社会改造和制度建设关系不大的国家。

（作者于2013年7月26日在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的讲演，以及作者于2013年11月23日在北京大学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研讨会上的发言，全文6500字，李念删编并标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