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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各自来自城市和乡村,却在尽力拉平那条人生的起跑线 | 破茧051

2017-03-24 Lisa 中国三明治


这是中国三明治破茧计划2.0发布的第13篇文章,也是破茧计划的第51篇文章。作者Lisa。


她写下了自己在西南五线小城的NGO组织工作的经历。在当地,整座乡村里可能连一所公立的幼儿园都没有,孩子周末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就在田地里玩耍。扛着锄头的家长们已经习惯了看慈善来了又去。Lisa的工作内容是负责开展儿童早期发展项目,在实地的接触和了解中,她感受到现实的压力与落差。



文 | Lisa


“ke十字gai,”我用本地话对司机说。


“去十字街?”司机用普通话和我确认。京味儿的方言还是没能蒙混过关。


这是我今年第十次来Z县出差了——一个位于中国西南地区的五线小城。

                   

十字街聚集着Z县价格最亲民的馆子。一辆辆摩托车把街道的腰围收成了0 size,红底黄字的招牌上写着:随意小吃、小楼饭点——小得名副其实。锅碗瓢盆被挤到了店外面,碗筷躺在铝盆里明目张胆地泡澡。做饭的地方挨着街道,车来人往,连门都省了,开放得让人胃直冒汗,更不用说再撒上一把辣椒了。

 

我和丽姐挑了一家人少的店,墙上挂着食品安全等级:一个不哭不笑的表情旁边写着“C(一般)”,和这条街的其他店一样。

 


十字街上的小吃店


十字街上的小吃店


“刺五加你吃不吃,据说只有我们这里的刺五加才是紫色,别的地方都是绿色……水香菜煮红豆汤也可以尝尝……棠梨花你吃过没有?”丽姐站在冰柜前问我。她随意扎个马尾辫,高原紫外线强,她又不擦防晒霜,皮肤因此黑黄粗糙,皱纹暴露出她快四十岁的年龄。

 

为了让我这个来自首都的人尝到本地特色菜,她每次都花几倍的时间点菜,自己只要了白菜汤。

 

“我现在敷中药减肥,这些菜不能吃。”那个叫做“香港魔瘦国际减肥连锁”的店规定中餐能吃的有:米饭、牛肉、猪肉、鱼、白菜、莴笋、空心菜、玉米菜、芹菜、黄瓜、番茄、木耳、韭菜、芭蕉心。我怀疑“香港魔瘦”也是某个大牌的不愿相认的亲戚——就像Z县的“当麦基”、“必来客”一样。

 

我和丽姐相差十岁,在北京和一个偏远县城开始自己的人生,在城市和农村度过了各自的童年,物质的丰盈对比自然的馈赠,海外的见识交手县城的视野。


我原想自己会迎来一场比婆媳关系还无法调和的价值冲撞。

 

不是学生不努力,是教育质量不行

 

2016年初,我拉着两个行李箱和一床被褥从北京西站登上开往Z县的火车。铁轨的一头是生活了快三十年的家,有着再熟悉不过的环境和气味。


34小时过后,一个未知的天地出现在了我眼前。


不像四年前那样浪漫,那时我在莱茵河畔37层的办公室里策划跨国公司的全球传播活动,一起工作的六位同事来自六个国家;也不像两年前那样惊恐,那时我在非洲第二大城市贫民窟做小额信贷项目,时不时要躲避被人从家里扔出来的“会飞的厕所”。


这次,我选择加入公益机构,走出了钢筋混凝土的丛林,一头扎进了头顶蓝天的大山。生活中太多人被金钱、地位和光鲜的职业生涯榨干了全部的活力,我不想成为其中之一。

 

Z县农村的风光


新工作将我带到了Z县,一个有36万人的国家级贫困县。我在那里负责开展儿童早期发展项目。丽姐就是我在当地的合作伙伴——Z县教研中心项目办主任。

 

省级规定到2020年每个乡(镇)至少建立1所公办中心幼儿园,有条件的村建立公办幼儿园。但“有条件”这三个字使得村级幼儿园的未来变得摇摆不定。

 

“我们现在还没实现每个乡有一个幼儿园,村一级估计就要等5至10年了,”Z县教育局的领导说。

                                            

我所在的公益机构就要填补现实和未来之间的空白。我们搭建的24个早教中心已经在Z县运行五年了,但公办幼儿园何时“有条件”,仍然未可知。

 

这次来Z县出差是因为早教中心的村民教师要进行课堂教学比赛。

 

丽姐是项目的元老,五年前她协助建起了第一个早教中心,见证了一个个孩子从看到陌生人就跑、哭天喊地不进教室,到现在能歌会唱,见到生人会问“你好”。一个个普通的农家妇女,从羞涩得不敢在人前说话,到现在能大方组织儿童活动,甚至有些还被选为村里的妇女主任。

 

妇女们平时种地,早教中心只在周末开放。为了尽快将她们变成合格的村民老师,丽姐每个周末都会坐车一个多小时来中心督导。

 

“我晕车,每次下车都吐得晕头转向。”2010年到2011年,整整一年她没有属于自己的周末。


“罗大姐在小学食堂做饭,原来当众都不敢说话,现在带活动多大方……张医生这么大年纪还在台上蹦蹦跳跳,你看她刚才多有激情……玲子是94年的,孩子都两岁了,是我们几个月前找到的志愿者,成长特别快……”


丽姐在饭桌上细数着老师们在课赛中的精彩表现。

 

别人休息陪自己孩子,她在农村陪其他孩子留守的女儿有时会抱怨“你是我妈还是早教中心的妈啊。”作为公务员,她也没有过上“喝茶看报”的生活,留下办公室窗外那片竹林孤芳自赏。


Z县农村的风光


丽姐出生在农村。“当时有一个政策叫动员军属回乡。我爸是个很老实的革命军人。服从命令,就把我妈送回乡下了”。

 

父亲在县城,母亲一个人在乡下拉扯六个孩子,两地分居过了二十多年。在那个几乎全是少数民族的村寨里,身为汉族的母亲凭着一颗善心没让自己和孩子们受到太多排挤。“我妈请人帮工的时候舍得宰两只鸡,她还用在缝纫社练的本事给村里人缝缝补补。”

 

家里养猪养鸡,母亲让孩子们找猪草,有野生菌时孩子们就去找菌子,“我小时候没有很饿的时候。”从小的经历让丽姐练就了一个特异功能——她站在山下就能闻到山里是否有菌子。

 

八岁那年,家里拿到了农转非的户口,于是丽姐来到了县城的小学上一年级。同学看到她会说,“瞧,那个乡巴佬来了”。她也承认自己从小到大在穿着打扮上都不在意。“我刚上班的时候胆子很小,总是跟在一个比我大些的女同事身后,另一个同事几年后和我说,她当时还以为我是那家的保姆,根本不像城里长大的。”丽姐坐在我对面边吃边说。


Z县本地菜


她上身穿了一件黑底黄花毛衣,下身套了一条黑色尼龙打底裤,被粗壮的小腿撑得凹凸有致——看来“魔瘦”的路还很漫长。打底裤和毛衣都裹着一层小球,不知道被洗了多少次。不怎么白的袜子挡在黑色打底裤和黑色皮鞋之间——一种时尚教科书里永远不会出现的黑白配。

 

“我觉得农村人不比城里人差。”她指的是学习。

 

和很多励志故事一样,丽姐刻苦努力,初中时被选拔到市里读书,走出了大山。不过她仍然觉得自己在解决问题时没有城里人办法多,脑子转的不够快。“也许因为我小时候没上过幼儿园。”

 

大自然教会了丽姐城里孩子没有的知识——我们在乡下,她是我的自然老师。在我眼里的树和草在她的眼里是芒果树、芭蕉树、葛根、哈痒花、血麻……,但是缺失的学前教育却成了她一生的遗憾。

 

“我五姐上学的时候代课老师连汉语拼音都说不对,不是学生不努力,是教育质量不行。”丽姐对于早教项目的热情很高。她想证明,只要在教育上和城里人有同样的起点,农村人一样可以很出色。


双方的磨合比想象得艰难

 

中国农村对于我,就像公益机构对于丽姐一样,彼此都需要一段磨合期。第一次去Z县出差,我只记得村民腼腆的笑。他们说的民族话、方言版汉话,本地习惯用语,没有一种我能破译。交流的不畅隔断了我与村庄的连接。自己国家的人说话,我还能听不明白?这是我来农村工作前没有预料到的挑战。

 

“您能再说一遍吗?”“您是这个意思吗?”我每确认一次,村民对自己汉话的信心就降低一格。我在与美国人说英语时,也和村民是同样的心情。

 

有时我会装作听懂了一样点头、微笑,让他们继续说,多说。但心里其实并不完全清楚他们在说什么。这时候丽姐就会出面充当翻译,我常常为自己这种“大排场”感到惭愧。

 

更惭愧的是,我觉得自己是一个长得像中国人的外国人。从小生长在政治中心,我却对农村的撤点并校政策、一事一议制度一无所知,甚至有时候连乡和镇谁大谁小都会搞混,更不用说知晓农忙农闲时间了。

 

第十次来Z县出差,我会走到十字街要一盘仍然不认识的青菜,也会在赶集天去看100块钱一串的蜂板和能吃的树根。早教中心的村民老师们把自己沥的蜂蜜、自家种的芭蕉、山上采的棉石榴果都塞给我。每次下课后都热情地招呼我“ke家里吃饭”。我会把手搭在她们肩上问,“包谷收得怎么样?”“地里忙得赢吗?”“小娃可领得住?”。当地汽车站常年有两个卖包谷的妇女,一老一少,我会公平地在两家各买一根,然后在回市里四个半小时的大巴上慢慢咀嚼。


 

丽姐在起初也并不适应公益组织的工作方式。“他们总让我谈自己的想法。我根本不知道说什么”。她以前的工作像流水线,领导说什么就做什么,一下子变得“平等”,不仅她不习惯,村民们也如是。


“一开始和村民座谈时都没话,但后来只要一讨论时间就特别长。”村民从原来的有话不敢说到现在有话抢着说。

 

早教项目最大的挑战不在于将小学都没毕业的村民培养成老师,而在于和物质主义的诱惑对抗。

 

妇女们在早教中心周末两个半天只有70元补贴,一个月最多280元,就算加上平时种地的收成,也无法和外出打工相比。“能留下来的都不是看重钱,都是希望村里的小娃将来有出息。”

 

时不时,丽姐会接到妇女们退出项目的电话,她会糖衣炮弹软硬兼施,想办法留住她们。“我同事说我这叫意念强奸。”

 

面对困难想放弃的时候,丽姐会一个人跑去早教中心。“看到那些小孩,就会想到我自己小的时候。和孩子们唱唱跳跳,看到他们灿烂开心的样子,我心里也就高兴了。”


Z县农村的风光

  

这天,我们饭快吃完了,丽姐的手机响了,女儿催她去打气排球。

 

七点钟的体育馆像冬夜的篝火,将人们围拢。体育场还挂着横幅,祝Z县2016年全民健身运动会气排球比赛圆满成功。丽姐参加了这次气排球比赛。作为女队员中的主力,她被称为一姐,女儿顺理成章成了一妹。

 

只见一妹前后左右调动一姐,而一姐给出的球都很正。

 

“哎呀,累死我了。”一姐被牵制得满场跑。

 

“技术就是技术”一妹说。

  

第一局10比21,一妹赢了。

 

“这局我必须赢。”

 

“这局我也必须赢。”

 

“那我们都拼吧!”

 

第二局21比18,丽姐展示出了一姐的实力。

 

决胜局开始了。

 

一妹频频吊球成功。

 

“一姐加油啊!”只有一个人的啦啦队,我成了队长。

 

“我不想让她……”话没说完,一妹的吊球又来了——一妹联手魔瘦,丽姐的减肥路不发愁了。

 

17:18女儿领先一球时,体育场突然一片漆黑。

 

“停电了?”

 

“不是,他们直接关灯哄人了。”

 

走出体育馆,女儿得意地说“你这一姐怎么连我都赢不过。”

 

“我在单位是负责第一个接球,一接,所以大家叫我一姐。”女儿被逗得哈哈大笑。

 

女儿去洗皮球,丽姐问我:你是不是觉得我真打不过我女儿?

 

比分说明一切啊。

 

“我练了那么多年,她才刚学一个学期,怎么可能比我打得好。但如果不让她赢几回,她觉得没有希望就不会想赢了。”丽姐一步步解释自己的谋篇布阵。“但是也不能太让着她,让她觉得赢特别容易,你看我们的比分也没有特别悬殊。说不定她和我打是一妹,她在学校就是一姐。”

 

比分真的说明一切。丽姐把一次体育锻炼变成了俄罗斯套娃,一层一层拨开了对女儿教育的用心良苦。

 

孩子们贴在黑板上的创作


女儿三四岁时,丽姐有一次带她去早教中心。中心正好建在一所村小,女儿回来之后就说以后上小学想去那所村小。

 

“那她后来上了县城的小学还想去村小吗?”

 

“当然不想了,看到什么就决定了她的视野。”

 

扩大视野最好的方法就是旅游。去年暑假,女儿和爸爸跟着旅行团去了北京和华东五市。“她回来说喜欢上海,以后想去那里上大学。”丽姐觉得9天4860元花得值,这比她一个月的工资还多一点。

 

“我查了下东航去美国才6000多元,你说怎么那么便宜。欧洲十一国两万四,就算一个人三万,我和女儿加起来一共六七万,现在工资也涨了,存几年钱还是够得。”她希望在女儿小学或者初中毕业前能出国旅游一次。我建议她可以考虑澳大利亚。

 

“哦,澳大利亚在欧洲十一国里吗?”看来她把价格记得比国家更清楚。

 

丽姐骑摩托带女儿回家。她问:Are you ready? 

 

“Yes I’m ready, let’s go.”女儿高兴地说。

 

远处的露天舞台,两个女模特穿着大红大绿的旗袍,面无表情地站在一辆崭新的摩托车两旁,男主持卖力地唱小苹果,台下群众拿手机拍照、摄像。

 

丽姐没有停车,带着女儿迅速驶进了夜色。

 

我没告诉她,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来Z县。

 

理想终于撞上了“南墙”

 

这次来Z县出差前,我提出了辞职。

 

我适应了乡村,却无法适应张老师——我的直线经理,一个坐在我旁边我就心跳加快,不知哪句话说错就会遭到言语暴力的老板。

 

出差回到办公室,我把课赛的报销申请交给张老师,她随口问:你们最后比赛的礼品买的是什么?

 

“面膜和防晒霜,”我如实回答。

 

谁知她声音一下跳到高音部:这估计不符合财务报销规定吧!

 

出差前,我问张老师关于礼品的预算。“一等奖每人100元,二等奖每人50元。”她看过项目预算表后给出了指令,我没敢多问。

 

Z县一共有三个购物中心,我在其中一家搜寻。一层是生鲜水果,二层一半是文具,另一半是家电。张老师定的预算让我在文具区里是大款,家电区里变穷鬼,最终我在化妆品专柜前站稳了脚。价格合适,而且老师们都是女性,应该会喜欢护肤品。

 

我征询了丽姐的意见,她也赞同。果然,获奖的村民妇女拿到奖品都很欢喜。

 

我有些懵,没超过预算,也有正规发票,为什么不合规定?

 

张老师带着我去找财务,她后背的肉把毛衣撑得像意大利千层面,一双34的旅游鞋被她踏得有高跟鞋的音效,我跟在她身后,知道前方又有一场情绪的海啸。

 

张老师的声音仍在高声部,“怎么会买防晒霜和面膜,太说不过去了!你当时怎么想的?!你以后无论做什么,要想想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她看我,就像看一个智力有问题的孩子。

 

晚上,休假中的财务经理发微信给我:公益机构比企业严格太多,外部捐赠的钱使用范围很限制,和活动无关容易让人敏感的都不合适。防晒霜勉强能报,可以解释你们经常组织家长孩子户外活动给老师们用,面膜就太离谱了,确实报不了。

 

从企业到公益组织工作有11个月了,我才意识到原来礼品也有这么多讲究。

 

当地孩子们的创作


“张老师,课赛的奖品我以为只要不是现金就可以,所以觉得护肤品适合女性志愿老师,现在听说财务不让报,能麻烦你帮忙想想变通的办法吗?”

 

丽姐把这条短信的截屏发给我。我当时真想从市里飞到县城,抓着丽姐的肩摇晃她:不是不让您问张老师吗?

 

我不想领张老师的人情,所以才叮嘱丽姐不要和张老师提这件事,就怕她觉得是我让丽姐帮忙求情。

 

“你就让我试试,试试我才甘心。”丽姐内疚,她当时也说这个奖品可以,另一方面她觉得划不来让我自己贴钱。我就这样毫不知情地被她拖着一起“撞南墙”。

 

我问丽姐,如果护肤品能报,她不会不会有负罪感,毕竟不符合财务“规定”。

 

“不会,因为实际发生了费用,虽然物品不合规定,但是它起到了它应用的目的,调动村民教师的积极性,让她们更尽心为孩子们服务。”

 

那买图书是不是也能调动?而且一定能报销。

 

“买图书符合规定,不能说不能调动,但护肤品也能调动,书籍对于村民来说阅读有一定难度,阅读时间还是一个问题。”

 

在早教中心,我时常能看到一捆捆家长培训手册、教师教学用书,崭新地堆在纸箱子里。那些都是以前张老师发给村民老师和家长的。每当发现这样的问题,我就学着张老师的样子,叮嘱老师们要物尽其用。

 

老师们总是点头答应,但一本400多页,全部用文字描述如何组织游戏的书,我看了几页都觉得抽象读不下去,更何况那些大多是小学文化的村民妇女?

 

有些符合规定的物品最终沦为了摆设。

 

几分钟后,财务经理又来消息:张老师觉得防晒霜那样解释跟你们的活动很牵强,恐怕还是不能报,等我跟她商量一下。

 

牵强谁来定义?能不能报销谁说了算?比商业公司严格太多的公益机构还能变来变去?我被弄得越来越糊涂。

 

微信里,丽姐把她和张老师的短信截屏发给我。

 

张老师:这个没办法,是机构规定,财务已经专门和我说了,不能违反机构规定。


丽姐:好,谢谢你!希望下次能事先告知哪些东西不能报,哪些可以报。


张老师:是的,负责活动的人是有责任告诉你的,如不告知也有责任。


丽姐:负责活动的人不知道,该由谁告知?


张老师:不知道不会问?谁让你买礼物?买的时候不应该告诉你吗? 


丽姐:谁啊?你让谁买的?你告诉她了吗?


张老师:你怎么知道我没告知?机构的规定我要每天说?

 

文字间的火药味看得我喉咙发干。

 

丽姐是在为我说话,说出了我不敢说的话。但我害怕张老师明天会把火药往我身上点。想到明天——我在办公室的最后一天,本来为解脱准备好的愉悦被掺进一些忐忑。

 

“机构规定会说不能买护肤品?我从未听说过。”丽姐还想为我鸣不平,我赶紧拉住了这头倔马的缰绳。手却不由自主去搜机构关于礼物的规定——不妥当的礼物包括金钱或礼品卡、酒、巧克力、中国画和任何与项目无关的物品。至于“无关”的定义,我没有找到。


当地一个村子的人要过河才能到县城

 

第二天,财务通知我防晒霜能报,面膜不能报。我把消息告诉了丽姐,她说:我昨天晚上去和王老师说了。

 

王老师是张老师的领导。

 

我坐在电脑前面,不敢相信她怎么这么倔?

 

“如果是我不尽力,我会心不安。”

 

她尽力,并不是摆出努力的样子而让自己心安,而是在我让她别管这件事后,还背着我找到了她能联系的最大领导。

 

“我和王老师说了是护肤品,她同意报销了。不知道张老师是怎么说服她的。”

 

规定终究还是人定的。

 

一南一北,扯平那条起跑线

 

2017年春节前,我回家了。此刻的我,不用精确计算家里的菜还够吃几顿,也不用在没有暖气的屋里像抱孩子一样把热水袋放在胸前,更不用在睡觉前惦记着门是不是锁好了,甚至关灯后还起来再检查一下。

 

屋子里除了我,终于有其他人的声音了。

  

手机已经不能自动连上家里的wifi,55寸的电视虽然不是新成员,但它一开我还是想退后三步。附近的街道好像抻面条一样被抻宽了一倍,原来路中间的一排排大树不知了去向。小区的房价从6万一平升到了9万,我一直习惯去的理发店竟然倒闭了。

 

不过吸一口空气,北京还是那个北京。

 

朋友们见到我说,你真不像从山区回来的,还是这么细皮嫩肉。怎么高原的太阳就晒不黑你?妈妈每天都要抱着我说“终于回来了”。丽姐也让我好好和家人享受天伦,但还是免不了和我抱怨张老师的“拽兮兮”:你走了我觉得工作干劲弱了很多。


村里的河

 

削弱她热情的不仅是我的离开,还有早教项目的前途未卜。

 

陪伴了六年,丽姐把早教项目看成自己的孩子,“我真希望它能有个好的归宿。”

 

但慈善机构决定今年停止资助,县政府又拿不出资金。一方想“是时候断奶了”,一方说“我不能自食其力”。 

 

孩子不谙世事,早教中心没有了他们周末就去地里,大人种地,他们在旁边玩泥巴。扛着锄头的家长站在地里默默地叹了口气,好像已经习惯了慈善的来了又去。


村子就藏在大山深处


但我不能当做什么都没发生。我和那些孩子一起玩过丢手绢,给他们读过故事书,采访过他们和他们的父母,也在镜头里记录下了他们认真画画的样子。

 

如果不尽力,我会心不安。

 

于是我成立了自己的社会企业,通过销售当地原生态农产品、组织乡村旅游体验,补贴早教项目向家长收费后的资金缺口,来让这个项目继续运转。


联系农户、设计logo、制作包装袋,一切对于我都是全新的挑战。以前我连千克和斤的换算都不知道,现在只要看一眼紫米,我就能判断是老品种还是新品种。

 

丽姐从我的合作伙伴变成了创业伙伴,在工作之余帮我介绍Z县的各种资源。

 

3月31日,对早教项目的资金资助将正式结束,这篇文章发送前丽姐告诉我,听说有村子在考虑向家长收费,也有村民老师因为家里孩子太小决定退出志愿团队。


而我和丽姐,还将一南一北,扯平那条起跑线。

 


Lisa

青少年社会创新孵化项目主管,坐标北京



24岁,第一次走出国门,在“诗人与思想家”的国度——德国和另一个自己相见恨晚。25岁,第一次来到南半球,在“人类发源地”肯尼亚被贫困刺得双眼流泪。26岁,离开北京,第一次成为南漂,在“彩云之南”做起了村姑。


好奇心是螺旋桨,机舱里装满关于人的故事。始发地北京,目的地未知。我坐在驾驶室里满怀期待。


人生正在破茧而出。写作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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