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莫舟
权宜之计
我和安的最后一次大吵是在买房子的时候。安是我的先生，斯洛伐克人。
导火线是中介建议房子只写在我名下，而我则以单身的名义购买，因为我们是在香港做的婚姻登记，大陆没有我的婚姻记录。中介没有操作过涉及外籍人士的房产过户手续，觉得这样操作更方便。
回家和安商量这件事情，他一口拒绝。第一，他要他的名字也写在房产证上；第二，我绝对不能以单身的名义购买，那是欺诈。
我碰了一鼻子灰，又加上理亏，就把这事扯到他对我的信任上。“这与信任无关，我花钱在这个国家买了房子，我希望我的权益得到保证。这有什么问题呢？”安质问我。
“最早我租房的时候，房东就是不愿意去房屋租赁所登记，硬是要我在有人来查时谎称她的亲戚。我一个外国人怎么可能是她亲戚？后来我想有深圳的驾照，可是去了车管所，没有人可以告诉我怎么获得。我只能被外面的黄牛团团围住。作为一个外国人，想在深圳获得合法的权利，怎么就这么难？为什么连你都不明白？”他把陈年往事都挖了出来控诉。
“你们每个人貌似对外国人格外地友好客气，可是我为什么不能享受一个纳税人该有的权利？我可是在这里合法工作了很多年，交了很多税呀！”他不依不饶。
我的眼泪停在了眼圈里，这似乎是我从来没有思考过的角度。我一直以为他在中国享尽了优待。
第二天我拒绝了中介的建议，并开始查阅相关操作步骤。首先是公证香港的结婚证书。此时又遇到了问题，在百度搜索了一圈，跳出来的尽是中介的信息，电话过去报价高得吓人。后来在必应上用英文搜索，才直接搜到可以办理结婚证书公证的香港律所，一天时间就办完了，费用是中介报价的四分之一。或许中介赚的也是辛苦钱，可是他们的大规模存在，并且占据搜索引擎，却堵住了正规途径。
这是让我清醒的一次吵架。我第一次清楚地看到自己离权宜之计的陷阱有多近。
中国幸存者
我和安受副领事之邀去斯洛伐克驻上海总领事馆喝咖啡。
领事馆隐于淮海路的一座商务楼里，小小的一层，是小国的样子。楼的一侧用于对外办公的部分，接待签证等事宜；另一侧则是不对外开放的办公区。
我们到时大概上午11点，看到副领事的先生（他也是领事馆工作人员）拿出一瓶伏特加来，我才想起他们的礼仪：见面礼之后，双方坐定的第一件事情是干杯，无论见面时间为何时。酒下肚，话自然就多了起来。
副领事一家即将任职完成而回国。回顾起在中国的4年，夫妻两人说：“中国的4年经验是无可比拟的。这里很有挑战，我们的生存刚开始有些艰难，但是我们幸存下来了。”
作为中国人，我们有时候很难理解他们的“生存”为什么艰难，他们在中国不是享受着超级国民的待遇吗？中国人对他们客气有加，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对于歪果仁来讲生活也很方便，到处都是为他们开的饭馆酒吧。何来“幸存”一说？
“我曾经很向往在中国旅游，试了几次，人太多了。我们也不会中文，很难深入到大城市之外的地方。”副领事说，“所以，大部分长假期，我们都去了用英语交流更加方便的东南亚国家。”
日常生活中，更频繁地和中国人有直接交流和商务谈判的是丈夫，他负责给领事馆找地方、给工作人员安排住所等相关事务。说起最初的经历，他说，中国人兜圈子的交流方式是直线型思维的他所摸不透的。
比如找房子，照片上的房子和现实中看到的房子往往相差甚远。跟房产中介打交道时，他提出了一二三点要求，而中介带给他看的往往跟他的要求一点也不搭边。中介却抱着“先看看，没准会喜欢上”的念头。他慢慢了解到中介的这个倾向，学会了在实地看房子之前就跟中介说清楚，一旦看到房子完全不符合他提的要求的，他就拒绝继续跟该中介合作。
这一招很管用，中介像变戏法似的，找来的房子至少是表面符合要求的。
“中国人做事情很讲究效率，他们会希望你谈完了马上做决定，而我们则要更多的时间去对比、做决定。”他说。我跟他解释中国是一个飞速发展的国家，快速地做决定才能获得机会。他表示同意，“所以欧洲人会被撇在后面。”他补充道。
“中国人很聪明很灵活，他们知道如何去调整。我在这里学到了很多，跟这里的人交流时，我慢慢地不这么信任他们，但是也学会了去探测背后的意思。这是很重要的生存技能。”他说，“比如，我遇到过谈判进行得好好的，对方不停地保证，可是过了一晚，情况就有变化了。他们需要提出很多条件。或者，他们提供的跟合同规定的有差异。”
“我觉得中国人有自己的度量制度和计时方法。”安打趣地插话，“在这里，稍等一会儿，可能就是个把小时。1厘米可能是1.2厘米，凑不上没关系，用力按进去就行了。”
“是的，我们的思维方式很不同，你们更直接，我们喜欢绕着来，但是我们也在不断地学习，学习怎么跟不同文化的人交流。而且就整个国家而言，中国正在变得越来越规范。”我这么解释。
“中国之后，其他国家都变得无趣，我们想不到有哪里会比中国令人兴奋。”他们这么总结这四年的中国生活。
奥巴马的亲戚
时间倒回到2008年末，彼时奥巴马刚刚当选美国总统，人们真诚地相信着“Yes, we can.”这历史性的突破事件让广大黑人兄弟们翻身做了主人。哦不，不能说“黑人”，应该说“非裔美国人”或者“棕色人种”。
当时在我的团队里，有一个黑人外教，叫“黑龙”。
公平地说，他长得挺帅的，乍一看几乎跟奥巴马有些神似。不过鉴于我们对不同种族的人大多有脸盲症，我们可能会认为大多数高高大大的、身材不错的黑人跟奥巴马都挺像的。
黑龙大概也认识到自己多少跟奥巴马有些相似，他得利用这个特点。很快有人来问“这里是不是有个外教是奥巴马的亲戚”。
与此同时，深圳的媒体开始报道奥巴马真有个弟弟在深圳，在蛇口的某个角落里开一爿烧烤店。尽管媒体对他持续报道了一段时间，但是这位兄弟不为所动，硬是低头烧烤。这反过来又被媒体反复称颂：这显然是制度优越性的体现，换做在中国，早已经“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了。
而黑龙，却分明看到了机会。他开始编自己是奥巴马的亲戚的故事。这故事又编得有点心虚，没有太多细节，毕竟他知道的奥巴马，跟别人知道的也差不多。他小心翼翼地告诉我他和奥巴马有些关联。
这其实不用说我也明白，大家都是黑人嘛，一看就和奥巴马同祖宗的。我不置可否地应着，他应该知道我不信，却还是忍不住要往下编。
黑龙一开始是有些人格魅力的，带着黑人特有的节奏感，他教了几次跳舞，连那些最放不开的中年男学生都跟着跳了。他的滔滔不绝也是颇为引人关注的，反复几次之后，我就发现了他的健忘和自相矛盾，前脚刚跟我说完他已经在30岁时退休了，后脚又来问能不能先预支部分工资付房租。
学生们也常常来投诉在他的课上，只能学到一句话：“You know what I mean.” 这让我不得不怀疑他的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文凭是PS出来的。当然，在我后来了解美国大学的政策之后，我想如果那张文凭不是假的，他就是凭自己是个少数民族进去的。
当他的人格魅力在谎言里消耗完时，我不得不让他离开。
那是在圣诞节之后。圣诞节玩“Secret Santa”时，有人恶作剧让我抽到了给黑龙送礼物，我给他送了一块香皂——因为他的体味太重了。
淘金者
三儿是个30岁出头的哥伦比亚青年，个头不大，留着络腮胡——这胡子是从他在中国的第一份工作留起的。
当时他大学刚毕业，满脸写着“嫩”字，公司为了让他看起来更成熟些，就建议他留了胡子。如今他不用胡子也能显出几分成熟来，这胡子却还跟随着他。
他从小家境殷实，一路上国际学校，毕业于美国名校宾夕法尼亚大学，能够熟练使用英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法语、德语等，来中国后又学了中文，如今能够用中文办公，有了自己的贸易公司。
大约十年前，他大学毕业，被一外教中介空投到徐州。先搭飞机到上海，后转火车去徐州，在中国的第一晚他睡在火车站。
在中国教英语不是他的职业理想，只是他进入中国并安顿下来的捷径。
从徐州转来深圳，我们共事一年后，他加入了一家本地的民营LED公司。
和所有怀抱着深圳梦的年轻人一样，住城中村的握手楼、吃沙县小吃、加班到黑白颠倒。他的语言优势和沟通能力让他在中国民企里如鱼得水，又有外国人的优势，他在这家公司做得很出色。之后的路也走得顺风顺水，先去了巴西，帮他所供职的中国公司拓展巴西市场；现在回到了他的祖国哥伦比亚，常带着南美人来深圳的电子公司来参观采购。
“以前南美的客户来深圳，住在关外的工厂附近，谈完生意直接去香港，以为深圳就是工厂。可是我和他们一起来时，我带他们去蛇口，去华强北，他们惊呆了，原来在深圳什么都买得到，他们根本不用去香港。所以他们现在都喜欢我带他们来。”他说，有些得意。
我们交流每年给自己定的突破点。他说，下一步计划是组织哥伦比亚的官员来深圳这样的城市旅游。“现在我的国家停战了，大家知道最重要的是发展经济，他们需要来中国学习。他们不用去纽约，而是要来深圳。”他显然很严肃地在考虑这个项目。“I love Shenzhen. It’s just so exciting.” 他想了想又补充道，眼里放着光。
当我们身边的年轻人争着去国外留学，试图获得世界最顶级的教育并留在好山好水的世界时，来自地球另一端的年轻人看着中国，这片热闹拥挤的土地，仿佛看到了一片应许之地。在诸如深圳这样的城市，他们看到了活力、希望和无尽的可能。
这让我想起一个更年长的美国朋友，他于80年代来到中国，居于香港，常年在深港两地往返。
“有时候我会在一天内往返深圳多次，这里是我的‘狂野东部’，到处都是机会，我是个淘金者。”他曾经这样说。
教书机器
德裔美国人S先生是台教书机器。
他可以一年到头不休息地教英语，每天的课从早排到晚，只要有人找他上课，愿意支付合理的费用，他就愿意去教，"Can do. Can do." 他总是操着带着德语口音的英语说。
“我是个妓女，谁给钱多就给谁上。”他常常这样自嘲。
至于这台教书机器是怎么炼成的，说来有些传奇。
上世纪末，S先生正当年，在华尔街做股票经纪人，刚刚经历了一场昂贵的离婚，休假时去了迈阿密。在迈阿密的一次晚餐时，他的邻桌坐了两位中国人。他跟这两人攀谈起来，他们邀请他去中国。他很快就做了决定，跟着吃饭时认识的中国人来到了中国。
他做类似咨询顾问的工作，去过除了西藏之外的所有省份。当然，这过程中，S先生没少扮演各种各样的外国专家。
时间转眼到了2001年，圣诞节前夕。他在深圳东门逛街，顺便想想下一步该怎么走。这时候，一个白人跟他打招呼，那人说，他急着找一个可以代替他教英语的老师，他想在圣诞节回国一趟，可是他的公司要求只有找到代替他的人之后才允许他走。那人问：“你能教英语吗？”
S先生撇了撇嘴，摊了摊手，“我想可以吧，我倒是没教过，但是想想应该没什么难的吧。”
就这样，S先生开始了教英语的不归路。
教英语这事常常需要跟常人相反的时间安排，这正合了他意，他再也不用担心女朋友周末缠着他去逛街了。是的，他还有一个女朋友，中国女朋友，现在已经成了他的太太，他们还生了两个孩子。当然很有可能与此同时他已经做了爷爷，因为他和前妻——那个花了很多钱离掉的前妻——有个儿子，已经二十多岁了。
别以为有个中国太太，他就喜欢中国。
他可不喜欢中国，既不喜欢中文，也不喜欢中国菜，所以我们别自作多情了，以为中国菜博大精深，可以轻易征服外国人的胃。他丝毫不掩饰对中国菜的排斥，他说广东人煲的汤就像洗碗水，根本不是人喝的东西。
S先生常常在英语角抛出惊人言论，时不时地，下面有英语好点的学生就听不下去了，站起来要跟他吵起来。这时候，他拈花一笑，说：“这就对了，说下去吧。”
中计了吧？这是他上课逼学生开口说英语的诡计之一。
所以，就教英语这件事来说，他是认真的；他的课非常受欢迎，晚来的学生通常只能在门口挤着听。
S先生常常语出惊人，比如著名的“救妈妈还是救女朋友”的道德困境，到他嘴里，就变得非常容易算计：“这根本不是什么困境，妈妈已经多活了很多年，她剩下的年数肯定不如女朋友多，她制造价值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了，所以救女朋友显然是更理性的。”再比如，他说女人要求男人买钻戒是为了证明男人是否有足够的实力能够支持像钻石一样毫无价值的自己，经他这么一说，一直不认为自己是毫无价值的我，再也提不起劲头来找男人要钻戒。
我喜欢和他合作，也喜欢和他聊天，因为他知识渊博，也因为他像机器一样准确又不抱怨。
S先生做了大量的课堂PPT，把话题列成目录，我有需要时就可以像点菜一样点。他也可以像机器一样连轴转，背靠背上7小时的课，丝毫不偷工减料。
我本以为可以和他做一辈子忘年交的，可还是和他慢慢疏远了，想起来不免有些遗憾。说起原因，到底也是我的觉醒。因为我突然意识到，他这些年，一边居高临下地批评着中国，一边毫不犹豫地钻着中国法律的空子，是实实在在地玩着双标。
K先生
K先生身材高大，脸却肉嘟嘟的，最显著的特点是长着一对招风耳。
他智商极高，中学时拿过国际化学比赛的冠军，二十出头就拿到博士学位，所以他是K博士。
K博士大约于十年前来中国，身份是一欧洲小公司的驻上海首代。
他对语言极其敏感，来中国后很快学会了中文。和一般外国人学中文不同，他既学发音也学书写，所以能够熟练地在日常沟通中使用中文，也能默写几首唐诗。
除了学普通话，他还热衷于学习中国各地的方言，几乎每去到一个地方就能说上几句那里的方言，也不在乎自己的发音是否标准，反正张口就来。这样的语言能力令他在中国如鱼得水，算得上半个中国通。
可是他又是一个不拘礼节的人。
初次见他，难免会把他归为怪咖，因为除了简单的见面礼节之外，他不爱寒暄，即使冷场时，也从不主动没话找话。我慢慢发现，冷场时，他根本是自得其乐，沉浸于沉默中，也不在意别人是否不安。
慢慢地，跟他见面时，我也学会了不没话找话，冷场就安心地冷场。我甚至发现，能和一个人安静地坐在一起，不为了说话而说话，倒也是难得的境况。
最有意思的是和他一起吃饭，他对食物相当讲究，有自己的一套做法，点餐时总要寻根问底，常常把服务员问倒。他也从来不故作客气地推辞，一坐下来自己拿起菜单就点完，好在他点的菜质量都不错。他也喜爱询问服务员小妹的家乡，常常对方说到一个地方，他就能抛出几句那里的方言来，把我们都听得目瞪口呆。
这分明是个嬉笑顽皮的孩子。
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在飞机上遇到生病的婴儿时，会第一时间站出来参与抢救，在路上遇到陌生人突然身体不适时，会毫不犹豫地提供急救，看到停在斑马线上的车，还会去提醒司机不能挡住行人的路。
如果非要给我所交往过的外国人笼统地安一个标签，那这个标签是：他们都更相信个人的力量，相信个人的行为会带来不同。基于这样的信仰，他们更愿意站出来，不管是给予陌生人帮助、还是维护他们认可的秩序。
拒绝回美国的女人
老朋友麦克是个消息灵通人士。有一天，他告诉我，我们常去吃的那家西餐厅的主厨是在澳洲杀了人逃到中国来的。
这让我想起那个拒绝回去办签证的美国女人。
这个女人很自信，正如大多数美国人一样。“It’s hard to find a woman teacher, let alone a beautiful one. （找个女外教很不容易，漂亮的女外教更稀有。）” 她常常这么跟我说，尤其在跟我谈判的时候。
她生于60年代末，不到一米六的个头，用中国人的标准来看有些微胖，但在美国人中并不算胖，皮肤白是自然的，胸巨大也是自然的，脸有些松弛也是自然的。的确，在深圳，女外教不好找，长得不难看的女外教更不好找。
我想单身白人女性在中国的日子要比白人男性难得多，在语言不通文化不同的异国他乡，更有可能面对一个又一个孤寂的夜晚。面对身材婀娜、皮肤紧致、浑身充满东方神秘色彩的中国女孩，她们毫无竞争力。
在中国的白人男性往往看不上她们，而她们又往往看不上中国男性，可以说中年单身白人女性是个被忽视的群体。这位美国女人也一样，一直单着，跟我相处得和睦时，会忍不住感叹身体的寂寞。
她算是个好外教，课还上得不错，尤其在初学者中很受欢迎，所以她是我想留下来的外教。费尽周折，又花了大成本给她办工作签证。彼时，某项政策规定，办理工作签证需要回到其本国。这个时候她抓狂了，怎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都无法说服她回去。
她说，自己从小是孤儿，被人收养，成人后便离开了，既没房子也没亲人，回去无处可住。此时公司已明确表示会承担她所有的旅行费用。
所以，我起了疑心。当然，也无从证实我的怀疑。
在我离职之后，她组织了一次外教罢工，随后被开除。她在微信上跟我抱怨，说公司老板歧视女性，因为参与罢工的男性外教并未被开除。
这些外教，除了从他们口里说出来的身世和经历，真相我们到底能知道多少？做背景调查，我们最多问他（她）的上一个雇主，而上一个雇主，又有多少真相？《外专证》的办理，并没有要求外教提供无犯罪记录证明。而出入境记录系统，竟会允许一个被遣返的外国人，几个月后换一本护照又回到中国来。
除了官方的把关有漏洞，民间的我们常常会对白皮肤有无意识的崇拜，仿佛白皮肤就代表着高贵和文明。其实他们原本都是淹没在人群里的路人甲，只有在中国，白皮肤引来了路人的回头，滋生了他们的优越感，渐渐地信以为真，把自己看作是文明高尚的象征和携带着真理的灯塔。
到头来，不过是被另一种主义洗了脑。
莫舟
天秤座文艺中年。既想在下午3点半、孩子放学前，独自喝一杯红酒；又怀念上午十点钟蹬着高跟鞋做一场presentation。不惑之年将近，却在每日书当起了学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