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生的家族是《音乐之声》的原型 ｜ 三明治
九月短故事作者傅芳在14天的书写里梳理了自己过去十年“美漂”的经历，从带着两个行李箱赴美，在法学院求过学，做过政府公务员，嫁给一位喜欢过农民生活的“男爵”，没想到却与《音乐之声》原型家族结缘。
文｜傅芳
编辑｜胖粒
今晚的月色真好，孩子们都已经睡下，先生出去散步了，留我一个人安安静静地敲打键盘。
今年是我来美国、来佛蒙特州的第九个年头。九年前，我拖着两个巨大笨重的行李箱，从香港坐飞机来佛蒙特州求学。我从八月炎热的佐敦道地铁出来，拖着行李箱去找邻居推荐的小旅馆。其中有个红色的行李箱轮子特别钝，从停放到拖行，必须先用手拉着把手让它尽量倾斜，然后再用脚给它狠狠往后一踹，这样它才能与地面形成45度角，听话地让我拖着走。虽然有些狼狈，但是毕竟年轻，心里全是对美国法学院生活的向往，只想一味勇往直前。
我去美国，并没有得到父母的支持。一如当年他们并不支持我读研。
家里就我一个孩子，他们希望我能够留在广州做个律师，或者干脆回长沙，在他们身边， 做个贴心小棉袄。我本科毕业后工作了三年，所以进中山大学读硕士时已经比同班大部分同学大了三岁。爸妈一直觉得我特别能折腾，从英语语言文学专业把自己折腾到学法律，现在又想折腾去美国，折腾来折腾去的，还不如早点结婚嫁人靠谱。
在中大的最后一年，在家里的帮助下，我在广州购置了一套小公寓。妈妈觉得这样我不用辛苦搬家。一个女孩子在外面不停地搬家最可怜了。妈妈每次在我打包东西搬家的时候便会摇着头说。可是我还是想出去看看。我觉得在广州做律师，结婚，生孩子的生活一眼能看到头。去美国留学，一开始不过是个高大上的想法，其实距离我挺遥远。所以申请过程心不在焉，只申请了一所学校。等到录取通知书寄到我手上，这个留学梦才渐渐真实起来。
这两个行李箱是我全部的家当。大部分衣物留在了广州家里，一年四季的衣服随手带了几件，还带了一些五花八门的必需品。反正这两个箱子的东西够我用一年就可以。我计划好读完这一年的法学硕士，再顺便考个纽约州的律师牌，马上回国找个令人羡慕的外所工作。
可是没想到，这一来竟然就是九年。这九年，我的人生浮浮沉沉，在法学院求过学，做过政府公务员，嫁给一位喜欢过农民生活的“男爵”，生了两个混血宝宝，考了纽约州的律师牌。兜兜转转，又回到了最初的法律生涯。也见识了一些繁华世界，最后还是回归到宁静的乡村生活。
佛蒙特法学院在美国法学院里面算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独立院校。但是它的环境法连续十几年都在全美蝉联第一。学校里的优秀毕业生，去到与环境法相关的政府机构或者律所，也能与哈佛、耶鲁法学院毕业生平分秋色。我是在中大读研的时候知道这个法学院的。当时法学院与中大法学院有交流活动，我也因此认识了我的恩师，佛蒙特法学院中美环境项目负责人——孔杰森教授。他和师母鼓励我申请了佛蒙特法学院的环境法法学硕士，（LLM，国内圈子里戏称“老流氓”）。这样我可以来美国体验一年法学院生活。因为有奖学金也不用花费太多，毕业了还可以考个纽约州律师牌，给自己将来的职业生涯加点码。
刚到佛蒙特法学院学习，
参加气候变化动议活动与桑德斯合影
初来法学院的时候，杰森和太太安排我住在他们家客房。虽然我很喜欢和他们这样的超级学霸还有他们两个可爱的小女儿生活在一起，但是总觉得太打扰。后来我便在法学院斜对面租了一个简陋的小公寓（比我当初在广州滨江东路租的两房一厅还贵！）搬了出来。公寓是吉屋（广东说法，即不带家具）出租，我便一点一点找来了二手的家具。房子虽小，但是窗户蛮多，直接对着法学院后面的广场。有时候半夜从广场后面的小酒吧喝完酒打完桌球回到公寓，把百叶帘稍微拨开那么一点点，便可以获知法学院所有的八卦：谁谁谁和谁谁谁一起回家了，谁谁谁酒驾被警察叔叔抓了，慢慢也就见怪不怪懒得看了。刚开始挺崩溃的，人生地不熟，佛蒙特州跟我之前游历过的美国大城市相比，简直就是个农村，最大的购物点也只有一个梅西百货。想想我那广州的小安乐窝，再看看这间比我奶奶还年长的旧单间，心里面隐隐约约有些失落。
即然生活无聊，那么就玩命读书吧。厚厚的英文课本刚开始啃不动，笔记也记得慢半拍。硬着头皮继续看，继续记，从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觉之间，除了吃饭，基本上都在看书，上课，记笔记，写论文。就连去健身房也带了课本边跑步边预习。每周唯一的消遣应该算周五去小酒吧喝一杯螺丝刀（伏特加兑橙汁），花几个铜板打上几盘桌球。功夫不负有心人，大概到第二个月末我发现自己竟然跟上进度了，上课敢举手发言了。这一年在美国法学院看的书，比在中国三年法学院看的书还要多。后来毕业的时候，竟然也得了个Magna cum laude的优秀毕业生称号，这让我很开心了。
2012年夏天，毕业将至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的态度变了。我喜欢上了佛蒙特州自由，无拘无束的生活。我想如果马上回国，面临我的将是找到工作开始挣钱每天九九六的生活。年纪也不小了，马上奔三，肯定免不了面对大家关心的目光，被无穷无尽地催婚。我会过上一个循规蹈矩的生活，和周围的人拼工作，拼房子，拼车子，拼包包，拼老公拼娃，每天都笼罩在焦虑之中。
2012年12月，
工作不久在北京
参加大使投资论坛与当时的骆家辉大使合影
想到这些我感觉头隐隐作痛。在佛蒙特州，我感觉每天可以过得很随性。每天看到的都是好山好水，也不用与人攀比，有闲时间的时候可以去爬山划船漂流。毕业前的夏天，我每天都去爬山或者漂流，把自己晒成来一块酱牛肉干。周围同学基本都是欠了一屁股学生贷款的“大负翁”，但是都乐哈哈的，聊起天来个个有理想有情怀的。我们一起谈论将来的工作，我发现他们真的不关心将来从事的职业能挣多少钱，而是自己是否真心喜欢，这个职业是不是他们的真正追求。
另外我认为美国的工作强度应该比国内要温和很多。加班加点估计少，作为一个新人起薪应该会高些。我内心深处对国内的高强度劳动还是有些恐惧。而且大家对女律师还有种莫名的暧昧。除了业务能力，女律师的长相，身材，感情生活，婚姻状况，似乎都能成为大家议论的话题。如果哪个女律师业务好了，还可能被认为是靠女性魅力而非专业能力获得的成绩，更不用提那些大家讳莫如深的潜规则。我以前在广州一所律所实习的时候，带我的主任律师就经常拿我和他的太太比较。我们几乎同龄，她因为嫁给这个事业有成的大叔，住别墅开豪车，天天就是接送孩子买包包。主任有时候会开玩笑，说你年纪也不小了，比我老婆还大两岁，赶快找个可以依靠的人嫁了吧，不用一个人熬得那么辛苦。有时候被说多了，虽然脸上能挂着笑，心里总是特别不舒服。有一次所里几个人一起午饭，他又说到我的终身大事。我只好说，主任，其实结婚生孩子真的是很简单的事情。只要我想，随时都可以。关键是跟谁结婚，生谁的孩子。这段对话后，他基本就不再说我了。实习期的薪水很低，还不够我交房租（当时还没有买房）。我想如果能在美国找到工作，我应该可以直接绕过这个最难熬的学徒底薪期。
我试着给父母说了我想找个工作，留下来的想法，没想到这次他们竟然挺支持我，认为如果我能在美国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将来回国找工作应该更具竞争力。
因为佛蒙特法学院的中美环境项目，我结识了一群中国访问学者。他们都非常优秀，有法学院的教授，顶尖环境法律师，电监会职员等。在这个异国的角落里，感觉异常亲切，因此也结出了深厚的友谊。我们一起度过中国的各种节假日，一起聚餐，我们的相逢让这里寒冷的冬天变得温暖。
我找工作的运气不错，我在毕业前代表佛蒙特法学院中美环境项目与州政府商务厅合作了一个“如何与中国企业开展贸易”的活动，给对方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便告知我有个职务空缺。我开始也没有抱多大希望，投简历，再经过几轮面试，最后居然被录用了。就这样我成为了佛蒙特州商务厅的国际贸易与外国投资专员。开始了我为期三年的公务员生涯。
佛蒙特州商务厅可谓是佛蒙特州的经济发展指挥中心。这个小小的单位在州政府6楼，全体大概二十来号人。整个办公室采取开放式办公设计，所有人的办公台都是同等面积，同样设计，力求做到人人平等。办公台也挺人性化，员工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申请站立式办公台，这样可以站着办公，累了就爬上可升降的转椅。也可以申请使用瑜伽球座椅。这样员工可以避免久坐造成的种种疾病。我就申请了一个站立式办公台。政府员工薪资并不算特别高，薪资每年可以小涨那么一点点。但是福利不错，养老医疗都比私企好上挺多。因为是政府部门，预算来自于纳税人，所以人民是咱们的父母，咱们不过是人民的办事员。
刚开始入美国职场，就是菜鸟一个。第一天中午吃完午饭直接伏案在工作台上准备闭闭眼，小盹个二十分钟。结果领导拍拍我肩膀，低声说，你怎么可以在办公桌上睡觉呢？这可是不允许的呀，睡午觉等于懒惰，这让别人看到影响多不好。以后你累了你自己去车里睡去。原来美国人不睡午觉的啊，那么中午犯困怎么解决？难怪那么多人手拿一杯咖啡，或者靠曲奇饼等甜食撑着。另外办公室里面见到同事，人家一句 “How are you?”，我就当人家跟我交心了，还可以认真地唠叨十分钟我今天是哪里不好了。其实人家哪里是真的关心我今天好不好啊，这句问候其实就跟中国人的“吃了吗”, “去哪儿呀” 有异曲同工的作用，正解的回答应该是 “doing well, how are you”或者 “I am ok, “之类的，而不是像我那样掏心掏肺地去向人倾诉今天自己到底哪里好哪里不好了。
大概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我也变得老套起来。开始能判断局势，了解手里事情的轻重缓急。我的工作内容分为两块：一是帮助佛蒙特企业开展对外贸易，二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出口这块，我们需要解答佛蒙特企业关于出口方面的各种问题，包括查询出口控制码，计算出口税，查询出口产品是否属于禁止出口种类，或者出口目的国是否被列为禁止出口国名单等等。另外我们会组织佛蒙特州的企业进行培训，以及申请联邦政府贷款以组织，资助佛蒙特企业出国参加展会等等。
外国企业投资这块，我们会帮助外国企业在佛蒙特设立公司，工厂，办事处等等。尽量让整套手续简单，高效。因为我是商务厅，甚至是整个州政府唯一的中国人，也经常被借去参加其他部门的展会，例如旅游局的国际旅游展，农业部的农业产品出口展等等。州里的重点企业，我们会定期去单独拜访，介绍我们的资源，以及了解对方在对外贸易方面存在的问题等等。
州里如果来了大人物，一般会来我们商务厅拜访。我会陪同厅长接见这些大人物们。从指引路线，到迎宾，会议记录，准备礼物都基本上是我一个人负责。那三年，我在商务厅见过西班牙商务部部长，土耳其商务部部长，中国驻纽约领事馆商务参赞，香港经济文化发展局局长，欧盟的商务官，法国的商会会长，加拿大魁北克省省长等等。有时候州长办公室来了贵宾也会把我叫去帮忙。大家对我特别好，一点没有因为我是一个华人而歧视我孤立我。回想起老东家商务厅和里面的人物，心里还是会感觉温暖。
我慢慢发现，其实州政府里面有两类人：一类是特别有抱负，特别有人脉有手腕的，这类人一般都有个一官半职，工作几年便进私企或者继续升迁了；还有一类是没有什么特别出彩，但是也不犯错误的，在政府兢兢业业工作个几十年，可能没有升迁过一次，就等着退休拿政府福利。我想把自己归类为第一类人，所以工作的这三年也特别卖力。
公务员一般不需要加班，我也或主动或被动地加过班。也有好几次在佛蒙特零下二十几度的冬天凌晨5点多起床，开车赶去离州政府两个多小时的地区参加会议。经常出差，有一次才从拉斯维加斯代表佛蒙特旅游局参加旅游展回来，妈妈还大老远第一次来美国看我，结果落地不到12小时又被临时派去巴黎参加航空展一周。还有回国出差，经常都是十天半个月，两天换一个城市。不是在开会，就是在机场，要不就在坐高铁。
2013年9月，我随州长来华访问，短短一个星期，去北京拜访了当时的骆家辉大使，其实我2012年冬天工作不久便来北京在“大使投资论坛”与骆大使有过一面之缘。这次在他大使馆的办公室见面又自然不同。之后我们赴深圳参加了几个招商引资的活动，然后经香港飞胡志明市，去拜访胡志明市人民委员会黎黄军主席，最后又回上海参加活动。这次回国执行任务，一行10个人的行程都需要我安排，还要担任州长翻译，真的是超高强度超大挑战。州长其实是个非常平易近人，好打交道的人。
他最喜欢吃路边摊，认为认识一个城市的最好方式就是去吃几次路边摊。在上海，他就曾兴致勃勃地领着我们去街边小店吃馄炖。在越南胡志明市的时候，有一次他和对方谈话，交换名片的时候找我拿名片，我打开名片夹发现里面竟然是空的。原来经过前面的连续派名片，名片夹里面的卡片已经派完了，而我却忘了检查，没有补新的名片进去。州长拍拍我肩膀，表示安慰我，并没有生气。我却非常难受。这以后我开始告诉自己，虽然他随和，但是不代表我有理由不去做好我的工作。
这一刻开始，我开始充分发挥摩羯座的龟毛，死磕每一个细节，每天研读行程，参加活动一定至少提前20分钟在酒店大堂等待大家，比保镖还出现得早。完成任务的那天，正好是国庆长假前的一天。我们一行人去罗斯福酒店顶楼喝酒庆祝。难得州长和厅长有兴致也加入我们。国庆前的外滩燃放着耀眼的烟花，连绵不断地，好像在欢迎我们，又好像在给我们说再见。不知道有谁建议合影留恋，州长说，我来帮你们照吧。保镖告诉我，州长不喜欢合影，所以总是充当摄影师。第二天大家都飞回美国，我回长沙休年假。一行人在浦东机场就此别过。州长说，表现不错，圆满完成任务。谢谢你。
一个多月后，我被评为佛蒙特“上升之星”。突然觉得佛蒙特待我还挺不错的。给我这么好的工作机会，我得继续努力工作好好珍惜。
渐渐地我也开始想家了。尤其是过年。大年三十的时候，开车上班去的路上就问自己，为什么中国人给美国人过圣诞节，但是美国人不给咱中国人放假过新年？作为政府大楼里唯一的中国员工，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此刻父母和亲朋好友聚在一起热热闹闹地大吃大喝，我却离家万里，在员工食堂看着窗外的纷飞白雪，啃面包吃沙拉，倍感凄凉。幸好每年基本能出差回国一次，陪陪父母，见见朋友，大吃大喝，用热闹和美食填补上一年的冷清寂寞。
在州政府工作时，第一次听说Trapp Family Lodge的时候，我还想不就是个家庭旅馆吗，那么有名的？后来有一次因为工作来Lodge开会，车停在酒店对面的停车场，看着一望无际连绵起伏的山峦，我就开始感叹这应该是到过的风光最无敌的停车场了。哪里知道，几年之后，这里成了我的家，山庄的第三代传人冯山慕成为了我家先生。
与先生家人的全家福，
拍摄于2018年圣诞节，
我们在酒店合唱圣诞歌进行表演
若干年前，美国知名《人物》杂志曾经做过一期“全美最黄金单身汉”的专刊。这期一共列出了 50 个大帅哥，包括乔治克鲁尼，马特戴蒙等等，山慕也位列这 50 名黄金单身汉之中。他说，自从这个文章登出来了，感觉向他示好的姑娘们就呈几何数增长了。当初他大学毕业，他老爸说给他玩十年，爱干啥都可以，但是十年后要老老实实回家打理家族企业。于是他便做了十年滑雪教练，冬天在阿斯本，夏天在南美洲智利巴西阿根廷，度过了全是冬天的十年。这十年时间，他拍过广告，上过杂志，拍拖过明星，最后如约回到家为家族企业工作。
山慕的家族是电影《音乐之声》故事里的原型家族，电影中的修女玛丽亚是最疼爱他的奶奶。这部片子最初是女主角Maria von Trapp 的一本自传，后来被拍成电影以及百老汇音乐剧，从此风靡全球，一时风头无二。这部片子背后的von Trapp家族，并没有像电影中讲述的那样翻山越岭去到了意大利，而是借着音乐表演的机会举家来到了美国。玛丽亚本人跟我一样是个移一代，第一次到美国，还和其他移民一样在Staten Island（纽约史泰登岛，自由女神像所在地）住了一晚。当年她和男爵带着七个继子继女，以及两个女儿和腹中的男婴逃避纳粹的追捕，来到了美国，并开始了von Trapp合唱团的巡回音乐演出。一个契机，他们来到了佛蒙特州的斯托地区，觉得这里的风光很像他们的老家奥地利萨尔斯堡，便拿出全部身家买下一块地，扎身这片陌生的土地，建立了一个农场。因为她是一个非常会讲故事的人，朋友们都鼓励她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这便有了后来的电影和音乐剧《音乐之声》。也正是因为有了这部著名的电影，农场渐渐经营成了旅馆，旅馆后来慢慢扩张，成为了现在占地2600英亩，拥有100个酒店房间，100个两房两厅度假屋，25个别墅，啤酒厂，啤酒餐厅以及100公里越野雪道的综合度假山庄。
我们缘起于工作上的交集，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彼此都处于一段感情的结束期。会议间隙，在抽烟区，他找我要一根香烟，吸一口，吐一个烟圈，说，我刚离婚了。其实我们根本不熟。我半开玩笑地说，祝贺你，一段痛苦的感情结束了，不是对自己对对方都是件好事情呀？他的眼睛亮起来，嘴角挂一个浅浅的微笑，说：这个回答我喜欢，我已经受够了人家的“我很抱歉”之类的同情回答了！
山慕说他喜欢上我，是因为觉得我是一个内心很强大的人。生长于十八线小县城，出生起就和爸妈，外婆四个人住一个单间，公共厕所公共阳台公共厨房。晚上外婆带我睡床，爸妈把沙发床打开睡。18岁前我搬了7次家，13岁才用上淋浴，21岁才第一次坐飞机。这和他从小养尊处优，读私校的生活太不同了。我18岁离开家去广州求学，工作，考研，考律师牌，来美国求学，其中每一步对我而言都是加倍的艰辛。我喜欢你身上这种不屈不挠的品质。他说，这种自己创造未来，闯荡未知领域的故事令他特别感动。
他在山庄养了牦、猪、蜜蜂、鸡等等家禽家畜，在自己家也养了鸡和羊。秋天的时候，他会和他父亲去邻州新罕布什尔州的私人狩猎场隔三差五打猎。他是个运动狂人，可以随便跑个50英里马拉松。滑雪，骑马，冲浪都不在话下。这让浑身懒癌的我也开始觉得自己有潜力成为一个滑雪高手，瑜伽达人，发掘自小被埋没的运动细胞。我觉得他特别酷，我可从来没有约会过农民，猎人，运动狂人呀。偏偏他的头脑也不算简单，生长于美国数学能力跟我应该也差不多。认识不久，我给他出过一道题：7名运动员争夺滑雪比赛的冠亚季军，有多少种获奖产生方式？（答案为210）他苦苦思索良久，不仅给出了答案，还给出了两种不同的算法。让我刮目相看。
在一起挺开心，便自然而然地结婚生子了。
生大宝是个艰苦的过程。经过漫长的宫缩，最后不得不临时剖腹产，我们终于迎来了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我以为生这个孩子我算是吃尽苦头，可是生育之痛和养育之苦比起来，根本不算什么。
首先照顾小婴儿要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是我未曾预计过的。大宝是个高需求宝宝，每天除了睡觉和吃奶时间，其他基本都是在哭。有时候莫名其妙大哭起来，我们一家人都搞不定他。幸好我爸妈有过来帮我照顾孩子，我们四个大人轮流带他，常常被他哭得头晕眼花的。孩子出生时，我们两个在医院里面耗了差不多一个星期，几乎都是他照顾孩子护士照顾我。孩子出生的头一个月里面，先生跟我一样没有睡到一个好觉。可是出月子了，他就火速回去上班了。他又回到了他之前的生活。而我呢，却要搂着一个小不点没日没夜地喂奶。有时候我很羡慕他，至少有个成人的世界等着他，他还能骑骑越野单车滑滑雪，末了去啤酒餐厅喝几杯再回家，美其名曰 “检查工作”。而我呢，天天在家里奶孩子，换尿布，哄睡，以前在职场驰骋风云的日子一去不复返。
这段岁月于我是个非常艰难的过程。我的生活出现了强烈的反差：以前出去玩，到处出差，时间都是我自行安排，自由自在。现在做什么都要以孩子为中心。我在怀孕后辞去了政府的工作，一心一意帮先生家的啤酒厂募集资金做投资移民。现在基本已经完成了投资招募计划，工作也基本最小化了。无事可做，哪也去不了，即使能出门也心里特别不安稳，总是想着孩子还好吗，孩子没有我会不会哭闹之类的。也加上产后激素的变化，我感觉我有一段时间特别低落。
爸妈帮我照顾了接近半年的孩子，签证到期也要回国了。我想过请保姆，但是又实在不放心把大宝交给陌生人，另外私底下我也很要强，现在反正也没有干活，如果还请个保姆，岂不是显得自己也太不能干了。有时候我会埋怨我先生没有对孩子进行更多的照顾，而他则认为他已经照顾了孩子很多，他的工作也忙，他叫我请保姆我自己不愿意实在是我的问题。那段时间我特别喜欢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受害者，而他则是造成我的困境的原因。后来我才发现，其实我和他都是一个阵营里面的，只有相互团结相互体谅才能共同对付磨人的孩子。自从采取这个统一战线的战略后，老公带娃就更积极了。还经常鼓励我出去找以前的朋友们聚会，而他则会在家里给孩子做饭，洗澡，讲故事，陪玩。周末我出去逛个街，他也会发个信息告诉我，孩子们好着呢，你慢慢逛，别着急回家。
大宝两岁的时候我们又有了一个孩子，我也荣升了两个男孩的宝妈。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我从开始的抗拒竟然慢慢发展到了现在的珍惜与享受。我感觉只要找到一个平衡点，让我既能够做我自己，又能给孩子陪伴做孩子们的好妈妈，我们就能更快乐地相处。我的秘诀是，能够外包的尽量考虑外包。
今年夏天和孩子们在山庄吃午餐
当然，我无疑是幸运的。如果家里的财力物力无法支撑高昂的托儿费，清洁费，Baby-sitter工资；如果我的父母没有那么无私奉献，万里迢迢每年夏天来美国帮我带孩子，打理家务；我还是无法挣脱无休止做家务，无休止带孩子的母职。见到过家庭条件一般的妈妈带孩子，上不起托儿所，请不起这种帮手服务，父母要么需要工作要么住得远，好几个孩子也需要自己一个人扛。每次看到这样的妈妈，都会心里面有些难受。来美国前以为美国上学都是免费的，也是生完孩子才知道，5岁前的托儿所都是要自费的。这样很多妈妈不得不被迫离开职场：自己挣得还不够给托儿所交学费，还是自己带吧。
全职妈妈的确是我所经历的强度最高，挑战最大的工作。可是每天虽然累，但是也没有准备好离开孩子去上班。孩子再大点，也许我想亲近也亲近不了了。现在趁孩子小好好培养和孩子们的情感纽带，让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感受到爱，成为情绪稳定的人。我希望他们能够一直把我当成他们的朋友，什么事情都能够和我沟通，而不是像我当年与父母的关系那样。我以前总是害怕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告诉父母，怕父母发现其实我是不够好的一个人。我希望我的孩子们能在将来把我当成朋友，知道无论真相多么难堪我也不会因为他们的坦白而生气。我会像朋友一样倾听，并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另外为什么全职妈妈就不能经济独立了呢？全职妈妈的劳动如果折算成工资，一年也要个年薪十万美金好不好。我在家里打理我的孩子我的家庭，进行阶段性的休整，我付出了高强度的劳动，我当然是经济独立的。我先生也特别支持我的决定。我们家的财政大权也是由我一手掌握，他只管工作挣钱就好了。当然这四年多的全职妈妈生活，我也有不断去学习，充实自己。去年夏天我终于有机会一次性通过了纽约州司法考试，今年春天我已经开始在佛蒙特州一家不错的律所开始兼职工作了。
我特别喜欢现在的工作。它是我与外界建立的一个崭新的链接。在这个链接里，我是一个能够帮客户解决问题的律师，它跟我先生家的家族企业没有半点关系。我的客户们，都像是曾经的我，磕磕碰碰地走着我曾经走过的路。
回想这十年，我认为我是幸运的。作为一个异国人，我在佛蒙特这方土地扎下了自己的根基。我收获了一个美满的家庭，开始了一份热爱终身的事业。但是遗憾也是巨大的：我的父母和我相距遥遥，我的孩子们以后面临着对我祖国的文化认同危机。我的中国胃不得不忍受西餐的折磨。好山好水好寂寞是绝对的，所以今后还是要尽量带着孩子在两国之间多走动。中国的热闹与佛蒙特的宁静来一个结合，就完美了。
作者后记
写作于我而言相当于一个冥想的过程。写完一个故事，好像完成一场长跑，酣畅淋漓的。这次在三明治写完属于我自己的故事，记录我这些年的美漂生活，完成一场与过去的对话，心灵变得异常平静，满足。其实，追逐梦想，什么时候都不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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