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留下的中国移民们，命运交汇在巴黎一家寿司店的后厨｜三明治
上个月的短故事学院，陈颸再次写下了一个和移民有关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十年前，那时陈颸刚刚完成毕业论文，但又不想回国，便在巴黎一家日式料理店的后厨打工。这家店的后厨几乎都是中国移民，从不同的地方带着不同的目的来到巴黎，然后神奇地聚在了一起。各有曲折的人生，有了奇妙的交汇。陈颸像一个意外的闯入者、观察者，把这一切记录了下来。如果没有这场“看见”，他们的生命痕迹也许不会有人看见。而陈颸看似是在写他们，同样也是在写自己。
文 | 陈飔
编辑 | 依蔓
01
巴黎初春的周五夜晚，六点钟，整个巴士底狱街区彷佛被天边的火烧云点着一般，火热沸腾起来。歌剧院门口坐着扎堆的年轻人，染着艳粉色头发，吊着鼻环，或手持一瓶烈酒往嘴里灌，或低头用烟纸卷着烟草，空气中飘着大麻的气味。有滑板少年在巴士底狱广场上快速滑过，灵巧地避开皱着眉头前行的人群。地铁站涌上来一群又一群刚下班的人，兴高采烈地冲向一个个酒吧食肆，热烈地拥抱他们等在露天座位上悠闲地抽着烟的朋友，坐下来打个响指，叫一杯酒。
餐馆云集的理查勒诺瓦大街上，转角最醒目的“寰宇寿司”粉红色招牌下，就是我作为外卖打包员上夜班的寿司店。餐馆正门旁边有一道窄小的木门，门口挤满了穿着带银色反光条的蓝色防风制服、手持与餐馆招牌同色的粉红摩托头盔的外卖员，大多是黑人或是北非裔阿拉伯人。木门进去，沿着一道年久失修的木头楼梯上楼，就是我们的后厨。后厨的外间兼做外卖员的休息室及更衣室，年轻的黑人外卖员玛玛杜将头盔拎在手上，大踏步地走进来。
“哇，今晚吃炸鸡腿！”玛玛杜一下子嗅出了空气中的油炸香味，黑白分明的眼睛在他黑漆漆的脸上突然放出精光，转头朝楼下喊去，“阿齐兹，阿卜杜，伊万，快点上来，今晚吃炸鸡腿哦！”
高大的摩洛哥人阿齐兹闻声三步并作两步跨上吱吱作响的木头楼梯，不到三秒钟就冲到了楼上后厨。正赶上张师傅端着一口脸盘大小的钢精锅走出来，差点把他撞了个跟头。锅里的几十只炸鸡腿颤巍了一下，没落地，反而在互相撞击中激发出更浓郁的香气。那是油脂的味道，油脂与糖分一起，是对人类味蕾最原始的诱惑，连正在往身上系一次性塑料围裙的我都忍不住用力咽了一口口水。
“臭小子，想撞死我啊？”遭到被撞得一个踉跄的张师傅的迎头臭骂，阿齐兹并不恼怒，笑嘻嘻地捞起旁边一个脸一般大小的白瓷碗，自己动手夹了五大块鸡腿。
“喂，你怎么一个人拿了五个，太自私了！别人还吃不吃了？”玛玛杜冲他翻了个白眼，眼白被他的黑皮肤衬托得亮如灯泡，其他的外卖员也陆陆续续到了楼上，挤满了本来就不大的后厨外间；有人推搡了阿齐兹，把他推到一边去，每个人都捞起一个大碗，排成歪歪扭扭的队伍，等着拿鸡腿。张师傅臭着脸，又端来了大型电饭煲的内胆，砰地放在钢精锅旁边，把一支白塑料饭勺用力插进米饭里，嘴里用中文诅咒到，“一群饿死鬼，小黑鬼，死阿人！”（注：“阿人”是在法国的中国移民对北非裔移民的贬称）
外卖员们毫不介意，任由他唠叨着，各自端了装满白米饭和炸鸡腿的碗，在狭小的后厨外间，找个地方或坐下，或站着，狼吞虎咽起来。
寿司店给员工供应晚饭，规矩是夜班员工六点钟到店，开工以前先吃饭，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可能也是为了防止人们在后厨偷吃。晚饭一般由二厨或者三手来做，拿寿司店现成的食材，一般是便宜的鸡肉、白菜和做串烧用的肉末丸子为主，有时也会将新鲜度已不能用来做鱼生的三文鱼烤了做员工餐，味道如何先不说，量绝对是管饱的。
我默默地排在队伍的最后面，等他们都拿完了，自己才盛了一点米饭，拿了一只鸡腿，又夹了几片生菜叶放进自己的碗里，端着碗，往后厨的里间走去。里间已经聚集了几个中国籍的后厨员工，根据等级，或穿着黑色的大厨制服，或穿着白色的二厨、三手的制服，默默地擦着案板，磨着长长的鱼生刀。只有专门负责打包、兼管后厨统筹的福建人阿兴不用穿制服，穿着他一成不变的黑色套头衫，袖子撸起来，看到我，点点头。他旁边摆放着几个长方形盘子，几百串下午就炸好的鸡翅、肉丸、奶酪牛肉卷等各色串烧整整齐齐地排好队，等着进微波炉加热。
如同玛玛杜还没进厨房就能闻得出今晚吃炸鸡腿一样，我也能从后厨员工们的衣着、动作和表情，嗅出严阵以待的紧张气氛。
这是一个典型的巴黎周五之夜，对这样一家以外卖为主的餐厅来说，意味着一张张单子接连不断地从点单机里流出来，意味着我们打包员几乎是小跑着穿梭于厨房和送餐升降机之间，意味着外卖员们每一次急吼吼地跑来后厨都要拿走七八个甚至十个以上的外卖，意味着大堂经理法兰克时不时会冲上楼来对着厨师或者我们打包员大喊大叫。
突然，从楼下往楼上传菜的升降机旁，点单机发出咔哒咔哒机械的声音，慢悠悠地吐出一张单子，开始接单了。阿兴离开原本斜靠着的冰柜上，将他本来已经卷起来的袖子象征性地一撸，冲我点点头，“开工吧！”
我知道，又一个打仗般忙碌的周五之夜，在“寰宇寿司”的后厨开场了。
02
“寰宇寿司”是一家连锁的日式料理店，堂食主营旋转寿司，兼做打包外卖。作为一家日本餐馆，员工有法籍黑人、北非裔阿拉伯人、东欧人、中国人、孟加拉人、东南亚人，唯独没有日本人。黑人和阿拉伯人主要做外卖员，后厨则是中国人和东南亚华人的天下，洗碗工常雇用工钱便宜的孟加拉人；至于白种法国人，大部分都做直接接触客人的工作，比如大堂经理、楼面（服务员）等。
法国的餐馆后厨，如同一个小社会，等级分明。最高层的是大厨，法语称Chef，如同“xx公爵”、“xx博士”一般，是法国社会公认的“头衔”，是要毕恭毕敬地放在姓氏前面的。大厨要做整个后厨的统筹规划工作，指挥底下的各级员工有条不紊的工作；在寿司店里，大厨是专门负责切鱼生和捏寿司这样的手工技术活，把控的是整个餐厅所供应食物的质量基准线。大厨之下是二厨，可以在大厨的统筹之下将菜由配好的原材料或是半成品做成成品，也可以在大厨休息的时候顶替大厨的管理功能；寿司店里的二厨，主要负责“卷”类的菜肴。二厨之下还有二手和三手，在厨师类里处于较低的地位，主要负责准备原始食材，洗菜、切菜、配菜；另外寿司店所有需要热锅的菜品，比如串烧、天妇罗等，则由专门的油锅师傅负责。而洗碗和后厨杂工，则处在食物链的底端。
那个周五的晚上，单子源源不断地从点单机里冒出来，最高峰的时候，机器连续吐出七八张十几个菜品的大单，一长串的单子都垂到了地上。到了快十一点，机器终于安静了下来，隔好几分钟才吐出一张只有三五个菜品的小单，而平时十点半我们就停止接单了。十一点十五分，厨房三手刘哥开始刷寿司案板，张叔也清理好了油锅，香港籍大厨Chef Lim将他的寿司长刀用一块干净的白布小心翼翼地擦着，彷佛刚下战场的士兵擦拭自己的剑。阿兴“噗”地用力吐出一口长气，扯下身上的一次性塑料围裙，把卷了一晚上的袖子放了下来，招呼我和送完了最后一单、刚踏进店里的小林，“走，抽烟去！”
“寰宇寿司”的员工通道口，破旧的蓝色木门大敞着；奥斯曼建筑的外墙斑驳，两米远处就是一家咖啡馆凸出来的玻璃橱窗，这个避风的角落，就是我们的吸烟角。虽然已是快半夜，巴士底狱区的夜晚却像刚刚开始，不时有喝得微醺的年轻人，拎着酒瓶，大声唱着不成调的流行歌，歪歪扭扭地走过我们面前。阿兴打开一盒金色的万宝路淡烟，抽出两根，一支递给小林，一支递给我。法国的烟卖的很贵，大部分人没有让烟的习惯，阿兴却总是慷慨地请我们抽烟。
“Chef，可以也给我一根烟吗？”餐厅楼面露易丝，对阿兴露出一个讨好的微笑。露易丝是个法国姑娘，有着一头卷曲的棕发，和丰满又纤长的身材。自从她在一次蹭烟行动中听说了我和她一样，也在一所法国颇有名气的大学读书，便成了那群白人楼面姑娘当中唯一一个每天都会跟我打招呼和微笑的人。
阿兴显然对“Chef”这个称呼很受用，慷慨地给了露易丝一支烟。露易丝道谢了，向他妩媚地眨了眨眼睛，便走到一边煲电话粥去了，并不参与我们的聊天。
“这些做楼面的法国妞，”阿兴有些悻悻地说，“要不是因为她们是白人，胸又大，怎么会被法兰克挑中。她们每天晚上光是收到的小费，就快赶上你们的工资了。”
虽然给我点上了火，阿兴还是不无嫌弃地对我摇着头，“你看你一个小姑娘，好好的学男的抽什么烟，以后结婚要生孩子怎么办。”
小林接话，“人家是高材生，事业型女性，才不会那么早结婚生子。”
我不以为意，自顾自吸了一口，却把自己给呛着了。其实我并没有烟瘾，抽烟的习惯是来巴黎读书以后才养成的。在巴黎的大学，抽烟是一种社交活动，课间十分钟，同学们不管男女，纷纷出去抽烟，聊聊八卦，骂骂老师；当然大部分学生很穷，抽不起万宝路这样的盒装烟，只能买便宜的烟草和烟纸，自己做卷烟抽。而且我也发现，做小组作业的时候，每当我拿出从国内机场带来的免税万宝路给大家让一圈烟，同学们就会对我这个法语水平欠佳的外国人稍稍和善一点，面对我PPT讲稿中的语法错误，脸色也不那么臭了。
彼时我刚刚完成了硕士论文，分数差强人意；借着等发毕业证书的名义，滞留在了巴黎。当时一起读书的男朋友已经先一步回国，迫不及待地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国内职场，彷佛被困已久的兽，来到了可以大开杀戒的森林。而我不知为什么，对于回国找工作这一件事，心里总是感到惶然和说不清的恐惧；正巧一个朋友打算夏天去秘鲁旅行，她向我绘声绘色地讲述的旅行计划唤起了我因从小读三毛的书而种下的南美梦。于是，以打工攒钱去秘鲁为由，我终于找到了一个顺理成章呆在巴黎不回国的理由，不顾父母和当时男友的反对，通过教会的朋友、同为留学生的小林介绍，找到了这份在寿司店做外卖打包员的工作。
这是一份半工，从晚上六点到十一点，每天工作五个小时，每周工作六天，休息日只能从不太忙的周一到周四当中选择。我住在巴黎南郊，十五分钟才有一班火车到巴黎，到了市区再转两趟地铁，赶着六点钟到达位于巴士底狱的“寰宇寿司”上夜班。不忙的夜晚，十点半就可以走，还是倒两趟地铁，坐上同一班城郊火车回家。夜间的车不太准时，有时候到家要半夜；而周末的夜晚，更是要赶在十二点半最后一班火车以前到达换乘站。
虽然辛苦，但这却是我在法国做的第一份“合同工”，签了半年正式合同，拿到的是法国劳工法规定的最低工资，对于一个留学生来说，这份报酬已经很丰厚了，交完房租，存下工资三分之一是不难的。毕竟，大部分时候，中国留学生能找到的都是中国餐馆没有合同的临时工，收入只有法定最低工资的三分之二甚至更低。
03
这份工作是小林介绍给我的。小林是我在“战斗在法国”论坛上认识的网友，我注意到他经常发表关于人生、哲学和宗教信仰的思考，于是偶尔会和他版聊、讨论。有一次他私信我，说刚从里尔搬来巴黎，想找巴黎的教会，于是我便介绍他去我所在的华人教会。小林多次向我表达他的感激，说多亏了我，他才在来巴黎后非常迷惘和堕落的一年里，找到了教会，“回了家”。因此我们的关系一直都保持得挺好。
小林高中毕业就来了法国。和许多欧美国家不同，法国的公立大学体系是免学费的，外国留学生也不例外。很多留学中介也以“免费”为卖点，吸引了很多家境较普通、可能无法负担去欧美留学的学生报考。那时申请法国大学，无需入学考试，只需提供合格的高中会考成绩；对法语要求也不高，只需报考“TCF”法语水平考试；满分900分，考个100多分即可申请大学预科，到了法国以后，再读语言学校，之后便可申请大学。
于是，有大量的年轻人，借着去法国留学的名义，办理学生签证，去法国打工挣钱。这部分以打工为目的的留学生，催生了一个新的产业：中国人开办的教培中心。这些中心与一些法国大学合作，只要交一点注册费，便可供任何学生注册，以办理学生居留；这些学生并不去上课或考试，一年签证到期了，再换一个教培中心，拿到了注册证明，即可再续一年学生居留。就这样，他们便可以合法地，一年一年留在法国打工。
小林便是他们中的一员，但又与他们不同。他读过很多中国的诗歌辞赋，也喜欢西方哲学；会与我讨论弗洛伊德和尼采，也会在自己的博客上写一些伤春悲秋的文章。小林敏感、多思又有点愤世嫉俗，他也希望能够去一个正规的法国大学好好读书；但是，日夜繁忙的打工生活，没有时间学习好法语，都在阻止他完成这个愿望。小林和女朋友小婷住在一起，小婷原本也和他一起打工，后来因为注册的学校被爆出颁发假文凭事件，警察局把那一届所有的中国学生的居留都拒了，小婷便没了合法身份，“黑”在了法国，不能合法打工，只能偷偷摸摸到处给人做零工。小林告诉我，等他攒够了一年的生活费，就好好学法语，申请一个正规大学，读他喜欢的哲学。
然而，生活总是会在你以为风平浪静的时候，突然给你来一场狂风暴雨。一个清闲的周一夜晚，没有单子可送的小林在后厨告诉我和阿兴，小婷怀孕了。
我和阿兴面面相觑。
“那你打算怎么办？”阿兴问，又补充道，“依我看，赶紧跟人家结婚吧，小婷对你也挺好的，长得也好看，没哪点配不上你。”
小林沉默不语，半天后憋出来一句，“我也不知道。”
我想到他想攒生活费去读哲学的愿望，如果有了孩子，所有的目标肯定得打乱重来。然而我也给不出更好的建议。
阿兴又絮絮叨叨地补充了好多话，大意是快三十的人了，也该成家立业了，何况有了孩子更该好好收心，努力工作，养活家人，别再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他还举例说，自己的女朋友露露，每天手脚麻利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做得一手丰盛美味的家常菜。“家里有一个这样用实际行动对你好的女人，才是家。”阿兴循循善诱。
而小林始终沉默，甚至到下班后我们固定的抽烟时间，他也没有再说话。他似乎许久没有理发了，略长的头发被外卖员的摩托帽压得四下支棱着，高瘦的个子有点向前驼；青蓝色的烟雾从他的嘴里吐出来，在四月渐暖的空气中缓缓向上升。周一的巴士底狱街区，没有了流浪汉的纠缠、醉酒青年的喧嚣和飞车党的引擎声，肮脏的街道显得落寞，淡黄的月亮在我们的烟雾中，变得模糊又遥远。
04
阿兴是我的福建老乡，三十上下的年龄，一米七出头的身材很壮实，剃着平头，一双精亮有神的圆眼睛，不怒自威；工作起来雷厉风行，说一不二，店里上下，从后厨的中国人到法国外卖员都很尊敬他，就连平时对我们这些移民员工很苛刻的白人经理法兰克，跟阿兴说话，都让着他三分，因为阿兴掌控着整个后厨外卖出单的节奏，有他在，才能保证店里外卖的高速运转，达到销售指标，法兰克也才能拿到绩效奖金。
阿兴来自闽东的一个县城。那个三线小城，从九十年代起，就以大批乡民偷渡去美国、日本著称，早期是由蛇头组织，日本位居移民目的地榜首，也有通过走水路或经东南亚、或经欧洲、或经墨西哥到达美国，大多在华人聚居区例如唐人街打工；后来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办签证比较容易了，开始有专门的中介帮助办理旅游或学生签证，合法出国，等签证过期，就黑下来打工。特别是欧盟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之后，国家之间不设海关，乘坐汽车或火车，跨越国界畅通无阻；很多人通过办理捷克、希腊等欧洲小国的签证，再辗转到德国、法国等经济发达、工作机会多的国家打工。阿兴就是办理了挪威的旅游签证，跟着“北欧三国五日游”的旅游团，然后脱团到法国投奔老乡，开始了“黑”在法国的打工生涯。
和许多刚到法国开始打工的移民一样，阿兴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餐馆后厨洗碗。他勤奋、高效，人又聪明，学什么都快，当洗碗工没多久，就找到机会，做起了二手。与洗碗杂工相比，做二手的好处是可以紧跟在大厨二厨的身边，可以偷艺。慢慢地，阿兴偶尔可以在二厨休息的时候，帮忙做一条加利福尼亚卷，竟然也分毫不差。彼时，“寰宇寿司”的巴士底狱分店刚刚开店，以外卖打包为主，当时的店经理看中了阿兴手脚麻利，指定他专门负责店里最重要的收入来源——外卖业务的打包工作。
打包看似简单，其实要做到又好又快并不容易。寿司店的两大类菜品——冷食（寿司、鱼生、卷类）和热食（串烧、天妇罗、汤类）必须分开来放，而且摆放方式必须最大程度地方便外卖员取送，避免送货途中泼洒或损毁。冷食好说，大厨二厨们会摆放好直接递送到打包窗口，供打包员取货；但是热食则比较复杂。油炸类食品必须油锅炸热，需要2-10分钟不等；串烧类食品根据肉类的不同，有不同的时间规则，比如鸡肉和丸子串烧加热30秒，微波炉直接按一下即可；但包着奶酪的牛肉片卷（被我们简称“牛油”，法国客人最爱点的串烧）却只能加热10秒，否则奶酪会像呕吐物一样全部流出来摊在盒子里，原本包好呈长方体的牛肉片也会塌下去，送到客人手上一定会被投诉的。所以加热“牛油”得盯着微波炉，算好十秒钟马上开门出炉。
对于阿兴这样一个熟练的打包员来说，单子多的时候，他会一次性读取四五张单子，默默迅速心算出这几张单子每个菜品、每个套餐加起来一共有多少冷食，多少油锅，多少需要加热30秒的串烧，多少10秒的“牛油”，然后先让油锅师傅做油炸菜品，自己跑去后厨一批批地加热30秒的串烧，同时准备好10秒的串烧，待全部准备好，再按照单子，选择不同规格的打包袋，分别打包进去。汤和米饭都使用相同规格的圆形汤碗，可以摞在一起，如果单子东西多，则应并排摆放做打底；油炸食品的盒子需剪个开口让热气冒出，防止变软；串烧的长方盒子比较稳固，可以放在任意位置，只需保持摞放整齐即可，但是假如里面有“牛油”，就必须放在最上方，如果放在底下会因为温度太高而融化。最后是封包，放塑料打包盒的纸袋用订书机一左一右封口，放沙拉和饮料的塑料袋则打个漂亮牢固又容易解开的花结，这样统筹规划、一气呵成，交由外卖员，保证送到客人手里的时候，是最新鲜且温度适宜、并且卖相漂亮无损坏的，令挑剔的巴黎食客无可指摘。
阿兴在“寰宇寿司”工作五年来，从最底层的洗碗杂工（临时合同），做到后厨里数一数二的打包员；周末忙碌的夜晚，如果没有阿兴撑台面，餐馆的外卖业务就几近崩溃。因此对餐馆而言，阿兴是无可取代的明星员工。十来年前的法国还有条特殊政策，非法移民如果在法国工作满五年，每年按时交税，并且工作单位愿意为之担保、签正式员工合同，便可取得合法的工作居留。“寰宇寿司”便破格为阿兴担保，办理了工作居留。
每每谈及此，阿兴仍自豪不已，不仅因为“寰宇寿司”为了留住他，和他签订了正式员工合同，更是因为在巴黎的华人圈里，他是极少数几个由非法工作身份成功转为合法工作居留的中国移民之一。
05
后厨除了打包的阿兴，上下各级厨师们也都是华人。主厨Chef Lim是香港人，黑黑瘦瘦，戴个黑框眼镜，不爱说话。二手师傅里有马来西亚华人阿宽，长着一张很符合他名字的大宽脸；南京人鸡哥，因说话油滑爱吹牛而得此外号；还有来自天津的油锅师傅张叔，年过五十，有点肥胖，皱如核桃的眼皮总是向下耷拉着，令人难以看清他的眼睛。张叔脾气不好，特别是对那些非洲裔的外卖员，据他说，自己曾经三次被非洲裔移民抢劫过。还有三手刘哥，专门负责切菜洗菜的工作；洗碗工则是一个年轻的孟加拉人和一个目测年龄超过60岁的黑人伯伯，我没有问过他们的名字，他们也不怎么跟我们说话，我甚至怀疑他们不会说法语；只是在穆斯林斋月的时候，会看到黑人伯伯一日四次地，从更衣柜里抽出他肮脏的小毯子，铺在窄小的储物间地上，虔诚地跪拜。
可能因为都是华人同胞，也可能因为我是整个后厨唯一的女孩的缘故，后厨同事们都对我很照顾。我上工的第一天就发现，每天晚上，寿司店因为客人退货，或者大厨提前准备好但是没卖出去的寿司，都必须扔掉，不能留到第二天。我小心翼翼地问Chef Lim，能不能让我带回去当夜宵。Chef Lim很干脆地答应了；阿兴也表示，在寿司店工作多年，大家对鱼生味闻都闻腻了，所以没人会要剩下的寿司，不过他交代我一定要小心低调，因为大堂经理法兰克是绝不允许这种不符合规定的事情发生的，哪怕这些寿司的最终命运是被扔进垃圾桶。
有一天抽完烟回到店里，已经十一点四十。Chef Lim已经走了，张叔走过来，递给我两盒寿司：“今天晚上有客人点了最贵的鹅肝寿司，结果留错了地址给退回来了，你赚到了！”
张叔是九十年代末国有企业改革“下岗潮” 所殃及的几百万人之一，近五十岁时才偷渡来法国。来了几年一直做后厨，前后在几家中国人开的小型餐馆里做洗碗工；今年才开始“寰宇寿司”当了油锅师傅。他住在北边93省的中国人聚居区，温州房东出租的集体宿舍，每个月工资一发下来，留下300欧生活费交房租和买烟（他打全工，吃喝都由店里包了，不用花自己的钱），剩下的都打到留在国内的妻子的账户，他的儿子今年就要高考了。
那天抽烟的时候，我听说了张叔前一日晚上在地铁站遇到警察的事。
前一日是周四，生意不太忙，外卖员们不到十点就离店下班了。十点十五分，张叔接到了先走一步的外卖员王超的电话，说自己在巴士底狱地铁站看到了两三个驻扎的警察，在那里搜寻可疑人等，让张师傅小心。巴士底狱站是四条地铁线的交界处，属于交通枢纽，站内地形错综复杂，经常有人在里面做交易大麻等违法之事，因此也时而有警察巡逻。张叔不以为意，认为大概率是来抓贩毒的。不过，等他收拾完厨房出门时，还是戴上了巨大的罩式耳机。
果然，就在他下了巴士底狱地铁站的第二层，刚拐过通往五号线的转角时，就遇到了两个警察，其中一个叫住了他。
张师傅庆幸自己戴着巨大的耳机，避开了警察的眼神，假装听着音乐着急赶路的样子，心里默念着“阿弥托福好人一生平安”，快步从警察身边走过去；却用他仅有的法语，听懂了背后警察不依不饶的声音，“喂，先生，停下来，我叫您停下来！”。张叔慌了，紧紧攥着的手心唰地冒出了汗，下意识地去摸裤兜里的手机，手机却从他潮湿的手心里滑到地上。
“完了，逃不过去了”。这是张叔的第一个念头。他磨磨蹭蹭地从地上捡起手机，却听到一阵惊呼：“抓小偷！抓小偷！那人抢走了我的包！”远处有脚步奔跑的声音，近前一个年轻女人气喘吁吁地跑来，一把抓住警察，“就是那个人！前面那个穿帽衫的人抢走了我的包！”两个警察二话不说，拔腿就朝前面奔跑的身影追去。
张叔木楞地攥着自己的手机，呆立在地，直到回过神来，两个警察已经不见踪影。身边的行人也恢复了低头匆匆赶路的模样，在巴黎，大家对这样的抢劫案早已见怪不怪。
从来法国第一天，同屋就告诉他：这里的警察会专门找那些看起来不像学生的中年华人，他们看起来更有可能是非法移民，上去盘问身份。所以，一定准备一副醒目的耳机，只要出门，就必须戴着耳机，耳机里不能放音乐，保持专注，眼观八方，耳听六路；如遇到警察，就可以假装沉迷于音乐，快步走掉。
我问他，这个方法，昨天是不是他第一次用到。他摇摇头，却不肯再往下说。看着他头上稀疏的花白头发，我一阵心酸，自告奋勇地给他出了主意：今晚下班我和他一起坐地铁，假如遇到警察，我就假装他是我爸爸，来巴黎旅游的，怕出门护照被偷所以没带在身上。我再给他们看我的学生签证，估计就能蒙混过关。
张叔笑了，把两盒寿司塞到我手上，“没事，昨天遇上了，今天哪能还遇上啊？不能这么点儿背，警察也有别的事要干。这种事儿，张叔习惯了。你早点回家吧，路上小心。”
说完，又转身进去厨房，清洗灶台。略微肥胖的背影微微向前驼着，白色的厨师褂子沾了洗不掉的油污，显得更加疲惫和苍老。
06
在后厨渐渐混熟了之后，阿兴邀请我去他家吃饭，和小林、还有店里的另一个外卖员王超一起。阿兴家住在巴黎东南郊“犹太城”，从地铁7号线的最后一站下车以后，还要乘坐四站的公交车才能到达。如同巴黎郊区的很多城市一样，犹太城也是一个混合了来自各国移民的居住区；并且由于靠近十三区的“中国城”，许多在中餐馆工作的中国移民便迁来此地，以方便去十三区上班。久而久之，犹太城成了巴黎地区较大的中国移民聚居区。
阿兴住的房子是一个独立的小屋，修建于一个老式居民区的小院内。巴黎地区经常见到这样的小屋，原本是建来给看管居民区的门房住的，后来很多贫困街区的居民区由于居民负担不起门房的工资，楼管会便将这类屋子便宜出租出去，省了门房工资的同时，还可以补贴小区的杂费。屋子虽小，却是复式结构，进门右手边是开放式厨房，左手是浴室；正方形的客厅里摆着餐桌和简易椅子，还有一个沙发床，方便留宿朋友；沿着沙发床后面的木楼梯上楼，是个半层的阁楼，也是卧室所在地。每处空间合理利用，各司其职，居住起来倒也舒适，唯一的缺点是这种房屋的窗户很小，又处于底层，被院墙环绕，采光不够，即使白天也得开着灯。
我到的时候，阿兴正在开放式厨房里炒一个农家小炒肉，抽油烟机功率不够，辣椒呛得我们直咳嗽，整间房子唯一的那扇半人高的小窗全部打开了也不顶事，我只好把门打开来透气。却被阿兴制止，怕法国邻居会投诉。
“我女朋友回国过年了，今天我下厨，给你们尝下我的手艺。”阿兴旁边的料理台上已经放着几个做好的菜：清蒸鱼，炒蛤蜊，红烧虾，荔枝肉，都是我们福建家乡菜，我开心不已。料理台不够大，电炉干脆摆在地上，正吱吱地煮着一锅排骨汤。
我一见那锅，乐了：这不是寿司店里用来烧味增汤的锅吗？寿司店的每个套餐都会赠送一小碗味增汤，每晚用量特别多，因此厨房特地购置了这种半人高的大钢精锅，煮两锅可以供应一晚上几百人；平时给我们工作人员做晚饭，也是用这样的锅。
饭做好了，我们四人在餐桌前落座。阿兴打开了我带来的红酒，家里没有红酒杯，他给我们上了三个长相各异的大茶缸，自己则从浴室拿来牙杯，都斟满了。
“来，兴哥，生日快乐！”小林忽然举杯，“感谢你这么些年来这么照顾哥们，让我们没被小黑小阿欺负。”
我这才知道，原来今天是阿兴的生日。赶忙也举起了杯子，并问起他的年龄。
“哎，别提了，”阿兴挥挥手，“现在年纪大了，都不爱庆祝生日了。”小林却偷偷告诉我，阿兴今年正满三十岁。
就着小菜，一杯又一杯，不知不觉，我们喝完了带去的红酒；阿兴又拿出了家里留存的白酒，不到半小时，也快见底了。
“我打算再干几年，回国到我们那边农村里找个年轻女的过来结婚，农场的女孩子单纯，我要娶个处女。”阿兴突然说。
我们都讶异地看着他，不确定他是不是喝多了。阿兴和女朋友露露已经交往三年了，之前露露也在“寰宇寿司”打工，两人才好上的，共同租住在这间房子里。沙发床上铺着的干净的小碎花布，浴室里整齐地分类摆放好的洗漱用品和护肤品，墙上装饰着的二人在欧洲各地旅游的合影，能看出是个被女主人精心收拾的家。
“都什么年代了，你还纠结着娶个处女？”小林开始教训他，“找个农村的女的过来法国，没文化，又不会说法语，在家给你做饭做家务生儿育女，也没身份，哪儿也不能去，你图个啥？”
“那就不回法国了，”阿兴有些烦躁地摆摆手，“我回去老家算了，盖个房子。这些年在法国，也真是过够了。干的是最忙最累的活，在店里被白人老板欺负，在外面被街上的小黑小阿流氓混混欺负，工资是比国内高一点，又怎么样呢？全都是血汗钱，不自己开店当个老板，永远是给老外打工。”
我们都沉默了。回国，对于外出打工的这个移民群体来说，得身穿阿玛尼腰系LV，带着大包小包的礼物慷慨分发给每一个亲戚，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一个厚厚的红包给父母，给家里盖个小楼，甚至给村里修条路。否则，回国就意味着失败，会被同乡嘲笑的。所以，很多人一边渴望回国，一边不得不继续忍受着繁重的工作和有形无形的歧视，就这样，一年又一年，继续漂着。
一头，是难以融入的法国；另一头，是回不去的家乡。
07
我在“寰宇寿司”做满了半年的短期合同，攒下了一小笔钱，却最终没有去成南美，因为各方的反对和自己的缺乏行动力。七月，在家人和当时男友的再三催促下，我终于下定决心回国。但是在两年后，又因为种种原因回到法国。期间陆陆续续地有阿兴和小林的消息。阿兴在“寰宇寿司”一直干到2015年，辞职时已经是新分店的头牌大厨；但他不愿一直给人打工，于是用这些年积攒下的钱，盘下了滑雪胜地沙莫尼的一家日式自助餐馆，开始经营自己的生意。他和露露结婚了，生了一个男孩。小林的儿子也出生了，他和小婷签订了法国的“同居协议”，但小婷还是没有拿到合法居留。他们一家也跟着阿兴一起，举家离开巴黎，迁往这座阿尔卑斯山脚下的小城。而张叔，因为巴黎对非法务工查得越来越严，他最终被迫离开了寰宇寿司，与我们都失去了联络。
阿兴和小林离开巴黎前，来我家聚过一次。他们带来了许多的材料，请我帮忙翻译。虽然他们在法国多年，口语交流没有问题，但是因为没有系统地学习过法语，所以阅读上还需要帮助。我帮阿兴填了保险公司的赔付表格，帮露露解说体检报告单。小林他们遇到的问题棘手一些，小婷的居留问题这几年一直没有解决，小林希望我帮忙写一封申诉信给移民局，大意是，他俩已在法国居住多年，并有一个孩子；由于没有居留，小婷不能找合法的工作，不仅家里的经济来源不够，而且她呆在家做全职主妇，孩子就申请不上法国的公立托儿所（托儿所的位置紧缺，会优先给双职工家庭）；希望移民局可以网开一面，特批合法居留给小婷。
我花了不少时间去写这封申诉信，除了描述他们家急需小婷出去合法工作以外，还罗列了小林小婷二人努力在法国社会融入、学习法语并希望他们的孩子去法国幼儿园，以更好地融入法国社会的愿望。那时的我还相信，法国是个鼓励移民融入并且人性化的社会；如果这封信能够证明这两个中国移民来法国这些年所作出的努力和经历的艰难，移民局是应该批给他们合法居留的。
很多年以后，当我回顾自己在法国十来年的生活，才明白，自己当时的想法过于简单和天真了。法国在明面儿上是一个以“自由、平等、博爱”著称的国家，实际上，像我们这样的外国移民，无论是合法居留还是非法打工，始终是主流社会眼中的异乡人。小婷的居留再次被拒了，毕竟，在法国社会的标准下，她既不来自说法语的国家，也没和本地人有任何亲属血缘关系。
2020年初，新冠疫情席卷全球，三月份开始，法国进入全国封城的状态。大部分的餐馆都被迫关门，少数以外卖来维持收入。疫情持续了一年有余，法国前后三次封城，并多次宵禁，晚上六点后不得出门。餐饮和电影、剧院、个体商贩一样，损失惨重，许多人因此失业，餐饮业人员为了自救，游行抗议络绎不绝。
年底，我看到阿兴的朋友圈发了一张南航的飞机停泊在广州白云机场的照片，配文只有两个字：“回家。”
虽然能够想象在疫情、宵禁和封城的夹击下，阿兴的餐馆不会太好过；但我没有想到他会真的回国。疫情之前，阿兴朋友圈里的照片都是他们一家在沙莫尼贴近大自然的生活：到雪山徒步，去湖里抓鱼，进山里捡栗子，在自家后院烧烤。餐馆的生意应该也是经营得红红火火，才能过上这样有声有色的生活。如果没有疫情，拥有自己的餐馆，过着中产的生活，妻贤子孝，这应该是一个在法国奋斗了多年的中国移民所能期待的最好结果了。
我问阿兴，为什么选择回国。阿兴的回答一如既往地简洁：不希望孩子在法国的学校因为自己的肤色受到欺负和歧视，不希望孩子处在越来越不安全的环境中，更不希望孩子忘记了自己的来处，不认同自己的身份，“变成一个连跟父母都不说中文的法国人。”
我的手指停留在手机的对话框里，打下了一些问题，又删除掉。他在法国呆了十七年，对法国社会的冷与暖，应有深刻的认知，我相信他面对自己的内心，做出了最诚实的选择。
“那你后悔当初来法国吗？”
“不后悔。”
我想起自己在“寰宇寿司”打工的最后一天。那天晚上，计划在家中宴请几个一起在法国留学的好友，特地从店里买了一份“皇家豪华套餐”。这是“寰宇寿司”里最贵的套餐，里面共有64个各式寿司和手卷；我垂涎已久，却因为太贵而一直不舍得买。终于在离开法国前，咬咬牙，决定买一份来尝尝。
没想到，买单的时候，阿兴自作主张给我打了五折。我知道打折的事只有大堂经理才能决定，有点担心他这样做，会不会被法兰克责罚。阿兴像往常那样，不耐烦地挥挥手，说这点小事，我还是可以做决定的。
我又求证似地看了看玻璃门隔着的Chef Lim，他朝我挥挥手里雪亮的寿司刀，白色的厨用口罩下仿佛向我露出笑容。张叔正忙着往长方形铁盘里摆放各种串烧，看到我，停下手里的活，冲我点了点头。正是晚上七点钟，外卖员们已经吃完了饭，纷纷跨上摩托车出去送单了，小林也不在店里，我没有机会和他道别。
我就这样离开了“寰宇寿司”，也结束了自己在法国的留学和打工生涯。走出饭店，外面是七月的黄昏，街道如往常一样喧嚣，肮脏，被艳阳晒热的马路上升腾起夏天独有的热烘烘的欢快劲儿。傍晚的阳光金箔般一路从脚下一直铺向天边，逆光中，看不清前方道路，眼前一片盲目的金黄。
作者后记
我们这一代的移民出国的时候，距离中国打开国门、改革开放也不过十几年，大部分人都是第一次出国。那个时候，国外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铺着金箔的全新世界：对打工者来说，极高的工资，十余倍的汇率，国外赚钱寄回国内花，家里有个人在国外打工，简直如同养了一只下金蛋的鸡；对留学生来说，含金量高的文凭，光鲜的“海归”之名，有机会去国外的大企业镀金，即使回国起点也比别人高。就像我在一篇文章里看到的，“我们离开中国时，只带着几块钱和坚定的决心；我们为了梦想中的职业和生活，长期艰苦地工作。看到我们是如何成功的，就看到你也能成功。”
阿兴选择了回乡，而我也最终选择了离开法国，去了另一个亚洲国家。当初我们来到法国，是为了更好的生活，也是抱着好奇心，想知道异乡清冷的月亮之下，那么多人选择忍受孤寂和辛苦，到底是什么让他们觉得值得，让他们咬牙忍受也不肯放弃。我不知道阿兴是否找到了他的答案，但是他秒回的那三个字“不后悔”，却奇异地安慰了我，让我觉得自己这几年来在法国和亚洲之间来来回回地迁徙，似乎也不显得那么特立独行了。不管抱着什么样的目标、以何种渠道来到法国，不管是合法还是非法逗留在国外，作为第一代移民，我们被这条金光大道所吸引；又在路走到尽头之时，并没有惧怕过去的路白走了，也不去想下一程可能会更艰难。我们再次选择离开熟悉的环境，在新的异乡，踏上似曾相识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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