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童言

今年六月的一天，我坐在户外游乐场，旁边是刚认识的朋友，在瑞典北方小城市居住，人口比宜家小镇多一倍。她说在小城市看病，无论预约哪科医生，至少得等上好几个星期。

“你去了宜家小镇，可要适应慢生活呢。” 朋友转过头来，特意叮嘱道。

我的思绪正在出窍。眼前的夏日多么美好啊！蓝天触手可得，小野花遍地盛放。我躲在厚实的墨镜后，如一只打盹的小猫，感受着27度的和煦结实地贴紧皮肤，就像一张十公斤重的棉被压在胸前，我觉得万分安全和自信。

“慢一点又如何？总能适应的。”我本想这样对朋友说，只是碍于朋友的善意，我最后懒洋洋地说了句：“也许吧。”

那时的我并不知道，三个月以后，当生活背景换成阴雨秋日，温暖离开了，我的安全与自信也随之远去，正好给了不以为然的“慢生活”机会，一个反掌就轻易将我推进黑暗的抑郁。

为了丰富孩子们的课后娱乐生活，宜家小镇和所有大城市一样，竭力提供形式多样的活动。只要在社区主页搜索“课外活动”，马上可以找到一张清单，上面列出八十多种不同项目，常见的如足球篮球舞蹈美术，不常见却极具瑞典特色的如冰球曲棍球定向运动，都能在列表中找到。

有别于城市，小镇上的活动完全脱离商业运作，收费标准和我小时候的少年宫差不多，多数项目一学期才交几百块钱。对比以前在新加坡，儿童芭蕾舞一堂课就得交几百块钱，在小镇学东西的确划算。

不过作为宜家重镇，外来人口多比其他同等级小地方都多，想学东西的小朋友更多，而这里能提供的师资却有限，想报热门课外活动，只能靠抢。这些信息我提前几个月就从朋友那儿打听到，报名开闸之日正午准时十二点零分，我拿出双十一买买买的姿态杀进网站，找到小提琴、大提琴、舞蹈、曲棍球等项目，登陆，填写，提交，确保万无一失。退出网页前，我无意间注意到角落的剩余名额那儿标记着数字零。再浏览其他许多项目，也大多为零。

“厉害！几分钟就爆满了！”

我对着屏幕摇了摇头，实在难以置信平常走在小镇街上，终日难得见到人影，报名起来却如此汹涌。我关上电脑，想起手中稳当的入门券，美滋滋地泡上一壶热茶，就是没想到几个月后，当我站在社区信息栏面前，赫然看到小提琴大提琴开课的通知。

“怎么我们没收到信息？”

我当场翻遍邮件收件箱垃圾箱，这才意识到报名之后迟迟未收到确认邮件。我还以为小镇不流行邮件确认，原来从一开始我们就没报上名，直跳进剩余名额为零的坑井里。

想爬出坑倒容易，找到其他还有剩余名额的项目调剂一下即可，舞蹈可以调济，曲棍球我也不介意，就是小提琴和大提琴，绝对不可以。

过去两年，孩子们一直在新加坡学习大小提琴。尽管他们水平普通，天赋朴素，好歹也是喜欢的。再说，我辛苦扛着琴从亚洲来到欧洲，倘若就这样放弃，实在可惜。我赶紧开动城市养成的思维模式：既然公立资源走不通，那就走私人呗！堂堂上万人的地方，难道只有一位能教授大小提琴的老师？

经过多番打听，我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小镇，的确只有一位老师，他不仅教授大提琴小提琴，低音提琴吉他等弦乐器也统统由他来担任执导，难怪一学期乐器类才招收十几个学生，多了可真应付不了。不过人少也有好处，在我几次打电话说明原因后，负责人竟然允许给两娃开绿灯，说应该要照顾有基础的学生。我连声说感激感激，心想娃们很快就可以背着琴去上课了。

但我高估了小镇的效率。自从负责人答应后，我等了两星期才接到任课老师的电话，他说话和善，略带抱歉地说需要再给他一点时间安排。我问还需要多久才开课，他支支吾吾，仿佛从来没听过这个问题。

我这才想起朋友提醒的适应慢生活，原来就是习惯等待。只要我在小镇有求于人，我就必须等待：预约医生等两周，家里东西坏了找人上门修理要等几周，警察局银行税局办事要等，申请驾照要等，还有听邻居抱怨，本应一年前收到的电工账单，至今还不知所踪。就连想吃一顿越南菜，又或者采购中餐材料，我还得要等到周六驾车到几十公里以外的大城市才能实现。小镇在自己的速度里绕行，完全不必在意身外的随时随地即时即有。

大小提琴课终于在一个月后的周三开始，斜杠中年老师个子高高瘦瘦，整日穿着红白格子上衣，除了凌乱头发让人和音乐才子气质联系起来（老师还会弹钢琴），他看着就像专门挑打折时逛超市的男人，站在水果摊前犹豫不定。他教得中规中矩，隔几周停一次课，原因不是病假就是假期，又是一阵等待。

那时小镇天气已彻底进入秋季，等待在阴雨连绵中滋长成绿茸茸的霉菌，缓慢却稳定地吞噬掉我心里微弱的亮光。

我抑郁了。

冬日早晨的浓雾

抑郁是我的老朋友。

作为自我诊断的bipolar人士，我的情绪很少能长时间停留在水平位置。要不亢奋，像磕了药，心情好得如同走在云端，我最自信的A面。要么抑郁，低落时就是一条住在幽蓝深海的怪鱼，不想说话，我想隐藏的B面。

过去十年的迁徙经验，我明白变化和孤独最容易诱发抑郁。例如第一次在东京居住，窗外尽是灰蒙蒙的天和灰蒙蒙的楼房。日本人的性格又是那么紧闭，就像他们的门，分明摆着“外人不得入内”的态度。整整六个月，我的心情一直沉在冰冷的水底。上海和新加坡就不一样，到处都是热闹，随便出去走走沾上一身人气，给我足够力量浮出水面。

搬来小镇，我预感抑郁迟早来袭，所以努力抓住可以救命的稻草，希望下沉得慢一点。我也的确感受到这次抑郁对我的仁慈，相比起在东京的孤立无助，我在小镇结交了新的朋友，开展新的写作项目，还有回到最爱的泰拳。

一年前知道即将搬迁时，我马上在网上搜索并意外发现，偏远小镇竟然还开了泰拳班。我与对方取得联系，正式入驻后马上到泰拳班报到。这里的泰拳课条件十分简陋，租用某高中体操场地，每周只有两节晚间课时，练习需用的沙包和擂台，什么都没有。我说服自己要体谅小镇的不易，找到组织总比没有的好。

上了几节课后，我不得不面对渐渐冒起的失望。泰拳在小镇算非主流运动，学员水平大多属于入门级。我虽谈不上专业，好歹也跟着新加坡国家教练和东亚运动会冠军苦练三年，现在要重新学起，心里多少有些落差。每一次课上，我和其他学员总需要围绕场地慢跑二十分钟，以温热从寒冷室外进来的肌肉。接着，教练给我们分队，进行简易足球比赛。

我实在想不明白足球和泰拳的联系在何处，而且和一大群男生一起，我只能站在角落丧气。课上学员性别比例严重倾斜，女生包括一位偶尔缺席的十一岁小姑娘和一位经常缺席的已婚已育女性，再加上我，唯一一个亚洲人。我本来对自己的特殊身份颇为自豪，甚至感觉到自由，就像掉进芭蕾舞班的唯一男孩，脱离束缚。只是当我不经意抬起头，所有男生总站在圆圈的一半，留下我在另一半圆，孤身一人。

这种孤独感在一次训练中被放大。那天，我又成为在场的唯一女生，配对练习时，所有男生都各自找了搭档。我左看右看，眼前只有一位八九岁小男生，等着和我一起练习。我并不介意和小朋友配对，但男生们仿佛都认为小朋友学员的练习就应该丢给我来负责。教练有时会提醒大家注意交换练习伙伴，当晚他应该忘了，又或许觉得无所谓，我陪着小朋友练了一轮，两轮，直到我决定中途故意离场，用所有人都能听到的力度重重摔上洗手间门。

我打开水龙头，想起以前在新加坡的拳馆和朋友们，禁不住放声大哭。后来平静下来，我又回到训练场，教练已作出调配，将一个大男生推到我面前。我无甚心情，只想离开练习场，找个热闹的地方躲起来。可外头大街上哪儿有人？本应是城市里夜生活盛放的晚上九点，小镇市中心空空如也，比清汤寡水还乏味，间歇三三两两几个男子走过，神色可疑。

我回到家卸下大衣，独自蜷在角落。本来还拽着救命稻草的双手，十指张开，任凭身体缓缓下沉。

晚上空荡荡的市中心

我喜欢用水中沉溺来描述抑郁的感觉，对于我，两者极其相似。当水淹没头顶，岸上的一切便与我切断关系。我不用说话，也不想说话。胸口时常弥漫着难过，如头痛，经痛，和所有看不见的疼痛，挥之不去。身处水做的蚕蛹，我时常感觉累，就算什么也没做身体也像翻越了千百座山峰一样疲惫。我失去了挣扎的欲望，就算蹬一蹬腿也会消耗掉我的精力。在抑郁最难受的时刻，我曾经想过成为一块放弃生活的石头，痛快沉没至水底。

现在我有孩子了，彻底放手的念头尽管很少出现，我仍需要在极度低迷情绪里呆上好久，才能从几乎真空中抽出一丝气，将手托出水面。我还抓不住救生圈，但我尽力向岸上挥了挥手。

一个初冬的夜晚，我决定给G打电话。

G是我在新加坡认识的好朋友，一年前她和先生孩子一起搬去了葡萄牙的海滨城市。我还记得她临走前，我带着女儿去她家过夜。等孩子们都睡着后，我和她一起到楼下的游泳池游泳。我们游得很慢，却聊了许多，直到游泳池关灯。回到公寓，我们一起躺在沙发上喝酒，看电影。第二天早上，她做了麦片早餐，上面撒着金黄的蜂蜜。几个孩子在我们周围跑来跑去，我捧着书时不时看上几眼，她阳台种的散落的植物，在热带阳光下舒展微笑。

“你好吗？”G提起话筒，很关切，是我熟悉的语气。

我想说“不太好”，又怕自己太消极，破坏了难得的聊天机会。我含糊地用“还可以”带过，把话题转向她的近况。

“我准备学葡萄牙语了！”G说，兴奋的感叹号在我耳朵跳来跳去，“在这边生活也挺习惯的。”

“你想新加坡吗？”我问。

“还好，”她说，“可能这边也有许多好吃的，就不太想了。”

我能听到她耳边卷着畅快的风声。

“你在哪儿呢？”

“在海边啊！”她说，“这边晚上二十来度，正好适合散步，也可以和你聊天。”

我闭着眼睛都能想象得到，海风穿过她的麻质连衣裙，脚趾头在凉鞋里快乐地唱着歌。身处北欧，我已经穿上内外三层衣服，脚上裹着羊毛袜。我好想穿过话筒，到达她的海边城市。我怀念阳光暖在身上的感觉。

“真羡慕。”我说，向上拉了拉毛毯。

“你也会慢慢适应的，”她说，顿了顿，“或许，先暂时忘却新加坡？”

挂上电话，我一直想着G说的暂时忘却新加坡。那座城市就像我谈了五年多的男朋友，走在小镇街上，我总会错觉迎面走来新加坡认识的朋友。黑夜向远处看，点点车灯流动，我禁不住想象成高架路。忘却新加坡，怎么可能？！

天气更是添油加醋帮倒忙。每天天色总惨淡得像洗得掉色的旧布絮，我在惨惨淡淡的光线下起床，写作，送孩子上学。生活失去颜色背景，每一件事情都过得梦一样混混沌沌。我渴望和别人交流，却又不想和别人交流。我难受，却又哭不出来。消化不良的思念，硬邦邦横在心头。

下午放学路上，天色已晚

我不知道带着抑郁过了多少天，缺少期待的生活，日期只是一个数字罢了。但我记得某一天的早上十点十分，电话响了。

学校护士打来的，我接到后听到她马上说：“不用担心，孩子一切都好，我只是想和你聊聊。”

“关于什么呢？”我有点警惕。

学校护士说，她手上的疫苗复印件好像漏了一点，看不清到底孩子有没有打百白破最后一针。她的语气非常热心，以至于我怀疑她是否是瑞典人，毕竟这里的人一到冬天就开始变得面无表情。

讲述完情况，她建议我有空去学校一趟，带上疫苗原本。她讲英文有点吃力，可我能感到她讲的每一个字脸上都带着笑容。她在那头那么努力，告诉我她的坐班时间，还说自己应该要退休了。我觉得她有点多此一举，为何要亲自打电话，发个邮件通知不是更省事。

我答应会去一趟学校。

她听了很欢喜，叮嘱我到学校医务室找她，

“我叫Anne。” 她说。

走进学校大门，我知道自己的任务简单明了：找到学校护士，递交疫苗原本，然后离开。我也确实很快找到护士，迎头碰上校方职员带路，拐个弯就到了。

护士是一位瑞典老奶奶，穿着运动鞋小跑过来打招呼。我们一同走进她的办公室，里面温暖而简洁，一张病床，基本体检设备，和一套办公桌椅。我把疫苗原本递过去，看到她胸前的牌子写着“Anne”。

“太谢谢你亲自过来！” Anne说，展露出我在电话里未能看到的笑容。

她接过疫苗小本子，仔细翻了翻，同时详细给我解释，为什么要复印，为什么要补打疫苗。她解释了很久，所花费时间和我这个陌生人身份并不对称。我注意到自己的语气很平淡，“嗯”，“哦”，点点头，客套的欲望太沉重，我无力支撑。反而是Anne，每一句话都说得特别用心。等全部解释清楚了，她让我留步，自己又是小跑到隔壁复印。

Anne几秒钟后就回来，我随即站了起来。可是奇怪，她好像没有要送客的意思，又开了另一个话题。她问我从哪里来。我说来自中国，搬来小镇前住在新加坡。

“哦，新加坡！”她说，“我二十出头的时候去过，那儿人好多呢！你的父母在哪儿呢？”

疫情以来，我每次和别人说到父母眼眶都要热起来。和Anne初次见面就掉眼泪，怪不好意思的。

“在中国。”我说，一口咽下哭意。我看向Anne，她睁着蓝色的眼睛看着我，不慌不忙。世界上真有这样一种人，勿论种族肤色，天生散发着一种气息，舒服得就像松软的枕头，或是橘子芳香的精油，张开双臂等待着你安全着陆。

Anne就是这样的人。

我无意识地开始提到和父母不常见面，关系不是特别好。也提到自己刚来小镇，很想念在城市的生活。说着说着，鼻子开始堵了。

糟糕，要哭了。

我使劲把眼泪抽回去，停下来看Anne。她面对我哭丧的脸十分镇定，从洗手盘上方取下纸巾递过来。

“你知道吗？这里有很多大自然呢！难过的时候就去大自然里大喊大叫，会释放情绪的。”她说着，举起双手假装在森林里大喊大叫的样子。

我笑了，嘴咧开那一刻就像拉下泄洪的大闸，眼泪哗哗流出。倘若这时外人进来，一定觉得场景荒谬至极：一个快四十岁的中年女人，在六十多岁的儿科护士办公室里，哭得比孩子还凶。那个温暖的办公室，Anne暖烘烘的笑容，就像一只可以遮挡风雨的大人的手，领着我心中那个难过的孩子，走出来。Anne给了这个孩子耐心和耳朵，正是我最需要的。我从来搞不懂那些信徒，站在神灵面前洋溢着虔诚的幸福。可那一刻，我相信了，因为我就是那些信徒，我身上带着疲惫，带着伤疤，带着泪痕，沐浴着一个陌生人撒给我的爱。

我被救赎了。

Anne耸了耸肩，像个小女孩一样投来一个可爱的微笑。我走过去抱了她一下，她的掌心，轻轻落在我的背脊。我们终于道别，出门前她又跑出来告诉我她的邮箱。外面下着雨，依然冷冷的阴雨天，我捂着Anne留下的热气，推门走出。

我还在上泰拳课。最近一次练习，教练让我走出角落，参与到足球比赛里。我糊里糊涂踢了一脚，竟然进球了，教练和队友们都过来和我拳头对碰。那晚我开心了很久，突然意识到练泰拳时踢球原来在锻炼脚法和思维呢！

我的情绪又经过了几次起伏，都怪外面那个日照越来越短的冬天。但我总想起Anne，她给我的温暖让肩膀上的不堪减轻了点，不至于彻底沉没。我没办法忘却新加坡，不过我决定将记忆折叠，放在心里显眼的角落。

小镇离我还有几站地距离，我不知道何时到达，至少，我已在慢慢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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