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 | 供给侧改革半年研判
◆ 关键要处理好供给需求两侧关系
◆ 改革下一步应超越条块分割和部门、地方、国企利益局限
记者/王仁贵 实习生 李亚飞 黄嫣然
“上半年经济能够平稳运行，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分不开的。”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中，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王军表示，中国能保持经济发展基本面并有效拉动就业，得益于结构性问题正发生良性变化，发展总体环境正在改善。
不过，上半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遇到了一些波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表示，4、5月份钢铁生产量出现了一些反弹，与价格反弹密切相关，而相关企业借价格反弹之势又恢复了产能，“这些现象需要高度重视，这也说明当前‘三去一补一降’确实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任重而道远”。
今年以来，针对供给侧改革，市场中的确出现了一些分歧。更多强调供给侧结构改革的，不主张更多刺激需求，希望维持比较紧的市场环境；更多强调宏观短期均衡保持经济增长的，可能主张长期结构性调控不能加剧总量的失衡。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为本刊记者分析说，如果割裂地看待需求侧和供给侧管理，“需求侧的短期活跃，有可能成为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障碍。反过来说，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可能变成实现短期经济增长目标的阻力。”
短期下行压力与长期结构性矛盾交织的现实下，受访专家认为，供给侧结构改革是宏观政策主攻方向，需求侧管理是合理增长区间的托底手段，只有辩证地处理好二者关系，坚定不移地推进供给侧改革的核心目标，才能使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再上新台阶。
“三去一降一补”成效初显
今年供给侧改革的核心举措是“三去一降一补”。《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综合经济研究人士的分析和研判了解到，上半年开局良好，进展顺利，成效初现。
去产能方面，钢铁和煤炭产能压减深入推进。
1～5月，原煤产量下降8.4%，5月当月产量和库存下降更快，原煤产量下降15.5%，5月末规模以上原煤生产企业库存同比下降6%；
1～5月粗钢产量下降1.4%，钢铁企业兼并重组加快推进。
28个省级人民政府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完成了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目标责任书的签订，2016年中央奖补资金已向地方拨付到位。
去库存方面，效果更为明显。
4月末工业企业产成品存货下降1.2%，自2010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
房地产库存作为今年去库存重要任务之一，库存连续几个月下降，5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比4月末减少521万平方米。
去杠杆方面，总的方向是贯彻市场化、法治化原则，主要依靠市场主体根据自身需求开展降杠杆工作。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金融司副司长孙学工表示，从根本上还是要加强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让企业有自身的约束机制。增量上，控制增量，大力推动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提高股权融资的比重。存量方面分类处置：
一是对于僵尸企业，通过破产清算和兼并重组相结合的方式解决；
二是对于一般高杠杆企业，调整自身业务结构，通过兼并重组、盘活存量、债务结构调整等方式进行杠杆调整；
三是对于发展前景不错，但现在杠杆率比较高，遇到了暂时性困难的企业，通过债务重组降低杠杆率。
降成本方面，数据显示，1～4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成本85.66元，比去年同期下降0.24元。
5月份开始全面实行“营改增”后，今年将为企业减负6000亿元左右。中央有关部门推进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减免、电价改革等，都有效降低了企业成本。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表示，今年以来，通过实施煤电价格联动、统筹利用取消化肥优惠电价等腾出的空间，两次降价合计可减轻工商企业电费支出470亿元。
补短板方面，加大了对农业、环境治理、高技术产业等领域的投资力度，着力破解瓶颈制约。
国家发展改革委已批准的11大工程项目包已累计完成投资57719亿元。
1～5月，基础设施投资力度不断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增长20%，比1～4月加快1个百分点，其中涉及短板领域的投资增速更高。
关键处理好供给需求两侧关系
“短期看经济已开始反弹，但长期持续反弹还需创造条件”，刘伟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表示，短期政策效益显现的同时，长期结构性问题并未根本解决，经济由此在较长时间里形成的波动局面，将对政府如何处理好需求侧和供给侧之间的关系形成严峻考验。
一方面，需求侧管理的政策取向，对结构性矛盾的解决会有一定作用，但并不直接；另一方面，供给侧管理则着眼于结构变化，结构的变化有赖于效率的差异化，效率的差异化又缘于创新的差异化，而创新包含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创新的长期性则决定了供给侧管理目标的长期性和决定性。
刘伟认为，如果采取供给侧管理，总体上应保持需求紧缩，带动市场竞争加剧，通过淘汰劣质产能推动结构升级，但在短期困难增大情况下，宏观短期目标可能受损。相反，如果短期刺激力度过猛，市场需求活跃，大量低能低效的供给就可能死灰复燃，偏离供给管理的目标。
因此，工信部赛迪智库规划所所长乔标告诉本刊记者，两个方向都需重视，但在周期性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并存，且主要问题是结构性问题的当下，主要的解决措施应该是对供给侧的管理和调整。在适度提升需求的情况下，大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改善供给结构作为主攻方向。
首先，推进供给侧管理时，要发挥需求管理牵引作用，供给结构调整要符合市场需求。“市场经济条件下，供给结构改革的目的还是要适应需求的变化，如果不顾需求变化就会变成行政调整，而不是市场调整。”刘伟说。
其次，要着力消除供需两端的信息不对称性，以实现根据需求信息调整供给规模和结构。刘伟认为，需求和供给都有自身的市场信息，前者主要来自消费者，后者主要来自生产者，二者利益诉求、立场、行为不一样，反映出的信息也不一样。消除供需之间信息不对称，就需要制度创新作支撑。
再者，需明确宏观政策的目标偏向。短期日子过得下去，长期能实现可持续发展，需把短期增长目标和长期可持续发展统一起来。同样的宏观政策，从需求端出发和从供给端考量，政策效果不一样。
“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时，偏重需求管理主要考虑对消费者的影响，偏重供给管理则考虑的是对企业成本的影响。政策的偏向需要在供给和需求之间做出选择，不能只顾及一边，又不能在一定时期内没有重点。”刘伟说。
改革下一步超越“条块分割”
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中，受访专家表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场持久战，需要破除利益藩篱，服从中央统一的布局和设计，切实推进改革。同时也忌一刀切，违背市场规律强行使用行政力量，扼杀优质企业保留劣质企业。
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巡视员范必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以往众多领域的改革一样，会受到条块分割体制的束缚。
长期以来，在研究制定政策、提出改革方案时，往往是“条条”提部门政策，“块块”提地方政策。改革对象与改革主体同构，难以触动既得利益。供给侧各产业环节往往是多头管理，改革方案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和国企间反复博弈，部门之间、地方之间互相扯皮，不易达成共识。
因此，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当超越条块分割和部门、地方、国企利益局限研究制订改革方案。
“虽然我国不再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但在各个部门，尤其是与生产要素领域有关的地方，计划管理方式仍在运行，计划与市场并存的现象还很普遍。供给侧改革必须触及这些改革难点。”范必认为，应由无利益相关性的机构，在全产业链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下制定系统性改革方案。
综合来看，研究人士认为，下一步供给侧改革至少需要从三方面发力。
其一，取消造成供给约束的计划指标。
当前，计划管理分散在各部门、各地方，应当作一次全面清理。对可以取消的计划指标坚决取消，有些一时难以取消的计划可以先转变为指导性计划。范必认为，应重新审视各种约束性指标分解下达情况，“落实约束性指标要考虑地方实际情况，做到几上几下、上下结合、综合平衡。”
其二，清理造成供给约束的审批事项。
“长期以来，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在横向分权与集权、纵向放权与收权之间徘徊，供给侧改革应当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循环。”范必表示，应当对所有市场主体能够自主决定的事项一律取消审批，而不仅仅是下放或分散审批权限。只有这样，才能激发市场活力、从根本上解放生产力。
其三，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刘伟指出，供给侧管理一旦引入，政府直接影响生产者和产业结构，对经济干预的深入程度不仅体现在总量上，也表现在微观环节，对政府权力的约束以及对市场主体权利的保障尤为重要，否则政府干预就可能影响企业决策，可能导致政府行为对市场主体的歧视性对待，甚至产生新的权力寻租。“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要同步推动中国改革市场化和法治化的深入，确保短期与长期、总量与结构之间的政策衔接有序。”刘伟最后说。LW
供给侧改革拓开工业发展空间
文/乔标 陈笑天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支柱、供给侧主体。新世纪以来，我国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保持在40%左右。工业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保证，2014年缴税43869亿元，占财政总收入的31%。工业创造大量就业，2014年工业吸纳就业人口23099万人，占到全部就业人口的30%。工业还为自身和国民经济其他各个部门提供原材料、燃料和动力。
与此同时，制造业供给结构也积累了相对其他产业部门更多、更复杂的问题：产能过剩。钢铁、煤炭、水泥、建材等行业产能已达到峰值，钢铁产能达到需求的150%；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加大。受需求不足和综合成本上升的双重挤压，亏损面扩大，部分行业全行业亏损，面临倒闭破产压力的企业增多；产融结合困难。金融风险隐患加大，企业负债率上升，相互拖欠增多，有的企业面临资金链断裂风险。
因此，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领域是制造业，加快调整制造业经济结构、培育形成新的制造业增长动力和竞争力，发挥“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突围的潜能和优势，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然的选择。
制造业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战场
总体上看，新世纪以来，我国在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的同时，发展中长期积累的发展方式粗放、结构不合理、核心技术受制于人、资源环境约束强化、区域发展不平衡等深层次矛盾和结构性问题也越来越突出。这些矛盾和问题解决不好，不仅会影响我国制造业健康发展，而且会给整个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需求管理效率下降。近年来，需求侧管理政策效用递减说明，我国的供给结构积累的问题已经开始反馈到需求侧，只有将供给侧的结构性问题解决、耗损降低才能保证下一步的需求侧管理发挥应有的作用。
对市场利用不充分，要素效率低。对市场重视不足造成供给的结构性错位，需要增加有效供给并提升产品质量才能满足市场要求；僵化的生产体制效率低、浪费资源，需要对要素和资本进行重新分配激发市场活力。
区域发展不平衡，结构性问题突出。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依然显著，东中西部的发展程度差距依然突出，2015年山西和东北地区甚至出现了较大程度的倒退。同时，不同地区的政策倾向性和执行力度有所不同，同时期内的重点任务也不相同，发展缺乏协调配套。
科研创新依然存在差距，引进技术消化不足。我国虽然研究资金投入较大，规模世界第二，但由于我国起步晚欠账多，科技研究基础仍然薄弱，还存在着投入效率低、研发成果少的问题，研发投产率与发达国家有差距。
需求调整积累问题，供给老化效率下降。以往，我们的需求管理主要是通过释放流动性拉动，这虽然在短期内可以快速拉动经济增长，但是也造成产能过剩、房价泡沫、地方债务过高、企业效益下降、影子银行、银行不良资产等问题。这些问题经过长期的积累，消耗大量财政资金，也增大了经济的风险，社会资本和生产资料难以有效流动和利用。
技术人才迭代问题严重。技术工人，尤其是熟练技术工人，是依靠人进行传承的，技术迭代就是技术工人的迭代。近几年，我国的一大批熟练技术工人到达退休年龄，虽有返聘等措施，但流失速度依然迅速；另一方面，年轻技术工人供给的速度和质量都有所下滑，这可能引发工业部门出现技术断代，很多基于人的经验和技术进步可能散失。
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任务
压缩过剩产能是供给侧改革的“当头炮”。一些企业在特殊时期盲目投资形成了落后产能，逐渐影响到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问题背后是市场失灵与政府缺位同时存在，标准过时和难以落地同时存在。压缩过剩产能应以清理僵尸企业和落后产能为目标，以市场主导、企业主体、地方负责、中央支持和管理、社会托底原则推进，以多兼并少破产的方式重组减少资源浪费，力争退出过程平稳高效。
新兴产业是未来国际产业竞争的制高点。新兴产业一般处于产业生命周期的前期，通常存在潜在市场空间巨大、现实市场拓展艰难、产品创新速度快、技术风险高等问题。发展新兴产业，要着力创新体制机制，放宽市场准入门槛，简化审批程序，综合运用产业、财政、税收、金融等手段，为各种资本有序进入和产业健康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降低企业成本成为制约制造业健康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目前看，持续攀升的生产要素成本严重削弱了企业的盈利能力。在导致企业成本高企的原因中，劳动力、土地等成本的持续上升是刚性的，短期内很难降低；但交易成本、各种税费、社会保险等费用有很大的下降空间。要综合采取各种方式，打好“组合拳”，切实减轻企业负担。
夯实工业基础，需要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要围绕《中国制造2025》提出的十大重点领域，集中解决一批标志性的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和先进基础工艺的工程化和产业化，解决有无问题，以单个产品和技术的突破支撑行业整体能力的提升。很多情况下，基础零部件、基础工艺、基础材料等又是互为基础的，因此，解决基础问题，一定不能零敲碎打、平均用力，而要聚焦重点，集中支持、滚动支持，只有这样才能取得实质性突破。
政府和国企应强化市场的维护、稳定和带动功能。政府应借助高新技术，针对新的企业发展要求进行机制创新，提高政府效率和监管力度，划定政府权力责任清单严格维护市场秩序。对国有企业进行效率和管理改革，统筹投入到稀缺、高端或前沿领域，回归发展排头兵地位。鼓励国有、民营组成企业联盟，培育实力强、效率高、技术专的基干企业和联盟。
改革侧重点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的一次全局经济部署，工业制造业部门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与全局的一致性，也有由于自身的特点体现出的独特性。综合以上的分析，有六方面改革侧重点需要重视：
其一，保证工业大局稳定是改革的基本要求。
工业是国家之基，民生之本，工业增速持续下滑，不仅会影响自身发展，还会拖累整个经济，进而影响劳动就业、财政收入，甚至可能引发财政金融风险，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大局。因此，在工业制造业面临巨大困难、还有不少问题的背景下，首要的任务是保证工业的整体稳定、改革的稳步推进、供需不出现撕裂性的波动、多数优质企业能够渡过难关。
其二，技术改造应是传统工业转型升级的重点路径。
我国传统制造业是经过60多年建立起来的，具有完整的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否成功主要取决于现有企业和产业能不能恢复动力。通过技术改造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盘活巨大存量资产，仍然是我们创造财富、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对于工业领域中占大多数的并不在绝对过剩名单中的主体企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侧重技术改造手段，而不是寄希望于激进的全盘式创新。
其三，把落实《中国制造2025》作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
《中国制造2025》对未来十年我国制造业发展作出了整体部署和系统谋划，明确提出了提升制造业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方向和任务。要抓紧对《中国制造2025》相关任务进行分解落实，进一步明确各部门的具体工作。依托重大产业工程布局工作协调小组，形成横向联合、纵向贯通的部省联动机制，协调各部门、各地方抓紧落实《中国制造2025》各项工作。
其四，加强各类政策的体系化设计。
一方面，要围绕制造业发展需求，加快现行各项政策的落地，提升政策效率和效果；
另一方面，还要加强在产业布局、标准制定、试点示范等方面的政策衔接，引导优势资源向重点领域倾斜。同时，鼓励各地方结合实际，制定具有地方特色的政策体系，提高政策支持的精准度。
其五，加大“短板”与新兴产业投资。
智能制造和战略新兴产业这类潜在新增长点需要加大力度扶持，同时我国工业门类的短板尤其是高技术含量的短板需要加大投资补齐。产能过剩不是因为投资而是因为投错了地方，新工艺、新技术、重大短板和产能不足的产品仍有较大投资缺口，建议加大“定向”投入。
其六，充分利用过剩领域退出企业人力物力。
落后产能和僵尸企业的退出，同时意味着职工失业和资产闲置，职工中包括管理人员、技术工人、专职技术人员和行政人员等；资产中包括土地、厂房、设备和其他的固定资产，这些被闲置的资本与失业人员本身具有价值，只不过在僵尸企业和落后产能中无法利用罢了。
最佳的情况是退出是以并购形式或者置换形式发生的，这样企业原先的技术工人、专职技术人员甚至优质的管理人员行政人员都可以不经培训被新企业吸收利用，大量企业的资产也可以就地利用（兼并）或者利用（置换）。LW
刊于《瞭望》2016年第2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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