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去年这个时候，北京朝阳医院眼科发生暴力伤医事件，眼科主任医师陶勇被砍，其左手骨折、神经肌肉血管断裂、颅脑外伤、枕骨骨折，失血1500ml。几个月后，陶勇恢复出诊，行程多了采访、节目邀约和公益活动。他还在表演脱口秀时把那次经历当作笑话一样调侃道：

前段时间，一个北京冬夜，眼科主任医师陶勇和一个左眼视力不好的人坐到了一起，不为问诊。如果不是因为“因缘际会”，他们恐怕永远不会认识。他是处女作《四个春天》被提名金马奖的纪录片导演陆庆屹。

眼科医生陶勇和纪录片导演陆庆屹，“我们完全不同水域的两个人却找到了同一个共鸣，就是家庭的力量。”

陶勇：陆导当初为什么选择去流浪？是读了什么书吗？比如三毛。

陆庆屹：我小时候读金庸，喜欢令狐冲、杨过。离家的原因之一是有天我爸怒骂我：“你就是陆家败类！”我爸脾气很好，是我太糟糕，太让他伤心了。整个县城的人都怕我，我们初中的男老师都被我打过。我打架特别快、特别狠，实战中我可能会先让他打我几拳，他就觉得占了上风，因为我个子不高，他打我的话会露出弱点，然后2-3秒钟我要解决，他就不会想到我会那么狠的反击。一个很和善的家庭出了一个街头霸王。

陶勇：我也读金庸，但我不羡慕那些大侠，只觉得那些神医厉害。所以同样看一本书，每个人点不一样。

陆庆屹：我反叛的原因还有家庭教育，家里小时候管得太死，教得太多，我初中没事干了就开始反叛。我妈那时候对我的要求就是，第一个你不许犯罪，第二是不允许为难别人。我们的学校，小痞子老来骚扰女学生，我们就联合起来打架。那条街叫和平街，我们就把和平街给平了。我到北京后上过两个中学，都是我哥给我找的，都因为打架退学。

陶勇：我确实是从小被塑形了。我看《四个春天》，我就发现不了那些点，这些生活感动不了我，对油酱油盐酱醋茶这些我熟视无睹。你给我一个摄像机，让我去拍，我拍不出来也拍不好看。原来的我若是干学习以外的事，就觉得是浪费光阴浪费生命。我现在在家里也不会干家务。

陆庆屹：这么极致？

陶勇：学校组织大扫除，我扫地的姿势不太好，老师问你平时在家里扫地吗？我就没回答。回家之后我就知耻而后勇学扫地，我妈一把抢过，说不行，你要这么干我就失业了。所以结婚了之后，我老婆干家务活，我都会觉得还不如你去写篇论文。我觉得可以雇小时工干。

养病的时候，空余时间我就去练字、听英文演讲，并且把我那本《眼内液检测的临床应用》后续写完了。就是鸡毛蒜皮的事我不干。以后我觉得也不大会干。我曾经尝试过挑战自己，情人节去街头卖花，还去批发市场进红枣卖。人常常想尝试，就像你对小孩说太烫了不能碰，越激发他想碰一下地感觉，但是他试一下之后又缩回来了——终归我对这些琐事没有兴趣。

陆庆屹：我没想到你这么极致，我有的朋友也什么都不干，但他们至少不会像你这么坦率。说到练字，我从小看医生的字都很好看，但我压根看不懂，不过医生之间能认识，按方去抓药。好像是医生之间有武林秘籍一样。

陶勇：现在都是打印的病历，以前有人是写“拉丁文”的，还有的是缩写。

生死疲劳

陆庆屹：首映时候我妈说我今天在大荧幕上看见我自己，谢谢我儿子。那一下无法言说。我这么多年一直在干各种让她不放心的事情。我在拍的时候，他们都觉得我只是给家里记录而已，没有想到会是一个事业。终于让他们放心了。

他们理解生命的方式跟我们不一样，不会还想到什么类似荣耀那种东西，但就生命本质来说，我更焦虑了。因为他们一年一年地更老了，我在二三十岁时，我爸妈非常健康的时候一起爬山，我都没有想过他们会真正老去那一天。这两年我爸走路我得搀扶着他，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形。

陶勇：我父母目前身体还算是健康，我每年会给他们去做体检，所以可能没有特别的悲观和感触。

但是我自己在生死方面，最近是有一点点小的感触。去年同仁医院有一个眼科医生叫王辉，才32岁，连续加班突然猝死了。他老婆是我们朝阳医院整形科医生，他们是同班同学。他的追悼会就在朝阳医院的太平间。我和王辉都参加过北京市卫健委举办的宣讲比赛，分别拿了两届的一等奖。他是一个特别活泼的人，讲的是另外一个大夫怎么看儿童疾病，拿一个小熊模拟大夫逗乐，特别形象。你就会觉得那个人怎么突然就躺在那里？当我自己受伤了之后，我其实心想我差一点也躺在那里。

医院容易让人对生死看淡。路过急诊科的时候，大夫跟病人家属就交代，可能过不去今晚，原来很多纪录片是拍这种，今天看着还好端端的面孔，过两天就消失了。这在医院是很常见的事情。在医院呆久了，很多事你就看淡了。

陆庆屹：那有没有那种情绪突然爆发的时刻？

陶勇：没有，总体而言我觉得我心比较大。

陆庆屹：我前两天大哭一场，看了一个美国电影，病人得白血病，保险公司不赔钱，然后一直在找律师，律师是马特·达蒙演的，他一直在去抗争这件事情（注：《造雨人》，1997年科波拉执导电影）。我想起我姐在病床上的样子，就捂着嘴在那痛哭。我基本上是晚上开始拉片，研究东西。半夜看那些窗户，那么多灯光，就想着隐藏着多少悲伤，那种感觉，我特别受不了那种无助。

陶勇：医生这个职业无形之中会修正或者是重塑一个人。

打个比方，很多患者其实总会是有一种想法，什么是最适合我的治疗方法？什么是最好的？他总是希望10个大夫看完了都说1个意见。有的患者心很大，让你随便弄；有的患者心很细，拿出来一张A4纸上面四五十个问题。无形之中你慢慢发现什么人都有，最终会发现医学手段是要变动的，如果只有一个手段，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你看人的观点，看事的态度，都会不停地发生很多的改变。

改变一个人是很难的，需要很长时间，我引导患者的方法是营造一个环境，所以我在朝阳医院弄志愿者服务行动计划，给人端茶倒水，我在墙上还挂油画，让患者进到这个环境，觉得自己是高雅的，同样一个人进到不同的环境表现是不一样的。

陆庆屹：所以我记得我第一次进宾馆，1994年，一进那大堂，基本上自己端起来了，就木住了。

陶勇：你知道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其实进医院感受不好，我自己也思考这个问题。一方面患者也不觉得看病或者求大夫是件难事，或者也不觉得它是个值钱的事，而同时大夫也不觉得自个儿值钱，两头都不觉得值钱，所以他就不会提供出好的服务。

陆庆屹：前几天我见了几个抑郁症患者，他们眼睛里边那种时不时闪过的灰暗让我很难受，走在身边，我不会觉得这些活生生的人是有抑郁症的。你愿不愿意对他们说些鼓励的话？

陶勇：我不是心理科医生，无法给出专业的建议。有些盲人尽管眼睛看不见，但是他接触的知识体系全是正面的，没有尔虞我诈，也没有偷鸡摸狗。我觉得有些抑郁症患者其实是眼明心暗，但是有些盲人是眼暗心明。他们也许可以交流。

两个纯粹的人

Q：你是一个偏理性的人还是偏感性的人？

陆庆屹：我肯定是极感性的。我能理解物理，但我理解不了化学，这是我唯一不行的科目，我就是理解不了那些公式，什么和什么就组成了一个新的东西。

我和初中化学老师有个故事，实验课丢了两盒玻片，班主任就把全班留下来了，说今天不查出是谁拿走的，谁也不许回家吃饭。我坐在教室三个小时，饿得实在不行，我说我拿了。我没当回事，结果第二天早操，大喇叭播报：高一一班陆庆屹因盗窃被处以留校察看的处分。当时我就直接跑到教务处，把墙上告示给撕下来，背着书包我就走了，我那三天没敢看我爸妈，那是我有生以来头一次见我爸流泪。

陶勇：我是偏理性的，有时候生活中的得一些事情让我觉得逻辑也无法解释所有事情。例如初中晚自习，有人调皮捣蛋，把教室锁眼堵住，我就会想居然真有人做这样的事情。结果高中时候，全校表扬拯救落水儿童的人，也是他。

我们小时接受的教育就是除了好人就是坏人，我就心想人怎么可以变化这么快。有一年我陪着我的德国导师Jonas夫妻去内蒙古西边的额济纳沙漠，导游介绍古老村子里有人世世代代以偷窃别的村子为生，因为别的村子壮大了就会来欺负你。这让我会思考好与坏的界限是什么。

Q：最近关注的社会新闻？

陆庆屹：我内心里是一个女性主义者，两件都和女性有关。一个是被拐卖35年后，布依族妇女德良回到了贵州老家，我是布依族，所以我看那天哭了，这人生太艰难了。另外一个特别鼓舞人心的就是56岁阿姨忍受不了丈夫选择自驾出走，我觉得她终于找到人生的路了，我替她畅快。 

陶勇：我比较少关注社会新闻，最近科学上有一个重要发现，可以逆转视神经萎缩，不过这不属于社会新闻。如果一定要问我今年关注一个什么社会新闻，我脑海里能想起张桂梅校长，她办了一所女校，培养女性独立，给她们创造学习条件，她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就是培养一个女孩可以改变三代人。

Q：描述一个你觉得浪漫的故事、场景或细节？

陆庆屹：其实我也说不清什么是浪漫。比如说早上还在湖北，坐飞机下午就来到北京，感觉就像一按门铃开门就是冰天雪地，场景变换无缝衔接。一个冰天雪地的那种气候什么这种感觉。而我为何而来？因为晚上要见一个我非常尊敬的人——陶勇，就像人生有很多不期而遇，无法预测。你要追溯起来，我又为何结识《城市画报》？一点点回溯起来，会觉得这些非常难得，有可能多年前一件小事就挡住了这条线。

陶勇：三年前我从坝上草原就是不小心从马上摔下来了，把腰椎摔裂了，还打了6颗钉子2个钢板，2019年打全麻手术取出来了，2020年又遭遇了伤医事件。但是让我记忆很深刻的就是因为不方便，我老婆会帮我每天洗脚，因为她帮我洗脚被女儿看见了，女儿还会要抢着帮我洗脚，这是印象里很浪漫的一件事。

Q：分享一双令你难忘的眼睛/目光 

陶勇：曾经我在健康快车注上碰到一个老太太，眼睛特别小，我们管它叫一线天。手术特别难，即便完成了白内障也很重。但我就觉得那老太太有一种渴望，你知道吗？尽管她看不见了，但是能感觉出一个内心有渴望的人会透出一种光彩。这种渴望说服我们去完成这个手术，折腾很久，第二天她还真恢复视力了。

陆庆屹：大概是1994年，我和哥哥住在清华园二号楼宿舍。一天早上我去食堂买早餐，雾很大。在窗口看见一个穿黑色大衣的女孩，她的睫毛上有水珠，我觉得美极了。那时我对电影没感觉，但我意识到那是一种“电影感”。后来我看安东尼奥尼的《红色沙漠》，里面的一些场景让我回想起来，当时她长得漂亮或者什么我都没记忆了，但我就记住那双眼睛了。一眨眼，你能感觉到那个睫毛是有重量的。

Q：一个近期目标 

陶勇：我要获得北京市朝阳医院运动会男子1500米跑乙组第一名，之前我最好成绩是第三名。

陆庆屹：要接我爸妈来北京过年。因为前几天是我哥老师的生日，她93岁，身体还特别好，2019年还骑自行车去书店买书。而他跟我爸妈之间已经40年交情了，既把我哥当儿子，又当成朋友。老师说不定哪天就走了，我一定要让他们见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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