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云翔：《当代中国医患猜疑的伦理与政治》（2018）

当代中国医患猜疑的伦理与政治

The ethics and politics of patient‐physician mistrust in contemporary China

作者：阎云翔（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人类学系）

译者：陈荣钢

引用：Yan, Yunxiang. "The Ethics and Politics of Patient‐physician Mistrust in Contemporary China." Developing World Bioethics 18.1 (2018): 7-15. 有删节

中国媒体和学者都将“缺乏信任”或病人对医生的“不信任”视作当前医患关系中最严重的问题。这种论点可能简化了现实生活的复杂性。

在0到10的区间衡量信任，我们能想象任何医患关系中的“完全不信任”是什么样吗？如果一名病人对医生或医院“完全不信任”，那么为什么他一开始要去看病呢？在现实生活中，医患关系总是始于一定程度的相互信任，尽管这种关系在强度和时间上各自有别。

大部分医疗纠纷的实际情况是，在治疗过程中出现问题后，患者对医生或医院的最初信任下降，导致一方或双方产生背信感。显然，如果最初的信任较少或较弱，那么这种信任更容易下降。因此，我们需要更多的研究来揭示从信任到不信任的过程。基于此，我认为需要找到是什么可能破坏最初的信任并产生一种背叛感，这才是更好理解当代中国社会医患关系中频仍冲突的关键。

接下来，我首先介绍“信任”（trust）、“不信任”（distrust）和“猜疑”（mistrust）的定义。然后我将探索破坏医患关系最初信任的因素，并将“医患猜疑”放在中国社会价值观念转变和道德转型的背景下去研究，指出，“猜疑”本身并不一定会导致医疗纠纷和冲突。

本文第三部分试图揭示纠纷中引发冲突的因素，即患者对医生或医疗机构的猜疑所产生的不尊重和不公正感。不尊重在医患关系紧张冲突中的重要作用已经被医患接触的等级性质所掩盖，而且一般而言，在医疗文化的伦理基础上也是如此。

在第四部分，我对当前整个社会中，医患猜疑和不尊重的模式进行了背景分析，认为这个问题必须放在中国社会正在进行的道德转型和承认政治的背景下来理解。这些都是社会个人化的组成部分，代表着涉及各行各业的重大社会变革，影响着日常生活的的道德体验。

术语的澄清

为了理解信任研究中的关键术语，马什（Marsh）和迪本（Dibben）将“信任”（trust）定义为信任者持有的一种信念，即承托人在委托关系或情形下，将以委托人的最佳利益行事。委托人对承托人报以自信而积极的期望。这种信念在患者和医生之间尤其重要。在医患关系中，人们普遍认为信任的四个维度（忠诚、诚实、能力和保密）至关重要。医生要在这四个方面维持病人的信念，这构成医患关系信任的关键。在这四个维度中，医生的忠诚度可以说是建立积极医患关系和治疗过程的最重要的基础，这意味着医生将被期望以患者的最佳利益行事。

“不信任”（distrust）通常被认为是信任的镜像，指的是在二元关系中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负面期望，或者一个人认为关系中的另一个人肯定不会以前者的最佳利益行事。按照这样的定义，“不信任”一词并不能充分描述中国的医患关系，因为正如我上面提到的，大多数患者只会选择他们最初信任的医生。

“猜疑”（mistrust）指的是认为以前的信任已经被破坏或摧毁，这是一种自责，认为自己最初的信任放错了地方。猜疑会产生背叛的感觉。关键在于委托人如何判断承托人的意图，即承托人是否打算按照委托人的最佳利益行事，但由于他/她无法控制的因素失败了；还是说，承托人的行为不符合委托人的最佳利益，违反了他们最初的积极期望。

在后一种情况下，委托人往往有强烈的被背叛感和遭遇不公平待遇的感觉，从而为寻求报复以恢复正义打开了大门。就像错付的信任那样，“猜疑”能告诉我们哪里出了问题，以及能做些什么。但是问题在于要确定“信任”错付在了哪里，或者医患关系的可信度和相互看法是如何被扭曲的。

我认为，目前医患关系的症结在“猜疑”而不是“不信任”。最初信任被破坏的主要原因是患者认为他/她的医生或医疗机构在治疗期间没有为自己的最佳利益行事。在确定患者的猜疑是否会导致医疗纠纷，或者纠纷是否会升级为冲突时，主要问题在于“医生是否故意破坏了忠诚度”。

另一种患者对医生的猜疑源自认为医生（能力上）不称职。相比之下，在中国的医患关系中，医生的诚实和保密似乎没有在美国的背景下那么重要。

因此，理解和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准确地识别“信任”在医患关系中的哪些环节被放错了地方。然而，我们应该记住，社会行动总是相互的，建立在共识的基础上。正如信任必须由双方建立一样，猜疑也是双方社会接触的结果。因此有必要确定患者和医生双方最初的信任，然后审视这种信任是如何被破坏的。

此外，医患信任是情境性的。根据医患之间具体的人际行为，不同病人与医生之间的信任会有所不同。这是一个过程，因为它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的。猜疑往往会导致背信弃义的感觉，它可能会引发一种社会不公的感觉。错付信任的一方将不可避免地将最初信任的丧失与公平、尊重、尊严和正义问题联系在一起。这些反过来又会影响患者对医生意图和行为的判断，从而加剧由此产生的医疗纠纷和冲突的复杂性和强度。换言之，医患猜疑和相关冲突根源于两个核心问题，一是猜疑和个人权利的伦理，二是不尊重和个人尊严的政治。

猜疑和道德转型

在最近一项针对4561宗医疗纠纷的定量研究中，只有44%是由医疗事故造成的。大部分医疗纠纷不是医疗事故引起的，这意味着医患之间的猜疑及其他社会因素在迅速增加的医疗纠纷中起了关键作用。因为患者和医生的接触离不开最初的信任，因此要问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最初信任的错付，并演变为普遍的猜疑？

由于双方在知识、信息和获取资源方面的不平衡，医患关系本质上是等级制的。在知识、信息和资源方面，患者都处在比医生弱的一方。在中国传统的医患关系模式中，伦理价值和社会分层强化了这种等级关系。医学伦理学家聂精宝指出，在传统的中国医学伦理中，医生是一个仁厚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不仅拥有专业知识和医学技能，而且是儒释道道德原则的具体体现。医生行医为的是治病救人和缓解病人痛苦，而不是出于任何个人利益。虽然医生受过良好的教育，但多数病人是文盲，是无知的。但中国历史上的名医故事常常彰显着一种人文主义平等主义。也就是说，医生平等地对待每一名病人，无论他们是穷是富，有没有权势，有没有文化。

鉴于此，传统中国的理想医生是一位模范的儒家绅士，医学为仁学。因此，病人对医生的信任建立在一种强大的道德基础上，医生凭此获得病人的尊敬和顺从。医生享有特权和很高的威望，他不需要与病人商量治疗方法，而可以代表病人自己做所有的决定。无知或文盲，病人没有自己的声音。

对医生的忠诚足以维持病人与医生之间的信任，如果出了什么问题，传统的对“命”的信仰将解释医学的局限性或医生的无能为力。换句话说，这是一种家长式的但相互信任的关系，建立在病人完全向医生屈服的基础上。这种传统模式也有例外，那就是当病人的世俗权力绝对盖过了医生的威望、特权和权威的时候，比如医生面对的是帝王、他的家人或社会上其他非常有权势的个人，就像华佗死于曹操之手那样。

传统医患关系和与之相关的威望、特权和权威在五六十年代和往后的市场驱动力下被彻底颠覆。上世纪50年代起，阶级斗争的新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转型名义上将工人阶级置于社会主义等级金字塔的顶端。社会主义口号“为人民服务”把“仁医”转变为为工农服务的高技术专业人员。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激进医疗改革继续改变着传统的医患关系，赤脚医生的实践和集体医疗制度使基本医学常识在普通人中传播。在这激进的年岁里，与病人的会诊成为政治进步的一个指标，但也长期削弱了传统医生的权威地位。

徐童《赤脚医生》（2017）

市场改革和全球资本主义使基于收入、职业和社会资本的社会分层合法化，医生现在享有比大多数普通人更高的地位。然而，市场经济和全球化也带来了消费主义，包括消费者权利的概念，以及一些促进个人选择、自由和尊严的新思想。这些新观念不可避免地削弱了传统医患关系的道德基础，挑战了医生的传统权威，提升了患者的个人权利意识。

90年代，国家支持的医疗改革促进了医保和医疗服务的市场化，真正地把消费主义议题带入了医患关系。然而，随着媒体频繁曝光医疗腐败事件，医生作为“治病救人的仁慈”形象被”利用无知弱者、唯利是图的服务提供者“形象取代。同时，在自己支付医疗费用时，患者作为消费者权益意识逐渐增强，并要求医务人员和医疗机构提供更多的解释、更好的态度和更多的尊重。

诚然，医生形象的转变和医患关系性质的改变只是一个复杂得多的现实转变过程的缩影。现实中，医患接触情形各不相同。然而对大多数患者和医生而言，理想的医患关系在建立初始信任中至关重要。现有研究表明，大部分社会底层的患者在初次诊疗时，对医生的期望有喜有忧。一方面，他们渴望找到妙手回春的人，期待奇迹；另一方面，他们也从医疗商业化和医疗腐败的报道中得到了一些不好的消息。这些患者最初的信任建立在一种理想化但早已过时的信任模式上，因此从一开始就很脆弱。一旦治疗过程出现问题，当代紧张的医患关系模式就会取而代之，最终的信任就错付了。

因此，患者对医生意图的判断（或猜测）决定了医疗纠纷的演变，因为如上所言，如果患者对医生的意图有负面解读，背叛感就会油然而生，也意味着医生“故意”没有为患者的最佳利益行事。在医疗纠纷乃至在医疗事故致死事件中，医生最常被指责为“庸医误人”，因为基于传统医患关系道德模式，患者一般不会质疑医生的意图或忠诚度。

然而这种毋庸置疑的忠诚度在当代社会已经不复存在了。一方面，新伦理要求患者获得更多知情权；另一方面，大众媒体报道了更多医疗腐败的信息。这些都导致了患者对医生忠诚度的最初信任的丧失，也让人们越来越怀疑医生的能力。

在天平的另一端，医生是否已经意识到不断变化的伦理基础仍不清楚。虽然国家支持的医疗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使医疗机构转变为营利性企业，医生在市场经济中转变为服务提供者，但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医务人员真正公开承认这一根本变化，并采取新的心态和行为模式来应对这些新的医患接触模式。

当严重的医疗纠纷转化为冲突时，医生只是声称没有意识到患者对医生的负面形象。此外，医疗专业人员不断以“白衣天使”形象示人，并似乎完全致力于拯救生命和患者的痛苦，却很少有人质疑救世主形象和现实的差距。在现实中，医生和其他医疗专业人员受到市场压力的推动，既需要帮助医疗机构获得利润，又需要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如果患者带着一种仁医的心态去看病，最终他们都会觉得自己最初的信任错付了。

根据新的市场伦理来获得和发展最初的信任，需要医疗专业人员和医疗机构进行创新思维和制度改革。例如，避免腐败负面形象的有效方法就是严惩违法者。除了法律惩罚（仅限于被证明涉及非法活动的案件）外，专业纪律制裁还有助于维持和重建信任。例如，研究人员和学者的剽窃行为时有发生，会破坏公众对科学和学术研究的信任，但是对学术剽窃的零容忍和相关的纪律惩罚通常有助于防止公众对学者失去完全信任。

简言之，对当代医患关系的信任往往是基于一种过时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医生扮演着仁慈救世主的角色。然而，这种传统模式脆弱而不可靠，因为它受到了医患关系新伦理的严重破坏。就医过程中一旦出了问题，最初的信任很容易转化为患者的猜疑，从而打开了一系列负面后果的大门。

避免这种猜疑或将其负面影响力降至最低的一种可能做法是将最初的信任建立在更坚实和现实的基础上，而不是回到传统模式。因此重建医患信任必须从清醒认识当代医患关系中不断变化的伦理入手。然而，如上所言，患者对医生的不信任并不总是会导致严重的纠纷甚至冲突。关键在于，在双方权力关系失衡的背景下，患者如何解读医生的意图。这就引出了医患猜疑的政治问题。

不尊重、社会公正和尊严的政治

我说的“政治”，指任何基于或涉及某种特定社会情形下，两方权力关系的东西。在韦伯的意义上，通过权力，一方可以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或让后者服从前者。日常生活中的大多数政治都不容易被看到，甚至是无形的，因为在一种制度化的等级制下，处于劣势的一方会习惯性地配合和服从处于优势的一方。

中国传统家庭文化中的“孝道”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世代、年龄和性别的顺序决定了向上尊重和服从的等级关系。在传统的家庭关系中，没有“相互尊重”的位置。“尊重”由单边向相互的转变是导致20世纪初以降中国家庭关系紧张、冲突和瓦解的关键因素。

有趣的是，在过去几十年间，中国农村和城市对尊重与孝道的重新定义导致了代际间的和解，关系亲密了，以至于出现了一种家庭主义，三代人密切合作以实现相同的目标。在当代中国社会私人生活转型的这一新阶段，家庭生活中的尊严政治，或者说构建家庭成员之间相互尊重的学习过程，起着核心作用。

尊严政治也在不断变化的医患关系中起着关键作用。更重要的是，尊严政治决定了患者和医生之间的猜疑是否会上升为冲突。与家庭领域不同，医患的接触发生在公共领域，受到公共生活的一些因素的影响。首要的因素是患者感受到和经历过的社会不公。例如，中国城市的大量农民工时常遭受社会不公，同时他们也被告知了不平等和不公正的道德违法性，因此他们比农村同龄人更可能与另一方发生冲突。

由于患者在知识、社会地位和需求的紧迫性方面的不平衡，医患关系本质上是不平等的。这使得在大多数社会中，这种关系既是等级制度的，也是家长式的。过去，当病人依靠医生的魔力来减轻痛苦，甚至挽救自己的生命时，他们并不关心与医生的关系中的尊严政治。

受个人主义的影响、医学领域技术发展、医疗服务市场化以及医保制度的变迁，20世纪下半叶以降的当代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最近的重大变化主要是患者对知情权、选择权和受尊重的权利的要求。这些赋权的变化改变着医患关系中的家长式作风。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称其为医患关系的民主化，这实际上全球趋势下日常生活民主化的的一部分。

不过，任何社会关系的民主化都不一定带来和谐。相反，如果原有等级秩序被取代后，没有有效机制来递补协调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结果往往是混乱。需要构建的是“礼仪”（civility），而不是等级和服从，这就是协调社会平等之间关系和互动的现代方式。这在公共生活中以及在公共领域与陌生人的社交互动中尤为重要。

尽管学者们对“礼仪”的定义有很大的不同，但人们的共识是，礼仪是一个双重概念，它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逐渐出现在西欧，并最终被世界各国接受为现代社会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

广义上，“礼仪”的首要内涵基于人类社会所有成员道德价值平等的思想，通常指被称作“公民身份”的一系列的个人权利和责任。“礼仪”的第二个内涵与“文明”（civilization）而非“公民”（citizenship）相关，这主要体现在礼仪形式上。前者是实质的、政治的，而后者是正式的、礼仪的。

实质的政治礼仪包含了公共生活中的许多公民美德，构成了自由民主的基础；正式和礼貌的礼仪为指导和规范个人在社会交往中的行为提供了规范和礼仪。实质的政治礼仪包含了公共生活中的许多公民美德，构成了自由民主的基础；正式和礼貌的礼仪提供了指导和规范个人在社会交往中行为的规范和礼仪。

前者构成礼仪的内在价值，后者代表礼仪的功能价值。就其内在价值和功能价值而言，礼仪是沟通现代社会生活的三个最基本要素的伦理机制，即相互尊重、宽容和体谅陌生人和熟人。

因此，医患关系民主化还需要构建“现代礼仪”，作为协调和调节医患关系和互动的新机制。现代礼仪总是包括双向交通，以表示尊重、宽容和体贴。然而，由于患者和医生之间在知识和相互需求方面存在不平等，医生和其他医疗专业人员主动采取现代礼仪行动尤为重要，因为患者对自己的脆弱性更加敏感，因此往往会寻找医生尊重或不尊重的线索。

在探讨中国的医患关系时，礼仪或缺乏礼仪的问题似乎被忽视或低估了。但阅读现有报道和研究不难发现，这确实是大量医疗纠纷和冲突的导火索。

在几乎所有报道和研究中，医疗服务质量差和医疗资源获取困难都是患者最关心的问题，也是引发医疗纠纷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很少有研究考察病人在遇到不称职的医疗护理时的感受，比如在不同的部门之间来回奔波，接受各种无关但昂贵的医疗检查，忍受护士糟糕的服务和护理，很少或根本没有得到关注。许多患者抱怨说，他们没有得到尊重，这一简单的信息不知何故没有得到认可。“没有被当做人看待”是中国患者最常见的抱怨。

一份研究将医疗纠纷的原因分为13类。研究者发现，引起纠纷的五大原因是：（1）不称职；（2）病历错误；（3）与病人沟通不畅；（4）医疗失当或手术失误；（5）没有在适当的时间提供有效的治疗。尽管不称职在所有纠纷来源中占主导地位31%，但值得注意的是，沟通不畅是此类纠纷的第二大原因（14%），领先第三个原因4%。第三个原因是医疗事故和手术失误。该研究结果与一种流行的观点相悖，这种观点认为，患者觉得自己花了很多钱，现代医学就应该提供治愈方法，而不能接受手术或其他治疗的失败。

如果我们再把造成纠纷的非医疗因素考虑进来，比如缴费（2.5%）、服务态度差（9%）、护理/看护不足（2.7%）、管理问题（3.6%）等，那么非医疗因素占比将达到38%，超过了“不称职”。在这些因素中，服务态度差、沟通困难和看护不足都表明医疗专业人员缺乏工作伦理和“礼仪”，其他非医疗原因是医疗机构或医生对患者不尊重的间接表现。

还有另外两个因素，这两个因素也是由于患者和医生/医疗机构之间的权力失衡造成的。

第一，患者之间感受到或经历过的社会不公平现象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正如我上面所说，这正是将一场普通的口头纠纷升级为一场非同寻常的冲突的决定性触发因素。

公民对尊重和尊严的追求是中国社会改革后重要的社会变化，而医患关系只是缩影。然而，这种对尊严的追求也是不完整和失衡的，因为人们还没有真正领会个人主义和现代礼仪的本质，即尊严的获得离不开尊重他人。为了克服现有的不平等和不公正，许多人倾向于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其他人也有同样的尊严、自主权和尊重的权利，而且他们倾向于过分强调自己的权利和需要，而忽视他人的权利和需要。处于社会劣势并不能让个人对这种不平衡的个人主义享有豁免权；相反，它往往为报复被认为是压迫者提供了道义上的理由。

第二，被收买的医闹。当个体面对医生或医疗机构时，他/她处于无能为力的地位。然而一旦患者能够反对，权力失衡就会受到挑战，因为安定是地方政府的首要任务。为了保持政治稳定，地方政府经常向医院施压，要求它们放弃以前的立场，并支付费用给患者。在这种情况下，以前强大的医疗机构在政府面前变得无能为力，因此必须满足患者的需求。当地政府这种投机取巧的态度，其实是鼓励病人，反而会催生更多的医闹病例，就此恶性循环。

简言之，医患之间的“不尊重”或“缺乏相互尊重”是导致医疗纠纷和冲突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它产生的副作用比医患猜疑产生的副作用大得多。猜疑表明信任的丢失或错付，但不尊重只会发展成猜疑，进而导致争端和冲突。

《人间世》（2016）

在中国社会中将医患猜疑语境化

医患猜疑与当代中国社会广泛存在的社会失信息息相关，这一直是中国向现代、开放、高度流动的社会转型的主要挑战。社会信任也是对社会机构的一种更广泛的信任，即个人按规则行事，专家执行这些规则，以便机构运作，陌生人参与和平无害的社会交往。从个人信任走向社会信任是现代经济社会得以运转的重要机制，是现代性的必要前提。

不幸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社会信任度却普遍下降。一位中国社会学家描述了当代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六种导致社会信任危机的不信任：由于有缺陷的商品和糟糕的服务而对市场不信任，对服务提供者和陌生人的不信任，对朋友甚至亲戚的不信任，对执法人员的不信任，对法律和法律机构的不信任，以及对基本道德价值观的不信任。这种不健康的趋势在二十一世纪继续蔓延。

社会失信的趋势在社会生活的某些领域正变得愈加严重，主要原因是收入不平等和与之相关的对社会的不满日益加剧。好心人伸出援手却被敲诈，故意生产和流通有毒食品，这些都激起了陌生人的怀疑和社会怨恨，导致了中国承担不起的社会信任度的下降。

某种程度上，对个人权利的意识和对尊重、尊严的权利意识是中国社会正在进行的道德转型中两个积极的方面。这些以意想不到的方式主张了医患猜疑的政治。尽管政治保守主义继续占据主导地位，但自80世纪初以来，一场道德转型正在展开，新道德和不道德正出现并产生问题。

一方面，在伦理话语层面，新的伦理激起并合理化了个人身份意识、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诉求以及对舒适幸福生活的渴望。另一方面，市场制度对自身利益的全面宣扬也导致了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的胜利，伴随着个人的自我放纵和虚无主义。

个人欲望的完全满足不仅被人接受，还被誉为通向全球化和个人生活现代化的捷径。在社会实践层面，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追求引发了若干的、多类型的社会行动来维护自身的利益（从保护消费者的行动到反对地方政府、房地产开发商等市场力量的集体行动）。这些行动代表了市场社会的道德，换言之，个人的欲望和要求该被国家和市场积极地接受。

个人权利的斗争催生了“承认的政治”的出现，这是正在进行的道德转型的直接结果。新伦理价值——生命的内在价值、受到尊重的权利和发声的权利是“承认的政治”的一部分，由普通公民兴起，也以普通公民的名义。

由于这些伦理转变，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后，救援工作中的一个新的重要主题是庆祝任何获救的个体并哀悼任何失去生命的个体（包括宠物和农村牲畜）。这种价值观取代了之前将集体财产置于生命至上的价值观。

“汶川大地震”中活下来的“猪坚强”

在更深的层面上，向更个人化的伦理制度的转变，以及“承认的政治”，是中国社会正在进行的个人化进程的一部分。改革的核心特征是，国家先被迫，再主动地使中国的个人在市场经济中更加自力更生、更具竞争力，从而导向个人的崛起和社会的个人化。

为应对市场改革和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中国进行了制度改革，以适应个人的崛起，容忍向更个人主义的伦理转型，在意识形态领域鼓励消费主义。然而，个人崛起和社会个人化都是中国自19世纪中期以来给予寻求的现代性的一部分。在现代性过程中，个人一直被视作实现建设强大、富足的现代化国家的工具手段。总而言之，国家积极管理个人化进程，个人和社会都在这个议程下。

中国的个人化进程缺失两个部分，一是深植于民主文化的对平等的倡导和自由个人主义，二是保护和支持个人的福利国家制度。这是西方社会个人化的两个关键的社会条件。个人作为目的而不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对中国人来说仍然是一个陌生的概念。个人主义只被理解为主张个人权利和追求个人利益的方式。

因此，伦理话语和道德实践的个人化转向打开了更多的公共空间，构建了既重视个人权利又重视社会正义的新的公共生活。

相反，双方都被视为，并经常被实践为，竞争性个人之间的“零和游戏”，在这种游戏中，一个人获得权利和尊严的基础是另一个人失去这种权利和尊严。这正是为什么在大多数医疗纠纷案件中，双方都声称自己的权利受到另一方的侵犯，并都要求恢复自己的尊严。

结语

综上所述，更有效的中国医患猜疑的研究应该探索现实生活中医患间社会交往的动态过程，而不是关注普遍存在的医患刻板印象。关键是确定患者最初的信任如何被错付、背叛，并最终转变为对医生的不信任。在医患信任的四个维度中，忠诚对中国患者最重要，却也最脆弱。高昂的医疗费用、低质量的医疗服务、过多的检查和处方、过度治疗、糟糕的服务和沟通不畅是导致患者严重不信任的主因。

在中国社会更大的伦理和社会背景下，个人权利意识的提高和新兴的“承认的政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医患关系的恶化和医患猜疑的激增。这还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产物。

激进社会变革曾极大地削弱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医生几乎无条件的信任，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用一种新的“花钱买服务”的视角取代了这种被削弱的传统信任。

然而，医生、医学教育尚未接受建立在平等观念基础上的医患关系新价值。与此同时，患者的“尊严意识”急剧增强，他们要求积极参与治疗，并将医生的任何不尊重视为社会不公的表现。对于城市贫困人口、农民工或到大城市就医的农村居民等处于社会边缘或较低阶层的人来说，情况尤其如此。

依我看，跟不上不断变化的价值观是医患沟通不畅的根本原因。一旦患者最初的信任被打破，大多数中国患者以及他们的家人也不再尊重医生的救命能力。这在医生和护士屡遭袭击的事件中得到了证实，也导致医疗专业人员要求保护他们的权利和尊严。

医患沟通的失败反映了道德世界的另一个重要变化，即在对个人权利和尊严的要求不断提高的同时，尊重他人的权利和尊严几乎是中国人在陌生人社交的所有领域都面临的挑战。

最后，人们必须意识到，医患之间的猜疑根植于道德世界的伦理变化。现代理性、个人权利和尊严以及“承认的政治”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医患信任的构建必须应对这些新的伦理价值观的挑战，以及双方对个人权利和尊严的新要求。

每个患者和医生/医疗专业人员的主体间道德体验，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中的“旁观者”，在重建患者与医生之间的信任方面都很重要。然而，更好地理解个人权利/尊严的另一面，即个人义务和对其他个人的尊重，可能不仅是建立新的医患信任的先决条件，也是在开放和流动的社会中建立新的社会互动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