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赞奇：《中国“长二十世纪”的历史与全球化》（2008）
中国“长二十世纪”的历史与全球化
History and Globalization in China's Long Twentieth Century
作者：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杜克大学历史系）
译者：陈荣钢
来源：Modern China. Volume 34 Number 1 January 2008. 152-164. 有删节
汪晖和黄宗智的文章探讨了历史力量的持久影响，这种力量可以追溯到帝国晚期。孙立平、康晓光、韩恒和王绍光的文章则从当代和比较的角度审视了中国的经验。孙、康和韩的框架是后〇〇主义转型社会的框架，而王则在当代社会大众参与的隐含框架内进行分析。
这些论文中的每一篇都在宏观层面上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我旨在评估这些观点对我们了解作为历史和全球化意义上整合社会的中国的贡献。如果看不到这两者是如何互为媒介，我们不仅会被对中国的肤浅理解所束缚，还会被民族主义和全球化的片面意识形态所左右。
本文解释了20世纪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要性，这种解释通过五位作者的对话浮现出来。本文借鉴了他们的观点，并对他们进行了质疑和补充。
作为对其四卷大作《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反思，汪晖的文章也许是最有野心、最复杂的作品。它提供了一些基本概念来引导我们理解现代转型。它试图找出一条途径来解决西方历史上的矛盾，尤其是那些帝国与民族、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扭曲了中国的历史。
当然，汪辉比大多数人更清楚，任何恢复中国历史本意的努力都只能通过社会科学的认识论范畴进行。正如他所言：“这些概念和范式通常只有在现代思维和理论的背景下才有意义。“
从本质上来说，汪晖采用了一种批判的诠释学方法，试图理解和欣赏他人的观点。尽管需要诉诸历史分析——在他的案例中，是新儒家思想，然而他确实希望通过恢复他者视野来实现自我的一些改变。
因此，汪晖试图恢复新儒家的观念，例如礼乐和制度的分化作为与封建/郡县重叠的治理模式。伴随这些分化和对立的是对历史的感知，它是由环境决定的客观决定（实事），也是这些环境的主观或意志原则（历史）。
最重要的是，在这篇文章中，汪晖试图重建他的研究“对象”——帝制中国（imperial China），并与社会科学概念保持距离，因为这种概念通常只关注“帝制中国”的二元对立面“民族国家”。
他对“帝国”的理解中有一种悲怆之意。它既不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对立面，也不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原型。如果它有一个终极目的（telos），那它就是不同的东西。
可以肯定，这个帝国既有现代民族国家和帝国的元素，也有其他许多东西。理性的官僚国家在许多方面与民族国家相似，它与世袭主权相结合，并在处理其主体时发展出一系列制度和合法化策略，而非民族国家的同质化方式。
事实上，晚期帝国主义是支配它的各种不同群体的历史遗产，包括蒙古人和满人。到了帝国时代晚期，儒家成为一种合法化的原则，满人的贡献不比汉人少。因此，帝国成为一种多重化和多元化的结构形式，具有处理不同民族的特定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汪晖努力捕捉中国思想的历史完整性，而不将其简化为本质主义文化原则。在这方面，他明显不同于早期的学术研究。
最著名的是路易斯·杜蒙（Louis Dumont）在印度研究中提出的“阶序人”（Homo Hierarchicus）概念。它认为，印度文明由不同的、与历史无关的等级和污染原则主导。
与此同时，无论是作为对立面还是作为原型，汪晖都不希望将帝制中国沦为民族国家的终极目的，尽管它可能与其他非西方国家有一些共同特征。
然而，虽然我们可以看到清帝国的疆域延续到当代，但把它认为是一种历史遗产可能引发更多问题，而无助于给出答案。
现代中国部分建立在汪晖所谓的“归属”原则之上。即使在保障自治的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形式也需要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同质化和相对无中心的关系。在精英统治结构内建立起来的中华帝国和现代主权观念之间存在着彻底的不可通约性。因此，历史上蒙古、〇〇和〇〇边远地区的〇〇运动并没有发生在汉族地区。
我的观点并不是说这些地区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而是说那些论证历史关系的原则，不能用来证明现在的关系。也许我们需要研究20世纪初在全球范围内崛起的多民族国家，以了解早期形式的合法性如何融入现代形式中。汪晖的研究对这种理解是有益的。
我完全同意汪晖对民族主义的描述，即认为这是一种不同于儒家普遍主义的新普遍主义的特殊化。实际上，我极力认为，民族国家必须错误地认识到这种普遍主义，才能在国族社会（national society）中建立自己的权威。
现代民族主义的制度化涉及一种复杂的过程，既承认又误认为其属于新的世界秩序。旧社会不得不彻底改革其制度和世界观，以符合现代民族国家制度的模式和进步历史的终极目标。在东亚，民族国家通过现代化范式讲述了这种重新编排的故事，并在明治日本和1949年后的中国大获成功。
我相信用“全球化范式”来讲述这个故事比用“现代化范式”更好。首先我想澄清一点，我并不认为通过全球化范式，全球化在道德上比其他一些模式更可取，而是因为它已经成为一个多世纪以来，全世界占支配地位的、构建社会的认识论和认知框架。
当20世纪的政治家和领导人寻求社会现代化时，他们按照一种符合启蒙运动的理性、科学和道德理想进行重组。这些现代化模式被包装进了民族国家形式，并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英国、法国、美国，以及后来的德国和苏联）完成全球传播。
根据艾蒂安·巴利巴尔（Etienne Balibar）的观点，民族形式可以被描述为具有共同起源、虚构种族、领土权利和实现启蒙运动终极目标的历史命运的想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形式和民族国家并不是全球化的对立面。相反，它们代表了全球化或认知全球化的早期阶段——其中对全球起源的错误认识至关重要。因此，民族形式是“全球化范式”的中心制度。
民族（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者）往往对全球民族国家体系的构成表现出矛盾态度。一方面，它通常迅速而紧迫地采用全球制度和意识形态，并承认这些转变必须被认为是民族国家体系中的一个参与者。另一方面，它往往忽略了实际上属于外国思想和实践的产物，以及它自身遵守“国家式”行为的外部规范的方式。
相反，各国倾向于误认它们的起源，只看到或呈现故事的一部分，在这些故事中它们表现为公民的意志和文化。历史和不断发展的国家主体或历史主体往往嵌入承认和误识的双重逻辑。
在系统上，错误认识的产生是因为民族国家也代表权威（实际上是唯一合法的权威）来管理、限制、抵制或侵略竞争者，重塑社会和身份以实现全球和国家目标。作为民族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倾向于将主权置于人民的“真实”历史和传统中，在真实性制度中，即使这些主义已经被重新“指明”，也适合于民族主义项目。
因此，虽然将社会转变为民族国家是世界和地区文化的通行做法，但无论是东方还是其他地方的民族国家都常错误地认为，主权完全来自在民族国家的人民和文化中。这种国家间的双重主义产生了一种结构性的紧张关系，通常是钟分裂感——徘徊于归属、参与全球文化，或退缩到本民族、本地区文化避风港这两种热望之间。
请注意，东亚地区不同群体在不同时期分别处于这种二元论（本民族或世界）的某一端。在中国，这种二元论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当时的改革者通过“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式与全球知识建立了初步的联系。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其他东亚社会。
如果我们在20世纪的中国采用这种相对强烈的民族结构意识，那么历史发展或当代事件如何影响它？在当代，建立在不同原则和目标基础上的中华帝国有何相关性？
列文森（Joseph Levenson）对这个问题有了清醒的认识。他认为现代转型改变了“中国性”（Chineseness）的意义和作用。他将这种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过渡视为历史与价值之间的斗争。历史是有价值的，现在两者分离，但价值被历史化，并从属于历史。
我相信，列文森在现代性和国家的意识形态结构中有过强烈的信念。在今天的话语中，我们可以说它在国家实体的意义上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到了历史的终点，正因如此历史没有了“外在”。
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将这种情况的当代版本称为“帝国”，这是一种资本主义统治的逻辑，缺乏边界和中心，却包含了整个文明世界。根据哈特和奈格里的说法，帝国也没有时间界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在历史之外或在历史的尽头。”
但是（民族的）现代和帝国都不是绝对的。它不是一种本体论条件，而是一种历史条件，就像儒家宇宙论一样。换句话说，无论是对它的改变、合理化、国有化还是世俗化，都需要人类和制度的努力来实现它们。
可以肯定的是，它们是强大的，甚至是霸权的，可以创造一个称为时代的东西，并赋予它一个名称（现代性），但它们涉及斗争和妥协、适应和颠覆、抵抗和创新、偶然性和摧毁。
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关于宗教、武术和治疗方法的不合理因素，唤起了旧的宇宙论，以及对一夫多妻制概念的回归。
现代化的民族国家意识形态试图阐明不同类别之间明确且通常属于宪法层面的差异，例如公共和私人（宗教和世俗，种族等）之间的差异。虽然这些可以在宪法层面宣布，但历史现实继续混淆这种差异，或者至少遵循不基于这种分类差异的旧模式。
黄宗智的文章在这个层面上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案例。他概括了集权的“简约治理模式”的历史延续性，并提出其所依赖的“第三领域”（third realm）概念，从清代一直延续到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
在清朝时期，帝国官僚机构的规模和逻辑使其发展了集权的“简约治理模式”，允许地方社区及受到帝国批准的地方代表处理自己的问题（地方自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士绅社会模式的向下延伸，将一个意识形态国家导向的精英委以国家权力来管理社会，而不需要在财政和政治权力上进行实际扩张。应该指出的是，这种委托的关键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共识。借此这种文化联系，地方社会和国家保持平衡。
当然，在毛泽东时代，民办学校和其他形式的集体自治看起来与清朝的准正式简约治理模式相似。事实上，毛泽东的反官僚主义看起来也有点像冯桂芬等清朝改革派所倡导的“寓封建于郡县之中”。
黄宗智认为，〇〇渗透和改造人民及其组织的能力前所未有。当然，新国家对人民的目标完全不同。他们要为国家和社会主义动员和牺牲。然而，毛泽东时期零散的参考资料和后毛泽东时期的事态发展表明，这些影响是通过意识形态运动实现的，而不是靠结构转型，如福柯的治理术（governmentality）或迈克尔·曼的基础权力（infrastructural power）。
80年代中叶，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对那些没有被恰当命名的事物感到震惊，如在单一的实体中巧妙地整合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组织模式。社会主义公共汽车公司（“单位”）把小型公共汽车租赁给一小波人以获利；公立学校以生产和销售牛奶盒为副业来获利。据推测，公共与私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实体之间存在着一些共享的利益和责任。我非常倾向于把这些视作黄宗智所谓的“第三领域”遗产。
这些实例在多大程度上削弱了全球化范式的结构性限制？他们是否修改了民族主义的双重逻辑（全球/本土）？这些历史或者重要的新历史力量能否在全球民族国家体系中重塑国家形态？与哈特和奈格里相反，这些力量仍然在世界上占据主导地位并垄断权力吗？
我认为有两种方法可以解决限制的问题。一是我们已经指出的方式——历史关系的生存和适应，就像“第三领域”一样。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它们倾向于保持“自身”的历史关系（如孙立平的术语“实践”）。可能是因为这些关系与现代国家的范畴不协调，因此它们往往不会在当代话语或意识中被概念化。
〇〇〇和一贯道等其他历史形式是当代的“救赎社团”，就不允许存在，因为他们实践的宇宙论完全不符合现代国家的原则。虽然〇〇〇无法与跨国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相提并论，但中国政府对他们的看法类似于西方国家对后者的看法，是对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威胁。
尽管“第三领域”的概念并不像这些古老的宇宙论那样具有颠覆性，但它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回到过去的进路，而且能够进入难以言说的、新兴的当代。康晓光和韩恒的文章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具有说服力的解释，以说明中国政府如何通过逐步控制的方式来维护社会秩序。
康晓光和韩恒观察到中国改革的渐进和琐碎本质，使得这种演变能够与其他前社会主义世界中更加困难的转型形成鲜明的对比。此外，他们对什么社会组织会受到严厉的控制（宗教的和政治的）、什么组织会受到最大的鼓励（经济的）的辨识符合我们的直觉，也显然符合汪晖和其他人的论点。中国正在形成一种建立在“去政治化”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共识，或许是中国版本的新自由主义秩序。
然而，这篇文章留下了许多未回答的问题。因为视角是自上而下的，所以它表明了一个非常连贯的状态和结构，而控制和监视是系统性的。这真的符合我们对中国政府或党国的理解吗？如何理解政治体系中的分离（中心与地方）？如何理解对导致随机性的地方政治结构施加压力？
在对威权模式的批判中，王绍光为公众和他们中的不同群体提供了应对可能不受欢迎的政策的各种方式。可以肯定的是，王绍光的例子仍然非常具有戏剧性，并受到广泛关注。但这些也必须存在于更本地化的层面，并且更加有条理。
另外，如何解释福建和其他地方对中国部分地区宗教活动的更大容忍度？与康和韩的模型相比，党国与社会的渗透程度必须大得多。也许正是因为这种相互渗透，“第三领域”的概念在国家意识形态中才不能被接受？
确定历史发展和新事件如何影响结构的第二种方法是定位结构本身的元素，这些元素或多或少具有变化的可渗透性。国家形式的“硬边界”和“软边界”有哪些？
虽然全国人民（想象的共同体）在历史中演变并步入未来的想法是民族国家的根本所在，但国家社会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去疆域化并仍然保留国家形式？将国家社会团结在一起的纽带的性质有多重要？
尽管20世纪早期的民族共同体经常引发共同的种族或血缘关系，但本世纪中叶的“国籍”学说通常为历史和文化进化的原始团结。通常维持这些联系是历史和文化进化的原始宗教。更远离种族意识的民族观念，则是由中华民国和苏联开创的、多民族国家的民族观念。
民族国家制度的一个关键特征是“疆域性”（territoriality），它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中具有不同的意义。
1911年“辛亥革命”中，革命者的民族主义及其民族概念比“疆域性”更具种族色彩。革命后不久，孙中山就采用了“
”的模式。但在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在维护领土国家和种族化国家之间摇摆不定。
正是在这一时期，海外华人获得了中国国籍，并要求效忠于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则选择了一种疆域性的公民国籍模式，少数民族享有公民权，但海外华人不再享有公民权。
最近，海外华人与大陆之间建立的经济联系伴随着民族国家的空间想象转变。去疆域化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往往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统一”蓬勃发展。这种意识形态寻求一种替代性的、虚构的种族，其形式是认同“炎黄子孙”，或者重视儒家思想，强调中国和东亚人的观念。
在追求全球竞争力和反对西方霸权的过程中，这些可能被视为与海外华人社区身份和联盟的新形式。此外，它们代表了历史的用途，即基于早期宇宙观。在“简约治理模式”之上，“第三领域”的武术或民间宗教不再能被接受。
民族国家发展的“再疆域化”和民族主义的“去疆域化”意识形态的出现有着非常明显的影响。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导致了不公平现象的加剧，而在国家的少数民族边疆地区，这导致了〇〇，内蒙古和〇〇的〇〇〇〇抬头。
近年的“西部大开发”是对这种不平衡的回应。但是，它是否有助于改善不平衡或吸收资源并加强对这些地区的监视，这一点还有待观察。似乎很明显，从历史来看，国家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界限在它应该约束和结合的方面可以有相当大的变化，但经济的跨国化似乎并没有影响到它的功能或需要。
解决国家形态多样性问题的另一种方法是探讨国家意识形态的内容。最近许多学者认为，民族主义可以采取截然不同的路线，这取决于哪个群体正在制定其目标和计划。因此，反帝运动或社会主义者对国家目标有更强的再分配概念，通过主权权力的主张实现它，也能够阻止强大的跨国竞争者。
实际上，和资本主义关系密切的国家形式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反帝口号“世界工人团结起来”，以及苏联和中国对世界被压迫者团结的支持，超越了民族国家的认同。它清楚地认识到资本主义产生的全球化统一条件。中国革命既是社会主义又是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两者并不矛盾。
汪晖指出，反对民族主义是因为精英用全球资源构建了它，忽视了中国革命丰富而复杂的历史进程。他说：
在民族主义创造自身的“本体”和“根源”的同时，也在诉诸大众动员；正是在这一大众民族主义运动中，那些所谓“自觉者”力图把对置身于特定“时势”的民族命运的思考与对他们决心献身的价值的探索结合起来。中国革命，作为一场广泛的社会运动，一个以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规模和深度展开的民族解放运动，包含着民族主义这一范畴无法涵盖的历史内容。民族主义并不能够囊括20世纪中国的一切。
这有助于提醒人们，寻求实现启蒙运动最深刻目标的民族主义和革命的复杂性交织在一起。与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和现代化政权所追求的自上而下的行政变革不同，中国革命试图在底层和内部重塑社会和人民，这离不开影响或产生一定程度上“与历史无关的人”的自愿主义。
引用王绍光的话，这是建立在“大规模单方面说服”之上的共识。这不仅包括在群众批判和斗争运动中灌输“翻身”的信仰，还包括复刻民国时期和国民革命中被摧毁的农民文化，即重建权力的文化联系。
流行文化产品的选择和编辑（歌曲、戏剧、礼俗）通过一系列新媒体传播，伴随着毛泽东呼吁本土化和普及（民族化）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在提高中国人民生活水平和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功是不可否认的。这种动员的代价也众所周知，不过我们不在这里讨论。
《五朵金花》（1959）
相反，我想了解革命正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是如何的，为何分裂？换句话说，一场致力于为不公正的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世界秩序提供替代性方案的运动如何被这种秩序吸收，以及为什么？此外，既然中国尚未成为该体系的领导者，那么它可以从自身经验中动员哪些资源来使体系更加公正？
孙立平赞同这样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正趋同。他评论说这些社会真正寻求跨越式发展，赶上发达国家。另一方面，他引用洛文塔尔（Lowenthal）的话说，技术将导致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融合。
在同意上述观点的同时，我希望强调，中国在20世纪初被迫加入的制度是更根本的意识形态力量。民族国家体系的发展是为了提高每个国家在全球范围内积累的竞争力。社会主义在敌对的民族国家中诞生，并保留了这种民族国家形式。在社会主义在中国建立的时候，中国以这种国家形式建国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此外，尽管社会主义国家谴责国际体系为资本主义服务，但它们却都投入到整个“进步”和“竞争”的叙述中。这一点在“大跃进”的口号中最为明显。“大跃进”试图在十五年内超越英国和法国的钢铁产量，并批准动员人民为社会主义国家作出牺牲。结构和历史上与全球竞争联系在一起的民族形式似乎已经克服了社会主义者梦寐以求的对世界范围内“再分配正义”的推动。
本文旨在表明民族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霸权似乎正压过过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巨大力量。可以肯定的是，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并不总有相同的目标，但近年来，它们似乎已经与前社会主义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涉及新媒体技术和跨境企业的合作和竞争，民族国家本身必须适应和应对挑战。
王绍光注意到互联网的应用和媒体的互相强化引发了大众对影响国家议程的问题的关注。黄宗智对“第三领域”持续影响的研究很有前景，可以与孙立平对不断变化的实践领域的关注相结合，看看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是如何被逐步重塑的。
如果实践经常可以在新兴的政权中把无法明说的历史放入浮现的现实，它们也可以自觉地利用历史叙事来确保自身的目标。中国政权继续唤起社会主义并作为其目标（“和谐”）。我们希望中国和世界上有足够的力量，对普遍的社会正义怀揣梦想的历史记忆，去推动新兴的超级大国去往这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