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燕凌：《无烟糖：省级官僚的死亡与中国国民经济建设》（2010）
广州中山纪念堂，2017年
无烟糖：省级官僚的死亡与中国国民经济建设
Smokeless sugar: the death of a provincial bureaucra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national economy
作者：邱燕凌（Emily M. Hill，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
译者：陈荣钢
译自同名著作导论，有删节
冯锐的意外之死
在中央政府与广东军阀的紧张对抗中，双方都做好了动用军事力量的准备。1936年8月10日下午，冯锐（1899-1936）在省政府附近的家中被捕，入狱后被杀害。在拘留期间，冯锐不被允许和牢房外的世界打交道，不能接受探视，甚至家人都不能探望他。直到被宪兵押送至广州市郊处决的时候，冯锐才被告知死刑。行刑后，广东省政府发布了简短的声明，列出对冯锐的指控。香港《南华早报》将政府声明概括如下：
下午4时，三十人的宪兵队在城东郊行刑。行刑后发布了一份官方公报。冯锐，38岁，广东番禺人，被控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他还犯有欺压本省农民和购买洋糖冒充官厂生产的罪行。公报说，自冯锐被捕，全省各地都接到了申诉。经认真审讯，他承认了所有罪行。
对冯锐最具体的指控是说他“购买洋糖，冒充官办工厂生产”。广东人把这种进口商品称作“无烟糖”，因为生产它不需要燃料。广东工业部门确实执行着一种直接进口的替代方案。1933年，一个有名的省级糖厂投资项目启动，冯锐是项目负责人，其特点是糖厂销售的进口糖包装上标有省内生产厂商使用的“五羊牌”。
冯锐生于1899年12月5日，按照中国人计算年龄的习惯，他死时38岁。1936年的冯锐还很年轻，他是名人，在大江南北、学术界、外国人中都有朋友和熟人。冯锐特别认识些来自美国的人，因为他在20世纪20年代曾在美国留学。
冯锐（1899-1936）
1931年11月起，冯锐任广东农林局局长。在任期间，他成为广东最重要的工业发展计划“发展工业三年计划”之“复兴广东糖业三年计划”负责人。通过这个计划，中国第一座现代化的糖厂建成了。冯锐也是著名的农学家，在担任省政府职务的同时，还担任广州岭南大学农学院院长。
在知识分子的角色上，冯锐是直言不讳的国民经济改革的倡导者。在去世前的两年时间里，由于对省里经济利益的倡导，冯锐的地位更加突出。他以广东代表的身份，在上海和首都南京与中央政府官员会晤。特别是自1935年中以来，他与中央政府领导人的讨论在地方和全国日报上得到了广泛报道。
冯锐被捕时，其妻女身居欧洲。几个月来，妻子陈昭宇一直在瑞士的一家疗养院治疗结核病。得知丈夫被捕的消息后，她即刻安排回国。她决心尽最大努力挽救冯锐，使其免受伤害，还写信给政府高层请求确保丈夫获释。但当她抵达广州的时候，冯锐已经被害。
冯锐的大女儿清晰地回忆起母亲对父亲冤死的悲恸和愤怒。为证清白，陈昭宇写了一篇长文，字字珠玑。在丈夫死后几个月内，陈昭宇把辩护材料结集成书，另附上剪报、过去两年往来信件的复印件和冯锐刚写的自传。她认为对冯锐的指控毫无根据，并逐一反驳。她宣称，冯锐的结局是悲惨的，因为他是一位理想主义的活动家，不晓得在政治生活中需要谨慎行事。
冯锐的遗孀在她的叙述中表示，他在广州的许多朋友和熟人都感到震惊，并在之后的几天里私下谈论了他被处决的事情。然而，细节很少被披露。冯锐被宪兵队秘密审判和处决，而广州没有自由媒体，对该案的公共讨论被限制。
在冯锐被关押的4周时间里，抓捕他的人收集了他的各方罪证。冯锐被禁止以任何方式公开寻求帮助或自我辩护。除了陈昭宇，没有任何与冯锐相熟的人、处理冯锐案件的人对冯锐之死作出公开解释。
直到1963年，李洁之（1900-1994）的简述才见诸报端。
李洁之（1900-1994）
李洁之曾为广东警察局局长，是1936年8月逮捕冯锐的负责人。他提供了一些案件处理细节，说冯锐在被汽车押解刑场时，向路人高喊自己是无辜的。然而，李洁之引出的问题比他回答的多。比如，为什么冯锐被捕后不能与任何人联系？也许李洁之的表达没有让读者满意，他在多年之后修改了这番表达。他增加了一些细节，语气里多了几分对冯锐的同情。
李洁之说，军人判处冯锐死刑，是因为民众不满于冯锐购买豪华汽车并与香港舞女何莉莉有染。他说何莉莉在冯锐死后也谴责他，在香港的报刊上发公告，证实他贪污腐败。如果李洁之的话可信，那么冯锐被判死刑的依据可能来自小道消息。
这本书是1937年陈昭宇的著作问世以来，第一本详尽研究冯锐职业生涯及其死亡情况的书。本书认为冯锐的死刑判决出于政治目的。他的案件转移了公众注意力，使民众不再关心从事争议活动的其他人，特别是那些走私国家限制商品的人。
作为省级官僚，冯锐之死也为更大的问题提供了启示。它从物质和观念两方面引起了人们对中国国民经济体形成的关注。冯锐的命运，与1929年起中国实施的第一个完全独立的关税制度有关，该制度体现了强烈主权要求，而这种要求引发了沿海商业的争议性影响。本导论的剩余部分将结合冯锐的事业背景来阐述上述观点。
省级自治
冯锐与1936年夏天落马的一位省领导有关。冯锐担任广东农林局局长期间是广东军阀陈济棠（1890-1954）的门生，后者于1931年至1936年7月间主政广东。
冯锐被捕与陈济棠和中央政府的冲突有关。1936年6月，“西南事变”（或“两广反叛”）爆发，陈济棠和邻省的广西军阀联手争夺国家领导权。6月2日，他们向其他地区当局和南京发出电报，呼吁积极抗日，抵抗日本入侵华北。西南地区领导人承诺即刻起兵，威胁反抗蒋介石（1887-1975），但是他们的冒险行动没有获得其他地区支持。
随即，陈济棠的一些重要部下宣布效忠统一的中国和蒋介石。7月，陈济棠辞职，离开广州，并在心腹陪同下乘英国炮舰前往香港。在蒋介石的部署下，新一届省级领导班子成立。在公众眼中，广东重新和平归于中国。
冯锐是广东前政府要员，然而当新的省政府成立时，新任命为广东军政首领的余汉谋（1896-1981）下令逮捕冯锐。陈济棠乘船离开香港前往欧洲的两天后，新闻通讯社收到了冯锐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消息。
余汉谋在声明里宣称，随着陈济棠及其党羽被清除，广东迎来军事领导和廉洁行政的新时代。观察家把对冯锐的严厉惩罚理解为新政权杀鸡儆猴，以打击腐败的决心。
冯锐死后第二天，广州《群声报》的一位编辑祝贺当局，并希望对其他违法人员也要坚决处理。然而，1936年广东新政府的反腐运动只持续了很短时间，并且几乎全是对冯锐的攻击。官方没有在新闻报道冯锐被处死后提供更多案件细节。警察局长李洁之没有交代白糖问题。
可是，在处死冯锐的正式报告中，“购买洋糖冒充官厂生产”之罪名十分显眼。“无烟糖”是理解冯锐被捕、屈辱而死的关键。该案有助于理解当时中央政府面临的挑战。冯锐的活动涉及两个最严重的挑战：中国的地方主义和中日关系。
【译注】有关这两项挑战的话题，还可以参阅：Chen Fei的论文Disassembling Empire: Revolutionary Chinese Students in Japan and Discourses on Provincial Independence and Local Self-Government和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的著作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第6章Provincial Narratives of the Nation
“无烟糖”技术让白糖生产不需要燃料而实现大规模供应。在陈济棠的自治广东，这种创制成为全国关税这一更大问题的一部分。关税问题是广东挑战南京国民政府的一部分。关税问题也表明，在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前的几年里，国内政治如何与中日紧张局势联系在一起。在被赶下台之前的几年里，陈济棠和该省其他高官一直与免关税进口大宗商品有关联，并受制于南京的关税限制。
南京当局当然反对这种活动，因为这将给中央政府带来巨大的收入损失。陈济棠离任时，南京当局收到报告，称广东应征关税收入欠一半，这一半都被地方军阀拿走了。他们还担心这会对中国的国际信用造成影响。
此外，部分有争议的进口商品要么来自日本，要么由日本船只运到中国海域。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东北和华北地区的军事侵占使南京和广东之间的争端进一步复杂化。1936年，随着日本军事力量的扩张和日本对地方分裂主义行政当局的赞助，中国官员和普通民众惊恐地看着走私的洪流席卷到中国北方。
1936年，广东省地图
这一年，各大报纸纷纷报道了华北地区的走私活动，以及日军如何公开保护华北地区的走私。这形成了一种危机感。作为南方省份的贸易代理人，冯锐受到了公众的监督。区域自治的挑战和中日冲突的威胁最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广东省有长长的海岸线，岛屿、海湾遍布，其中一段后归入广西省，以及英国管理的香港、法国管理的广州湾、葡萄牙管理的澳门。对走私者来讲，日本殖民地台湾也近在咫尺。这种政治地理环境为各种人提供了广泛的机会，使他们可以利用不同的定价制度逃避关税。
香港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背后的强大国家有金融和基础设施的资本。香港与中国之间经济不对等，还有司法管辖鸿沟。殖民地发行的纸币大部分在华南地区流通，为货币泛滥的地区提供了稳定的货币，也显示了香港在该地区的磁力。
然而，尽管殖民地和华南地区的商业条件和政治制度截然不同，香港的大部分人口还是来自附近的广东地区。此外，对中国公民来说，两地之间的双向旅行不受限制。这些地理、政治、经济和文化特点为套利创造了许多机会。掮客、中间人和牙人从事跨境业务，涵盖小商品贸易到货币间的大规模交易。
走私是这种跨境活动的持续组成部分。在1929年2月1日新的关税表生效后，中国许多主要进口商品的关税大幅增加，走私立即变得更加有利可图。于是，对沿海贸易的管制就成了中国国家海关机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焦点。
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旗，海关旗（1931–1950）
为了应对新的挑战，海关加强了该机构的关税执法能力。1934年，该部门配备了一支由大约60艘船组成的舰队。从中央官员的角度来看，南方沿海地区逃避国家关税的情况与20世纪20年代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之处的情况无出其右。
南京国民政府是1920年孙中山（1866-1925）建立的广州国民政府的延续。孙中山和他的国民党追随者否认国际公认的、北京的中国民国政府，声称广州国民政府是中华民族唯一合法代表。除了对地方贸易、运输、消费和娱乐征收大量的税款外，国民党人还在北京征收政府要求的关税收入，并在广东的港口建立了自己的海关。
粤海关大楼旧址，广州
区域贸易和商业是民族国家政治生存的财政基础。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广州向北京发起挑战并取得了成功。蒋介石接过孙中山的“革命民族统一使命”领导权，从广东发动军事行动，并于1927年在南京重建国民政府，1928年得到国际承认。
然而，“北伐”使国民党领导人面临危险，南方的残余势力凭借南方资源优势重新崛起。此外，在南京成为首都后，孙中山在广州建立的国家机器残余将以省行政议会的形式存在。
这个异常的行政议会赋予广东特殊的宪法地位，并为广东领导人提供了政治影响力。对南京国民政府构成分裂主义威胁的其他地区没有这种地位和影响力。
英文报道把广东省的暧昧地位描述为“单一制国家”中的“半自治”地区。1927年至1936年的广东堪比欧洲中世纪和现代早期的“边疆之地”（March/Marchland）。广东成为一个划分不精确、高度军事化的共同管辖区，不受中央政府专属权力管辖。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华南颇像12世纪至15世纪的威尔士。威尔士东部的“边疆之地”是威尔士公国和英国君主制管辖区之间的缓冲地带。广东以西是广西省，是一个多山的地方，在民国时期由军阀统治，在整个民国时期从南京的权威中保持了事实上的独立。冯锐在任期间，广东和广西的军阀保持着外交联盟。像“边疆之地”一样，他们共同管辖着一个被称为西南的地区。这些军阀里“南天王”陈济棠地位最高。然而和欧洲持久的“边疆之地”相比，中国南方的公开自治十分短暂。
陈济棠（1890-1954）
南京国民政府控制的海岸线不比广东海岸线短，而且它控制了长江下游的资源，比广东所处的珠三角地区更大、资源更丰富。因此，南京国民政府享受了一段收入增长期，可靠的关税收入成为中央政府的财政支柱。
1929年起，海关收入增长到南京国民政府总收入的一半。南京国民政府的内债和外债大多由关税担保。然而，随着对海关收入的依赖程度增加，南京与西南军阀的谈判需求也在增加。
蒋介石在1931年至1936年间的笔记和书信中写了他有意遏制陈济棠的大权。南京成功的国家建设也提高了蒋介石的集权能力。1928年至“抗日战争”爆发期间，中华民国的官盐专卖机构和外交机构得到了显著加强。不过，蒋介石的南方对手们也没有闲着，他们在30年代中期也在做国家建设计划，将资源投入到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计划中。
在统治广东期间，陈济棠像军国主义者一样加强军事防御。广东的资源足以支持经济建设计划。在“半自治”时期，广东省政府成功地将官方投资引导到工业建设项目中。许多新的企业生产消费品，除了冯锐指导的糖厂外，还包括一家啤酒厂和一家造纸厂。
广东在近代工业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受到了颇多关注。战前，广东省政府在工业化方面的投资规模可能比中央政府或中国其他地区政府所做的类似努力更重要。1935年，一位消息灵通的观察家计算出，广东在工业发展上的投资比中央政府更多。然而广东的投资主要在轻工业企业，这一点一直被研究者忽视。在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前，广东在工业建设方面的总支出至少在规模上可与南京的工业建设相媲美。
南京政府在30年代的经济事务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如发展棉花和丝绸工业的计划），帮助生产者稳定原料供应。这需要公务员到农村为棉花种植者和蚕农提供贷款和技术援助。通过这些努力，政府和生产者建立了一些长久的联系。
在广东，糖业发展计划试图将工业、农业和商业联系起来，将甘蔗种植、制糖和销售纳于官方指导之下。作为1933年启动的广东糖业复兴计划的官方负责人，冯锐管理着广东最重要的投资项目。广东的糖业计划将农业与工业联系起来，体现了战前中国最雄心勃勃的、由政府主导的、全面的计划经济生产体系建设，意义非凡。33岁的冯锐负责这一开创性的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计划，他是中国经济计划的先驱。
邱燕凌著作《无烟糖：省级官僚的死亡与中国国民经济建设》
边界与经纪业务
冯锐是一个将社会空间、经济部门和地理区域联系在一起的官僚经纪人。“经纪人”似乎是最适合描述他的词汇。除了回报和风险，社会学和工商管理学科也阐明了经纪人职位的性质。对冯锐案例的研究，能帮我们进一步理解中国的国民经济是通过社会互动而形成的。
冯锐是经纪人的典范。据妻子回忆，冯锐在事业上致力于知行合一。他是公认的农业管理权威，将专业知识付诸实践。在广东糖业计划中，冯锐连接了国际资本与中国资本。他也重新构建了官僚与商业的关系，并在为他所代表的广东政府增收方面很有一套。对冯锐的指控把他塑造成一个只为自己服务的经纪人，而他的下场提醒人们注意这个职业的回报和风险。
冯锐的官场生涯生动说明了政治边界如何成为边境地区的资源。边界是经济交流的障碍，但并不是经济交流的壁垒。对隔着边界进行交流的经纪人来说，边界就是一种资源。
人口众多的相邻领土之间的边界尤其如此。当两个以上的政治当局相邻时，这些地区的资源丰富性就会增强。中国南部沿海最好被看作是一个海上边疆，而不是一个明确的边界或界线，因为中国南部沿海是一个多方活跃的经济互动区。
按照人类学家的观点，这个南部边境地区可以被概念化为一个独特的经济实体。正如Owen Lattimore所言，边境地区往往成为一个独特的社会单元，因为边境两边的人民更倾向于相互认同，而不是认同对他们有管辖权的国家。
经纪人之所以承担风险，是因为资源、利益或优势会导致对占有和控制权的争夺。例如，位于边境地理区域的人会争夺进入该区域的特殊机会。进入的限制越严格，垄断边境资源者的收益就越大。
通过冯锐，我们看到区域间的商品流动和有争议的贸易制度如何促进中国国民经济的形成。1929年，南京制定了更严格的关税条例，中国的对外边界更加尖锐，同时也凸显了内部分化。鉴于南京和广东的贸易制度冲突，广东可以被视为“西南自治时期”的“内部边界”。
实际上，新的国家关税仍鼓励商人通过逃避关税而获利，边境地带更明确地向内地转移。
作为省级工业的管理者和代表，冯锐是积极的引导者。跟随他，我们看到中国国民经济在南方沿海和内部边界建构的物质手段、政治和言论。同时，冯锐也从他死亡的晦暗背景中重新走出来。
国民经济建设
与其他国家一样，“中国”由思想和文字创造并维持，并且中国的民族意识建设不只是中国共产党的计划。
南京国民政府保护和重塑了中国国民经济。Margherita Zanasi分析了20世纪30年代政府在国有工业中的努力——“统制经济”。省级官员和中央官员都参与了这项运动。然而，他们这样做的基础是强烈的反资本主义情绪，这种情绪在战争开始前的十年间滋养着国民党的意识形态。
正如Zanasi所言，中国当时的政策方向是远离市场资本主义。除了努力实施经济控制，技术官僚的愿望还表现在建立监管机构、国家银行和投资项目，以及为公共政策提供科学研究。
“南京十年”期间，新的官方政策的推行反映出国家能力的显著加强。越来越专业的官僚机构掌握了更多的物质资源，这不仅要归功于更高效的税收，也要归功于中国经济的逐步扩张。
在1937年7月“全面战争”爆发前的25年里，工业产值在各部门中增长最显著。然而，尽管工业部门逐渐增长，但随着“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对中国的影响，对失衡和混乱的担忧严重影响了南京的官方政策。
郑野夫（1909-1973）表现30年代初饥荒的版画
1929年至1933年间，由于国际市场价格下跌导致中国进口增长，出口量和出口额大幅下降，引发了人们对中国很快就会破产的担忧。官员们制定了保护主义措施，在1930年和1932年提高了关税。随后，中国面临货币危机。银价上涨和大宗商品价格暴跌造成的混乱迫使中央政府于30年代中期采取进一步行动。通过成功的货币改革和工业企业扶持计划，国民党官员在“抗战”开始前较好地克服了这些方面的挑战。因此，中国当代政治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建立在“战前”保护性的经济民族主义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