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相声和郭德纲的出现
Xiangsheng and the Emergence of Guo Degang in Contemporary China
作者：蔡莘莘（音），艾米丽·邓恩（Emily Dunn）（墨尔本斯威本理工大学艺术、社会科学与人文学院）
译者：陈荣钢
来源：Cai, M. and Emily Dunn (2020). Xiangsheng and the Emergence of Guo Degang in Contemporary China. Camden: Palgrave Macmillan. 节选编译
一、导论
2010年，中国政府对娱乐行业开展“反三俗”运动。该运动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必须取缔低俗、庸俗和媚俗的文化产品，据说这将带来文化部门的繁荣发展，有助于实现“小康”，并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最终影响“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郭德纲是这次运动的目标之一，他被普遍视为相声艺术复兴的重要人物。相声始于清末，在19世纪中期成为独立可辨的艺术流派，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基本功。
“说”指诗歌、对联、游戏、谜语、绕口令、成语、俏皮话等等。“学”的是方言、地方戏和其他民间表演艺术形式，例如京剧、河北梆子、评剧、大鼓（鼓曲）。“逗”是针砭时弊，而“唱”专指唱太平歌词。郭德纲是为数不多同时掌握这些传统技能的当代表演者，融合了现代技巧并迎合大众口味。
相声是一种重要的口头表演形式，是大众文化的体现。Perry Link说相声“可能是最深刻地浸入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汉语艺术”。郭德纲作为该艺术最著名的当代表演者，在国内和海外华人中拥有巨大人气。
【译按】Perry Link本人曾经是侯宝林的弟子，按相声师承关系算是第七代相声演员。
大部分时候，相声是底层社会的口头文化。因此，1949年之前的段子很少被记录下来供后人使用，只是师徒之间口耳相传。
在社会主义早期，相声被用来动员群众，作为政治宣传的工具。“文化大革命”结束时，相声也被用来针砭社会政治现象。到了80年代，就有了相对大量的相声作品出版。这一时期的作品符合官方路线，比如把“十年动乱”的激进行为归咎于“四人帮”，刻画文艺自由的恢复和“改革开放”政策。
《笑》，1979年9月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收录了15个相声作品，依次包括1《笑的研究》 侯宝林、郭全宝 2《特殊生活》 王志涛、陈连仲 3《如此照相》 姜昆、李文华 4《讲卫生》 马三立、王凤山 5《人欢路畅》 侯耀文、石富宽 6《新桃花源记》 马 季、唐杰忠 7《一枝新花》 常宝霆、白全福 8《抚瑶琴》 苏文茂、马志存 9《要条件》 魏文亮、孟祥光 10《唱的特点》 刘文亨、班德贵 11《念白字》 郝爱民、赵炎 12《指妈为马》 赵振铎、赵世忠 13《动力研究》 常贵田、常宝华 14《计划生育好》 杨振华、金炳昶 15《不正之风》 高英培、范振钰相声的英文研究很少。David Moser, Perry Link, Marja Kaikkonen等人对相声研究做出过贡献。比如Moser认为相声受全球化和新形式喜剧媒体的影响，带动郭德纲迅速崛起。Christopher Rea注意到“幽默”这个概念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他指出，学术界倾向于关注毛泽东时代的悲剧和创伤，如大跃进和“文革”，但幽默也是看待历史的启发性方式。文集《毛泽东时代的笑声》（Maoist Laughter）指出：“社会主义新中国把笑声视为突出标志”。毛泽东时代的笑声“不仅无处不在，而且与政治文化的结合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文集第四章，Xiaoning Lu研究了50年代的侯宝林和相声电影，作者认为相声不是单调的宣传，而是“谈判和争论的场所”，“毛泽东时代的笑声是创新性的和试验性的”。这样的理解有助于重新探索过去和现在艺术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Jocelyn Chey和Jessica Milner Davis的研究也涉及“幽默”在中国的历史，并且追溯到古代。Joseph C. Sample提请注意林语堂在发展现代术语“幽默”方面的重要性。林语堂于1933年将这一新词引入中文，他受过西方教育，英语水平很高。然而，“幽默”的翻译远不是一个简单的外国术语的引进。相反，林语堂将中国儒家和道家的概念纳入其中，“以唤起一个跨文化的幽默概念”。这个新词的语言学起源和吸纳是20世纪中国文化杂糅的一个缩影。“讽刺”和“滑稽”的术语在中文中早已存在，但对林语堂来说，“幽默”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林语堂在中国过往的历史中找到了许多幽默的例子，但他声称中国人并不理解幽默，看不起幽默。对林语堂来说，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幽默是与使中国的现代化努力联系在一起的。林语堂引用了英国小说家George Meredith（1828-1909）的话：“幽默是测试一个国家文明繁荣程度的标准。”正如林语堂所写：“当一种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幽默文学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幽默对现代国家来说“有用，但也有威胁。”一方面，幽默与现代化密切相关，政党利用它来推进政治事业。另一方面，“长期以来，幽默为政治抗议提供了声音。”在这方面，“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出现了一些反对“四人帮”的相声。此外，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产生的一些相声作品批评官方的官僚主义和腐败。
相声可能是中国最常见的喜剧形式，从最初的北京、天津等邻近城市传播到全国。作为一种本土艺术形式，它传统上是由男人为男人表演的，而过去民间的“色情相声”由女性表演者表演。近代，女性观众也喜欢这种艺术，也有女性表演者受到好评。
“相貌”之“相”，“声音”之“声”。作为一种口头表演的艺术，相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两者。它最初是一种街头表演，使用由师父们发明的小品或段子，如Link所言：“听的不是诙谐的新评论，而是欣赏和评价表演者将成熟的作品呈现出来的技巧。”近几十年来，这种情况有了一些变化，更加强调原创性。许多笑话涉及双关语和典故，相声成了一种“语言—意识形式”（language-conscious form）。相声也经常笑话“社会中的不合群者”，如乡下人或残疾人。相声通常由两名男性表演，除了对口相声，也有单口相声和群口相声。侯宝林认为有三种类型的对口相声，三种类型都离不开逗哏的角色，与之搭档的是捧哏的角色，在聊天式的表演中充当对话者或插话者。三种对口相声的类型为：- “一头沉”：对话的分量落在逗哏身上，捧哏以插话为主。
- “子母哏”：捧逗平衡，你有来言，我有去语，两名表演者需要像“拉链”和“子母扣”一样配合起来。
- “贯口”：经常需要一口气背诵一段话，Link称它为“词泉”（word-fountains）。这通常需要表演者多年的艰苦练习，因为不仅需要他们背诵，还需要快速而清晰地表达出来。
传统上，相声以“垫话”开场，这是一个给观众预热的序幕，并作为前后两段表演的桥梁。在撂地（街头）演出的时候，垫话也是吸引观众用的，并且根据表演的背景、长度和内容的不同，垫话的内容灵活多变。
“垫话”之后是“瓢把儿”，然后是“正活”，包括“入活儿”、“攒底”等。演出结束的时候，表演者会向观众要钱。当然，现在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经常以“现挂”开始，功能类似于“垫话”，不过表演也不需遵循传统上的严格顺序了。相声的起源有很多说法。Chey认为相声起源于明朝（1368-1644），但一些人认为它的传统更久远。比如，相声名家侯宝林认为垫话源自唐朝（618-907）的佛教布道。老师会先介绍当天的课程，让听众安静下来，然后再传授他们的见解。相声中的“讽刺”特点在中国古代民间艺术中也存在，戏剧和民间口头讽刺文学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唐代的滑稽戏，这是一种在上海、杭州和苏州等地流行的类似相声的喜剧对话。从东周战国时期开始，寓言、故事、童话等口头传统比比皆是。然而，由于这些形式的口头文学不被上层社会所承认，所以没有被记录下来。一些更令人信服的史料认为，相声起源于19世纪中叶，即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清朝（1644-1912）的统治时期。1861年，咸丰皇帝驾崩后规定，服丧期内禁止（响器）娱乐。这导致失业的戏曲表演者在北京开发新的生计来源，从而诞生了相声。这段历史也说明了相声对其他表演风格的吸收，如本土戏曲、方言和太平歌词。此外，相声还受益于晚清城市商人阶层的崛起，有了观众，就有了对民间娱乐的需求。
晚清北京天桥街头艺人“天桥八大怪”，大约出现于清代咸丰、同治、光绪三朝：穷不怕、醋溺膏、韩麻子、盆秃子、田瘸子、丑孙子、鼻嗡子、常傻子
据说朱绍文（艺名“穷不怕”，1829-1903）是最早有记载的相声表演者。《字相》是“穷不怕”的代表作，讽刺了官员的贪婪和腐败。乙 （写个“一”字）
甲 这像什么呢？
乙 像擀面棍儿。
丙 不对。擀面棍都是红枣木的，你这怎么是白的呀？
甲 对呀。为什么是白的？
乙 是啊！我这不是沾上面了嘛。
甲 那也不像啊。擀面棍是两头细，当中粗。
丙 对！这怎么回事？
乙 使唤的年头多啦，把当间儿给磨细啦。
丙 嘿！他还真有词儿。
甲 那么一升一降呢？
乙 它做过“巡案”。
甲 噢，八府巡按？
乙 不，它不是擀面嘛。
甲 啊！
乙 净在案板上“巡了”。
甲 噢！这么个“巡案”哪！那它为什么丢官罢职呢？
乙 因为它“新”瓷面软。
甲 心慈面软？
乙 和面盆是新瓷，和面水搁多了，面都裹棍儿上啦。
丙 噢！这么个“新慈面软”！
甲 对，“心慈”不能掌权，“面软”净顾面子了。
乙 （对丙）该你啦。
丙 我写个“二”字。
乙 像什么东西？
丙 像一双筷子。
乙 你这筷子为什么是白的？
丙 我这是象牙筷子。
乙 那也不对呀。筷子应该两根儿一般长。你这怎么短哪？
丙 我夹煤球儿，烧去半截儿。
乙 有拿象牙筷子夹煤球的吗？
丙 我有钱，你管得着吗？
乙 你这筷子做过什么官儿？
丙 净盘大将军。
乙 它为什么丢官罢职？
丙 因为他好搂！
乙 好搂哇？
丙 不搂，菜怎么没的？
Rea认为，在20世纪初的中国，“幽默的表达在公共领域比比皆是”。尤其，相声在民国晚期蓬勃发展。它最初是在城市街道和市场上为城市工人阶级表演的，后来逐渐转移到茶馆和剧场。广播为这门艺术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这使相声离开京津地区，传播到中国东北的其他地方。
这一时期的相声“充满活力、粗俗、常带有政治讽喻”。它有一种朴实的反抗品质，是一种广泛流行的、民粹主义的艺术形式。可惜的是，由于大多数作品没能流传下来，所以很难体会到这一点。50年代，传统段子被正式整理出版，当时它们被“消毒”，祛除了“色情”成分并加入新的政治口号和观点。例如，《卖布头》起源于民国初年，但被侯宝林整理出版时提到了“旧社会”和资本家“剥削”的概念。
侯宝林确实是这一时期相声领域的杰出代表。十几岁时（30年代初），侯宝林在北京鼓楼市场学艺，那里有很多表演艺人，有说书唱戏的，有唱太平歌词的。1982年，侯宝林回忆道：我第一次说相声说的是《戏剧杂谈》，那时不叫《戏剧杂谈》，叫《杂学》。我估计我这第一次说相声说的并不太差，我把那个段子圆满地说下来了。但是收钱收得少。第一，这是上场第一个节目，人上得不多；第二，大家认得我，都知道我是唱戏的（侯宝林最早学的是京剧），不是说相声的，所以不大愿意给钱，好像不值似的。我第一次唱太平歌词，第一次说相声，全在鼓楼市场那儿。
1942年，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重新评估了文艺工作与革命工作之间的关系。毛泽东提出了“抗日战争”中的“文化战线”。相声演员将加入“文化的军队”：“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民间艺人从低级别的表演者提升到重要的革命代理人地位，因为传统的民间艺术被改造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反帝国主义的议程服务。相声也不例外。基于其娱乐价值和巨大的公众吸引力，相声被中国共产党作为一种实用工具来传播社会主义教育和宣传。相声获得了新的地位，成为传统上与 “群众”接轨的本土艺术形式，可以支持民族主义情绪，表达对无产阶级的共情。相声演员不再是艺人，而是“文艺工作者”，这反映出党将艺术家和作家纳入工人阶级行列的意图。在毛泽东的《讲话》之前，老舍等作家已经于1938年国民党的新都重庆创作过“抗日相声”，如《卢沟桥》、《中秋月饼》。《中秋月饼》：甲：我一见月饼就来气！所以，凡是月饼我都要把它消灭光！乙：为什么一见月饼就来气呢？
甲：我认为：月饼放在白纸上，象日本的国旗。我们祖国的领土上，发现了日本国旗，这种奇耻大辱，你有气没有？
乙：有，有气！
甲：不但你有，全国同胞都有气，一定要把它消灭掉！这叫食、寝不忘抗日，一定要把日寇赶出中国去！
乙：对，（高喊）坚决打倒日本军国主义！
甲：我不但触物生情，把月饼当做日本国旗去仇视，并且我还要将月饼剥其外壳，看其内瓤，比拟一下，更能激发全国同胞，同仇敌忾，抗日救亡的决心！
1951年，老舍回忆起这个时期自己创作的相声时觉得很不满意，不过他却成为了新中国早期相声的领军人物。
3. 新国家，新相声：中国的幽默与政治，1949-1966到了 40 年代末，抗日的必要性已经解除，但作家和艺术家们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与共产党不断变化的目标保持一致。和50年代初的大多数人一样，作家、艺术家们对新中国前景持乐观态度。正如毛泽东自1942年《讲话》以来所认识到的那样，由于认识到表演艺术在政治方面的潜力，国家成为幽默演员的支持者。政府为一些剧团提供资金，让他们加入进来，而这些剧团比留在私人体系中的艺术家享有更好的条件。党也影响了业余相声，将其用于宣传目的。相声特别适合于传播新的意识形态，因为它使用的是平实的语言，不用识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相声从“低级趣味”转变为“人民艺术”。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喜欢相声，这一事实为相声增添了新的合法性和吸引力。毛泽东在住所主持每周两次的演出，他更喜欢传统剧目，而非更有社会参与性的作品。中国共产党和文化机构之间的结盟需要某些调整。许多“相声包袱”在传统上是嘲笑农民的，这在毛泽东时代必须改变，因为农民被尊为三个革命阶级（工农兵）之一。此外，人们严重怀疑相声是否能够为社会主义服务，从而怀疑它是否能够生存下去。在这种环境下最早出现的作品，其中之一是侯宝林1949年创作的《婚姻与迷信》，他于1951年与郭启儒合作演出。
这个小品体现了毛泽东时代文化和个人生活的政治化。开头几句开门见山地指出，相声现在被用于宣传，向公众灌输新的社会主义文化，批判 “旧的、封建的”文化。长期存在的习俗和宗教因素被描述为“迷信”，并受到猛烈抨击。取而代之的是世俗化和朴素的替代性方案，这些方案将在数十年内盛行。1949年12月底，老舍从美国回到北京，渴望为中国的建国事业作出贡献。据《人民日报》报道，很快就有一批相声人士在北京饭店的房间里拜会了老舍。两个月内，老舍修改了一些段子，成为相声界的领军人物。其中一个修订的段子是《维生素》，包括以下几句话：“现在全国都解放了，就差台湾了。”在《假博士》中，角色回忆自己在蒋介石统治下被判处死刑，如果不是北京及时解放，他早就死了。当然，在这个时候，老舍并不是唯一推广相声的人。当时有十一位相声演员联合起来（包括孙玉奎、刘德智、侯宝林、侯一尘、高德亮、罗荣寿、高凤山、佟大方、全常宝、常宝霆、于世德），决心改革相声，他们的目的是团结相声演员，举办识字班，提供时事教育，提高成员的文化和政治水平，“以达到宣传教育群众的目的”。
在文艺工作者和北京市曲艺协会的支持下，相声改革小组于1950年1月19日在北京前门正式成立。
在对现有作品进行改革后，该小组将注意力转向编写“政治教育”的新作品。因此，他们写了一些反对美国参与“朝鲜战争”的新作品（《如此美国》、《纸老虎》、《圣诞节攻势》）；关于“思想改革”的作品（《思想改造》）；关于社会改革的作品（《婚姻与迷信》）；新交通安全运动（《夜行记》）；新婚姻法（《刘巧养猪》）；打击“一贯道”的《反动会道门》。
通过这种方式，相声展示了旧社会的罪恶，特别是地主统治下农民的痛苦。事实上，讴歌性的相声作品在建国后得到重要发展。这并非易事，因为在基本的讽刺性艺术和赞美的必要性之间存在着固有的张力。这种张力使人们对相声的生存产生了疑问。尽管如此，诸如侯宝林的弟子马季等表演者还是写了一些讴歌性的作品，包括《老站长》和《游击小英雄》。在评价自己的作品时，马季说他受到了毛主席1942年《讲话》的影响。毛泽东对表演者的指示是赞美人民、赞美军队和赞美党。然而，相声质量差，导致这种新的赞美形式不成功，因为仅靠正确的革命激情不能创造出一件艺术作品。
尽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相声被净化，但很多人认为相声在这个时期得到了“空前繁荣”。相声的传播范围扩大了。以前只在城市表演，现在表演者下到军队、工厂、农村和矿区。意识形态上发生转变，不再对农村居民讥讽，这意味着相声在农村有了更多的观众。这一时期，非专业性相声演员也有所增加。
在相声小组成立一周年之际，老舍反映，他们已经消除了拿父母妻子（“伦理哏”）以及劳动人民开玩笑的相声。在积极的方面，他们对旧的小品进行了“消毒”，编写了新的段子。有些人怀疑相声是否可以改革，但他们证明了可以——“……相声中的讽刺，如果使用得当，是一种犀利的宣传工具。”因此，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头二十年里，相声为党的路线服务，而那些不遵循路线的作者则受到惩罚。反例就是何迟，他于1938年参加革命，在陕甘宁边区从事艺术工作。1949年后，他加入了天津艺术界，写过了一些相声。这些作品主要集中在“内部讽刺”上，讽刺官僚主义。例如，《买猴》（1953年）讲述了一个不称职的官员“马大哈”订购了50只猴子，而不是50盒“猴牌”肥皂，从而引发了一场荒唐的动物追捕行动。何迟的《开会迷》同样嘲笑了官僚主义和官场，并反映和批评了无微不至的政治化。1957年的“反右运动”结束了这种“生动的实验”。何迟被打成“右派”，他的创作被认为在批判方面走得太远。与此相反，老舍继续创作，写了《神仙辞职》，表明了民间宗教习俗，或者说“封建迷信”在新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缺点——土地爷在“土地改革”和1956年农业集体化中迷失了自己；东海龙王也因为没人供奉挨饿很多年了，水利工程也让龙王显得多余；山神被修建火车轨道的爆破声干扰；等等。短短几年后，“文化大革命”（1966-1976）再次给文艺界带来了灾难。侯宝林1972年的小品《麻醉新篇》是这一时期讴歌性相声的例子。当时，针灸麻醉被作为一种爱国和节俭的方法来宣传，以替代西式麻醉，后者有副作用和意识形态的包袱。
这一时期的作品需要符合“三突出”——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像侯宝林和何迟这样的新生代艺术家最先受到迫害，被贴上“反动艺术权威”或“反革命”的标签。何迟被打得很惨，以至于变成了残疾人。老舍的命运也同样悲惨，1966年被发现死于湖中。1968年，著名的相声演员刘宝瑞在被“斗争”后不久就去世了。一些相声协会被解散，留下来的那些沦为纯粹的口号宣传工具。
当艺术领域出现些许自由化的时候，相声却已经“濒临死亡”了。70年代初，周恩来总理批评“四人帮”对艺术的限制太严重。中央广播电台恢复了它的“曲艺组”。轻松愉快的相声是开始恢复该门艺术的一个好起点，而马季很适合担此重责。《友谊颂》是表达中国和坦桑尼亚友谊的作品，它因非洲角色而有了新突破。坦桑尼亚曾率先投票支持新中国加入联合国，而那时中国正在资助坦桑尼亚修建一条铁路。“曲艺组”检查了剧本，并审查掉了几个部分，包括开篇（“我很久没有看到你们了！”），这被认为是对“文化大革命”的隐晦批评。
“军管小组”阻止他们在广播电台的演播室进行录制，但后来在劳动节的一部纪录片里拍摄了这个相声。电影审查属于“四人帮”成员姚文元的职责范围。由于他不反对，该片通过了审查，纪录片可以在全国播放。因此，在1973年中期，《友谊颂》终于在广播电台播出了。它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相声仍然很受欢迎，它在中国“改革开放”期间的重新崛起就是证明。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毛泽东和周恩来相继去世，“四人帮”被捕。此后不久，“相声”作为更广泛的艺术复兴的一部分，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中。1979年，邓小平向作家和艺术家们承认，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不公正的迫害，并宣布应该鼓励文学和艺术中不同形式、风格的自由发展，以及不同观点、思想流派之间对文艺理论的自由讨论。同时，邓小平坚持1949年至1966年间文艺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相声通常以批判林彪和“四人帮”开篇，说他们在“文革”期间打压相声。这一期间的相声大多是过去口口相传的老作品。相声尤其迅速地反映了“四人帮”之后领导层更自由的文化政策。艺术家得到平反，包括何迟，他的作品在1982年出版。“文革”期间积累的讽刺材料和政治幽默在人民群众中蓬勃发展，造就了1976年以后相声的“黄金时代”。作家和艺术家争先恐后地讽刺某个工厂或书记。这类表演中最早，也是最著名的一个是《帽子工厂》，由常宝华和常贵田于1976年11月创作，当时毛泽东去世仅两个月。常宝华和常贵田是海政文工团的成员，该小品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表明它在政治上是可以被认可的。“文革”期间，被批判和迫害的对象会被“戴帽子”，帽子上会写所谓罪行，因此“戴帽子”这个短语指的就是政治标签。《帽子工厂》利用这一点来嘲笑“四人帮”。
与“伤痕文学”同时，在相声界出现了一种反思“文革”的趋势。1979年的《离婚》讲述了一对夫妻解除婚姻的原因——男方被贴上反革命的标签，想保护妻子和孩子不受这个标签的影响，并威胁说如果妻子不同意就自杀。在政治学习课上，妻子被告知必须在丈夫和毛主席之间做出选择。在60年代的中国，离婚的一个主要原因正是必须切断不需要的阶级关系。这一时期另一个著名的相声小品是姜昆和李文华的《如此照相》。姜昆和李文华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说唱团”的成员。后来姜昆成为那一代中最著名的相声演员，他的表演成为央视“春晚”的保留节目，并在2017年第二次当选为中国艺术家协会主席。
《如此照相》指出，在“文革”期间，即使是像照相这样简单的事情，也尽是低效和可笑的政治口号。这段相声避开了直接批评，因此能够得到广泛传播。同样，1979年2月的《不正之风》批评了利用个人关系网来确保就业的“走后门”文化。另一部作品《皆大欢喜》也是借谴责“四人帮”来讴歌党的政策。逐渐淡出舞台的侯宝林对比了“旧社会”和“新社会”，呼吁艺术家为“四个现代化”而努力。而70年代编纂的相声文集把台湾形容为“祖国的宝岛”，并提到最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给台湾同胞的消息。显然，这一时期的相声既符合新调整的路线要求，又是某种“宣泄性”的艺术。
80年代，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新的娱乐休闲方式相伴。基本温饱问题解决后，一些城市人有了资源来享受非必要的活动。新的城市消费文化出现了。文化产品也在这个环境中占有一席之地，成为“一个消费和营销的问题”。因此，相声摆脱了它最初的下层阶级根源和 50 年代后作为政治宣传工具的地位。电视、磁带和录像带进入中国家庭，这意味着重大的文化发展。James Lull详细介绍了电视从公共空间到私人空间，从罕见的奢侈品到现代生活主角的发展过程。电视让相声在全国范围内的传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而此前它一直在北京和天津。电视相声从一开始就吸引了不同社会阶层、年龄和性别的人。Moser注意到，到了90 年代初，电视相声作为一种轻松的娱乐方式变得更加流行，相声每天都在电台、电视综艺节目和火车上播放。在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程时，相声演员李金斗认为电视的普及使相声艺术得到普及，并提高了相声表演者的地位和生活水平。电视既是大众文化的产物和传播者，也是党和人民之间的桥梁。特别从1983年开始，一年一度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春晚”）已经成为家庭生活以及大众和官方文化消费的主要内容。“春晚”成了相声的舞台。在“春晚”第一年，著名相声演员姜昆和他的师父马季主持了春晚，反映了这种艺术形式的高知名度。在晚会上，他们表演了一个与计划生育有关的小品，因为当时政府正在全面开展独生子女政策。著名演员冯巩是马季的另一个学生，从80年代中期开始成为“春晚”的当家演员，并在1986年至2018年的连续33年间出现在“春晚”中。在他的首次亮相中，他与刘伟同台，表演了相声《虎年说虎》。“春晚”以政治信息的传递而闻名，因此该相声继续报告了“改革开放”的成就。
相声反映了整个80年代中国的社会和文化转型，新类型的相声表演者开始崭露头角。一些经过挑选的“老外”表演者大受欢迎。其中最著名的是（现在仍然是）加拿大人Mark Rowswell，在中文里被亲切地称为“大山”。作为姜昆的学生——甚至认为自己是“养子”，“大山”的机智和精湛的普通话为他赢得了中国观众的喜爱。这也反映出，从80年代初开始，中国日益融入国际社会，少数中国的相声演员开始了国际旅行和艺术交流。
80 年代早期，女性相声演员在台湾和新加坡变得活跃和受欢迎。80年代晚期，中国大陆出现了新一波的女性相声演员。单联丽和郭德纲同门，是侯耀文（侯宝林的儿子）唯一的女徒弟。1988年，单联丽成为第一个登上春晚的女相声演员，并凭借与王荃一道表演的作品《劝架》而变得家喻户晓。《劝架》的特点是以女演员为主角，还有轻度的调情，这在“文革”中被视为资产阶级毒草。因此，这个作品反映了“浪漫”在公共领域的重新出现，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一直是禁忌，或者至少是受到严格管制。正如姜昆和李文华1979年的作品《诗歌与爱情》所说，“四人帮”甚至把50年代的情歌都贴上了“黄色”的标签。相声中的角色声称：“事实上，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拥有最纯洁、最高形式的爱情”，并以调侃的方式指出，它不亚于《诗经》等古籍书写的浪漫爱情。就这样，浪漫情节重返相声舞台。事实上，“文革”后的第一个十年见证了相对自由的政治环境，作家和其他工作者在创作中享有更多的自由。从80年代中期开始创作的相声作品反映了热门的社会问题，如为钱而结婚、无能的官僚机构、腐败和贿赂。例如，北京作家梁左创作了许多流行的相声作品，如《电梯奇遇》、《小偷公司》和《特大新闻》。在1988年的“春晚”上，姜昆和唐杰忠表演的《电梯奇遇》讲述了一个单位的领导没有拯救被困电梯的人，而是强行将事故与政府政策进行了类比。同样，1990年“春晚”上冯巩和牛群表演的《小偷公司》也讽刺了无能的官僚主义。
90年代，人们普遍认为相声进入了低谷，陷入危机。人们把这种情况部分归因为“改革开放”的新问题。首先，娱乐方式多样化，观众有不同的口味，寻求新的娱乐方式，这给相声带来了激烈的竞争。喜剧小品成为新兴表演艺术样式，其他娱乐形式也丰富了，这些都削弱了相声的流行程度。其次，是新媒体的影响（特别是电视的影响）。还有就是体制变化的影响。相声创作的低回报率让很多有才华的作家（比如梁左）退出了这个行业，成为电视连续剧和情景喜剧的编剧。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补充说，由于许多表演者缺乏传统技艺，对现实生活缺乏敏锐的观察力，使这种艺术形式显得过时，从而进一步阻碍了相声的发展。因此，Moser把90年代的相声称作“无关紧要的废话”。在千年之交的几年里，中国互联网的出现“为幽默和讽刺开辟了新的空间”。尽管在1999年底，网民在人口中的比例仍然很小，只有不到900万，但互联网已经成为流行文化的一个关键部分，成为相声和曲艺表演的载体。
郭德纲1973年生于天津。作为北京的近邻，天津一直是中国民间艺术形式的历史中心。根据郭德纲的叙述，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经常去父亲工作的派出所附近的一个民间艺人聚会。Perry Link认为，中国的民间艺术形式（或“曲艺”）包括民歌、评书、地方戏曲、快板儿、相声等。这些艺术在1949年之前和之后受到中国的老百姓欢迎。在中国的各个朝代，传统的民间艺术表演是中国人的主要娱乐来源，也是他们休闲生活的重点——富裕阶层和底层人士都是这样。在1949年以前的中国，上层社会阶级会举行私人“堂会”，这是一种雇佣演员在家中举行的娱乐聚会。在这些庆祝活动中，通常由著名演员表演京剧。相比之下，社会底层的人更喜欢或只能负担得起民间艺术表演，如街头艺人或茶馆里的评书和相声。
在他常去的老艺人聚会上，儿时的郭德纲耳濡目染，7岁时拜一位经验丰富的民间艺人为师，学习评书。根据中国民间艺术职业的传统，徒弟首先要跟随师父学习（通常是有经验的老艺人，住在师父家里）。徒弟和师父之间的关系就像父子之间的关系一样密切。徒弟要伺候师父，包括为师父做饭、打扫卫生和照看孩子，而师父要传授民间艺术表演的知识和技能。徒弟和师父之间的这种联系与有偿传授知识和技能不同，不像今天跟着老师学钢琴或小提琴那样简单。在中国的传统中，在民间艺术和武术等圈子里实行师徒关系，而不是向师父支付学费。徒弟要参与师父的日常生活，因此他们的关系更加密切和亲密。就郭德纲而言，他似乎从这种获取知识和技能的传统做法中学到了很多东西。他在德云社沿袭了这种做法。
郭德纲，马三立
郭德纲7岁时第一次跟他的师父学习评书。两年后，他把自己的喜好从说书扩展到说相声。经过多年的实践，他成为了一个广泛的民间艺术表演者，包括相声、京剧、评剧、鼓曲、河北梆子、太平歌词等等。
与久负盛名的侯宝林等老一辈相声大师相比，大多数年轻一代相声艺人缺乏生动模仿其他民间艺术形式和演唱太平歌词的技能和实践。因此，这需要多年严格而密集的训练。与这些年轻一代的相声艺人相比，相声作品中民间艺术形式的丰富运用成为郭德纲表演的一个鲜明特点。相声在中国观众中不受欢迎的原因之一曾是它缺乏传统特征，这与其他现代大众娱乐体裁，如电视小品和脱口秀节目有所不同。也正因为郭德纲在作品中融入了其他民间艺术形式，相声等中国传统民间艺术形式才为大多数年轻一代的中国观众所熟知。从这个意义上说，郭德纲相声表演的出现，有助于抢救相声表演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确实对拯救传统娱乐民间艺术流派起到了重要作用。
郭德纲的努力和才华在《列宁在1918年》中体现得很明显，因为它显示了郭德纲在民间艺术形式训练中扎实的基本功，以及他生动地模仿不同流派的天赋（包括京韵大鼓、评剧和河北梆子，尤其是白派大鼓《连环计》的选段）。赵丽蓉和新凤霞的评剧《花为媒》选段，赵丽蓉曾在和巩汉林的“春晚”小品里唱过这段和《贱骨头》的选段改编
不同民间艺术表演流派的重新发现和复兴，不仅在年轻一代中普及了这些民间艺术，而且使它们在当代中国的生存和传承成为可能。此外，郭德纲相声表演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在作品中广泛使用太平歌词，比如常在表演开始和结束时向“忠实观众”唱（张文顺）创作的太平歌词《大实话》（其中一个版本）：说天亲，天可不算亲，天有日月和星辰。日月穿梭催人老，带走世上多少的人。
说地亲，地也不算亲，地长万物似黄金。争名夺利有多少载，看罢新坟看旧坟。
要说亲，观众们亲，观众演员心连着心。曾记得早年间有那么句古话，没有君子不养艺人。
昨日里趟风冒雪来到塞北，今日里下江南桃杏争春。
我劝诸位，酒色财气君莫占，吃喝嫖赌也莫沾身，没事儿就把那德云社来进，听两段相声就散散心。
抱拳拱手尊列位，愿各位——招财进宝，日进斗金。
将传统相声作品广泛改编到现代相声表演中，是郭德纲相声创作的另一个显著特点。郭德纲最好的一些的作品，如《大保镖》和《文武双全》，都是他对传统相声作品进行改编的代表。在恢复传统相声的同时，郭德纲也恢复了新中国以前传统相声的“俗”。
【译按】《大保镖》源自张寿臣（又名“双儿”，1899-1970）早年创作的《倭瓜镖》。
相声在清朝得到了充分的发展，那时它非常受欢迎，特别是在下层社会阶层中（如劳工、小贩、人力车车夫、餐馆和公共浴场的工人）。因此，低俗、色情的滑稽元素（“包袱”）和淫秽笑话贯穿于传统相声作品的始终。因此，相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了“去庸俗化”，去掉而不是保留了这一民间艺术流派作为大众娱乐来源的原本核心。相比之下，郭德纲对传统相声作品首要价值的改造回到了这种民间艺术表演形式的初衷上。“俗”是郭德纲相声风格的一个鲜明特征。郭德纲的俗是他的民间传说根源和平民背景结合的结果，提供了一种草根文化体验。
郭德纲声称，相声不是为了教育，他拒绝在他的相声表演中严格区分雅俗，也不去除道德上的缺陷。郭德纲在他的表演中多次提到电视台禁止他的作品，那些被电视台禁止的作品涉及卖淫和物质主义等现代生活现实。“现挂”是一种相声表演的传统技法。在表演过程中，表演者可以根据特定的场合、公众和时间来改变或简单地增加几行台词，以更有效地吸引公众的注意。郭德纲时常采用这种技法，开其他表演者和他们家人的玩笑，包括他们的名字、年龄、外表等等。Perry Link在他的文章《鳄鱼鸟：50年代初的相声》（The Crocodile Bird: Xiangsheng in the Early 1950s）中，讨论了一段经典的、有代表性的传统相声《雀儿不叫》。这段相声里全是黄色笑话。这些作品被贴上了“荤”的标签，区别于“素”的作品。Link认为，这段相声一语双关，“雀儿”指“男性生殖器”。按传统情节，其中一个表演者和观众解释什么是双关语，另一个表演者（需要是女演员）假装不理解，想知道“雀儿”是什么。这种粗俗的包袱是传统相声中“间接、微妙甚至趣味”所在。相声大师侯宝林和其他老一辈相声艺人表演者也有扎实的基础训练，也熟悉这些传统相声。然而，出于当时的政治需要，他们取得了突破，将旧的相声作品改造成主要为党的政策路线服务的新作品，取消了这些低俗的包袱和下流的笑话。在社会主义中国最初的几十年里，由于政府的宣传和其他大众娱乐设施的缺乏，这种改造在中国人中很受欢迎，代代相传的传统相声的核心被去除了。除了侯宝林等老一代艺人，年轻观众没有机会接触这些传统相声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说，郭德纲试图找回传统相声作品失去的精髓，既恢复了相声作为民间艺术流派的原貌，也恢复了它曾作为一种大众娱乐手段在普通观众中享有的盛名。他没有加入那些老旧的下流包袱，而是在他的相声作品中创造了反映当代中国日常生活和社会现实的新的下流包袱。郭德纲不提倡也不依赖一个保守的机构来维持相声的合法性。部分因为这个原因，郭德纲的相声曾一度被拒绝在“春晚”门外。郭德纲成功地把相声在市场经济中商品化，同时通过草根的方式解构了官方话语。由于相声表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郭德纲在中国观众中享有了巨大人气，他成功地将自己的名字打造成一个受欢迎的相声品牌“德云社”。郭德纲在1996年创办了自己的相声社“北京相声大会”，2003年更名为“德云社”。德云社成立之初只有郭德纲等几位相声演员，如今已成为当今中国最大的民间艺术团体之一。在没有政府经济投入的情况下，相声社的发展和成功是传奇的。德云社在当代中国相声圈中的影响力不断提升，郭德纲的知名度也从2005年底开始急速上升，并一直延续至今。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高度评价郭德纲才华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康大鹏。2004年夏天，康大鹏主持了一档相声广播节目《开心茶馆》。康大鹏说，当时新的相声作品并不多，观众们都受够了。他坦言，那些隶属于专业表演院团的相声演员只重复表演几部作品，新作品之间一隔好几年。然后，康大鹏开始访问互联网上的各种相声论坛，于是注意到了郭德纲的名字。当康大鹏第一次观看郭德纲在茶馆的表演时，观众中只有一两个人。然而，郭德纲的表演立即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康大鹏录制了郭德纲的现场表演，并在《开心茶馆》播送了录音，这使得郭德纲的相声作品触及到了更多观众，这些观众后来形成了他的粉丝基础。康大鹏还邀请了郭德纲和其他德云社成员作客他的节目，并频繁在《开心茶馆》中播放他们的节目。康大鹏是郭德纲的忠实支持者，在“反三俗运动”中康大鹏也受到了牵连。郭德纲曾多次表示，他非常感康大鹏和电台的持续支持。郭德纲的成功也受到了中国相声网的影响，该网由姜昆于1996年发起，1998年正式成立，后来因经营管理不善而出售。由于郭德纲和德云社的人气不断攀升，从2005年10月到2006年3月，几乎所有中国有影响力的电视节目、报纸和杂志都邀请郭德纲亮相，或对其进行报道。然而，郭德纲在相声方面的成就不仅来自于他对传统相声作品的复兴，也来自于他在相声创作中对低俗包袱和色情元素的还原。郭德纲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针砭时弊，这些评论和讽刺充当了一个反射文化弊病的棱镜。讽刺是相声作品的核心，近些年来，观众更想听新的讽刺，而不是欣赏旧作品。也不像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那样，相声的社会批判和讽刺功能失效。直到21世纪初，“春晚”这个官方媒体渠道也只接纳主流相声作品，比如2009年的央视“春晚”上，姜昆和戴志诚表演了《我有点晕》，描绘了“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的积极变化，冯巩的相声剧《暖冬》描绘了北京某著名商业街的积极变化，台湾演员李伟健和武宾表演了《团团圆圆》，目的是促进与台湾同胞的和谐关系。与这些官方批准的内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郭德纲的相声作品围绕敏感和有争议的社会问题展开。可以肯定的是，在新千年之交，郭德纲和他的德云社拯救了相声这一艺术形式，并成功地接触到中国社会的广泛受众。与传统相声作品大多为下层穷人演出不同，郭德纲将相声表演带回了剧院，白领办公室职员、大学生和名人成为观众。
此外，与相声以前分布在北京、天津等北方城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郭德纲和德云社将相声演出带到了中国南方许多城市，如上海、南京和成都，甚至带到了全球许多国家。在相声历史上，这些大型的商业表演环节从未被任何流行的表演艺术机构实现过，所以郭德纲和德云社在相声的历史上取得了突破，不仅在中国各地重燃相声的流行，而且将这一大众流行艺术流派传播到了世界各地。
郭德纲的相声题材与官方或主流相声的题材形成鲜明对比，这一章将重点关注郭德纲相声表演的这些非官方/非主流内容。郭德纲在他的经典作品《我要反三俗》中就相声作为文化工作的作用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在这里，郭德纲指出了相声演员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遇到的一个根本问题和困境——必须肩负起教育和宣传的责任。他断言，这实际上让很大一部分中国观众对这一曾经受欢迎的表演艺术流派失去了兴趣。虽然政府的宣传机构对文化艺术领域的生产保持着密切的监督，但市场经济机制的逐步成熟为艺术家和表演者提供了一些施展才华和技能的空间和自由。在竞争日益激烈的文化市场中，盈利能力有时是文化艺术作品能否产生的唯一决定因素。在一个由“意识形态控制的大众文化”和“市场驱动的大众文化”主导的文化领域，艺术工作者努力寻找既能满足官方话语和观众兴趣，又能确保经济成功的中间地带。有两个例子同时容纳了意识形态和消费主义，商业化了红色经典，重新定义了民族主义的。在《我叫郭德纲》中，郭德纲嘲讽了主流相声演员的自命不凡、虚伪和唯利是图。郭德纲认为，他们与德云社等民间表演艺术团的相声演员不同，主流相声演员通常隶属于国家或地方政府运营的专业艺术院团。因此，即使他们连续几年不出新作，而且他们的表演没有达到任何可以接受的艺术水平，他们仍然有工资可以拿。郭德纲对非主流相声演员的评论比他对主流演员的评论更温和、更积极。他说，这些非专业和业余表演者要么热爱相声和民族文化，要么至少有良好的表演技巧，可以通过表演相声谋生，尽管这有时会让他们陷入尴尬的境地。当郭德纲来到北京谋生时，他对许多表演者，特别是那些在相声圈子里有影响力、有权势的人的态度变得越来越差。在1995年创办自己的相声社之前，郭德纲尽最大努力想要加入国家和地方艺术团体，成为一名主流相声演员。他还参加过相声大赛，如果获奖就能在专业院团扎根。然而，郭德纲没有获得过任何奖项。因此，郭德纲在他的许多作品里都讽刺相声大赛，说它们缺乏公正性，参见郭德纲和于谦的另一段相声《十年》。郭德纲相声中的“俗”（包括很多肮脏的包袱和下流的笑话）是它们受大众欢迎的原因之一，这也引起了评论家和媒体的批评。在许多相声表演中，郭德纲通过承诺表演一些“电视台不让播”的作品来取悦观众，观众也对此表示出兴趣和渴望（参见《你本善良》、《美丽人生》、《好好学习》等等）。
郭德纲相声受欢迎的另一个原因是涉及社会“不和谐因素”，一些大众会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参见《我要幸福》、《我要上春晚》、《一网打尽》、《我要闹绯闻》、《单身男女》、《我是黑社会》等等）。
1995年，郭德纲与张文顺、李菁一起创办了自己的相声社，1998年命名为“北京相声大会”，2003年更名为“德云社”。促使郭德纲创办自己的相声社的原因有几个。首先，郭德纲需要在北京谋生，但由于缺乏人脉，被北京相声界排挤，没有被任何国有或地方政府经营的专业民间艺术院团接纳。“师徒成派系”，派系之间是竞争关系，有时这种关系很紧张。在职业生涯的早期，郭德纲没有太好的运气，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04年，那时他认识了侯宝林的儿子侯耀文，并拜师成为徒弟。在北京相声界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一个人的师父对职业发展至关重要，不同相声表演团体和个人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侯耀文收郭德纲为弟子，虽然郭德纲在相声方面的知识和技能没有从侯耀文那里继承很多，但提高了郭德纲在相声界中的地位，为他在这一领域的发展打开了更大的空间。促使郭德纲创办相声社的第二个原因在于，相声只有在剧场上演才能恢复其在普通观众中的受欢迎程度。德云社因此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和宣传，郭德纲拥有庞大的粉丝基础，称为“钢（纲）丝”。郭德纲对社交媒体文化有着精明的理解，这让每个粉丝都能立即感觉到与他们关注的名人的联系。郭德纲对社交媒体的巧妙运用，体现了中国名人利用互联网对其受众、行业和政府进行“回应”的大趋势。在今天的中国，名人的微博至少拥有数以百万计的粉丝，这使得社交媒体成为名人与粉丝交流的最有效和最广泛的手段。一些名人展示了他们的才华，否则他们在屏幕上的角色可能会被忽视。其他人则利用社交媒体来平息有关他们私人生活的谣言。微博已经是明星们保持联系和在现有或潜在粉丝中宣传自己的实用而有效的场所。由于郭德纲和德云社的巨大成功，越来越多的“粉丝”到剧场观看相声演出，郭德纲在微博上宣传德云社的演出，并与粉丝保持联系。20世纪90年代中期和21世纪初，德云社演出最便宜的票价只有20元/场，与大多数商业演出不同，这对普通观众来说是相当实惠的。近二十年来，德云社的演出最低票价并没有增加多少，目前德云社的一般演出票价在每人30元到280元之间，平均单张票价在50元左右，这与当今中国的标准电影票价相当。郭德纲想成立相声社的第三个原因在于培养更多的相声民间艺术表演者，使这些“过时”的传统流行艺术形式能够代代相传下去。在成立之初，德云社只有三名演员，他们是三位共同创始人，到了1998年，有了十几名演员，如今该社拥有四百多名签约演员。德云社的三位共同创始人在相声社成立初期曾在（琉璃厂的）经纬茶馆和广德楼剧场表演相声和其他艺术类型。20世纪90年代中期和21世纪初，经常到茶馆和剧场观看民间艺术表演的人相对较少。郭德纲回忆起德云社成立初期的尴尬局面。有一次，表演者的人数超过了观众，因为只有一名观众来到茶馆。在他们的表演过程中，观众的手机响了，所以演员们不得不暂停表演，直到那个人打完电话。郭德纲在他的作品中还开玩笑地提到，在德云社成立初期，只有几个人参加演出，演员们就开玩笑地警告他们，如果在演出期间想上厕所就必须请假，开玩笑说在演出时，保安人员会把茶馆和剧院的门锁上，以防观众在演出结束前想离开。郭德纲早期作品中的一些喜剧元素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反映了德云社及其表演者早年的卑微处境。在德云社的演员中，郭德纲特别感谢北京老一辈的相声演员张文顺，是他赏识郭德纲的相声知识和技艺，帮助他建立起德云社。郭德纲和张文顺一起表演了德云社许多经典的、标志性的相声作品。不幸的是，张文顺在2009年去世了，但他的女儿仍在协助郭德纲管理德云社。除了张文顺，还有其他为德云社的成立和发展做出贡献的相声演员，包括李菁、李文山、邢文昭、高峰、徐德亮、于谦。这些人有的已经去世，有的因为各种原因离开了德云社，有的还在社内演出或支持郭德纲。为了培养年轻一代的相声演员，使德云社的事业和大众表演艺术流派的传统能够得到继承。郭德纲和一些年长的、有经验的演员收了徒弟。郭德纲曾经的优秀弟子如何云伟、曹云金等已经离开了德云社，但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弟子加入德云社。德云社每年招收学生，有数百名青年来参加选拔面试，通常只有几十个人被录取，进行平均五年的专业相声培训。训练期结束后，只有几个人会成为专业的表演者。德云社目前有九支分队，分布在中国四个城市的几个茶馆和剧场演出，包括北京的天桥剧场、三里屯剧场、广德楼剧场和三庆园剧场、张一元茶馆和湖广会馆；南京的老门东剧场和黑龙江德云社剧场。2013年，德云社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开设了第一个海外分社，旨在培训在澳大利亚出生的中国相声演员。天桥剧场位于北京崇文区的天桥社区。20世纪40年代的相声在天桥集市这样的露天场所演出。天桥原本是工人和贫穷街头艺人的聚集地，然而现在这个街区代表了长期以来在老北京流行的草根文化，并体现在郭德纲和他的同行们所复兴的现代相声表演中。郭德纲创作的新作品（比如“我”系列、“你”系列）是他标志性的作品。郭德纲在不同的演出中所预设的主题是不同的，因为有太多的即兴发挥。遗憾的是，除了大型商演、重大专场和海外专场，如今郭德纲和于谦只是偶尔出现在德云社分社的演出中。因此，德云社的成员，包括隶属于德云社的著名相声演员和郭德纲的弟子们承担了大部分的表演任务。“师徒如父子”是中国社会的一个传统。在旧社会，从事各种职业的徒弟与师父家住在一起，为师父家做家务，并像仆人一样伺候师父。一些弟子需要为师父洗脚，以便从他们那里学到手艺和技能。除了在当代中国观众中继承和恢复相声的普及度，郭德纲还通过经营德云社恢复了那些旧道德和民间习俗规则。在今天的中国，尽管儒家原则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支配着人们的道德和社会行为，但在家庭领域、职业领域和社会交往中，儒家原则的等级纽带和权威束缚似乎正在枯萎。然而，郭德纲领导下的德云社却遵循着师徒之间的旧规范、论资排辈和细致入微的家族式管理，这在当代中国流行的表演艺术界是很少见的（看中徒弟的勤奋、性格和忠诚）。岳云鹏是这种管理方式的受益者，因为他并不具备专业相声演员所需的全部天赋，尽管他非常努力地学习相声知识和技能。然而，他的坚持、忠诚和慷慨的性格给郭德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终帮助他发展为一名相声明星。除了岳云鹏，“烧饼”（朱云峰）是德云社的另一位明星演员。朱云峰出生于1991年，13岁时被郭德纲收为弟子。朱云峰被郭德纲昵称为“烧饼”，因为郭第一次见到他时，他脸上有很多雀斑。近年来，在德云社的舞台上又出现了一位著名演员张云雷。张云雷今年20多岁，9岁时开始接受流行的表演艺术训练。作为郭德纲妻子王惠的亲戚之一，张云雷7岁时认识了郭德纲，11岁时成为其弟子。张云雷因长相有些精致，身材高大修长，气质自然优雅，被他的粉丝称为“国风美少男”，他特别擅长演唱太平歌词和其他流行曲，这些曲子在传统中国的平民中广泛流传。国风音乐将传统诗歌和文化与当代歌唱技术和音乐创作相结合，有时用中国传统乐器演奏，进而产生了一种微妙、优雅、可能还挺融洽的怀旧情绪。比如，方文山歌词中的爱情子题材采用了各种传统的意象和场景，创造出一种富有“怀旧味道”和“雅”的审美感知。国风音乐的抒情方式与宋代诗词的形成历史有相似之处。宋词源于宋代平民所唱的流行歌词。然而，当学者们加入到歌词创作中时，他们对流行歌曲的措辞和表达方式进行了提炼，将歌词写成了既可以作为歌曲演唱，又可以作为诗阅读的诗歌。这些歌词的精妙和优雅概括了宋词的真正精髓。你说相思赋予谁
明月妆台纤纤指，
年华偶然谁弹碎，
应是佳人春梦里，
忆不起，双娥眉。
翩跹霓裳烟波上
几时共饮长江水，
而今夜雨十年灯，
我犹在，顾念谁。
一番番青春未尽游丝逸
思悄悄木叶缤纷霜雪催
嗟呀呀昨日云髻青牡丹
独默默桃花又红人不归
你说相思赋予谁
国风抒情时尚依靠“陌生化”（defamiliarisation）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当代的环境和意象被古老的形象和情节所取代，创造了一种原始的艺术概念，充满了活力、优雅和画面感。用古老的场景、人物和概念重构现代爱情的情境，国风音乐潮流巧妙地将古老的爱情观念灌输到当代乐迷消费的流行歌词中。凭借迷人的外表、优雅的气质和国风音乐类型在相声中的呈现，张云雷已经成功地在年轻一代观众中建立了粉丝基础。《探清水河》是张云雷经常唱的另一首曲子。曲子讲述了发生清朝末年一对年轻恋人的爱情悲剧。一对老夫妇的独生女秘密地爱上了同村的一个年轻人。有一天，他们的约会被女孩的父母发现。在封建中国，这对年轻恋人的秘密恋情被父母认为是不道德和可耻的。女孩在清水河中淹死了自己。年轻人听说他的爱人死了，于是也跳入河中，为爱殉情。
《探清水河》的曲牌也来自《照花台》（也包括“怯五更”，“无锡景调”等）
为了记住这个爱情故事，人们后来创作了小曲《探清水河》。这首脍炙人口的曲子不仅在清朝被推翻后的北京人中流行，而且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也广泛流传，即使那个时代的道德控制和监督很严格。德云社另一位必须提到的表演者是陶阳（陶云圣，1997年生）。他是郭德纲的干儿子，也是他的徒弟。陶阳五岁时开始在大连京剧团开办的儿童京剧班学习京剧。经过几个月的学习，他参加了中国东北地区的京剧比赛并获奖。陶阳被称为“京剧神童”。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陶阳在京剧比赛中多次获奖，并在许多大型晚会和综艺节目中演出。2007年，10岁的陶阳在天津举行了他的第一次京剧专场演出。同年，陶阳在同省举行了他的第二次京剧专场演出。2008年，陶阳首次登上央视“春晚”。
目前，虽然是德云社的成员，但陶阳仍将主要精力放在练习京剧上，专攻小生行当。陶阳一般在麒麟剧社演出，该社也是由郭德纲在2016年创办的，以其儿子郭麒麟（本命郭奇林）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