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希·贝姆：《数字时代的个人关系：新的形式》（2010）

数字时代的个人关系：新的形式

New Forms of Personal Connection

作者：南希·贝姆（Nancy K. Baym，微软研究院，堪萨斯大学传播学系）

译者：陈荣钢

来源：Baym, Nancy K. (2010) “New Forms of Personal Connection” in Personal Connections in the Digital A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导论，有删节

沟通彼此的方式前所未有丰富。在过去的几千年里，我们曾经局限于面对面的交谈，不过我们已经稳步发展了新的互动技术。数字时代的特点在于，我们相互接触的技术中介（technological mediation）种类发生了快速转变。

对面的谈话、拉线电话和邮政邮件已经被电子邮件、移动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聊天、网络论坛、社交网络、照片分享工具、视频分享工具、多人游戏替代。人们对新媒介的反应一直是混乱的。在这个快速创新和传播的时代，我们很自然地会关注它们对我们关系的影响。

当第一次面对一连串新的人际传播媒介时，人们往往以两种方式作出反应，这两种方式都有悠久的文化历史。其一，人们对交流变得越来越肤浅表示担忧。对许多人来说，越来越多的中介互动似乎威胁到我们个人关系的神圣性。其二，对其他人来说，新媒介提供了与更多人联系的更多机会，是通往新机会和更紧密关系和更多样关系的途径。

这两种观点都反映了一种感觉，即数字媒介正在改变我们社会关系的性质。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人们习惯了新的通信媒介，我们就会以更细致的方式来看待它们。最终，它们变得如此理所当然，几乎不被我们察觉。当它们还“新”时，它们的使用规范也在不断变化，这为我们思考我们的技术、我们的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机会。

本书提供一种批判性的思考方式，思考数字媒介，尤其是互联网和手机在塑造个人关系时的作用。本书没有夸张的描述或警醒人的故事，只是一本理论和数据基础的入门读物，目的是让人理解关系生活中的这些重要变化。我从1990年开始关注这些问题，在1994年启动了我的第一个关于互联网人际交流的研究项目，并开始教授传播学和新技术的课程。

新媒介，新边界

当我们试图理解数字媒介、新媒介在我们生活中的地位，以及它们对我们的人格和与人际关系的影响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当它们是“新”的时候，技术会影响我们如何看待世界，我们的社区，我们的关系，以及我们的自我。它们导致了社会和文化的重组和反思。

Carolyn Marvin研究19世纪科普杂志时表示，像电、电报、电话这样的新技术如何在历史上创造了一个节点，在这个节点上，熟悉的东西变得不熟悉。

【拓展阅读】汤姆·冈宁：《旧技术的更新：上次世纪之交时，技术中的惊叹、第二天性和恐惑》（2003）

这会导致了焦虑。古代人为书写而焦虑，维多利亚人为电力而焦虑，今天的我们“不仅对个人电脑，而且对更普遍的技术都处于焦虑状态”。

自古以来，通信技术的基本目的就是让人们在不亲自参与的情况下交流信息。在19世纪发明电报之前，这种超越空间的能力存在不可避免的时间延迟。信息可能需要几年时间才能到达受众手中。电报改变了这一状况，它首次允许实时通信。

人们在面对写作和出版时可能会不知所措，但与我们面对坍缩时空的巨大力量时的不知所措相比，前者是微不足道的。作为面对面进行社会互动的生物，人类在经历了几千年后，以极迅捷的速度实现了跨距离交流的能力，并扰乱了我们脑海中的社会理解烙印。

数字媒介延续了这些颠覆，并带来了新的颠覆。他们对学者和普通人都提出了重要的问题。我们怎么能既在场又缺席呢？

如果一个自我不在身体里，那它是什么？我们怎么能拥有如此多的控制权，却失去了如此多的自由？当个人交流通过大众媒介传播时，它意味着什么？如果大众媒介用于个人交流，那它是什么？私人和公共还意味着什么？“真实”（to be real）到底意味着什么？

Kenneth Gergen形容我们正在与“缺席的挑战”（“challenge of absent presence”）作斗争。他担心我们生活在一个“漂浮的世界”（“floating world”）—— 在这个世界里，我们主要与不在场的伙伴打交道，尽管我们的物理位置上存在着有血有肉的人。我们可能身处一个空间，但在精神上和情感上却在别处投入，比方说一起吃晚饭的人沉浸在手机上。

既然他身临其境，但同时又不在，那么自我的本质就成了问题。“他”在哪里？

在Haraway的《赛博格宣言》（Cyborg Manifesto）中，她欣喜地看到人和机器、自我与身体的边界正在发生改变。一些人在网上找到了“真实的自我”，异地恋通过电子建立和维持联系，但我们如何知道真实的自我到底在哪里栖居呢？

此外，如果通过数字媒介呈现的自我与我们面对面呈现的自我不一致，或者它们相互矛盾，那该怎么办？如果有人当面和蔼可亲，在一个在线论坛上咄咄逼人，在另一个在线论坛上无人过问，哪一个是真实的？现在还存在真正的自我吗？曾经有过吗？

在场（presence）与交流（communication）的分离为我们提供了对社交世界的更多控制权，但同时也使我们受到新形式的控制、监视和约束。

Naomi Baron认为，新媒介为我们提供了“音量控制按钮”来调节我们的社会环境，管理我们的交往。我们可以创造新的交谈机会。我们可以避免互动，对着手机讲话（或假装讲话）以避免同时在场的熟人，或者让电话转到语音信箱。

我们可以操纵我们的互动，做一些事情，比如转发令人讨厌的电子邮件，或者让人们使用免提。我们可以使用非语言限制的媒介，如短信或电子邮件，来保护我们免受引发焦虑的遭遇，如调情或结束关系。

但是，就像我们可以使用这些媒介更有策略地管理他人一样，其他人也可以更容易管理我们。我们的自主性（autonomy）越来越受到“随传随到”的期望的限制，我们将永远亏欠下一个适当而及时的回复。我们被赋予我们权力的“永久接触”（“perpetual contact”）所困。

【扩展阅读】黎贝卡·科尔曼：《制造、管理、体验“现在”：数字媒体和“实时”的压缩与配速》（2020）

新媒介允许我们与过去望而却步的庞大群体进行个人交流，这让人兴奋不已。这模糊了大众传播和个人传播之间的边界。当人们聚集在网络空间讨论电视节目时，他们是大众传播的受众。但是，他们彼此之间的交流既是人际的，针对群体中的个人；也是大众的，任何人都可以阅读。

越来越多的例子表明，这些粉丝为彼此制作的对话和材料被纳入电视节目，大众媒介的制作和接受之间的边界也会变得模糊。个人的东西也会变得大众，比如在YouTube上得到广泛传播的个人vlog。

个人大规模交流和制作媒介内容的能力带来了在现有文化产业之外无法获得的成名机会，但对信息的可用性和规模的困惑也导致了本应是私人的内容意外传播。

这只是数字媒介牵连和改变公共和私人边界的一种方式。互联网用户，尤其是年轻人，因通过在线活动泄露私人信息而受到谴责。手机用户因在公共场所进行私人谈话而受到攻击。

Puro将手机用户描述为“双重私有化”（“double privatizing”的公共空间，因为他们“非口语地将自己隔离起来，然后在空气中充斥着私人事务”。

富裕社会的家庭展示出一种“私人媒介丰富的卧室文化”。 在这种文化中，人们使用媒介来创造隐私和孤独。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特定的文化时刻，在这个时刻，人们通过购买大众媒介和品牌产品，这种消费主义的做法为个人主义的定义添砖加瓦。

这种边界变化的核心是对“什么是虚拟”和“什么是真实”的深刻困惑，它看似真实但最终只是一种虚拟。即使是那些在网上闲逛和建立关系的人，也会把它与现实生活进行对比，使人们相信，依靠媒介的东西是不真实的。

因此，数字媒介对我们的身份、关系和实践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一些评论家指出，这些干扰是现代到后现代的运动的一部分，在这个运动中，时间和空间被压缩，速度被加快，人们越来越流动，通信发生在人与人之间，而不是地方与地方之间，身份是多重的，通信媒介无处不在。

另一些评论家强调，在这些文化变化中，数字媒介变得平凡、乏味和常规，因为它们越来越多地嵌入到日常生活中，社会规范也围绕着它们的使用而凝聚。第一种观点为第二种观点的背景化和意义化提供了必要的背景，但本书的重点在于平凡和日常，在于人们如何将数字媒介纳入他们的日常关系实践中，以及产生了什么后果。

七个核心概念

我们只有不把媒介简单化，才能思考媒介影响人际关系的丰富内涵。没有阐明问题的能力，就无法谈论后果。

为什么说这些媒介改变了互动和潜在的关系？我们需要概念性的工具来区分“媒介”（media）和“面对面”/“身体对身体”（face to face/body to body）的交流。

我们还需要一些概念来帮助认识那些看似只是“一种技术”的多样性。例如，移动电话被用于语音、短信，以及图片和视频交流。互联网包括不同的互动平台，如YouTube、购物网站上的产品评论、电子邮件和即时通讯软件，它们在许多方面都有不同。

有七个概念可以用来有效地比较不同媒介之间以及面对面的交流——互动性（interactivity）、时间结构（temporal structure）、社会线索（social cues）、存储（storage）、可复制性（replicability）、覆盖面（reach）和流动性（mobility）。

互联网和手机上的许多通信模式在它们所提供的互动程度和种类上有所不同。例如，使用手机选择新的铃声和使用该手机与浪漫伴侣争吵，在购物网站买新鞋和去论坛讨论时事新闻，它们之间互动在程度和种类上是不同的。

Fornas区分了互动性的几种含义。首先是“社会互动性”，它是“一种媒介使群体或个人之间的社会互动能力”，这是我们在这里最感兴趣的内容。其他种类的互动性包括“技术互动性”——“一种媒介让人类用户通过其界面操纵机器的能力”，以及“文本互动性”——“用户（读者、观众、听众）和文本之间的创造性和解释性互动”。

Laura Gurak写道：“与电脑不同，网络通信技术可以让你回嘴，你可以和大公司顶嘴，也可以和公民个人顶嘴。”Rafaeli和Sudweeks认为，我们应该把互动性看作是人们使用技术的一个连续过程，而不是一个技术条件。正如我们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所看到的，互联网使得互动性产生了新的可能性。例如，我们可以认识新的人，并与那些已经搬走的人保持密切联系。人们也会因为危险的调情产生旧式的担忧。

交流媒介的时间结构也很重要。同步交流是实时发生的，如在面对面的谈话、电话和即时信息。异步通信媒介有时间延迟，如电子邮件和语音邮件。

在实践中，这种区别并不总是与特定的媒介捆绑在一起。信号不好可能会导致看似同步的在线媒介产生时间上的延迟。通过电话发送的短信通常是异步的，但也不一定。表面上异步的电子邮件可以发送和接收得如此之快，以至于它起到了同步通信模式的作用。

同步媒介的美妙之处在于，它们允许非常快速的消息传输，即使是跨距离传输也是如此。正如我们看到的，同步性可以增强“无地感”（placelessness），数字媒介可以鼓励人们在分开时更多地在一起。

同步性可以使信息感觉更直接和个人化，并鼓励互动中的游戏性。然而，同步性的代价是互动者必须能够调整各自的时间表，以便同时参与。实时媒介也不适合主持大群体的互动，因为有许多人参与的、快速而连续的信息几乎不可能被整理和理解，更不用说答复了。晚宴一般只允许少数人参加，而在大型活动中，客人通常坐在少于十几个人的桌子上，这就是原因。因此，大多数在线聊天室和其他实时论坛的活动都有人数限制。

对于异步媒介，成本和效益是相反的。异步交流允许非常大的群体维持互动，如本书第四章会提到的社交网站和在线团体，如粉丝论坛、应援团体和业余爱好者社区。异步性也使人们有时间更有策略地管理他们的自我呈现（presentation）。

【延伸阅读】厄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1959）

然而，在这样的群体和个人之间，消息可能过滤得更慢。我们可以通过留下异步信息，让人们在他们喜欢的时候回复，来减少对他人时间的要求，但我们最终可能会比我们希望的时间更长，或者根本没有收到回复。

数字媒介带来的巨大变化在于，即使是异步通信也可以比以前更快发生。时间滞后是由一个人检查新信息和回复的时间造成的，而不是由信息在运输过程中花费的时间造成的。

与邮政相比，互联网可以将互动时间缩短数周。围绕着人们通过数字媒介形成和保持的个人联系的大部分问题都来自于稀少的社会线索，这些线索可以提供有关背景、信息的意义和互动者的身份的进一步信息。正如第三章将详细论述的那样，丰富的媒介提供了全面的线索，而精简的媒介提供的线索较少。

在身体与身体之间，人们有全方位的交流资源可以利用。他们共享一个物理环境，他们可以用非语言和语言的方式来指代（比如通过指着椅子）。他们受到同样的环境影响和干扰。他们可以看到彼此的身体动作，包括面部表情，而很多意思是通过面部表情传达的。

他们可以利用对方的目光来衡量注意力。他们可以看到对方的外表。他们还可以听到对方的声音。所有这些线索（语境、视觉和听觉）对于解释信息和创造一个社会环境都很重要，在这个环境中信息是有意义的。

在不同程度上，数字媒介提供的社会线索较少。在移动和在线互动中，我们可能很少有关于我们伙伴的位置的线索。这无疑是为什么这么多的移动电话以“你在哪里？”的问题开始，也有助于解释一些人渴望通过移动应用程序分享GPS定位。缺乏共享的物理情境并不意味着互动者没有共享的情境。在个人关系中交流的人共享关系背景、知识和一些历史。在网络群体中的人们通常会发展出丰富的群体内社会环境，那些参与过的人都会认识到这一点。

虽然，正如我们将在第六章中更深入地讨论的那样，我们的大部分媒介互动都与我们面对面认识的人进行，但有些媒介对与我们交流的人的身份信息传达得非常少。在某些情况下，这使得人们变成了匿名者，既带来机会，也造成恐怖。

在高效的媒介中，人们有更多的能力来扩大、操纵、增加和歪曲他们呈现给别人的身份。个人和社会身份线索的匮乏也会使人们感到更安全，从而创造一个他们更诚实的环境。第五章研究了这些身份问题。

媒介在其信息的持久性方面也有不同，在这个方面，储存以及相关的可复制性非常重要。除非人们对电话和面对面的谈话进行录音或录像（有法律规定的可接受做法），否则这些话一说出口就会消失。人类对谈话的记忆是出了名的差。

在不同程度上，数字媒介可以存储在设备、网站和公司的备份中，在那里它们可以被复制，在以后的日期被检索，并在发送前被编辑。像即时通信软件和Skype这样的同步形式需要记录程序，而大多数用户不可能有。那些异步的形式可以很容易地被保存、复制和重新分配给其他人。它们也可以被归档以便搜索。尽管如此，在线信息可能感觉是短暂的，事实上，网站可能前一天还在那里，第二天就不同了或消失了。

媒介在其能够达到或支持的受众规模方面也有所不同。Gurak将覆盖率描述为“速度的伙伴”，并且指出：“数字化的话语传播很快，但它也传播得很广。一个按键就可以把信息发送给成千上万的人。”

面对面的交流本质上只限于那些能在同一空间内的人。即使用扩音喇叭（本身就是一种媒介形式），物理空间和人的感觉限制了能够看到或听到信息的人数。电话允许团体通话，但一个团体能够接纳或维持的人数上限很小。

相比之下，许多形式的数字通信可以被任何互联网用户看到（如网站），或者可以被发送。由于存储和可复制性，信息可以转发给庞大的受众。信息可以触及地方和全球的受众。这是对大众媒介的精英主义的有力颠覆，在大众媒介中，只有少数的广播者可以进行一对多的交流。

随着个人利用数字媒介将信息传播得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远更广，大众媒介的把关（gatekeeping）功能受到了挑战。接下来的章节将讨论增强的覆盖面如何使人们形成新的兴趣社区和新的关系。

最后，媒介的流动性是不同的，它让人们能够不受地点限制地发送和接收信息，或者要求人们在特定地点进行互动。移动电话代表了流动的实例，使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不受地点的限制成为可能。笨重的个人电脑被绑在桌子上，需要用户坐在那个地方。固定电话要求人们在该号码响起的大楼里。

除了提供空间上的流动性，一些数字媒介还允许我们在不同的时间和人际环境中流动。流动媒介承诺我们，无论我们堵车多久，我们都不必与我们的亲人失去联系。当我们和家人困在一起时，我们可以通过移动设备联系我们的朋友。

在第六章中，流动媒介产生了“微协调”（ microcoordination），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互相报到，提供简短的新消息或快速安排会议和差事。然而，比起其他的个人媒介，移动电话更威胁到了自主性，因为我们可能随时都要对他人负责。

Schegloff是最早研究以电话为媒介的人，他认为流动媒介并没有创造永久联系，而是提供了永久联系的可能性，有些人通过策略地限制可用性来利用这一区别。

这七个概念帮助我们开始理解面对面交流和媒介互动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以及不同类型的数字互动之间的差异。

面对面的交流是互动性的，就像我们将要讨论的所有数字媒介形式一样。人们可以在信息交流中相互回应。面对面的交流是同步的，它也充满了社会线索，使彼此的身份和许多社会和物理环境的元素显而易见（虽然这不能保证诚实）。

面对面的对话不能被储存，也不能被复制。即使被记录下来，比如说被广播，记录也会失去许多使面对面交流成为现实的因素。

如上所述，面对面交流的覆盖面很低，限制了有多少人可以参与，信息可以传播多远。面对面的交流可能是流动的，但只有当互动者一起在空间中流动时才是如此。

这些都让面对面的交流变得特殊——全面的线索，不可复制性，以及在共同的地点和时间，都有助于感觉到面对面的交流是真实的，把“交流”放在交流中。

相比之下，某些形式的媒介互动是异步的，能够实现更多的信息规划和更广泛的接触，但潜在的联系感却很低。

像Skype或其他视频聊天技术这样的媒介提供了许多社会线索（声音、面部表情、物理环境），但缺乏关键的亲密关系线索，包括触摸和气味。

大多数数字媒介的社交线索比这更少，将互动限制在声音甚至是文字上。由于转换为电子信号，所有数字媒介都可以被储存，尽管特定的互动可能不会被储存。然而，即使对话和信息没有被储存，它们也可能留下痕迹，如哪些电话号码打给了哪些人，哪些IP地址访问了哪些网站，或者一个人发了多少条微博。

如果数字信息是异步的，就很容易被复制，但如果是同步的，就不那么容易。数字媒体的影响范围会因媒介的不同而有很大的不同。电话通常是一对一的接触，就像许多即时通讯和聊天一样，但电子邮件、邮件列表、讨论组和网站等数字模式可以有非凡的影响力。

随着互联网和手机融合成单一设备，数字媒介的移动性越来越强，这意味着这些技术使沟通在以前没有的地方成为可能，但也意味着它们可以闯入以前不可能的面对面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