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劳工：互联网既是游乐场也是工厂 Digital Labor: The Internet as Playground and Factory作者：特雷博尔·肖尔茨（Trebor Scholz，纽约新学院公共管理学院）译者：陈荣钢引用：Scholz, T. (2012) “Introduction”. In Trebor Scholz eds. The Internet as Playground and Factory.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Pp. 11-25.2009年，题为“互联网既是游乐场也是工厂”（The Internet as Playground and Factory）的会议在纽约新学院这所以丰富批判理论和学生运动闻名的学校举行。会议提出了一个问题，即马克思主义劳动理论的剥削劳动概念是否仍然适用于互联网上新兴的价值获取模式。这本书是这次国际会议的成果。今天，成为一名数字工作者（digital worker）意味着什么？互联网已经成为一个低门槛、任何人都可以参与的系统。工作和娱乐的网站和实践越来越让人成为少数寡头的经济资源。互联网上的社会生活成为越来越难以捉摸的、为商业监视渠道创造价值的后备力量。对这种现象的研究有利于理解隐私、知识产权、青年文化和媒体素养的重要影响。在这本论文集中，作者们共同致力于理解新形式的、有偿和无偿数字劳动的复杂影响，并把数字劳动视为传统工作场所社会关系的延续。在探索不连续性的同时，劳动力市场向互联网的转移意味着传统无偿工作经济的强化。在过去六年中，基于网络的工作环境已经出现，既是最不稳定的工人阶级工作，也没有对工人的保护。Amazon公司的Mechanical Turk只是一个例子。这些是新的劳动形式，但剥削形式却是旧的。到目前为止，这些工资没有最低工资或健康保险，联邦和州监管机构还没有进行干预。数字劳工很重要，在思考认知资本主义时，决不能忽视这种报酬不足的受薪工作。
Digital Labor: The Internet as Playground and Factory本书被安排在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劳动市场的转变”介绍了辩论中最普遍的问题。第二部分“对数字劳工模式的质疑”提供了新兴数字工作环境的例子和案例研究。第三部分“参与的暴力”的重点是剥削问题。第四部分“脆弱公众时代的组织网络”反思了近未来的情景，包括点对点的替代方案。在第一部分中，安德鲁·罗斯（Andrew Ross）对数字技术和可货币化劳动力的含义进行了广泛而发人深省的概述。他说，Google或Facebook所有者的利润是当前寻租热潮的证据。罗斯还仔细思考了针对《赫芬顿邮报》（Huffington Post）的集体诉讼——问题是，《赫芬顿邮报》是否有合同义务，与为该网站创建内容的博客作者共享出售给AOL的利润。我们日常生活的整个结构，而不仅仅是我们工作场所的劳作，成为了资本积累的原材料。罗斯指出，美国企业每年仅从基本无偿或低偿的实习中就能享受到20亿美元的补贴。罗斯还提请我们思考，从历史上到今天，绝大多数的人类劳动都是在没有报酬的情况下进行的。例如，印度只有7%的劳工享有正常的工资和薪水。可以肯定的是，数字技术并没有催生免费劳工，但事实证明，它是这种不确定工作的推动者。蒂齐亚娜·特拉诺娃（Tiziana Terranova）在“免费劳工”一章中，讨论了她所谓的“免费劳工”概念，认为它指不以就业为基础的工作，是无偿和免费付出的工作。对于公司来说，用户参与是数字经济中的新附加值的来源。特拉诺娃指出：“1996年是AOL聊天室的志愿主持人数高峰，当时，3万多“社区领袖”帮助AOL创收达每月700万美元。”在第二部分“对数字劳工模式的质疑”中，帕特里夏·提西内托·克劳夫（Patricia Ticineto Clough）讨论了劳动的衡量标准和影响。她想知道，在社交网络的平台上，劳动是否有可能无法被衡量。克劳夫认为，在金融资本主义中，财富产生于资本的劳动组织之外或生产性资本积累之外。她认为，哲学正在记录劳动、措施和影响的不断重新配置（reconfiguration），同时努力使物质本身产生微观影响。阿扬·阿伊特斯（Ayhan Aytes）在他的章节中提出，如果数字网络是认知劳动的流水线，那么Mechanical Turk就是它的模型装置。对Aytes来说，众包（crowdsourcing）是一个混合概念，它将新自由主义的外包范式与数字网络上的人群结合起来。他继续说，新兴的全球认知劳动力市场的无管制性质让人想起战后德国经济奇迹时期的“客籍工人”（Gastarbeiter）计划。德国的这个计划一直是没有权利保障的合法移民制度。德国“客籍工人”（1962年） 阿比盖尔·德·科斯尼克（Abigail De Kosnik）研究了在YouTube、Facebook、Twitter和其他社交媒体网站上发布和评论的粉丝管理员、作家和艺术家的工作。蒂齐亚娜·特拉诺娃的章节中也提到过，他们的免费劳动活动为公司带来的收入远远超过AOL每月获得的700万美元。她写道，粉丝对网络的大量贡献可以被视为劳动。粉丝们可以提高产品的知名度和声誉，粉丝们会被引入这个新兴的劳动力市场。德·科斯尼克总结道，公司应该重视粉丝的劳动，将其视为一种新的宣传和广告形式。 乔迪·迪安（Jodi Dean）思考的是博客的问题。她写道，作为博主，我们暴露了自己，我们暴露我们的感受和经历，爱和恨，欲望和厌恶，但我们需要被提醒我们的暴露，我们的可见性、脆弱性，提醒我们最终缺乏控制的事实。乔迪·迪安指出，接触我的朋友是接触我的一种方式。对迪安来说，宣传是传播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它提出了“没有工作的工作”（没有报酬的工作或有趣的工作）和“没有娱乐的娱乐”（有报酬的娱乐和以享受为代价的娱乐）。便利性胜过承诺。迪安的结论是，在这种经济中，少数幸运者将得到几乎所有的东西，但大多数人得到的很少，几乎没有。在第三部分“参与的暴力”中，马克·安德烈耶维奇（Mark Andrejevic）从数据挖掘（data mining）的新领域进行了研究。他提出的理由是，信息的商业占有符合剥削的抽象定义。安德烈耶维奇认为，能够在网上被剥削——有闲暇时间和资源从事被监控和被跟踪的活动，确实是某种物质奢侈的标志。Google跟踪10亿无报酬的用户，并将他们的数据卖给广告客户，后者因此以用户为目标进行广告宣传。劳动、休闲、消费、生产和游戏的交织使对剥削的理解更加复杂，但安德烈耶维奇认为，这种对网络监控的批判提请我们从社会关系的角度重新构建个人选择（choice）和个人快乐（pleasure）的问题。 【拓展阅读】何塞·范戴克：《数据化，数据主义和数据监控：科学范式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大数据》（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