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吕克·南茜：《闯入者》（2002）
南茜曾在1991年接受过心脏移植手术，这段经验对于其后的思想有着巨大影响。
闯入者
L’Intrus
作者：让-吕克·南茜（Jean-Luc Nancy，1940-2021）
译者：陈荣钢
事实上，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个叫做“心脏”的器官更无耻、更无用、更多余。它是人们发明的最卑鄙手段，用于将生命注入我的体内。
——法国诗人、演员和戏剧理论家安托南·阿尔托（Antonin Artaud，1896-1948）
一
“闯入者”（The Intruder/L’Intrus）凭借武力闯进来。无论是出其不意的闯入，还是充满计划的闯入，都是不正当的、没有事先征得同意的进入。陌生人身上必须有闯入者的东西，否则陌生人就会失去其“陌生性”。如果他已经有权进入和停留，如果他被等待和接纳，如果他的一切都在情理之中、受到欢迎，那么他就不再是闯入者，也不再是陌生人。因此，如果把所有外来者的光临都视为闯入，那么这在逻辑和伦理上都不可接受。
如果陌生人来到这里时仍是陌生人，不被简单地“归化”，那么陌生人的到来就不会终止，闯入也就不会终止。换言之，只有在正当、亲熟、习惯的情况下，陌生人的到来才不是对亲密关系的干涉和扰乱。
因此，这是一件需要思考和实践的事。否则，陌生人的陌生感在他跨进门槛之前就被我们接纳了，陌生感也就不再是问题。因此，接纳陌生人也必然意味着要经历他的闯入。大多数时候，人们不愿意承认，闯入者的本意是对我们道德正确性的侵犯（甚至是对政治正确性的侵犯）。因此，闯入者的本意与陌生人的真实面目密不可分。出于道德正确性假定，人们通过在门槛上消除陌生人的陌生感来接纳他，但我们事实上并没有接纳他。陌生人坚持闯进来——这是我们不便接受的事，也是未曾想到的事。
二
“我有”——谁有？这个“我”是一个问题，一个古老的问题。这个说话的主体是什么？它总是与自己的发声主体格格不入。这个“我”闯了进来，又不可避免地成为发动机、变速箱或心脏。因此，我接受了另一个人的心脏，现在已经快十年了。那是一种移植和嫁接。我自己的心脏实际上已经磨损了，原因一直都不清楚。因此，为了活下去，我有必要接受另一个人的另一颗心脏。
正如你所了解的，心脏移植完全是一个“合适”与否的问题。它要成为“自己的”心脏，否则就根本不合适。一切都很清楚，没有什么神秘感，甚至没有任何问题。相反，医生喜欢跟你说：“很简单，你得做心脏移植手术了。”
但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什么其他程序会与我自己的生理程序交叉或冲突？十几二十年前还没有移植手术，当然也没有环孢素（Cyclosporine）的使用。环孢素可以防止移植器官的排斥反应。二十年后，移植手术有了不同的类型。通过移植，个人的偶然性与技术历史的偶然性交叉在一起。如果我早生几年，我就会死；现如今，我将以不同的方式存活。但是，“我”总是发现自己陷入了技术可能性的壁垒和空白中。我目睹了一场徒劳的辩论，那些认为这是一次形而上学冒险的人和那些将移植手术视为技术表演的人争得不可开交，但这二者是同一个问题，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从我被告知必须进行心脏移植的那一刻起，每一个征兆都让我摇摆不定，每一种迹象都发生着变化。当然，我没有去思考，甚至没有察觉到最轻微的动作或变化。我只有一种生理上的感觉，胸腔那里打开了一个洞，呼吸暂停，那里空无一物，一片空白。时至今日，它可以让我把器官的、象征的、想象的东西分开，把连续的、中断的感觉分开。我感觉到一口气息穿过半开的洞穴。我感觉到经过了一座桥，却仍然留在桥上。
如果我的心脏停止工作并且离我而去，那么它在多大程度上还是“我的”器官？甚至它还是一个器官吗？几年来，我已经习惯了心率不齐和心悸。它们意义重大，是衡量我机体的指标。它不再是一个器官，不再是一个深红色的、血管暴突的肌肉块。我现在突然不得不想象它的模样。那个跳动不停的不再是“我的心脏”，“我的心脏”已经离开了我，我是失去“我的心脏”的空洞躯壳。
它正在成为我的一个陌生人，它闯了进来。我的这颗心脏在我嘴边，在我舌头上的某个地方，就像一种不合适的食物。它让我消化不良。渐渐地，我和“我自己”之间出现了滑移。我必须等待，有些东西正在从我身上分离出来，好像正在我身上出现，又好像什么也没有。我所拥有的，只是我沉浸在我身上的“我自己”，那个既不是身体、更不是这颗心脏的“我自己”，那个突然关心和观察自己的“我自己”。后来，比如在上楼的时候，我感觉到每一次心脏收缩之外的多余跳动都像小石子落到井底一样。一个人能如何描绘他自己？用一段蒙太奇，还是用一种功能的组合？那些平淡无奇的证据终将会聚在一起，却又消于何处？
我的心正在成为我自己的陌生人。它之所以成为陌生人，正因为它在我的里面。这种陌生感只能来自外部，因为它首先出现在内部。当有人对我说，我的胸腔或我的灵魂突然打开了一个洞，那么这说的是同一件事——“你必须进行心脏移植手术了。”在这里，我的思想碰到了一个不存在的物体，无所知，无所晓，无所感。陌生的身体侵入了思想，这种空白将伴随着我，就像思想和无知一起伴随着我。
这颗是心脏又不是心脏的东西只有一半属于我。我已经不在我之中了。我已经来自别处，不再去向别处。在最熟悉的“心脏”那里，一种陌生感显露出来，但熟悉感说明不了什么。到现在为止，它是陌生的，因为它是不可感知，甚至是不存在的。现在它摇摇欲坠，而这种陌生感让我回到了自己身上——“我”存在，因为我病了。“病”这个词也不恰当，因为我的心脏并没有被感染，它只是僵硬、梗塞，只是生了锈。但是，从今往后，这个心脏闯入了我，我必须被它闯入。
三
毫无疑问，只有征得我的同意，并且有人陪着我，移植手术才能发生。“有人”指的是那些与我亲近的人，还有医生，最后还有我，我发现自己在这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双重”或“多重”。同时出于不同的动机，每个人必须同意延长我生命这件事值得去做。不难想象以这种方式介入最极致的“我”的奇怪组合的复杂性。除了那些与我亲近的人，还有我的“自我”。我说过，自我成为我的替身，没有判断力描绘着我的死亡，没有反抗，也没有诱惑。你感到心脏离你而去，你认为自己就要死了，你将不再有任何感觉。
但是整个医疗团队的干预比我预想中多很多。他们首先必须评估一个人是否适合移植，然后提出建议，而不是强加于人。那时候他们告诉我，将有一个强制性的“后续工作”，仅此而已。除此之外，他们还能向我保证什么？八年来，我经历了一系列其他困难，我因为这次治疗增加了患癌的风险——但我今天还活着。谁说得好什么是“值得麻烦的事”？什么才是“麻烦”呢？
但是，随着我了解的深入，医生还必须决定将我的名字列入等待名单。就我的情况而言，医生们会听从我只有在夏天结束时才能入院的请求，这意味着他们对我的心脏维持能力尚有一定信心。此外，这份名单预示着选择。例如，他们对我说，另一位移植候选人的情况太差，无法承受后续治疗方案，尤其无法承受药物治疗。我也知道，我只能移植O型血的心脏，这限制了我的可能性。
我永远不会问：当一个可用的器官适合于多个潜在被移植者时，如何决定，谁来决定？众所周知，这里供不应求。从一开始，我的存活就被刻在一个由陌生人和陌生事物交织而成的复杂过程中。
在最后的决定中，我们都必须“同意”什么？一个事关存活的决定，不能从刻板的必要性角度考虑。在这种情况下，去哪里找合适的那一个？此外，是什么使我有义务存活下去？这最后一个问题又引发出许多其他问题——为什么是我？从普遍意义上说，为什么要存活？“存活”是什么意思？“存活”是一个恰当的术语吗？我们要从哪些方面去衡量生命的长度？
我现在已经五十岁了，但五十岁的人在20世纪末发达国家的人口中还算年轻。两三个世纪前，五十岁死去也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为什么会说“不光彩”这个词？对我们而言，为什么，以及如何不再有一个“合适的”死亡时间？我们这些“发达国家”认为人要活过八十岁，而这个年龄会继续推后。有一天，当他们放弃为我的心脏疾病溯源时，一位医生对我说：“你的心脏程序只工作到五十岁。”但这个既不能用天意也不能用命运来塑造的程序是什么？它不外乎是在普遍缺乏程序的情况下短短的一小段程序序列罢了。
在这一切之中，正确的尺度和正义在哪里？谁来衡量它们，谁来宣判它们？这件事中的一切都来自其他地方和外部——就像我的心脏和我的身体一样，它们“在”我的其他地方。
我不想以轻蔑的态度对待生命的短长，也并非宣布生命的“质量”理应如何，我们所知道的只是如何计算一个人生命的长度。我完全理解“但这总比什么都没有好！”这样的推测有着更深层次的含义。生命会推动生命向前，但生命也会走向死亡。为什么在我身上，生命的短长要由这颗心脏的极限来决定？为什么这颗心脏不让生命继续向前呢？
将死亡与生命分开，而不让彼此交织，不让它们互相闯入对方的核心地带，这一点永远无法做到。
在八年来的种种磨难中，我经常听到，我也经常对自己重复着：“不做手术，你今天就不在这里了。”对少数人而言，如何看待一种存在的必要性或可取性，而这种存在的缺失可以很简单地将世界配置成另一个样子？需要以痛苦为代价吗？诚然，为什么总要回到没有痛苦的假象呢？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但它被技术提高到了一个新高度，而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还远远没有准备好。
至少从笛卡尔时代开始，现代人类就把生存和不朽的愿望视为“掌握和占有自然”的总体计划之一。这样一来，人类的“本性”日益陌生，它恢复了死亡和不朽的双重谜团的绝对陌生性。现代人类把宗教曾经代表的东西暴露在一种技术的力量之下，这种技术在一切意义上延宕了终结。在这个过程中，技术显示出一种目的的缺失——哪种生命应该被支持？为了什么目的？因此，推迟死亡也是为了展示和强调死亡。只是必须说，人类从来没有为这个问题的任何形式做好准备，而人类对死亡毫无准备不过是死亡本身的还击。
四
因此，闯入我生命（我那虚弱的、喘不过气的生活，有时会滑向一种萎靡不振的状态，几近弃离）的多重陌生人不是别人，正是死亡，或者说，是生命/死亡。存在的连续体中止了，“我”没有了用处。反抗和接受对这种情况来说同样陌生，没有什么不陌生。首先，存活的手段本身就是完全陌生的——心脏移植能意味着什么？这件事超出了我的表达能力。
打开整个胸腔，使要移植的器官保持适当的状态，使血液循环到体外，缝合血管。我完全理解外科医生口中这最后一步的重要性，因为参与桥接移植的血管要细密得多。但这并不重要——器官移植给人的印象是穿越虚无，进入一个没有任何本体、没有任何亲密关系的空间；或者相反，这个空间包含着闯入我体内的管子、夹子、缝合线和探针。
五
这个与“拯救”有关的“适当的”生命是什么？至少事实表明，它绝不居住在“我”的身体里。它不在任何地方，甚至不在这个象征性的名声早已确立的器官里。
人们可能会说，还有大脑。当然，大脑移植的想法不时地出现在新闻中。毫无疑问，人类有一天会再次谈论这个问题。目前人们接受的是，身体的其他部分是大脑存活的前提。另一方面，在一个其他身体部位都经过移植的系统中，大脑也许也能存活。
一个“适当的”生命不存在于任何一个器官，但没有器官就什么都不是。生命不仅继续存活，而且仍然适当地活在陌生人/外来者的三重控制之下——陌生人/外来者的决定、器官和移植效果。
六
起初，移植呈现为一种恢复性的完整，一颗跳动的心脏。在这方面，他人恩惠的可疑象征意义迅速崩溃，这是一种共谋，或自我和他人之间幻觉的亲密关系。在我接受移植手术那年，这种他人恩惠的可疑象征意义还广泛存在，如今才逐渐从接受移植者的意识中消失。即使不是亲密无间，但为了促进器官捐赠，“捐赠者”和接受者之间团结一心的观念被极力放大。没有人怀疑这种捐赠已经成为人类的基本义务，也没有人会怀疑它在我们中间建立起一个网络，在这个网络中，生命/死亡被分享出来，生命与死亡相连接，不可交流的东西变得可以交流了。
然而，很快，作为外来元素的他者可能会自己现身——不是女人或黑人，不是年轻人或巴斯克人，而是免疫系统的他者。这是一个本不能成为替代品，却成为了替代品的他者。这里被称作“排斥/排斥反应”。我的免疫系统排斥他人的免疫系统。这意味着，“我有”两个免疫系统身份。有人认为排斥仅仅是字面意思，但如果闯入者的入侵无法被忍受，这个人很快就会不治身亡。
排斥的可能性确立了一种双重的陌生性。一方面是移植心脏的模式性，由于它是外来的，所以宿主身体会识别并攻击它；另一方面是医疗方案在宿主身体中产生的陌生性，以保护移植器官免受排斥。对器官受体的治疗降低了他的免疫力，以便身体能更好地容忍外来因素。因此，医疗实践使被移植者成为自己的陌生人。在我身上有闯入者，我变得对自己很陌生。如果排斥非常强烈，我必须接受治疗，使我抵制产生这种排斥的人类防御系统机制。
但自己成为自己的陌生人并不能使我与闯入者和解。相反，这里似乎展示了一种入侵的普遍规律，也就是说，一旦入侵发生，它就会成倍增殖，通过其不断翻新的内部差异使自己为人所知。因此，我不断熟悉了带状疱疹或巨细胞病毒，它们是一直潜伏在我体内的陌生人，现在突然被免疫系统不可避免的压抑唤醒了，并对我下手。
七
至少，这就是它的作用。身份等同于豁免权，一个人认同另一个人。减少一个人就是减少另一个人。陌生化和陌生化成为普通的、日常发生的事情。这一点通过不断的自我外化（self-exteriorization）来表达。我必须被监控、测试、测量。我们对外部世界（人群、商店、游泳池、小孩子、生病的人）抱有谨慎的建议，但最强大的敌人在内部，它们是那些一直潜伏在免疫系统阴影下的旧病毒，是终身的入侵者，因为它们一直都在那里。
这种情况下没有预防可言。但是，有一些治疗方法不断将人驱逐到陌生的环境中：使人疲劳，破坏胃部，引发疱疹的痛苦。在这一切的过程中，哪个自我会沿着哪条轨迹前进呢？
八
多么奇怪的自我！
奇怪的点不在于他们为了改变我的心脏而打开了我的胸腔。
奇怪的点在于，这个裂开的口子无法关闭。每张X光片都显示了这一点，胸骨被扭曲的铁丝缝了起来。我是闭合的，但我又是打开的。事实上，通过这道口子，不断有奇怪的事情发生——免疫系统药物和其他药物负责对抗某些手足无措的所谓次生反应（如肾脏恶化），反复监测和观察，通过多种指数对生命进行扫描和报告，每一项指数都记录了其他死亡的可能性。
因此，在所有这些组合和对立的方式中，是我的自我成为我自己的闯入者。
我清楚地感觉到它，它比感觉更强烈。我自己的身份陌生性从未如此敏锐地触动过我。“我”显然已经成为一个无法核实、无法确定的连接系统的形式索引。在我的自我（self）和我（me）之间，一直有一个时空的差距。不过现在，一道开放的切口和一个免疫系统永远不一致，永远不可调和。
闯入者不是别人，而是我，我的自我。它不是别的，就是人本身。闯入者不是几个，就是同一个，与自身一致，却从未完成对自身的改变。闯入者既尖锐又衰竭，既赤条条又全副武装，既入侵世界又入侵它自身——闯入者是一种令人不安的奇怪涌现，是无限生长冗余赘物的自然本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