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正敏：《韩国“直女粉”和她们的同性恋幻想》（2019）
《王的男人》（2005）海报
来源：Kwon, J. (2019) Straight Korean Female Fans and Their Gay Fantasies. Iowa City: University of Iowa Press, 1-17.
你很惊讶，因为我看起来不像同性恋，对吗？
《同志亦凡人》（Queer as Folk）
柯克（右）和斯波克
【延伸阅读】约翰·费斯克：《“粉丝”的文化经济学》（1992）
这些故事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少年/男孩之爱”（shōnen-ai），是众多日本漫画流派之一，现在被广泛称为男同性恋漫画。一些学者将Yaoi和BL这两种漫画区别开来，把前者定义为非主流的、“粉丝”创作的作品，而将后者定义为商业化的、专业的出版物。然而，这两个术语的使用模式并不完全分离，因为作品的方向和叙事方式仍然相似。
虽然BL越来越多地被用作整个流派的总称，但我在这里要使用Yaoi，因为它在我的研究期间流行于韩国。在日本，Yaoi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当时打印机和复印机使漫画爱好者能够轻易地创造和分享他们自己的出版物。业余爱好者的漫画杂志被称为“同人志”（dōjinshi），这相当于西方文化中的“粉丝”杂志（也就是前文提到的fanzine）。
20世纪80年代中期，Yaoi成为“少年/男孩之爱”漫画杂志的子流派。当时，一群年轻的日本女艺术家开始在流行的少年足球漫画《足球小将》（キャプテン翼）中描绘两位年轻男性主人公之间的同性之爱。尽管这些人物原本具有真实的男性气质，但在Yaoi文本中通常会在某种程度上被女性化。研究日本男同性恋的社会学家马克·麦克莱兰（Mark McLelland）认为，“雌雄同体”（androgynous）的角色允许女性读者离开“家庭制度给她设定的性别歧视角色”。
尽管内容不同，但斜线小说和Yaoi基本上都为生产者和消费者提供了非常相似的乐趣：“视角转换/多重认同、同性恋主角、平等主义的爱情关系以及对性活动的生动描述。”事实上，这两种类型的作品已经相互影响。68%的Yaoi读者表示他们也阅读斜线小说，而且大量的Yaoi“粉丝”居住在北美和欧洲。
旧金山纪伊国屋的Yaoi书架
社会心理学家杰西卡·麦卡琴（Jessica McCutcheon）通过采访同性恋色情制品的女性观众，发现了女性喜欢这类文化产品的三个原因。首先，受访者对新的类型持开放态度。她们厌倦了“直男”色情制品，所以她们转向其他类型。第二，如果她们特别喜欢同性恋内容，那是因为她们发现同性恋角色之间的关系比“直男”色情片中男女演员之间的关系更亲密。这一发现与第三个原因有关——作者认为，以男性为导向的等级制度是异性恋色情制品的基础，它导致了对女性身体的物化和奴役。在同性恋色情片中，人物之间的关系更加平等，因为他们是同一性别，他们的“前戏”互动性更强。
受访女性认为，与以男性为中心的“直男”内容相比，同性恋色情作品赋予性爱场景更多真实感。在“直男”内容中，女性角色看起来是在为钱而演戏，而不是真正的享受自己。在这种情况下，BL研究者大友柚木（Rio Otomo）认为，阅读和写作同性恋色情内容创造了一个自由的空间，女性可以在其中表达她们的性欲，而不牵涉到她们自己的身体，因为她们的身体几乎总是父权制男性目光的客体，但在这里没有“父权制的幽灵”。
在想象不同的权力关系时，这些充满幻想的粉丝重新定义了男性和女性的气质、性欲，也重新定义了亲密关系、关怀和相互性的关系。基于此，这些女性的主要幻想对象是男同性恋的身体，而不是女同性恋的身体。
当然，由粉丝创作的“女女情色”叙事确实存在。斜线粉丝中的“femslash”和“saffic”都是这个意思，后者是由“萨弗”（“sapphic“）和“小说”（“fiction”）构成的词。此外还有“百合”（ジャンル，Yuri）、“少女/女孩之爱”（shōjo-ai）等词汇。不过，它们的作者和读者人数较少，在学术界的关注度较低。
亨利·詹金斯认为，女性创作者的日常经历已经包括了一定程度的同性关系。一位受访者，也是一位斜线作家告诉詹金斯：
通常，无论女性的性取向如何，都被认为比男性更善于表达她们的亲密关系和爱意。因此，诸如轻触、耳语、温暖的拥抱或牵手等同性社会标志物经常发生在女性朋友之间，并被广泛接受。人们不会立刻觉得这是同性恋。然而，男性的情况就不一样。同样的同性社会行为很少发生在他们之间，因此会有不同的解读。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女性可能会幻想小说中的禁忌，也就是“男男关系”。我们应该在某种程度上把异性恋女性对男性同性恋情色的偏爱看作基本常识。她们对男性的身体感兴趣，并且在日常生活中与其他女性经历了大量的“同性恋式的”互动行为。
女性想象出一个乌托邦式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男性与男性之间的恋情不受社会或身体的限制，这使得早期研究性幻想的文化理论家认为，这种类型颠覆了二元性别和性别角色等级制度的主流体系。这种概念对后来的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然而，有些人对这种研究方式表示反对。他们认为，从长远来看，对既定性别和性结构的抵制没有什么实质效果，反而会使女性和性少数群体被边缘化。
韩国的男同幻想文化确实与斜线小说和Yaoi有许多相似之处，也不能免于批评。然而，它们也有不同，我将其归因于韩国对全球文本的挪用。当我与“直女粉”和其他参与群体（如非“粉丝”女性、媒体从业者和男同性恋者）会面的时候，我会意识到他们经历的复杂性，同时对这种文化在韩国文化中的一些变化感到震惊。
韩国文化中无处不在的“花美男综合症”就是一个例子。在此，我需要介绍一下韩国人如何理解男同性恋身体的背景信息。我在其他地方讲过，韩国人认为，“性无能者”或喜欢男人的男人没有阳刚之气，因此是“娘”的。与女性气质相关的特征主要是矜持、安静和细腻，也就是非男子气概。相反，西方人对男同性恋者的强烈刻板印象是，他们很张扬或很丑陋。
因此，韩国的男同性恋者在预期的性别角色之外进行表演，他们的身体被视为女性化的身体，人们会对他们开一些性方面的玩笑，例如：“你没阴茎吗？”所以太监（无论性取向如何）最终都意味着同性恋——如果你没有阴茎，你就不是一个异性恋意义上的男人。这样一来，韩国的异性恋制度不仅在男人和女人之间，而且在非同性恋或“男人的”男人和同性恋或“非男人的”男人之间构筑了等级制度。
因此，在韩国文化中，男人身体或情感上的女性化通常与同性恋相关。因此，同性恋的身体漂亮（而不是英俊）、苗条、雌雄同体，男同性恋对时尚、美丽、关照和养育感兴趣，而这些在韩国传统上被认为是女性的追求。
幻想男同的“直女粉”（以及延伸到韩国女性）将同性恋的身体浪漫化，因为同性恋被认为具有直男所没有的特征。换句话说，这些女性厌倦了强壮、有男子气概和重男轻女的韩国男人，把她们对男性的幻想（柔和的外表和可爱的性格、对女性欲望的反应和平等主义）投射到同性恋的身上。
同人文本将异性恋女性的欲望伪装成同性恋。上世纪90年代末，对这种男性类型的偏爱与柔和的男性气质和都市情爱相结合，导致了“花美男综合症”的出现。在身体上，他们“漂亮”而非“英俊”；在情感上，他们“柔软”而远离“大男子主义”。也就是说，“花美男”代表了一种基于性幻想的同性恋形象，是对新型理想男人的想象。
这种女性幻想在当代流行文化中得到体现并传播开来。娱乐业通过雇佣“花美男”类型的歌手和演员灵活地融入了这一趋势。事实上，许多在21世纪初获得人气的一线明星（如裴勇浚和姜栋元）都看起来很漂亮，性格也很细腻，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英俊，也没有强烈的“男性气质”。此外，风靡全球的“韩流”男团，如Big Bang、东方神起、Super Junior和EXO都有许多“花美男”式的成员。简言之，这种幻想使得韩国社会的理想男性形象复杂化了。
韩国的“直女粉”
通过研究韩国“直女粉”的社会地位，我们可以看到她们如何渴望男性同性恋身体的文化、社会、经济和政治背景。当谈到讨论韩国的生活时，儒家思想必须是其中的一部分。自从朝鲜王朝（1392-1897）初期儒家传统传入韩国以来，儒家价值观在历史上一直主导着整个韩国社会。其以男性、家庭和社区为中心的思想使妇女处于从属地位。
研究韩国女性媒体消费的学者指出，我们可以看到儒家思想的五个重要特征，它们系统地影响了韩国女性的生活。
1. 将妇女的角色限制为家庭主妇，并将其置于家庭空间；
2. 通过包办婚姻将女性纳入父系家庭结构；
3. 尽可能多地生育儿子并成为理想母亲，这也是一种压力；
4. 要求对公婆履行孝道，以及
5. 强调贞洁，并禁止再婚。
这些基本原则一直被灌输给社会成员。长期以来，韩国女性认为她们应该为男人和家庭牺牲自己，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时至今日，韩国仍然处在现代化和民主化的过程中。即便如此，儒家遗产并没有消退。这些价值观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军政府时期反而被加强了，并在韩国社会中与现代西方价值观共存，从而使年轻一代经历了矛盾而冲突的身份。在韩国目前的历史阶段，儒家思想的控制力正在松动，但这种世界观仍然对女性的生活有很大影响。
在前现代时代，教育是男性的专利。自19世纪末以来，现代教育在理论上对妇女开放，但一开始对许多女性而言并不现实。不过，韩国政府的公民启蒙计划从60年代开始增加了女性教育。现在，几乎所有男性和女性都在平等的基础上接受小学和中学教育。自2009年以来，进入两年制和四年制大学的女性高中毕业生比男性毕业生多。
这些数字表明，教育中的性别不平等问题可能已经解决。但事实上，在教科书中，男性通常被描述为负责非家庭的社会角色，而女性往往被描绘为做家务和照顾孩子。人们普遍认为男学生在数学、科学和体育等逻辑活动领域具有优势，而女性则被认为适合情感和艺术学科，如文学或音乐。所以，传统的性别角色依然存在。
韩国教育制度想象了家庭妇女在儒家价值观中的位置。在这一传统中，一个核心的，甚至是最核心的问题是，一个家庭需要产生一名男性继承人来继承家业。因此，妻子和女儿是往后排的，应该牺牲自己来维持家庭并支持男性亲属。社会把“贤妻良母”的传统观念灌输给妇女。直到最近，许多女孩和单身女性的生活目标都是成为传说中的贤妻良母。结婚后，女人属于她的婆家，与她的出生家庭脱离关系，这意味着她应该照顾她丈夫的家庭，但没有义务为原生家庭做同样的事情。即使她继续工作挣钱，也仍然要完全负责家务、照顾孩子，她的丈夫只是帮手。事实上，根据韩国国家统计局2014年的一项调查，双职工家庭的妻子每天花3小时13分钟做家务，而丈夫只花41分钟。
育儿问题直接关系到妇女的职业道路。在韩国，妻子通常在孩子出生后停止工作。她们不再工作并非只为了“坐月子”，还为了照顾孩子，而照顾孩子的责任被认为完全由她来承担。在这种意识形态背景下，女性留在家里抚养孩子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因为社会和政府对工作母亲的支持不对等。即使妇女恢复了她们的职业，她们也没有太多的选择，只能从事兼职或技术含量较低的职位。
这种情况最终人为地使女性在就业市场上低人一等。私营公司和公共部门的雇主都更喜欢男性候选人，因为他们在结婚或生育后不会停止工作，并有机会晋升管理职位。这一现实最终使女性不愿意继续为工资而工作。在性别歧视的社会中，这是严重的恶性循环。结果在2016年，男性就业率为73.1%，女性只有51.4%——尽管男性和女性拥有同等的教育背景。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WEF）2015年的“全球性别差距指数”（GGI），韩国在136个国家中排名第115位。“世界银行”（WB）报告称，在2009年至2013年期间，韩国的人均GDP为25,977美元，与西班牙（29,118美元）相似，但后者在“全球性别差距指数”中排名第25。
尽管韩国是一个发达国家，也是“经合组织”（OECD）的成员国，但根据“全球性别差距指数”的数据，议会和部长职位中的女性占比非常低，两性之间的收入差距非常大。综合来看，所有这些信息表明，一个发达的经济体系并不一定能缓解韩国的性别不平等，而基于儒家思想的性别歧视仍普遍存在。
由于这些结构渗透到整个社会，这些结构正促使年轻一代的女性走上另一条道路，而不再遵从传统的安排。2013年，一项研究调查了13岁至24岁的青少年，问他们是否应该结婚。62.9%的男性做出了肯定的回答，而女性只占45.6%。另一项调查发现，69.1%不想结婚的女性指出了受儒家影响的家庭体系中的不公平义务和性别角色。随着婚姻变得可有可无，女性的结婚年龄从1990年的24.8岁增加到2015年的30.3岁，离婚率翻了一番，从1990年的约45,700例增加到2015年的约109,200例。
换句话说，越来越多的女性正在无视儒家的理想，设法为自己的人生铺路。这种趋势最终将重新定义既定的、以男性为导向的家庭和婚姻制度，并引发女性在公共领域的地位变化。
相应地，性行为对女性的意义也在发生转变。在韩国的公共领域，性和性行为长期以来一直是禁忌话题。尤其，女性不应该谈论它们。1982年，一家报纸报道，78%的女大学生认为她们在结婚前不应该失去贞洁，而只有15%的男学生认为他们也应该有这样的标准。丈夫可以有婚外情，而妻子则不可以，“贤妻良母”的理想普遍存在。
然而，女性不再受到这样的性模式束缚。据报道，2014年，大多数女大学生的第一次性经历是在20至23岁之间，也就是典型的本科阶段。与1982年的调查结果相比，这是惊人的变化，表明女性对自己的性行为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并且可以讨论与性有关的话题。
《魔女狩猎》（2013-2015）是JTBC电视台播出的成人类电视真人秀，以幽默和愉快的方式探讨与恋爱关系有关的所有话题，包括性行为。这档节目受到了韩国年轻一代的热烈欢迎。许多女性观众就与性有关的问题发来信件，寻求建议。她们主动参加节目的人物访谈，并谈到了自己的性生活。这种参与意味着性生活对女性来说不再是一个禁忌话题，至少在年轻一代中逐渐如此。
随着平等主义观点的传播，性别秩序的变化正在萌芽。韩国女性似乎在传统主义和现代主义之间徘徊，谋求一个最能适应的位置。韩国媒体也反映了这些转变。直到20世纪70年代，媒体中的女性被定型为聪明的母亲和好妻子，她们忍受苦难，为家庭牺牲自己。一些对女性的描述显示出她们的性能力是男性欲望的对象，但这些女性注定要失败。女性仅仅扮演着家庭主妇或母亲的角色，她们更关心浪漫和家庭，而不是公共活动。
90年代中期以后，大众女性主义和流行文化的广泛传播改变了媒体对妇女的描述。职业女性、女性性行为、新型男性气质、性别冲突等话题出现在广播、电视和大众电影中。不过，大多数描述仍然把女性表现为被动的、不活跃的、情绪化的、依赖性强的、以家庭为导向的群体，因此不适合从事专业工作。
在21世纪初，90年代中期的变化变得更加重要。尽管典型的性别角色描述仍然存在，但女性形象确实有所改善。异性关系中的权力更加平衡，媒体更加摆脱传统窠臼，以职业女性为主角的节目数量不断增加，对女性的描述也变得更加复杂和现实。
这些媒体正在（重新）生产性别等级制度，或破坏现有的性别等级制度，并影响了普通女性的生活。女性如何利用媒体？她们对文化生产产生了什么影响？
我们现在认为理所当然的现代媒体技术（广播、电视和电影）刚刚出现时，女性不一定有能力参与媒体生产。几乎没有什么媒体工具是公共的，也几乎没有什么留给女性。媒体行业由男性专业人士主导，韩国传媒业也不例外。这个行业非常以男性为中心，女性往往不参与决策过程。但是，即使她们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生产之外，也彼此分享着有限的文化文本，享受着媒体消费。她们以自己的方式创造了与周遭元素相分离的幻想空间。随后，数字媒体引爆了女性作为媒体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潜力。这些女性“粉丝”可以公开自己的文化偏好，引发了社会的变化，并与世界各地的同行建立团结。
【延伸阅读】上野千鹤子：《日本女性因何地位低下：新自由主义改革对性别的影响》（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