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曾棨《瑞应图卷》（部分）（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藏）
How the Giraffe Became a Qilin: Intercultural Signification in Ming Dynasty Arts作者：李嘉琳（Kathlyn Liscomb，维多利亚大学艺术史系）引用：Liscomb, Kathlyn. "How the Giraffe Became a Qilin: Intercultural Signification in Ming Dynasty Arts". The Zoomorphic Imagination in Chinese Art and Culture, edited by Jerome Silbergeld and Eugene Y. Wang,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6, pp. 341-378.
1414年，榜葛刺（孟加拉）的一位穆斯林统治者赛义夫·阿尔丁·哈姆扎赫·沙阿（Saif al-Din Hamzah Shah）向明成祖朱棣（永乐年间，1402-1424）进贡了一只长颈鹿。在本文中，当提到中文文献里任何被称为“麒麟”的长颈鹿时，我将使用“麒麟-长颈鹿”这一术语，以区分长颈鹿本身和与这种哺乳动物无关的“麒麟”。当我们把长颈鹿的画和麒麟的画放在一起进行比较时，我们很难说这是同一种动物。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如何重建榜葛刺统治者进贡给明成祖的长颈鹿被识别为麒麟的场景？汉学家们自然会从中国视角关注这一事件。这是他们最擅长做的事情，但这只是通过语言和习俗的翻译进行对话的部分过程。在寻求重建这个跨文化符号的案例时，我们首先要认识到，长颈鹿和其他动物一样，不是一个在文化意义上中立的、空白的存在。作为贡品赠送这种珍奇动物的使臣将提供解释性信息，以确保传达朝贡的外交意义。中国人会以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当时的相关议程为媒介作出回应。在任何涉及语言翻译和文化实践的对话中，意义的传达都是不完美的。表面上的相似之处似乎有助于理解，而不同之处则可以使用各种策略来解决。当中国人把长颈鹿变成象征明成祖在国内、国外促进和平的吉祥符号时，他们使用的是一种在外交中有着悠久、多文化历史的动物。一旦一只长颈鹿被认定为麒麟，那么在大多数情况下，其他长颈鹿也将被认定为麒麟。随后，在15世纪上半叶，更多的长颈鹿被送到了中国朝廷，分别来自榜葛刺、非洲东海岸的麻林地（马林迪）、阿拉伯半岛的阿丹（亚丁）和天方（麦加）。这些朝贡发生在帝国舰队扩张的时代，商船通过海上航线将中国与远至非洲东海岸的陆地连接起来。在回民宦官、海军将领郑和（1371-1433）率领的一系列海上远征中，有人记录下了这些“野蛮人”的土地。参考《永乐大典》、《明史》和其他文献资料，我们能够思考术语和其他修辞手段如何因功能和时间框架的变化而变化。在思考这次对外外交双方可能的议程和相关的文化背景之前，我将简要介绍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两件艺术品，它们是重要的一手文献。关于每幅画中的“麒麟-长颈鹿”是如何描绘的，我以后会有更多的论述，但现在我将提请注意画上的随行使臣，因为他们比动物本身更容易表明贡品的异国来源，而动物的文化意义将需要更广泛的阐释。第一幅画是一幅挂轴，由一幅水墨画组成，画上有沈度（1357-1434）为纪念1414年榜葛刺进贡麒麟而撰写的《瑞应麒麟颂序》。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攥着长颈鹿缰绳的人肤色黝黑，鼻子突出，留着整齐而浓密的胡须。画上还显示了他的着装特征，例如他的靴子和白色头巾，符合中国旅行者对榜葛刺男子服装的描述。
【明】沈度《瑞应麒麟图》（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藏）。《瑞应麒麟颂序》：“钦惟皇帝陛下。嗣承太祖高皇帝洪基。德化流行。协和万邦。三光顺序。百灵效职。由是驺虞至。嘉禾生。甘露降。黄河清。醴泉溢。诸福之物。莫不毕至。迺永乐甲午秋九月。麒麟出榜葛刺国。表进于朝。臣民聚观。欣庆倍万。臣闻圣人有至仁之德。通乎幽明。则麒麟出。斯皆皇帝陛下与天同德。恩泽广被。草木昆虫。飞潜动植之物。皆得生遂。故和气融结。降生麒麟。以为国家万万年太平之征。臣度忝列侍从。恭睹嘉瑞。百年稽首。谨献颂曰。于赫圣皇。迺武迺文。嗣登宝位。致治法古。万方底定。三辰顺序。两旸时若。岁稔黍稌。民俗熙熙。无间夷阻。思神百灵。亦得其所。和气薰蒸。溢于寰宇。乃降祯祥。泽被鳞羽。嘉禾穰穰。河清湑湑。驺虞实来。醴泉甘露。诸福毕臻。维天之助。维天之助。申命眷顾。维十二年。岁在甲午。西南之陬。大海之浒。实生麒麟。形高丈五。麇身马蹄。肉角膴膴。文采烨煜。玄云紫雾。趾不践物。游必择土。舒舒徐徐。动循矩度。聆其和鸣。音叶钟吕。仁哉兹兽。旷古一遇。昭其神灵。登于天府。群臣欢庆。争先快睹。岐凤鸣周。洛龟呈禹。百万斯年。合苻同矩。大瑞兹至。圣皇在御。登三迈五。天锡圣皇。永昌宝祚。臣职词林。缪叨纪著。咏诗以陈。颂歌圣主。儒林郎翰林院脩撰。臣沈度谨进。”
然而，他胸前的对襟毛皮大衣却符合马穆鲁克苏丹国（1250-1517，今埃及和叙利亚一带）的服装样式。这种装束可能是为了表达榜葛刺的泛伊斯兰教信仰，或者暗示长颈鹿和随从原本都来自埃及，在那里，这种动物长期在对外外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之前针对用长颈鹿向明成祖朝贡的研究都关注这幅画的后期摹本，但后期临摹者的修改不能作为历史证据，历史学家也不能忽视艺术传统对视觉交流的影响。【译注】沈度《瑞应麒麟图》有两个著名的后期摹本。一幅为明朝华亭沈庆临摹，图中长颈鹿有锯齿纹；另一幅为清代陈璋描临的《榜葛剌进贡麒麟图》，画上没有《瑞应麒麟颂序》。第二幅画是《瑞应图卷》的一部分，由曾棨（1372-1432）编撰，他既是政府官员，也是文学家。每当宫廷中有祥瑞的时候，曾棨都会抄录自己早先为明成祖创作的文学作品。1414年11月13日，曾棨阐述了他将这些内容与绘画结合在一起的动机。同样，我想把注意力集中在来自榜葛剌的麒麟和外国人的形象上。
【明】曾棨《瑞应图卷》（部分）（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藏）
第一幅挂轴中穿毛皮大衣的人很可能代表着与第二幅画中三人不同的民族类型。这里的三个人没有第一幅中那个人一样的面部特征和衣着，尽管这里牵着长颈鹿的人也穿着红色的衣服，肤色黝黑。然而，长长的灰白胡须和弯腰的姿势意味着他更年长，而且他的鼻子形状更像钩子。他手里拿着一根棍子做鞭子，缰绳连着长颈鹿的辔头。和另外两个男子一样，这个牵着长颈鹿的人戴白色头巾，身穿长袍，在面对观众的男子身上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他的赭石色长袍有一个圆领，这与15世纪中国旅行者对榜葛刺男性服饰的描述一致，而且长袍前面有扣子，这是中世纪南亚地区有学问的人穿着的阿拉伯式服装。没有胡子的男人也穿着类似的浅绿色长袍，和旁边的人都将手藏在长袖里，据说这是波斯人从中国人那里学来的服装细节。面向观众的男子的眼睛有一种警觉的表情，他的皮肤颜色是以微妙的色调渐变来塑造的。在远洋的中国船队留下的记录中，榜葛剌人的肤色被描述为“黑”色，但画家没有使用这种颜色，这与其他一些描绘南亚、东南亚和中亚“野蛮人”的画作不同，这些都加强了视觉文献修辞。为了对异国文化之间的互动进行有历史依据的推测，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双方。
在中国这边，我将首先提供一些关于麒麟、祥瑞之物和外国贡品的背景资料。之后我将重点介绍一下吉兆在永乐年间发挥的作用。在榜葛剌这边，当时，伊利亚斯沙希王朝（Ilyas Shahi dynasty，1342-1415）已经从统治印度北部的德里苏丹国（1206-1555）手中独立出来。
在重建利用长颈鹿与中国皇帝建立有利关系的可能动机时，应考虑到榜葛剌代表印度教精英与支持穆斯林苏丹统治的人之间的冲突，以及后者将其王国与德里苏丹国区分开来的愿望。
1. 中国的背景
早在永乐年间，许多经典书籍就已经讨论过麒麟的问题。后来的作者经常引用这些文字，所以讨论一下这些古老的传统会有帮助。“麒麟”这个词由两个汉字组成，分别代表这种神话中的动物的雄性和雌性。“麟”（雌性）与《诗经》中的一首诗歌密切相关：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周南·麟之趾》）
汉朝初年，《毛诗序》明确地将麒麟描述为一种祥瑞之物。从这时起，祥瑞就标志着开国君主及其继承人拥有天命论所要求的超凡德行。“麟”肉角随时做好了战斗的准备，但它不想伤害他人，因此世界和平的吉兆，有时也预示着“野蛮人”与中国结盟。“麟”与理想的中国统治者有着共同的特点，有实力，但不侵略。陆机（261-303）《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有云：麟，麕身，牛尾，马足，黄色，圆蹄，一角，角端有肉，音中锺吕，行中规矩，游必择地，详而后处，不履生虫，不践生草，不群居，不侣行，不入陷阱，不罹罗网，王者至仁则出，今并州界有麟，大小如鹿，非瑞麟也，故司马相如《赋》曰“射麋脚麟”，谓此麟也。
这里具体说明了麟角的单一性（独角），因此它偶尔被视为独角兽。随着时间的推移，麒麟的具体身体特征有了一些变化，但它的特征离不开与其他动物的相似性。祥瑞是麒麟经久不衰的主题，它只在统治者的仁慈和和平中体现。有些祥瑞之物来自中国本土，比如最早的麒麟（尽管到了汉代，有人认为麒麟是舶来品）。祥瑞之物稀有且不寻常，这种观念有助于将异国动物阐释为上天对中国统治者德行的肯定，这种做法可以追溯到汉初。在不断发展的官方儒家话语中，祥瑞之兆的概念没有受到质疑。然而，过分强调这种预兆是危险的。昏庸的统治者和试图讨好皇帝的权谋操纵者会制造虚假的预兆。负责任的、有德行的行为才是重中之重（而不是预兆本身），据说这样可以激发上天的好的反应。后世儒家官员在修正史时调解了理想与现实，这有助于拉近理想和实际做法之间的距离。宫廷艺术家和受委托撰写文学作品的政府官员对祥瑞之兆的歌颂，与现实对祥瑞之兆的冷静反应形成对比。皇帝本人可能会利用他的帝国权力来制作这些图像和文本。根据朝代正史、其他官方记录和《永乐大典》记载，祥瑞之物被画在圣驾队伍的旗帜上。这些文献表明，祥瑞之物是国家政务的一部分，并且被认真对待。政府官员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既要在宫廷中宣传祥瑞之物，使其产生最大的影响，又要努力确保皇帝在这种对其美德的肯定中表现出适当的超脱感。因此，一代代皇帝和大臣试图利用这两种传统来加强皇权，一种持续的张力被反复重新商榷。描绘祥瑞之物的艺术惯习包括描绘“具体事物”或“现象”，也包括叙事性插图。当朝贡皇室的动物被解释为中国皇帝圣贤证据时，这两个范畴就重叠了。画家为贡品作画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公元6世纪。然而，这个分支流派更多与唐朝密切相关，在各种文献中都有记载，包括归属于唐朝的艺术家画作和唐朝的绘画史。后世画作中向宫廷进贡的外国人形象往往模仿唐代绘画的原作或摹本，唤起与那一时期相关的普遍艺术惯习。这种艺术史上的实践离不开北宋文人画家李公麟（1041-1106），他偶尔会画一些给朝廷进贡的动物。
萧绎（508-555）（传）《职贡图》，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右到左：滑/嚈哒人，波斯，百济，龟兹，倭（日本），狼牙脩，邓至，周古柯，呵跋檀，胡蜜丹，巴伊提，且末。
阎立本 （601-673）（传）《职贡图》，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藏。
李公麟（1041-1106）《五马图》，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北宋元佑初年（1086年），西域各国进贡骏马，马名依序是“凤头骢”、“锦膊骢”、“好头赤”、“照夜白”，“满川花”（传）。
根据由此产生的惯习，外国人物和动物通常被描绘在空地上，或者画在一个小小的环境里，并且不直接展示接纳贡品的一方。朝贡动物画作本身往往不足以说明它们的来源，但这种信息可以通过随行人员的体态和服饰、画上的文字或朝贡策略一起传达。视觉艺术有时还促进了进一步的跨文化实践。例如，永乐皇帝在1417年委托画师将他从帖木儿统治者沙哈鲁（Shahrukh）那里收到的礼物画成一幅画（白马和两名马夫），然后将这幅画回赠给沙哈鲁。这幅画被修改为适合波斯手稿的格式，并被收录进伊朗萨非王朝（1501-1722）的巴赫拉姆·米尔扎（Bahram Mirza，1517-1550）的画册（尽管构图不完全相同）。
巴赫拉姆·米尔扎画册中重制了明成祖朱棣回赠的画
2. 永乐皇帝对祥瑞之物的使用和他对朝贡体系的扩展
永乐皇帝有充分的理由利用中国既有的祥瑞传统，利用朝贡体系框架处理外交和商业关系。虽然明成祖朱棣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儿子，但他并不是指定的皇位继承人，而是从他的侄子、建文帝朱允炆手中篡夺了皇位。祥瑞之兆不仅使永乐皇帝的统治合法化，而且还应验了众多雄心勃勃、耗资巨大的计划。他积极寻求与其他重要帝国建立外交和经济联系，包括马穆鲁克苏丹国和帖木儿帝国。除了鼓励从陆路出使之外，永乐皇帝还赞助了郑和的远征舰队和其他船队，包括1414年从榜葛刺带回长颈鹿的杨敏的船队。
15世纪的亚洲、非洲和欧洲
来自榜葛刺的“麒麟—长颈鹿”是永乐年间的祥瑞之物之一。这些事物在文学、绘画和北方戏剧中得到了颂扬。永乐年间来了两只“麒麟—长颈鹿”，一只来自榜葛刺，另一只来自麻林地。据称，永乐皇帝淡化了这种预兆的象征意义，而是认为他父皇的英明统治吸引万邦来朝。他需要证明他的天命，所以很好理解他这么做的理由。这样做的先例很多。但是，中国有这么多祥瑞之物，为什么偏偏选择长颈鹿来作麒麟？榜葛刺的文化习俗和外交议程在这个认定祥瑞的过程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破译1414年榜葛刺使团外交议程的难点在于，伊利亚斯沙希王朝的穆斯林统治者和地主拉贾·甘尼莎（Raja Ganesha）之间的权力斗争留下了前后矛盾的文献。这段短暂的时期首先应该放在一个更大的历史背景中。1342年，伊利亚斯沙希王朝的建立者成功抵抗了穆罕默德·沙·图格鲁格（Muhammad Shah Tughluq，1325-1351）的军事行动，后者试图恢复对榜葛刺的控制。根据德里苏丹国（1206-1526）的说法，这座城市被一系列穆斯林苏丹国统治过，包括图格鲁克王朝（1320-1412）和萨依德王朝（1414-1451）。13世纪初，第一个德里苏丹国建立之时，伊斯兰教为它的军事和行政人员提供了统一的纽带，这些人员来自阿富汗、波斯东部和中亚。在德里苏丹国，直到14世纪，即使很少有印度人能获得较高的地位，大多数人还是皈依了伊斯兰教。在由伊利亚斯沙希王朝统治的、独立的榜葛刺苏丹国，“印度—突厥”统治阶级与印度教榜葛刺精英之间的紧张关系在14世纪末浮出水面，并在1410年吉亚·丁·穆罕默德（Ghiyath al-Din Muhammad）去世后加剧，当时，上文提到的那位名为拉贾·甘尼莎的印度教贵族成为事实上的统治者。这始于赛义夫·阿尔丁·哈姆扎赫·沙阿的统治时期。他的统治很短暂，只从1410年持续到1411年或1412年。明朝年谱指出，1412年7月30日，他向永乐皇帝报告了他父亲的死亡，永乐皇帝命令这个儿子继承榜葛刺国王的称号。然而，古钱币学证据表明，此时已经有另一个不同的穆斯林统治者出现，这个统治者是拉贾·甘尼莎的傀儡统治者，因此哈莱帕莎·雷（Haraprasad Ray）认为，中国的历史学家在抄写外国名字时出了差错。不过，程思丽（Sally Church）指出，中国的历史学家正确地记录了赛义夫·阿尔丁·哈姆扎赫·沙阿和他父亲的关系。她认为，中国人依靠的是使节提供的信息。1414年，当另一个榜葛刺使团来向永乐皇帝进贡长颈鹿时，中国历史学家将此记录为赛义夫·阿尔丁·哈姆扎赫·沙阿的皇家礼物。程思丽提出，他进贡长颈鹿的目的可能是为了加强自己在国内的地位。另一种可能性是，拉贾·甘尼莎认为没有必要告诉中国人他最新傀儡统治者的名姓。也许他决定使用一个明朝人耳熟能详的名字，这样他们就会相信榜葛刺还是一个稳定的穆斯林苏丹国，尽管他和支持他的精英们都是印度教徒。与向永乐皇帝进贡长颈鹿更相关的是，有证据表明，统治精英们试图将榜葛刺定位为穆斯林世界的一个重要部分。文献表明，进贡长颈鹿一事必须在更大的地缘政治背景下进行探讨。理查德·伊顿（Richard Eaton）断言，从14世纪中期开始，榜葛刺苏丹国“开始用波斯—伊斯兰教术语阐述他们的政治权力。在这一时期，统治者使用波斯化的皇家用具，模仿萨珊王朝传统的精巧宫廷仪式，采用等级森严的官僚机构，并将伊斯兰教作为国教来宣传。”从伊利亚斯沙希王朝初期，到拉贾·甘尼莎垂帘听政的时期，乃至到他儿子掌权的时期，都是如此。费信（航海家，地理学家，郑和船队随行，约1409-1433）记述，他在1412年和1415年左右代表明朝帝国使团访问了榜葛刺朝廷。榜葛刺的各方国内争端中努力推动自己的立场，谋求与国外结盟。“印度—突厥”精英的一些成员不愿意与印度教精英成员妥协，他们鼓励入侵榜葛刺，以重新建立一个更纯粹的穆斯林国家。一位为帖木儿统治者沙哈鲁服务的外交官声称，沙哈鲁正是在榜葛刺苏丹国的要求下才介入这场危机。同时，拉贾·甘尼莎的儿子贾拉尔·阿德·丁·穆罕默德（Jalal al-Din Muhammad Shah）通过埃及布尔吉王朝第九位苏丹巴尔斯拜（Ashraf Barsbay）成功获得了作为穆斯林统治者的合法性、象征性标志。与早期榜葛刺苏丹国一样，贾拉尔·阿德·丁·穆罕默德支持在麦加建造“马德拉沙”（穆斯林高等教育机构）。在这个更大的伊斯兰世界范围内，关于长颈鹿的观念可能影响了将长颈鹿进贡永乐皇帝的决定。
接下来，我将概述长颈鹿的观念背景，这些观念可能属于榜葛刺穆斯林精英们的知识。一些证明表明，部分中国人在明朝之前就接触到了这些知识传统。我将简要地讨论麒麟形象在中国的变化，这将有助于解释麒麟与长颈鹿的关系，并探讨视觉图像或（和）文本中的“麒麟—长颈鹿”形象。15世纪，伊斯兰文化中流传的、关于长颈鹿的观念基于“前伊斯兰时代”的遗产，可以追溯到古埃及，当时的法老从努比亚（Nubian）统治者那里得到了长颈鹿标本。在古罗马，这种异国野兽也被用来展示政治权力、促进联盟。长颈鹿学名Giraffa camelopardalis的后半部分基于希腊语中骆驼和猎豹的组合，因为一些人认为长颈鹿是这两种动物交配的结果。有时人们也拿长颈鹿类比其他动物，比如牛和马。如果人们在脑海中想到的是网纹长颈鹿（Giraffa camelopardalis reticulata），那么与它和猎豹的联系可能就说不通了，但在其他长颈鹿亚种身上，确有类似猎豹的深色斑点。古罗马时代的一些写作者认为这种大型哺乳动物很温顺，在他们看来，它没有表现出凶猛的迹象，很容易被驯服。他们可能没有见过雄性长颈鹿在自然栖息地的打斗。
网纹长颈鹿（肯尼亚）
马赛长颈鹿（肯尼亚）
人们普遍认为：“希腊化思想和经过过滤的古希腊、古罗马知识宝库，主导了大多数中世纪伊斯兰哲学家、科学家挪用和改造的知识遗产。”长颈鹿的波斯语名称是ushtur-gav-palang（骆驼—公牛—猎豹），衍生自希腊语名称，并且在中间加上了“公牛”。 在用阿拉伯语撰写的中世纪文本中，学者们继续辩论奇怪的长颈鹿是一个独立的物种还是杂交的结果，并使用不同的类比来描述它：
长颈鹿有骆驼的身体、鹿的头、牛的蹄子、鸟的尾巴，前腿有膝盖，皮肤带刺。在波斯语中，它的名字是ushtur-gav-palang，意思是“骆驼—公牛—猎豹”。它的阿拉伯名称是zarafa，意思是“组合”，这种动物被如此命名是因为在它身上发现了一些其他动物的相似之处。
与古罗马传统的另一个关联是阿拉伯文本中对长颈鹿温顺性的强调。富有感情和善于交流是长颈鹿的特点，而且据说它非常温顺。马苏第（阿拉伯历史学家、地理学家，Al-Masʻudi，卒于956年）确实注意到野生长颈鹿和驯化长颈鹿的区别，但卡兹维尼（阿拉伯天文学家、地理学家，al-Qazwini，约1203-1283）决定将长颈鹿归入驯化动物。当然，只有生活在非洲大陆野生栖息地的人们才会看到自然界中的长颈鹿。在中世纪的伊斯兰世界，驯化和珍奇性使长颈鹿变成装饰品，其典型形象是由马夫牵着或在花园里溜达。下图来自伊本·布赫蒂舒（Ibn Bukhtishu）手稿《动物的好处》（Manafiʻ-i hayavan）的13世纪副本，作者不详。该画作副本是根据伊尔汗国（1256-1353）统治者合赞（1295-1304）的命令对阿拉伯原作进行的波斯语翻译。当时伊儿汗国的首都在伊朗桃里寺（Tabriz，今阿塞拜疆大不里士），合赞是元朝册封的靖远王。
在这里，长颈鹿的颈部高度因其延伸至文字和插图边框之外而得到强调，这巧妙地表明这种被宠爱的动物被饲养在有围墙的花园或动物园中。应该注意的是，手稿后来被裁减过，导致长颈鹿的头顶有一些损失。长颈鹿戴着脚链和铃铛，正从一棵结满果实的树的顶端枝条上吃东西。长颈鹿皮毛的图案是用黑线勾勒出的六边形，比自然界中的六边形更加等边，在形状和大小上都有调整。通过与阿拉伯人的贸易，一些中国人熟悉这个传统的方方面面。宋朝文人赵汝适《诸蕃志》谈到了弼琶啰国（今柏培拉，索马里亚丁湾港口，Berbera）的长颈鹿：
兽名“徂蜡”，状如骆駞，而大如牛，色黄，前脚高五尺，后低三尺，头高向上，皮厚一寸。
赵汝适可能间接从福建的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到非洲的情况。那时，他任福建路市舶司提举。“徂蜡”也许是阿拉伯名称zarafa的转写，或者是波斯语中的zurnapa或surnapa。
在讨论长颈鹿如何变成“麒麟”之前，我将简要地指出长颈鹿在外交关系中的长期地位，借此说明榜葛刺统治精英在1414年向永乐皇帝进贡长颈鹿时赋予这种动物的重要性。
10世纪时，马苏第指出，努比亚人把长颈鹿作为贡品进献给波斯国王，后来又进献给阿拉伯国王和阿拔斯王朝（794-1258）的哈里发及其眷属，后者管理着埃及。在埃及，长颈鹿和其他非洲动物是努比亚人和战的条件，除了动物，奴隶和货物也是贡品。这种把进贡作为休战条件的做法始于公元7世纪中叶。埃及的其他穆斯林统治者试图延续这种休战，接受努比亚人各种奇珍异兽的进献。突伦王朝（阿拔斯王朝时期在埃及、叙利亚的地方割据王朝，Tulunids，868-905）和法蒂玛王朝（北非伊斯兰王朝，古称“绿衣大食”，909-1171）建造了容纳这些动物的建筑群，并在游行中展示这些动物。马穆鲁克苏丹国的统治者利用长颈鹿来推进外交议程，使欧洲部分地区了解到这种非洲野兽。
1404年，马穆鲁克苏丹国向帖木儿统治者赠送了一只长颈鹿，后者统治着“河中地区”（Transoxania，包括锡尔河流域、阿姆河流域、泽拉夫尚河流域，包括今乌兹别克斯坦全境和哈萨克斯坦西南部）和波斯。克拉维约（Ruy González de Clavijo，卒于1412年，西班牙卡斯蒂利亚王国的宫廷大臣、使节、旅行家及作家）记录了这一事件，他陪同马穆鲁克的使团从伊朗西北部城市霍伊（Khoy）来到河中府（Samarkand，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伊朗历史学家歇里甫丁·阿里·雅兹迪（Sharafuddin ʻAli Yazdi）在《帖木儿武功记》（Zafarnama）一书中也记载过这件事，这本书歌颂了帖木儿的征战记录。克拉维约用马、鹿和水牛的部分来描述这种陌生的动物。他认为：“对于一个从未见过长颈鹿的人来说，这种动物确实很珍奇。”《帖木儿武功记》的手稿保存了下来，其中一份手稿是1436年的副本，由设拉子（Shiraz）的一位匿名宫廷画师在统治者的赞助下绘成。这份手稿已经不完整了（下图），但是埃莉诺·西姆斯（Eleanor Sims）观察到，现在分开的两页曾经组成了一个统一的场景，纪念马穆鲁克使团进贡长颈鹿的场景。根据《帖木儿武功记》的记载，这长颈鹿是帖木儿孙子们婚礼的彩礼。不过，这位画师重点描绘了马穆鲁克使团向单一接受者赠送长颈鹿的场景。两座小山是直白的装饰背景，用来容纳长脖子长颈鹿的小脑袋和统治者的华盖。
《帖木儿武功记》称赞了埃及大使的博学和虔诚，称赞了他带来的丰富礼物，除了一只长颈鹿，还有九只鸵鸟。当时，中国的使节可能亲眼见过长颈鹿。不过，《帖木儿武功记》的作者雅兹迪曾经指出，攻击中国的异教徒是帖木儿征服世界的下一个议程，并且有旁证表明中国使节可能没有出席这场婚礼。为了强调帖木儿的影响范围，雅兹迪可能只是狡猾地把中国也囊括在叙事范围内。根据《帖木儿武功记》，长颈鹿的消息可能在它被献给永乐皇帝之前就已经被中国人知道了。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它确实是一种很有吸引力的动物。榜葛刺使节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中国使节，这和进贡本身一样都是效忠的标志，而当长颈鹿被解释为祥瑞之物时，它的意义就更加重大了。
虽然除了麒麟还有别的祥瑞之物可供选择，但把长颈鹿赋予麒麟身份是至关重要的事。这是国内仁政和国外和平的吉兆。不过，如果麒麟是一种“独角兽”，那还挺难把它和来自榜葛刺的长颈鹿联系起来，因为长颈鹿有双角。在汉代，麒麟通常形似鹿或马，有时长有翅膀和单角。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镇守皇陵的石麒麟是长有猫腿、翅膀和胡须的野兽，通常也只有一个角。但到了元代，釉下青瓷器上出现了一种新形象（下图），它的身体比例、腿和头部通常类似于鹿甚至山羊，有鬃毛和尾巴，有时还有胡须，是一种双角的四足动物，身体覆盖着龙鳞，身上突出的火焰图形进一步增强了与龙的联系。虽然这个形象还很不像长颈鹿，但已经比以前的麒麟更接近了。这个麒麟的形象流传广泛，并且出现在大量出口伊斯兰世界的中国瓷器之上。
然而，我们很难重建这种动物形态在外国语境中的含义。就麒麟而言，不同的自然和超自然动物特征在14世纪组合出了这种独特的神兽类型。它和真实动物的距离表明它是一种祥瑞之物。阿拉伯文本使用从骆驼、猎豹、牛、鹿、马等动物的属性组合讨论长颈鹿。麒麟特征与世俗动物特征的类比因文本而异，但鹿和马的特征最常见。此外，牛也容易与长颈鹿等同起来。此外，许多用阿拉伯语写作的作者强调这种哺乳动物的温顺，鹿角也很圆润，这可能被中国人解释为和平之兆。
一旦长颈鹿被识别为麒麟成为既成事实，其身份就没有争论的余地，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有统一的特征和属性描述。关于麒麟的文献在不同语境中被选择性地运用到“麒麟—长颈鹿”身上，程度各不相同，对伊斯兰文化传统的引用也有不同的程度——这些都很具有启发性。
没画什么和画了什么一样有助于揭示真相。文章开头的两幅画——沈度的《瑞应麒麟图》和曾棨的《瑞应图卷》呼应着唐朝朝贡绘画的传统。和帖木儿的例子（上上图）不同，中国的画作中没有出现贡品的接受者形象，只在曾棨《瑞应图卷》的文字中含蓄表达了统治者的存在。中国画家没有修改长颈鹿的外观，以适应它新获得的麒麟身份（可能有例外）。在当时中国绘画传统的背景下，每一位艺术家都非常关注观察到的形式。沈度和曾棨采用了不同的方法，他们强调了作为贡品动物的麒麟特征。他们不在乎麒麟有多少只角，但他们注意到麒麟的温顺天性。沈度说这种动物“形高丈五”，他在类比的选择中强调其灵性：“文采烨煜。玄云紫雾。趾不践物。游必择土。舒舒徐徐。动循矩度。聆其和鸣。音叶钟吕。仁哉兹兽。旷古一遇。昭其神灵。”文字与图像配合，使之和过往的麒麟形象产生关联。沈度和曾棨都承认这种动物来自榜葛刺，但放下了国外的文化内涵。两幅画的文字都没有提到骆驼、豹子或其他外国术语。长颈鹿的异国情调已被纳入确认中国皇帝圣德的标志话语中。在沈度的文字中，永乐皇帝继承了父皇的圣德，威遍天下，类似的歌颂也出现在曾棨的文字中。【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