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德卫：《〈《竹书纪年》解谜〉后记》（2011）
这篇〈后记〉，是我三十馀年所作研究之回顾。细数从研究之初，受学人发现而鼓舞，到后来步步深入，得到意外结果的历程。近两百年来，学者皆视“今本”《竹书纪年》为僞作 。但 1979 年，我则证实“今本”《竹书纪年》并非僞造。赞成我之观点的一派中，后来又衍生出两种意见。一种是我的意见，另一种是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的意见。夏含夷的意见，大抵针对我之观点而发。下文括号内数字代表〈后记〉相应各节。
在我看来，“今本”《竹书纪年》完好保存了公元 280 年左右出土之《竹书纪年》竹简的原貌。该竹简古书，约成书于公元前四世纪。除结尾几处散乱外，均编排有序。以“岁”记之日期，乃后人加入，属微调，不妨害全局。
大体上，我以“今本”《竹书纪年》作底本，重订了夏、商两代的纪年(I–III 节)，并倚赖天文学发现，对简文加以修复，以使其更加准确。经修复的“今本”《竹书纪年》简文，现已数量过半(IV及 VII 节)。夏含夷与我看法相悖。他认为，竹简出土时，已杂乱无章。晋代学者整理、编辑竹简，必然对其加以重组、改写(甚或杜撰)。于是，他断言道，我所作之纪年研究，除周代部份，馀皆毫无依据，不值一提(VI–VII 节)。
此处，有一关键问题。即，夏含夷发现之错简究竟发生于何时?又为何有人将周代成王纪谱位处中段的一支竹简，错置于武王纪谱结尾处，致使武王在周克商后的在位年份增添三年?夏含夷以为此举乃晋代学者所为，目的在于使乱简看起来有序、合理。我认为，错简在魏国时期，即竹简古书遭埋藏以前，必已造成。魏国时人之所以如此举动，乃是要支持魏惠成王之在公元前 335 年宣言称王。据我观察，竹简排列有序，且我研究所得结果，亦可拿来与甲骨铭文作对照(V 及 XIII 节)。
夏含夷发现之错简，必在移动前，即已存在。且要使错简成立，必得把成王纪谱中有关周公亡逝、丧葬年份往前倒退十年。结果，周公亡逝后所办之禘礼，竟然发生在他亡逝以前。这种改动，当然也就不可能发生在晋代，而属魏国专家有意为 之(V、VII 及 XV 节)。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我在 XI 节中解释了夏帝仲康五年九月朔之日食。要对此加以解释，就不得不假设战国时代，对远古纪年作错误调整的人，採用了章蔀置闰法，并据此要找到一个九月朔日时太阳位置在房的年份。他发现公元前 428 年恰是这样一个年份，且该年九月朔日为庚戌日。
于是，他推断从公元前 428 年往前推1520 年(一纪)，即公元前 1948 年，情形也必相同。除此无法解释他提出的“1948”和“庚戌”的说法。可是若他用此推断法，他必得掌握一千五百年前历史的确切记载。因为他得知道确切的夏朝起始年和确切的日食年份，才能加以推断。
这样，我们就可以推断，战国时代编写原本“纪年”的人大抵相同:均掌握确切的历史记载，并对此记载加以“修正”(见 III 节)。我们必须找到他们的动机和误解，才能对现存的《竹书纪年》加以利用，并推断出远古的真实年代和日期。此乃我写作《〈竹书纪年〉解谜》之目的。
——倪德卫《竹书纪年解谜》后记（摘要）
《〈竹书纪年〉解谜》后记
Epilogue to The Riddle of the Bamboo Annals
作者：倪德卫（David S. Nivison，1923-2014，斯坦福大学亚洲语言系）
译者：陈荣钢
我在《〈竹书纪年〉解谜》（The Riddle of the Bamboo Annals）这本书里探讨了以下假设：“今本”《竹书纪年》力图忠实于大约公元280年在河南汲郡出土的《竹书纪年》，该版本自公元前295年起埋藏地下。
我认为，《竹书纪年》的抄录者很可能是西晋的荀勖及其同僚，抄录时除了以“岁”记日期之外，没有改变文字。1979年11月时，我发现，只要认定周朝统治最初两年的服丧期没有计算在《竹书纪年》内，那么我就能够借助《竹书纪年》来解读西周金文（青铜铭文）的日期。显然在《竹书纪年》中，12个王中有8个王的服丧记录被删除了，包括第五个王穆王之前的第二、第三和第四个王，以及穆王之后的7个王中的5个王，后面这些人更难确定。
在《竹书纪年》中，穆王生于公元前962年，殁于公元前908年，统治期为公元前956年至前918年。公元前956年这个时间有金文为证。公元前1056年后，周（文王）迁都丰都，标志着周朝霸业建立。穆王获得统治权正好距迁都100年。穆王的死亡时间由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教授确定。
【原注】芝加哥大学的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教授（上图）在三十年前来斯坦福大学读研究生。他来到斯坦福大学的时候，手上有一个关于《易经》的项目。亚洲语言系（The Department of Asian Languages）接受了这个项目，让他读博士，我也接受了他的请求，成为他的教授，尽管我并不自诩为研究《易经》的学者。我从1971年开始就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B）的吉德炜（David N. Keightley，1932-2017）教授进行非正式合作。我自己对古代汉语语法问题的研究让我不得不研究甲骨文和金文。我曾在工作中向吉德炜寻求帮助。后来我在斯坦福大学主持关于金文的研讨会，夏含夷是研讨会的学生之一。吉德炜本人也来参加研讨会。当时斯坦福大学允许研究生报名参加伯克利大学教授的课程。因此，夏含夷正式成为吉德炜的学生，从事金文和商周断代研究。夏含夷的第一篇重要文章是为吉德炜撰写的论文，发表在吉德炜刚刚创办的《古代中国》（Early China）上。我也在《古代中国》上发表了一些我对商朝金文的研究。因此，狭义上夏含夷正式成为我的学生，但在更深的意义上，我们一直是吉德炜的同侪。我们不可避免地成为友好的对手，经常互相帮助，但也有持久而顽固的分歧。最严重的分歧出现在1989年，我将在后面讨论这个问题。
直到最后，我才确信穆王之后的五个王一定是共王、懿王、夷王、厉王、宣王。我曾一度错误地认为幽王是五个王之一，而排出了夷王。我将在修订版中订正。宣王的年份可能在文本被掩埋前就已经更正了。
【原注】我在专著中说过断代的困难之处。参见《毛公鼎铭文真伪考》（The Authenticity of the Mao Kung Ting Inscription）。毛公鼎和师訇簋的文字风格非常相近，我认为它们出自同一时代。我还认为毛公鼎的装饰和设计是西周晚期的风格。我认为，现存毛公鼎为宣王或幽王时期的复制品，原作为共王时作。【译注】郭沫若等学者也认为毛公鼎为宣王时作。【原注】我之所以不确定宣王的年份，是因为受到范晔在《后汉书·西羌传》中含糊不清的信息的影响。这也说明我和夏含夷在处理宣王断代时可能犯了一个系统性的错误，参见我们的文章《晋侯苏钟铭及其对中国古代纪年的意义》（he Jin Hou Su Bells Inscription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Chronology of Early China）。（图为毛公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我一直受夏含夷的帮助，尽管我们在两个问题上存在分歧。一个问题是，《竹书纪年》忠实于出土文本吗？另一个问题是，原始文本的顺序是否正确？
一
起初，我考证《竹书纪年》中记载的“牧野之战”（“武王伐纣”）的日期（前1050年）。五年后（前1045年），武王即位。1984年，夏含夷发现，成王纪年中的一简被移到了武王纪年中，使武王多了三年。所以实际上他在“牧野之战”胜利之后只统治了两年。
【原注】参见夏含夷《〈竹书纪年〉真伪考》（On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Bamboo Annals）。
最终我确定成王在位时间为30年加2年，即前1037/35至前1006年。周公的七年摄政期为前七年，即前1037至前1031年，所以征服前朝的时间是前1040年。
【原注】我认为何尊铭文记载的是成王五年的事件。【译注】图为何尊（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铭文记载了成王五年四月，开始在成周营建都城洛邑，对武王行祼祭之礼。另据《尚书大传》称“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行书，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
我在斯坦福大学研讨会上已经确定，《竹书纪年》所记载的商朝末代君王帝辛的统治期为前1102至前1051年，但实际上应该前提16年，也就是说他的实际即位年份是公元前1086年。班大为（D. W. Pankenier）证实，公元前1071年的“五星聚于房”实际上发生在公元前1059年5月。
【译注】今本《竹书纪年》有“帝辛三十二年，五星聚于房。”和“孟春六月，五纬聚房。”《春秋元命苞》有：“殷纣之时，五星聚于房。”
西伯昌（周文王）在“五星聚于房”后九年去世，他于前1113至前1062年间在位52年。但其他地方记载他只有50年的统治期。因此，他在周的统治是50年外加2年，即前1101/1099至前1050年，向前推了12年，而周的时间更早。班大为和我借助《逸周书·小开解》将文王三十五年的月食时间确定为前1065年3月。
【译注】维三十有五祀，王念曰：“□所□，正月丙子，拜望食无时，汝开后嗣，谋曰：呜呼，于来，后之人，余闻在昔，曰明明非常维德，曰为明食无时。汝夜何修非躬，何慎非言，何择非德。呜呼，敬之哉。汝恭闻不命，贾粥不雠，谋念之哉。不索祸招，无曰不免不庸不茂不次，人灾不谋，迷弃非人。（《逸周书·卷三·小开解》）
二
夏含夷从荀勖为《穆天子传》所写的〈序〉中得到启示。它有四十简，绑在未染色的丝绸上，说明它是一件宝物，或许保存得很好。确实，在现存的六卷中有四卷保存良好。《竹书纪年》也有可能是这样吗？夏含夷起初认为有可能。他在文章中说明了他解读的文字：
（简文）与公元280年出土时一模一样。……在随后17个世纪的文本传播中，没有一个字被添加或删除。哪怕只有一段文字以这种方式被证明不是“宋代以后的捏造”，我都建议我们保留这种可能性，即“今本”《竹书纪年》的全部内容都有可能是忠实原文留传下来的。
但是他很快就否定了这种可能性。不过我们都注意到，从成王开始，到第15、16、17年的空档（也就是被移位的竹简原本的地方，10 x 40个字符），正好是10简。（年末处必留有一个空白符。）我试着把武王和成王的其余编年史对照到竹简上。我发现，如果我把每片竹简当作两个半片，那么每片竹简就有20个字符空间。但是，当我着手编排康王纪年时，我意识到我只是在猜测，所以我把这个项目搁置了将近二十年之久。
三
班大为认为商朝断代如下。《竹书纪年》记载，商朝持续了496年。如果公元前1059年的周天子会盟标志着商朝在法理上的最后一年，那么商朝元年就一定是公元前1554年。
《竹书纪年》记载，夏朝末代统治者桀（帝癸）在位第10年（前1580年），“五星错行，夜中星陨如雨”（显然是一场流星雨）。据此，班大为将商朝元年订正为公元前1576年。他后来发表了另一发现，即公元前1953年2月发生了一次非常密集的行星会合。
【原注】10月，木星和土星为长庚星；11月，金星和水星为长庚星；12月，金星继续为长庚星；12月中旬，其他四颗行星在黎明前紧密会合。
1988年12月，我了解到（华裔天文学家）彭瓞钧的研究。他认为自己已经确证了《竹书纪年》中记载的，发生在第四代夏王中康第5年第9月的日食，纪年中的时间应为公元前1948年。
班大为认为那次非常密集的行星会合发生在公元前1953年2月，而彭瓞钧认为发生在公元前1876年10月16日。我马上把这两个时间和《竹书纪年》记载的统治时期放在一起看，并假设《竹书纪年》记载的统治时期内有不固定长度的间隙，这些间隙应该都是两年的时间，以完成丧事。
我算出了彭瓞钧认为的日食时间。1990年，我和彭瓞钧在《古代中国》期刊上发表了此项研究结果。但是夏含夷反对我们的结论。当时夏含夷刚成为《古代中国》的编委成员。他从来没有接受过我对晚商之前历史断代。我们几乎为此公开争吵过，只是因为有人（可能是吉德炜）提议将这篇文章作为“论坛”的目标才得以避免。
【原注】1989年初，我曾向班大为和彭瓞钧提议我们一起发表这篇文章。彭瓞钧接受了我的建议。我为《古代中国》起草了一份“研究笔记”，并把它寄给了刚刚成为编辑的夏含夷。夏含夷回复道，他已决定对所有“研究笔记”进行评审。后来他收到了两份评审意见，说不同意发表。我反对他把稿件送出去再审。他拒绝了。我想在别人使用这些信息之前迅速发表出去，所以我指出这有利益冲突的嫌疑。夏含夷以他的观点而闻名，他认为不能利用《竹书纪年》来研究周朝以前的年代学，而这正是我们的“研究笔记”所要做的。他一再拒绝，所以我认为这可能是副主编们的事。后来他确实寻求另一次评审，结果是好的，只是敦促使用“论坛”的形式，邀请适当的学者提交批评意见，并由作者（我和彭瓞钧）作出回应。这就是出现在《古代中国》1990年第15期上的内容。
班大为著《古代中国的占星术与宇宙学：与天地齐》（Astrology and Cosmology in Early China: Conforming Earth to Heaven），2015
我继续用同样的方法分析夏和夏以前的《竹书纪年》内容，并得到了夏的所有统治时期，而夏以前的统治时期要追溯到尧（在《竹书纪年》中是公元前2145年，实际上是公元前2026年）。通过这种方法，我得出公元前1577年2月17日是第十四代夏王孔甲统治的第一天。
这一天是甲子日。因此我推测，君主名字里带有天干的，都来自他继位之日（或服丧后那一天）的天干。这样命名的君主，夏国有几个，而商国有三十个。
这条规则可以用来初步估算商朝统治者的时间。商汤之父示癸的天干是癸，但他不一定符合这条规则。因为示癸在商朝成立之前，因此考据时要避免使用这条规则。
完整的统治时期自前任君主死亡之时算起，这使得完成丧事的计年是三年而不是两年。我不得不寻求一种“最佳解释”，但这个解决方案必须满足严格的限制条件。（详见《〈竹书纪年〉解谜》这本书的第49页）
1990年，我完成了完整的商朝年表。这归功于我对其他令人困惑之事的解释。这是令人困惑的问题包括：为什么第五代商朝君主太戊统治了令人不可思议的75年？为什么太戊的继任者雍己在所有年表中都被放在太戊之前？此外，我还以一些单独的方法确定了第22代商朝君主武丁的死亡年份，应为公元前1189年。
对于夏，我有一个意外发现。班大为给出的夏朝最后一年是公元前1555年，但我的计算结果显示，公元前1555年应该是夏朝倒数第二代君主“发”的最后一年。我初步断定，桀一定是战国早期的发明，因为你不可能这么巧算出这两个一样的年份。但是，这是为什么呢？是什么因素使原来正确的年表产生了如此大的变化？
我认为有三个因素。最大的因素是数字命理学（numerology，用数字做占卜的做法）。尧的错误年份（公元前2145）基于把他的统治期前提一千年的做法。这个年份实为公元前1145年，而这一年正好是商朝第27代国王武乙的继位之年。在那一年，商王在宫廷里接待了周部落首领亶父（周太王），授予他边疆诸侯的地位，而后来周朝王族的始祖后稷（周始祖）还在担任尧的农官。基于上述原因，尧的第一年被向前推到了公元前2145年。这就出现了空白，需要被后人的发明来填补。因此，数字命理学和占星术是改变周朝征服时代的因素。
其次，第二个因素是消除了统治的重叠，例如，由篡夺造成的重叠。这将使日期推后。最后，在商和西周的统治开始时，《竹书纪年》删除了服丧的内容，这使得中期统治（商君太戊和周穆王）被拉长，并改变了其他年份。（显然，夏含夷不接受这种分析。）
四
我又花了十年时间来研究为什么夏朝没有帝癸（桀）的信息。如果帝癸是虚构的，而班大为考证的“五星错行，夜中星陨如雨”的时间（公元前1576年）是真实的，那么公元前1576年一定是夏朝第十四代君主孔甲在位的第二年。所以当帝癸的年表被发明的时候，孔甲的年表一定被重写了。
我又核实了一番，发现孔甲第一、三、五、七年占用了40个字符空间。在这之后，有135个字符用于神话叙事。136个字符是4x34或8x17的排布，所以我猜想，这可能是《竹书纪年》前半部分（主要是神话）的安排。我数了数，发现我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对的——它们显然是通过在40个空格中留出前3个和后3个空格来与正文区分开。
【原注】很明显，西晋的抄录者们把黄帝、尧、舜的年表拆散重组了。
五
我在研究中发现，黄帝五十年七月的祭祀活动，在时间上正好吻合公元前453年战胜知伯瑶（旬瑶，或知瑶）之前的一百章（每章十九年），这一战使魏国成为了一个独立的诸侯国。这表明，夏含夷以为调换了顺序的竹简其实在《竹书纪年》入土前就在现在那个位置了，而不是如他所言，是被晋朝学者移到那个位置的。
【译注】汉初所传的六种古代历法以十九年为一章﹐四章为一蔀﹐二十蔀为一纪﹐三纪为一元。冬至与月朔同日为章首﹐冬至在年初为蔀首。《后汉书·律历志下》：“岁首至也，月首朔也。至朔同日谓之章，同在日首谓之蔀，蔀终六旬谓之纪，岁朔又复谓之元。”
【译注】知伯瑶是春秋末年“晋国四卿”之一，知宣子（荀申）之子，曾联合韩、魏两家击败赵氏赵襄子，后因韩、魏倒戈，兵败，家族灭门，首级被赵襄子用作酒器。《资治通鉴·威烈王二十三年》：“三家分智氏之田。赵襄子漆智伯之头，以为饮器。”
黄帝五十年应该是公元前2353年。要推断出这一时间点，需要用到出土《竹书纪年》中的所有年表数据，再加上《路史》（宋朝罗泌撰）中引用的为黄帝服丧的七年时间。《竹书纪年》中，“武王伐纣”的时间是公元前1050年，这需要加上夏含夷以为调换了顺序的竹简中的三年。如果缺少这三年，皇帝五十年将是公元前2350年，那么就和公元前453年往前一百章的时间对不上了。
我们需要从公元前453年算起，而且不仅以年为单位计算，还要以天为单位精确计算。祭祀的日期是庚申（干支纪年一个循环中的第57年），七月（月首，仲夏）。公元前453年（1900年后）的第一个七月（根据章蔀历法，闰年）是乙亥（干支纪年一个循环中的第12年）。我认为我已经破解了这部分文本，毋需质疑。
因此，黄帝的年表被发明的时候，夏含夷以为调换了顺序的竹简一定已经在现在的位置了（不是晋朝学者篡改）。我还认为，黄帝的日期一定是在战国时期的魏国固定下来的，当时大家都认为公元前453年是他们历史上最重要的日期。
夏含夷的发现中还有一个问题。周公十三年参加“禘”的仪式，但该仪式只适用于已故的国王。（《礼记·王制》：“天子诸侯宗庙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尝，冬曰烝。”）周公有王室地位，但此时他还活着，八年后才死。很明显，《竹书纪年》这里的文本被篡改了，详细如下图所示：
这种篡改一定发生在战国时期的魏国。魏国的宣传要求将公元前1050年作为“武王伐纣”的日期。《国语》说这年是木星的“鹑火”之年。因为公元前1035年是唐叔虞（周武王第三子、周成王同母胞弟）被封于唐的日期，他的继承人成为了晋国国主。
《国语》记载，晋国立国之时，木星在“大火”（木星位于心宿二的分野）。这一年一定是公元前1035年，因为它比魏惠王（前400-前319）称王的公元前335年还要早七百年。如果把“武王伐纣”的时间定格在公元前1050年，那么武王就必须比他的实际寿命多活三年。只要（魏国人）把《竹书纪年》的竹简调换一下位置，武王就会多出这三年的寿命。
【译注】“鹑火”是周代木星的十二分野之一，相当于黄道十二宫的狮子宫。木星古称岁星，古代认为岁星是十二年为一周天，因而把天分为“十二次”，用以表示岁星每年所在的位置；唐代之前是沿著赤道把周天分为十二等分。名称分别为星纪、玄枵、娵訾、降娄、大梁、实沉、鹑首、鹑火、鹑尾、寿星、大火、析木，这些名称都和星象有关。《国语》记载：“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
六
夏含夷认为，《竹书纪年》的文序是乱的，所以记载武王年表的竹简也是乱的。成王和武王的年表都是如此。他对这一点非常肯定，以至于他不愿意费心去反驳我的论点，甚至不愿意看我的证据：他似乎觉得，为什么要在我认为不可能的事情上浪费时间？
七
这就是我和夏含夷在1989年发生冲突的原因，也是我们现在重新进行讨论的原因。我在这里指的是夏含夷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011年1月号上发表的评论。这导致了我们之间一些激烈的争论，从中我对他的思想有了更深的理解。
通过“穆王西游”（“昭穆嬉游”）的记载，我对《竹书纪年》的竹简进行了重建，从夏以前的统治者到夏、商、西周的统治者共60片竹简，余下关于西周的记载共40片竹简。另有20片竹简记载了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679年，也就是从第一轮晋国内部战争到“曲沃代晋”的历史。（公元前679年，周天子封曲沃君为晋武公，结束长达七十年的晋国内战，曲沃在今天的山西临汾。）我认为，除了上面这些竹简，剩下的竹简都是混乱的。
夏含夷挑战了我的解释，问为什么战国的魏国人“大费周章”地在成王的年表中移动文本，而不是简单地在武王的年表中改变一个日期？
夏含夷继续说：“这片竹简很特别，我没办法给他一个满意的回答。”他不用承认竹简被魏国学者做了手脚，只要他能解释一下成王年表中的周公为何在死前参加“禘”的仪式，我就满意了。他不能说这些文本被打乱了，因为在我们掌握的文本中，那个“禘”的仪式出现在成王年表最后一片竹简的末尾，而他承认该竹简是有序的。我坚持认为，他必须面对这个问题。
我倾向认为，“讫于秦汉”是对原来“以讫于今”的改写，因为晋国的编纂者认为后者有歧义。他们不应该这样做。我的还原并不武断。我明确指出，这句话来自《诗经·大雅·生民》的最后一句话：“庶无罪悔，以迄于今。”
夏含夷没有试图反驳我的解释，他实际上把他的解释理论（认为《竹书纪年》是乱序的）当作不可质疑的事实。从这个“事实”中，他推断，我在试图通过分析《竹书纪年》来弄清夏、商的年表的时候，“超出了（我的）文献来源”。夏含夷没有意识到，“超出范围”的证据服务于我的假设性理论，而我会用确凿的证据来验证这些假设。相反，我对他的研究持一种类似的反对意见。我发现，他本该放弃他的假设性证据，但他经常意识不到这一点。
八
比方说，夏含夷“发现”了半片本该属于周宣王的竹简，但被移动到了商朝帝乙那里，成为帝乙三年的文本：“三年，王命南仲西拒昆夷，城朔方。夏六月，周地震。”他认为，这19个字是竹简的下半部分（20个字）的开头，是周宣王十二年的《竹书纪年》文本，而周宣王十三年中的一个汉字在竹简断为两截时被折损了。我们都同意，帝乙的文本存在争议。
南仲是公元前815年周宣王手下的武将统帅，《诗经·小雅·出车》对此有所记载，此外有铭文佐证。《诗经·小雅·出车》记载：“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车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在《竹书纪年》中，帝乙三年应该是公元前1109年，因此（减去16年）实际上是公元前1093年。此外，我们一致认为，原文不是“帝乙三年”，而是“帝乙十三年”。
【原注】我的理论是，帝乙三年的文本反映出《竹书纪年》定稿之前存在一个有关战国的错误。夏含夷发现，《毛诗》将南仲列为周文王的同代人，并认为这可能促使晋国的《竹书纪年》编纂者将这半片竹简归为帝乙的统治期。但夏含夷也认为，《毛诗》把许多属于宣王时期的诗放到了文王时期。一定有汉代以前的文献来源佐证这样的大规模错误。根据《尚书大传》的记载，也许“南仲”的错误是由于文王时期还有一个叫“南宫括”的人。这就很容易解释战国早期人们篡改《竹书纪年》的错误。这样以来，人们就把“玁狁”改成了“昆夷”，因为从《竹书纪年》的其他部分来看，昆夷才是商末中原的主要敌人。
【译注】昆夷大致分布在今天陕西西北部，周朝“西戎八国”之一，臣服于秦，源于商朝的鬼方。《竹书纪年》记载，帝乙曾要求周人派兵攻打昆夷，由南仲领兵，在朔方筑城。倪德卫和夏含夷争论的就是这件事。倪德卫认为人们就把“玁狁”改成了“昆夷”，但吕思勉认为他们都是“犬戎”的不同译名，王国维也认为它们都是匈奴的祖先。
但是，要验证这种竹简被移动过的假设非常困难。首先，这片竹简必须是41个字符的空间，因为在帝乙十三年之前必须有一个空格字符。第二，人们认为，“周”指的是“武王伐纣”前的周国。第三，《诗经·小雅·出车》中的南仲与玁狁作战，而不是与昆夷作战。
第四，“夏六月，周地震”指的是公元前1093年6月发生在周国的一次地震。《吕氏春秋·制乐·季夏》篇记载了这次地震：“周文王立国八年，岁六月，文王寝疾五日而地动。”但是，这个时间不遵循商朝历法，也就是说不遵循《竹书纪年》的历法，而是遵循文王的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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