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列克谢·科耶夫尼科夫：《上太空：苏联宇宙的文化空间》（2011）
封面照片来自摄影师乔纳斯·本迪克斯（Jonas Bendiksen）在后苏联时代拍摄的摄影集《卫星》（Satellite，2006）
上太空：苏联宇宙的文化空间
Into the Cosmos: The Cultural Spaces of the Soviet Cosmos
作者：阿列克谢·科耶夫尼科夫（Alexei Kojevnikov，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历史系）
译者：陈荣钢
引用[MLA]：Kojevnikov, Alexei. “The Cultural Spaces of the Soviet Cosmos.” In the Cosmos: Space Exploration and Soviet Culture, edited by James T. Andrews and Asif A. Siddiqi,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11, pp. 15–27. 收录进詹姆斯·安德鲁斯（James T. Andrews，爱荷华州立大学历史系）主编的文集《上太空：太空探索与苏联文化》（Into the Cosmos: Space Exploration and Soviet Culture，匹兹堡大学出版社，2011）第一部分。
上世纪90年代末，我在加州理工学院（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做博士后。我发现，帕萨迪纳（Pasadena）的一个俄语小社区每年都会在苏联宇航日（Cosmonautics Day，4月12日）举行聚会。这个社区大部分是加州理工的研究生。在苏联，4月12日是尤里·加加林（Yuri Gagarin）于1961年第一次飞上太空的日子。这个日子被人们铭记、纪念，但并不是一个重要的官方节日，也不是工人的休息日。
1965年，苏联发行的「宇航日」纪念邮票
聚集在一起庆祝的学生并不一定认同自己是苏联人，甚至不认同自己是俄罗斯人，因为他们来自不同的后苏联国家。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在附近的喷气推进实验室工作、学习，也因为太空计划在后苏联时代仍然保有一定的吸引力。因此，苏联宇航日成为了他们社区的一个文化标志，也成为了他们共同的背景和身份特征。
十年后，我来到加拿大。当时，一位大学同事通过一份当地剪报向我介绍这个国家。报道的标题和出版日期被剪掉了，但这篇报道介绍了「不列颠科学协会」对不同民族的幽默倾向的研究结果。根据一项据称来自数千名志愿者、为期三个月的全面调研，在大约四万个笑话中，加拿大人最喜欢下面这个笑话：
依我自己的文化品味来说，这个笑话更有现实意义，而不全是玩笑。这件事也证明，苏联在太空中的突破具有持续发酵的神话魅力，这种魅力并没有随着时间、地点和社会的变化而减弱，哪怕它的含义早已改变。
随着历史尘埃落定，人造卫星和加加林越来越多地成为苏联文明的象征。在终极的荣耀和历史的成就中，这种象征类似于其他新旧文明中的代表——金字塔、长城、哥伦布的圣玛丽亚号帆船、进化论和原子弹，这些神话被不断重提，或教条、或偏离地重述着，也经常被戳穿、被否定。这篇文章将概述几十年来苏联在太空探索方面的种种努力，以及它的文化和人类学意义。
「史普尼克号」卫星发射之前
除了痴迷于太空旅行的梦想，苏联火箭专家、宇航先驱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Konstantin Tsiolkovsky，1857-1935）还有另一个同等重要的梦想——他希望拥有一头牛。这位卡卢加（Kaluga）首府郊区的中学数学教师有着和农民类似的生活方式。
齐奥尔科夫斯基和附近村庄的许多俄国农民一样，有一头牛就意味着他的大家庭过上了温饱、小康的生活，孩子们每天就都能吃上饭了。牛也是在紧急情况或灾难发生时的安全投资，在内战的动荡年月和饥荒时代尤其如此。
这是亚历山大·齐热夫斯基（Alexander Chizhevsky，1897-1964）告诉我们的细节，他是齐奥尔科夫斯基的好朋友、年轻的崇拜者，也是后者的传记作者。
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Konstantin Tsiolkovsky，1857-1935）
那时正值20世纪上半叶的社会、政治和军事危机，是最严重的匮乏时代。齐奥尔科夫斯基对太空梦想的执着反映了一种源自当时文化背景的逃避主义。历史学家分析他的哲学时，都会谈到他的宗教信仰、科学主义和进步主义，但对他著作中反复出现的灾变论（catastrophism）主题却没有给予太多关注。
至少从1917年旧体制的革命性崩溃开始，齐奥尔科夫斯基就越来越笃信，人类必须在技术上做好准备，在太阳系崩溃之前离开太阳系。许多像他一样从「一战」、革命和内战的危险中幸存下来的人，都会过度思考他们经历过的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并常常把它们夸大成全球性的、宇宙性的事件。
齐奥尔科夫斯基用宇宙的维度概括他那时的存在主义。对他来说，宇宙永恒，但恒星不永恒。任何恒星系（包括我们的太阳系）都有死亡的一天——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些星系会周期性地死亡和重生。
因此，从长远来看，人类的生存取决于对太空飞行技术的掌握。齐奥尔科夫斯基的年轻朋友齐热夫斯基也在思考一些相关的问题，他为当时的事件寻找某种解释，并将其合理化。20世纪20年代早期，他根据大量的历史数据提出了一个理论。他认为，诸如饥荒、流行病、战争和重大社会动乱等全球性灾难是地球上基于自然原因产生的周期性事件，它们随着太阳活动达到顶峰，平均每十一年发生一次。
这两种观点都不符合苏联官方的意识形态。齐热夫斯基的理论被明确批评为「非马克思主义」的产物。齐奥尔科夫斯基的许多「千禧年」（millenarian）思想在被官方媒体报道时都必须加以审查。在苏联早期的几十年里，他的布道几乎只局限于教育学、科幻小说和科普。
作为一名航空和火箭领域的业余发明家，齐奥尔科夫斯基的一生都在被专业和学术精英拒之门外。但正如历史学家詹姆斯·安德鲁斯（James T. Andrews）在他的新书《红色宇宙》（Red Cosmos）中所描述的那样，齐奥尔科夫斯基对太空旅行的热情激励了许多年龄较小的学生和儿童，激发了他们对科学技术的普遍兴趣，尽管他的许多具体设计和建议尚未付诸实用，也无法真正实现。在安德鲁斯早期的著作中，他指出，苏联在革命的几十年间，在教育、宣传和科普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方法之奇、范围之广，令人印象深刻。
【译注】詹姆斯·安德鲁斯的著作《红色宇宙》专门研究了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参见同名著作（德州农工大学出版社，2009）。
上世纪20年代，太空文化支撑起人们对科幻小说和前往其他星球的真实热情，这着实令人兴奋。类似的态度也同时在其他几个国家发展起来。而在苏联，这种态度与其他乌托邦诱惑产生共鸣，包括政治的乌托邦，以及社会和技术的乌托邦。这些乌托邦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在革命俄国长大的年轻孩子没有像齐奥尔科夫斯基那样的生活经历，他们更多把太空旅行的梦想视作人类在地球上光明未来的普遍乐观愿景，而非用来逃避不可避免的宇宙灾难，去往其他世界的办法。
他们中的一些人怀揣梦想，不断阅读，并且补充和实现了齐奥尔科夫斯基的一些想法。苏联教育机构能够提供一点点基础设施方面的帮助，以帮助这些青年参与业余技术的创造活动。一些当地的工科学生团体从事小规模的火箭建造活动，这是他们的课余爱好，同时在他们的常规课程作业中从事更瞩目、更实用的课题。
三十年后，这些年轻的业余爱好者中的一些人将成为苏联太空计划的主要设计者，包括瓦连京·格鲁什科（Valentin Glushko，1908-1989）、谢尔盖·科罗廖夫（Sergei Korolev，1907-1966）、米哈伊尔·吉洪拉沃夫（Mikhail Tikhonravov，1900-1974）等等。
【译按】图为苏联喷气推进研究小组（GIRD），1931年。坐着的中间这位是科罗廖夫，前排最右是弗里德里希·灿德尔（Friedrich Arturowitsch Zander，1887-1933），他和齐奥尔科夫斯基的观念不同，后者倾向于在太空建立全人工的殖民地，而灿德尔的想法是直接在已有的星球上建立基地。
20世纪30年代初以后，苏联人的乌托邦热情大大消退，光明但遥远的未来前景被更迫近、更可怕的战争阴霾笼罩。随着与纳粹德国的军事冲突变得越来越真实，苏联的所有想法和活动越来越向军事转向。短短二十年间，人们不再讨论去往其他星球的太空旅行，甚至作为文学体裁的科幻小说也消失了。火箭的实用性（军事用途）成为了话题的焦点。
德国军队在20世纪20年代魏玛共和国时期（希特勒上台之前）就对火箭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有很多投入，因为根据「一战」后《凡尔赛条约》（Treaty of Versailles）的规定，火箭这个武器分支并没有被明确禁止。苏联军方后来开始对火箭感兴趣，有可能源于对德国成就的震惊。但是，火箭研究的地位仍有争议。尤其因为火箭经常偏离轨道，因此许多军事专家觉得它只能用作辅助武器。在炮兵专业人员中，炮弹似乎是更可靠、更有用的东西。
苏联当局将现有的业余火箭工匠集中到一个特殊的研究所/设计局，从而第一次给予了他们专业的认可，并将其制度化。然而，军事优先原则让火箭工程师转向军事的技术任务和设计，这些任务和设计与太空飞行所需的任务和设计完全不同。
然而，同样的军事优先计划使火箭工程师转向了与航天所需技术和设计完全不同的任务。随着战争迫近，在时间紧急、资源有限的状况下，人们对「哪些潜在武器是切实可行的武器」产生了意见冲突。
实际采取的路线反映了俄罗斯和德国之间技术文化的重要差异。德国的计划旨在解决制导和远距离飞行问题，他们在此投入了大量资金，由此也生产出了著名的V-2导弹，可以飞行几百公里。这一工程学壮举构成了真正的技术革命，具有巨大的潜力，也包含着对未来的承诺，但就「二战」正在进行的战斗而言，这种武器仍然不太切合实际，因为是对资源的浪费。一组卡车，每个都配备了几十枚小火箭弹，就可以在前线仅几公里的距离上齐射数千枚。尽管这种设计在技术上原始而廉价，而且从工程学的角度来看也没有V-2那么厉害，但在战争期间，它是一种有效得多的实用武器。特别在部队大量集中的情况下，精确性比制导范围更重要，看看斯大林格勒战役和柏林战役就知道了。
1943年，V-2火箭的发射，德国东北的波罗的海沿岸佩内明德镇
然而，在「喀秋莎」（BM-13多管火箭炮）还没有在战场上大显身手的时候，苏联军队在1937年和1938年进行了「大清洗」，军事火箭研究所的许多领导和工作人员被处决和逮捕。
一些核心工程师幸存下来，但是，当科罗廖夫和格鲁什科被捕后，他们在战争年代被调去从事飞机设计工作——显然，比起航天，航空是一种更成熟、更公认的技术（因此政治风险也更小）。战时。苏联的科学和工程几乎无法承担长期、宏大和不确定的项目，因而主要集中在改进针对眼前冲突而非未来战争的核心主流技术。比如，直到战争结束后，原子弹这种大型前瞻性项目才得到苏联官方的充分重视和支持。
1945年，苏联的火箭团队重新集结。这一次，他们在被占领的德国研究敌人的经验和战利品。德国在V-2火箭上的技术突破激发了苏联和英美国家，激励他们启动了各自的计划，首先旨在复制并进一步发展制导导弹技术。
美国在「回形针行动」（Operation Paperclip）中获得了最好的战利品——德国导弹小组的首席工程师们和大部分幸存下来的V-2导弹。苏联军方得到的东西要少得多，他们主要依靠自己的工程师，开始在德国研究剩下的设备碎片和文件。1946年，他们转移到莫斯科附近的加里宁格勒，在一个秘密研究中心继续从事研究工作。尽管最初障碍重重，但在十年之内，苏联团队成功赶超德、美对手，研发出世界上第一枚洲际弹道导弹（ICBM）。
在「回形针行动」（1945-1990）中，被带到美国的104名纳粹德国火箭专家，摄于德州布利斯堡
苏联之所以成功，一定程度上因为「冷战」前半期的战略失衡，这让苏联更迫切地需要火箭技术。美国轰炸机有能力从欧洲和亚洲的空军基地出发，将核武器投到苏联领土深处的城市，但苏联缺少可以抵达美国海岸前沿基地的飞机。为了加速发展替代性运载系统，苏联官员早在1953年就为未来的洲际弹道导弹设定了目标载荷，当时他们不知道氢弹的确切质量，而是以3吨的预估质量为基础进行研发。这种武器能够飞到美洲大陆，从而有能力对美国核轰炸机的威胁和攻击进行报复。
至少在这个时候，一些工程师还没有完全忘记他们年轻时的太空飞行梦想，正是这个梦想在几十年前把他们带进了业余的火箭设计领域。他们明白，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苏联本土的战略防御，而不是为宇航事业服务。不过，R-7弹道导弹也完全有能力将有效载荷送入太空轨道。当这种导弹还处在研发阶段的时候，吉洪拉沃夫的团队就开始为人造卫星和载人航天任务进行研究设计。
1956年，赫鲁晓夫（1894-1971）在视察工作时对R-7弹道导弹的研究十分满意，科罗廖夫请求允许使用未来的一种导弹试验来发射人造卫星。苏联领导人需要科学家保证这件事绝不会耽误主要工作，但他同意满足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愿望，这么说可能听起来有点幼稚。
那时，在大多数政治家和公众的心目中，「太空竞赛」还不存在，但科罗廖夫和他的顶级工程师担心，美国已经是他们的竞争对手了。他们决定放弃研发更先进的设备，继续致力于他们内部文件中所说的「最简单的人造卫星」。除了太空发射本身之外，还要保证无线电通过轨道进入电离层返回地球。
每发射两次R-7，就有一次可能出现一些问题。不过，1957年10月4日，第一颗人造卫星顺利发射（「史普尼克1号」，或译作「斯普特尼克1号」），那时，距离成功试射R-7洲际弹道导弹只过去了六个星期。
「史普尼克1号」
即使是那些重要的工程师们也没有料到此事引发的政治海啸。一夜之间，人造卫星成为世界媒体的主要焦点，也成为了公众的焦点。宇宙的梦想进入了一个不同的文化领域，它不再是科幻小说迷和少数工程师的专利，而是政治机构、大众文化和媒体、无数孩子和他们的老师以及全球大部分普通民众的首要关注事项。火箭和太空旅行与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息息相关，并被赋予了许多新的、不断变化的含义和用途。
「史普尼克号」卫星发射之后
阿西夫·西迪奇（Asif Siddiqi）的研究提醒我们，表面上和平的宇宙探索与军事计划之间的联系仍然是基本矛盾，它们之间谁优先的争论时常产生张力。有人可能会说，正是这种在公开场合不便明言的联系，使「太空竞赛」成为了一个有效的政治比喻，成为「冷战」时期超级大国之间彼此竞争的有力象征。人们可以通过谈论太空，来委婉地谈论军事力量和威胁。
苏联和美国的政治当局立即理解了人造卫星对世界战略平衡和公共关系世界的重大意义。通常情况下，苏联人对西方媒体的煽情不屑一顾，但此时此刻，他们发现这种对太空计划的煽情有利于自己，并开始用自己的宣传工具支持它。苏联发言人在国内和国际宣传这一成就，作为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优势的证明。
第一颗人造卫星成功后，赫鲁晓夫要求科罗廖夫在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和5月1日（国际劳动节）这两个苏联的重要节日前后，进一步取得惊人的太空成就。美国领导人最初试图淡化这一事件，但也担心「冷战」时期技术竞争的动态变化。1945年，苏联被视为落后的国家，但他们在1949年之前已经赶上了原子弹的技术，在1953年之前赶上了热核武器的技术，并在1957年之前在导弹设计方面真正超过了「西方」。
因此，「史普尼克号」卫星引起了公众兴趣和「冷战」心态，将太空旅行的想法从一些人的痴迷变成了「超级大国」的优先政治事项，野心勃勃。太空竞赛正式开始，主要目标是让人类进入太空，但正如艾米·纳尔逊（Amy Nelson）的研究所言，让「动物英雄」进入太空也是主要目标。
苏联太空犬莱卡（Лайка，1954-1957）是史上最早进入太空的动物之一
从军事角度来看，洲际弹道导弹产生了明显的副作用。苏联的航天发射标志着「冷战」的双边战略平衡逐渐转向了更对称的阶段，苏联象征性地实现了「核反威胁」，并在之后几年间实现了真正严重的核威胁。美国领导人无法接受失去不受挑战的核优势地位，这导致了「古巴导弹危机」（1962年）的爆发。
苏联制的R-12导弹，红场阅兵，该型导弹后续部署至古巴（中情局照片）
双方越来越意识到，一场全面的热核战争将让全人类自取灭亡，而且原则上谁也不可能获胜。这成为一个不得不接受的既成事实，也导致了双边的相对稳定状态。苏联领导层早在1956年就接受了这一结论，这使得赫鲁晓夫公开宣布，世界大战已经可以避免，并宣布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这种政策成为当时苏联在世界舞台上的官方战略。
然而，战争心态的另一个层面不可改变。在与纳粹德国的战争中，这一代苏联官员目睹了他们的国家几乎被摧毁，人们命悬一线，勉强存活下来。他们不仅仅满足于反制能力。基于「二战」中获得的经验，他们要求和美国平起平坐，要求和美国拥有差不多数量的核弹头和导弹。因此，军事计划和太空计划分道扬镳，因为在R-7之后，两种计划需要不同的技术系统和资源。他们在文化上定义的「战略安全」概念要求大规模生产新开发的导弹，这些导弹与太空发射中使用的火箭不同。这一任务主导了整个60年代。
70年代，苏联人终于在战略上基本实现了和美国平起平坐，尽管国民经济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种均势反过来缓和了美苏之间的军备竞赛，并为双方首次认真的谈判创造了条件。
「太空竞赛」继续在公众认知和两个超级大国的宣传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两国都庆祝各自的「最终胜利」，都认为自己是「赢家」。1961年4月12日，苏联获得了一项主要成就。当时，R-7的三级改版火箭搭载着「东方一号」（Восток-1）太空舱，带领第一位宇航员尤里·加加林环绕地球一周，并在108分钟的飞行后安全着陆。无论在前苏联，还是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首次载人飞行的成功都被视为太空竞赛的「最终胜利」，高于太空中的一切成就（包括人造卫星）。
「东方一号」太空舱面板（局部）
在美国，这次失败的挫败感使肯尼迪总统宣布了国家的下一项优先任务——把人类送上月球。美国在这项任务上投入了巨大的资源。1969年7月21日，尼尔·阿姆斯特朗（Neil Armstrong）完成了月球漫步。在这次胜利之后，政治热情有所冷却。
阿波罗11号成员合影，1969年。左起：尼尔·阿姆斯特朗、迈克尔·科林斯（Michael Collins）、巴兹·奥尔德林（Buzz Aldrin）
所有月球软着陆的位置
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公众对载人航天飞行的理解可能陷入误区，因为除了不断下降的宣传价值之外，载人飞行的实际目的、经济用途和长期前景仍然相当不确定。然而，人造卫星几乎立即在间谍卫星、气象卫星和通信卫星上证明了它们的实用价值。与此同时，它们已经变得不可替代，不计成本，因为它们改变了人类生活的基本方式，使全球通信和互联网成为现实，也培养了我们对地球共同命运的环境意识。事后看来，第一颗小型人造卫星是人类在太空领域的革命性突破，称得上是伟大探索的真切时刻。
在今天的俄罗斯，人们对苏联太空故事的兴趣重新抬头，也带来了新的文化含义。例如，由两位当代著名导演拍摄的电影——阿列克谢·乌奇捷利（Aleksei Uchitel）的《太空梦》（Космос как предчувствие，2005）和小阿列克谢·日耳曼（Aleksei German Jr.）的《纸兵》（Бумажный солдат，2008）将各自的剧情设定在早期太空发射的历史/神话背景上，作为整个苏联文明的隐喻。
小阿列克谢·日耳曼《纸兵》剧照
在《纸兵》中，主人公是一位帮助培训第一批宇航员的年轻医生，被内心的不安全感折磨着。他在实现太空梦的过程中看到了挽回苏联计划的救命稻草，并在斯大林主义的过度扭曲中回到了原点的理想主义价值观。然而，无意识的怀疑依旧折磨着他，最终导致了他的死亡。从艺术上讲，这两部电影也揭示了在后苏联的反共产主义文化氛围中，理解和表现苏联一代人的信仰和态度变得多么困难。
那代人的青年时期正值「太空时代」和赫鲁晓夫的自由化黎明时期，很受时代影响。这一代人自称是「六零人」（Шестидесятники），也就是60年代这代人——不是指出生在60年代的人，而是指60年代时二十几岁这代人。历史学家唐纳德·罗利（Donald J. Raleigh）也把他们称为「苏联婴儿潮一代」或「俄罗斯的人造卫星一代」。
「苏联婴儿潮一代」比「美国婴儿潮一代」早了近十年时间，但形成了同样强烈的代际心态，将自己与老年人区分开来。他们大多在战前出生，许多人由单亲母亲抚养长大。许多人失去了父亲，他们的父亲战死在了前线。许多人在战争和战后重建期间经受过严重的贫困和饥荒，但他们也见证了十五年来生活水平的巨大提高——从完全贫困到正常，乃至到60年代的相对繁荣。这也印证了这代人对苏联价值观的信仰和对未来的乐观看法。科幻小说和未来主义文学再次成为潮流，甚至赫鲁晓夫自己也被当时的幻想情绪驱使，他愚蠢地承诺苏联公民要在二十年内实现共产主义。
那代人认为，斯大林主义的过度行为违反了赫鲁晓夫的承诺，后者打算恢复社会主义的理想主义价值观。「六零人」在这些价值观的影响下自然而然地成长起来。他们在学校里学习这些价值观，将它们作为一种已经确立的、明确的社会规范，不去做过多选择。与老一代人不同的是，在斯大林时代，「六零人」尚且年轻，当这些价值观与独裁统治的恶劣一面相互抵触时，他们个人被迫作出艰难的道德妥协。因此，他们自认为自己相对没有受到斯大林主义的腐蚀，并且生活在和平时期，可以乐观地、真诚地相信共产主义、道德和非暴力的和谐结合。
伊拉克利·托伊泽（Iraklii Toidze）《以和平之名》（1959）
如果这些描述让读者想到了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1931- ），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因为戈尔巴乔夫就是一个典型的「六零人」，有着「六零人」共有的典型观念。然而，戈尔巴乔夫不太寻常的地方不在于他的价值体系本身，而是他能够在随后的许多年里一直保持这种价值体系，直到上世纪80年代。许多第一批苏联宇航员都来自这个年龄段，他们是20世纪60年代的模范英雄，也屈从于那个时代的文化期望。
宇航员是苏联无神论、女性主义和科学主义价值观的公众推动者。在「去斯大林时期」，真理和讲真话成为最理想、最需要的美德，这些美德尤其受到褒扬。这件事对于那些在青年时代昧着良心说假话的人来说尤其重要。
大众消费主义在苏联衍生出一种温和的变体，出现在上世纪60年代的社会环境中。商品依然稀缺，但商品数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快速上升的趋势。这种趋势贯穿了60年代这代人的大部分青年时光，他们享受其中。凯瑟琳·刘易斯（Cathleen S. Lewis）的研究告诉我们，那些作为消费品的小收藏品标志着重要的社会转变，人们开始收藏具有太空纪念意义的邮票和徽章（значок）。
60年代的苏联街头
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纽带不会持续很久，在这十年的中期就已经瓦解了。经济增长大大放缓，「去斯大林化」和其他改革并没有像许多人希望的那样取得进展，最终停滞不前，导致了广泛的幻灭，乐观主义丧失了。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一些典型的「六零人」失去了他们的纯真，变得犬儒、酗酒。另一些人成为公开或秘密的持不同政见者。还有一些人默默地保持着他们的信念，等待更合适的时机，比如戈尔巴乔夫和他改革团队中的一些人。
但是，当他们进入苏联权力的上层，并试图进行改革的时候，民众对这个政权已经非常失望了。相信政权复兴的人很快就发现自己成了绝对的少数。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审查制度的取消和经济危机的加深，公众的情绪迅速抛弃了改革，走向了对体制的全面否定。
然而，事实证明，苏联的文化遗产比政治制度本身具有更持久的价值。这些价值已经部分丢失，或者被否定了，但其他部分在俄罗斯和其他后苏维埃国家中幸存下来，并继续得到发展，这其中，就包括和太空有关的文化及其神话，即使它们不一定再被贴上「苏联」的标签。
有趣的是，苏联在宇宙探索中留下的文化遗产也能在全球舞台上找到。虽然在苏联国内，人造卫星和其他太空成就的宣传潜力主要支持和重申了已经确立的价值观，但在全球舞台上，它是将这些思想传播到新领域的工具。高度公开的太空探索成就改变了苏联在20世纪60年代的国际形象，从一个「弱势的超级大国」变成了一个技术先进的国家，与美国平起平坐。苏联模式的整体吸引力大大增加，影响了60年代世界的许多文化改革和变化。
当苏联宇航员向苏联民众传递「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有优势」的政治信息时，他们是在向皈依者传教。但是，当他们在世界各地旅行时，他们也给沉浸在去殖民化进程和民权斗争中的人们带来信心，支持他们进行民族平等和种族平等的斗争，争取独立、反殖民、现代化和社会正义的斗争。
罗莎娜·西尔维斯特（Roshanna P. Sylvester）的研究指出，对于苏联的女孩来说，第一位进入太空的女性给了她们很大激励，并肯定了社会主义对教育和职业平等的承诺。对于欧洲和北美的女性来说，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苏联女性主义成为她们的榜样——尤其在公共领域和教育领域，尽管以今天的标准来看还有很多缺陷。总之，苏联的女性主义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模式。
瓦莲京娜·捷列什科娃（Valentina Tereshkova，1937- ），人类历史上第一位女性航天员
「史普尼克号」卫星发射之后，美国的教育和科学政策发生了变化，美国联邦政府大幅增加对科学家的支持，增加工作机会，增加对科学和工程教育的资助。科学领域的种族和性别多样性也逐渐丰富。NASA成为监督、发展研究的中央机构，是苏联式的国家机构。同时，纯科学意识形态的逐渐式微。
总之，对太空探索的讨论往往集中在技术竞争、「冷战」政治和各种争论之上，但这个故事的文化维度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更重要、更持久的影响，对这个维度的研究有助于将研究方向从传统领域转向尚未探索的主题，包括大众文化和物质文化、社会运动和全球文化的变化。
【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