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图片：太阳系。1913年7月，玻尔提出了一种原子模型，类似于一个微缩版的太阳系。在这个模型中，带有正电荷的原子核位于中心，而电子则以同心轨道的方式围绕着原子核运动。
科学中的隐喻
Metaphor in Science
作者：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1922-1996）
译者：陈荣钢
引用：Kuhn, Thomas S. (1993) Metaphor in science. In: Ortony, Andrew (ed.) Metaphor and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533-542.我的论文研究隐喻（metaphor）在科学（science）中的作用，最初的出发点是博伊德（Richard Boyd）在他著作中选择的那些作品，包括马克斯·布莱克（Max Black）关于隐喻的重要著作，以及克里普克（Kripke）和普特南（Putnam）关于指称（reference）的因果理论的近期论文。我之所以选择这些作品，是因为我与博伊德有许多共同的关切和信念，这些作品能够为我提供一个良好的起点。但是，当我离开这套文献提供的起点时，我很快就会转向一个与博伊德不同的方向。我认为这条路径将更快地引导我进入一个类似隐喻核心过程的科学领域，而这正是博伊德在他研究中忽视的地方。为了理解我对博伊德观点的反应，我需要详细勾勒出这个新的研究方向。我的论文将以过于浓缩的方式呈现，以概述我自己的立场，并对博伊德的论文提出评论。这种方式对于那些不熟悉因果理论的读者来说更为重要，因为对博伊德个别观点的深入分析可能对他们来说缺乏意义。因此，我将在论文中采用更通俗易懂的语言，以确保我的观点能够被更广泛的读者理解。博伊德首先接受了布莱克关于隐喻的“互动”（interaction）观点。不管隐喻在何种情境下发挥作用，它都不会预先设定或提供一个列出隐喻所涉及主体相似之处的清单。相反，正如布莱克和博伊德提出，我们要将隐喻视为创造或唤起创造功能所依赖的相似性，这种观点具有启发性。我非常同意这个观点，虽然出于时间限制，我不会在此详细论证。此外，目前更为重要的是，我完全赞同博伊德的论断——隐喻的开放性或不明确性与引入科学术语以及随后的使用过程之间存在重要相似性。无论科学家如何将“质量”、“电”、“热”、“混合物”或“化合物”等术语应用于自然界，他们通常并不是通过获取一系列必要且充分的标准来明确定义相应术语所指的内容。但就“指称”而言，我会比博伊德更进一步。在他的章节中，与隐喻类似的主张通常仅限于科学的理论术语。然而，我认为这些主张通常同样适用于所谓的观察术语（observation terms，译注：指在自然世界观察和感知到的实例），例如“距离”、“时间”、“硫磺”、“鸟”或“鱼”。他和我一样清楚，科学哲学的最新发展已经抹去了传统实证/理论区分的任何价值（也许可以将这种区分保留在先前已存在的术语和为了响应新的科学发现或创新而引入的新术语之间）。然而，如果是这样，因此，与隐喻的相似性适用于这两种情况。博伊德在论文中没有充分阐述“引入”（introduced）这个词的模糊性。当引入一个新术语到科学词汇中时，往往会涉及到隐喻的成分。而当已经熟悉这些术语的一代人将这些术语引入新一代的科学时，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就像必须为科学词汇中的每个新元素建立指称一样，也必须为每个新的科学从业者重新建立公认的指称模式。这两种引入模式涉及的技术大致相同，因此它们适用于过去所谓的“观察”和“理论”术语之间的鸿沟。为了探索隐喻和指称的相似性，博伊德采用了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自然族（natural families）或种（kinds）的概念以及指称的因果理论。我也会采取类似的方法，但是在实践中会有明显不同。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研究路径开始分歧。为了理解这些方法如何实施，首先需要回到指称的因果理论本身。博伊德提到，这一理论起源于专有名称的命名（比如我们说有一位历史学家叫“沃尔特·司各特爵士”），并且在使用这个专有名称时，它仍然具有实际效用。传统的经验主义认为，专有名称通过相关的明确描述来指称，该描述被“选择”出来，以提供某种“名”的定义，例如，“司各特是历史小说《威弗莱》（Waverley）的作者。”然而，问题很快浮现，因为“选择定义”的描述似乎是随意的。为什么小说《威弗莱》的作者应该成为界定“沃尔特·司各特”适用性的标准，而不是这个名称所指的个体的历史事实（无论通过何种方式）？为什么写作《威弗莱》（Waverley）是沃尔特·司各特爵士的必然特征，而写作《艾凡赫》（Ivanhoe）却是偶然特征？尝试通过使用更加详细的明确描述或限制可能适用于明确描述的特征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因果指称理论否认了专有名称具有定义，否认与明确描述有根本关联，从而，这些难题得以解决。这样一来，像“沃尔特·司各特”这样的名字只是一个标签或符号，它附着在一个特定的人身上——而不是其他人，或者根本不附着在任何人身上，这是历史的结果。在某个特定的时间点，一个特定的婴儿被命名为“沃尔特·司各特”，他接受了这个名字，此后他在经历或引发的所有事件中都以这个名字存在（比如，写作《威弗莱》）。要找到像“沃尔特·司各特爵士”或“马克斯·布莱克教授”这样的名字所指的对象，我们会请求认识我们所询问的人指出他。或者，我们会利用一些关于他的偶然事实，比如他是《威弗莱》或《隐喻》（Metaphor）论文的作者，来确认这个名字指代的个人职业生涯。如果因某种原因，我们怀疑自己是否正确地“识出”了该名字所指的人，我们只需追溯他的生平历史，查看是否包括了命名仪式或命名行为。和博伊德一样，我认为这种指称分析是一项重大进展，并且我也同意作者的直觉，即类似的分析应该适用于亲生子女的命名，以及维特根斯坦的游戏、鸟类（或麻雀）、金属（或铜）、热和电。普特南的观点是正确的，即“电荷”的指称是通过指向电流计的指针来确定的，并且“电荷”是指代导致指针偏转的物理量的名称。然而，尽管普特南和克里普克在这个主题上写了很多文章，但他们关于什么是“正确的直觉”尚无清晰的认识。我指着一个人，比如沃尔特·司各特爵士，可以告诉你如何正确使用相应的名字。但是，在指那种“导致偏转的原因”时，不能说电流计的指针，因为这个名称只是特定偏转原因的附加物。它也根本没有提供关于“电荷”这个名称也指代许多其他类型事件的信息。当从专有名称过渡到自然范畴名称时，人们就束手无策了；但在专有名称之下，这使人能够验证同一术语不同应用的正确性。在处理诸如这样的困难时，博伊德采取了我认为不太妥的方法。为了规避这些问题，他引入了“认知获取”（epistemic access）这个概念，在这个过程中明确地放弃了“命名”的使用，并且我认为隐含地也放弃了指称的使用。通过使用认知获取的概念，博伊德就科学语言的使用合理性以及后来的科学语言与早期语言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些有力的观点。关于这方面的一些观点，我将会在后面再讨论。但尽管有这些优点，在从“命名”转向“认知获取”的过程中，我认为失去了某种重要的东西。“命名”是为了在没有定义的情况下，在个别术语之间建立指称的尝试。当“命名”被放弃或被排除在外时，它提供的语言与世界之间的联系也消失了。如果我正确理解博伊德的这一章节（我不太自信能够做到），随着引入“认知获取”的概念，这一问题的性质就会突然改变。此后，博伊德似乎只是假设一个特定理论的拥护者以某种方式知道他们的术语所指。他似乎不再关心他们如何能够做到这一点。与其扩展指称的因果理论，他似乎已经放弃了它。因此，让我尝试一种不同的方法。虽然指称在为专有名称和自然范畴术语建立指称方面是基础，但这两者在复杂性和本质上也有所不同。在专有名称的情况下，单次指示行为足以确定指称。如果你们中的一些人曾见过理查德·博伊德一次，如果你们的记忆良好，你们几年内就能够认出他。但是，如果我向你展示了一个电流计的偏转指针，并告诉你偏转的原因被称为“电荷”，那么，如果你想要记住这个词，你需要的不仅仅是好记性——你在雷雨时或电热毯加热时根本想不起这个词。在涉及自然范畴术语的情况下，需要多次指示行为。对于诸如“电荷”之类的术语，多次指示的作用也很难理解，因为法则和理论参与了指称的建立。然而，在通常通过直接观察应用术语的情况下，我的观点是清楚的。维特根斯坦的例子——游戏同样适用于这种情况。一个曾经观看过国际象棋、桥牌、飞镖、网球和足球比赛，并被告知它们都是游戏的人，无疑不会认为西洋双陆棋和足球同样也是游戏。在更令人困惑的情况下（比如拳击比赛或击剑比赛）还需要相邻的范畴以建立指称。例如，战争和团伙冲突与许多游戏共享显著的特征（它们有对立的一方，有一个潜在的胜者），但术语“游戏”不适用于它们。我曾在其他地方提出，天鹅和鹅有助于让我们学会识别鸭子。电流计的指针也可能被重力或磁铁偏转，就像被电荷偏转一样。在所有这些领域，建立自然范畴术语的指称不仅需要暴露于同一范畴的各种成员，还需要暴露于其他范畴的成员，否则可能会错误地应用该术语的个体。只有通过多次这样的暴露，学生才能获得特征空间和所需的显著性知识，从而将语言与世界联系起来。如果这一观点似乎是合理的（在如此简要的陈述中，我无法希望更详细），那么我一直在追求的隐喻的类比可能也会变得显而易见。当语言学习者接触到作为“游戏”范例的网球和足球时，他被邀请去研究这两个范例（很快也会有其他范例），以寻找它们相似的特征，这些特征使它们相似，从而确定指称。与布莱克的“互动”隐喻一样，范例的并置唤起了隐喻的功能或指称的确定性所依赖的相似性。与隐喻一样，范例之间的互动最终产生的结果与定义、仅适用于游戏的共有特征列表，它与仅适用于人类和狼群的共同特征列表完全不同。自然范畴术语和隐喻都能够按预期发挥作用，而不需要满足传统经验主义者宣称它们具有意义所需的标准。当然，我对自然类术语的讨论还没有完全引入隐喻的范畴。将网球比赛与国际象棋比赛并列，或许可以确立“游戏”所指的部分必要条件，但从任何通常意义上来说，这两者并没有隐喻关系。更重要的是，在确定“游戏”以及其他可能与之并列的隐喻术语的所指之前，隐喻本身无法展开。那些尚未学会正确使用“游戏”和“战争”这两个术语的人，可能会被“战争是游戏”或“职业足球是战争”的隐喻所误导。尽管如此，我们认为隐喻本质上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表达方式，而这种表达方式恰好是建立自然类术语的指称过程。一系列经典的游戏范例的实际并置突显了“游戏”一词在自然界中适用的特征。而将“游戏”和“战争”这两个词进行隐喻性并置，则凸显了其他某些特征，这些特征必须凸显出来，才能使实际的游戏和战争构成不同的自然类。如果博伊德认为自然界有“关节”，而自然范畴术语的目标是找到这些“关节”（joints），那么隐喻则提醒我们，另一种语言可能会找到不同的“关节”，以不同的方式来划分世界。最后两句话涉及到了自然界中“关节”概念本身的问题。我将在关于博伊德理论变革观点的总结发言中简要回顾这两句话。然而，首先需要明确的是科学中的隐喻，因为我认为，隐喻不仅不太明显，而且比隐喻更基础，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一直在强调隐喻式的过程，这个过程在寻找科学术语的所指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然而，正如博伊德非常准确地坚称，真正的隐喻（或更准确地说，类比）也是科学的基本要素，在某些情况下，隐喻是“科学理论的语言机制中不可替代的一部分”，其作用是“构成它们所表达的理论，而不仅仅某种注释”。这些话出自博伊德之口，他的后续范例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我特别赞赏他对将认知心理学与计算机科学、信息论及相关学科联系起来的隐喻的作用的阐述。在这方面，我难以为他的论述提供更有益的补充。然而，在转移到新的话题之前，我想要指出，博伊德关于这些“构成性”（constitutive）隐喻的论述可能比他所察觉到的影响更为广泛。他不仅讨论了“构成性”隐喻，还探讨了他所称的“注释性（exegetical）或教学性（pedagogical）”隐喻，例如将原子描述为“微型太阳系”的隐喻。他认为，这些隐喻在教学或解释理论时很有用，但它们的使用仅限于启发性，因为它们可以被非隐喻的方法所替代。他提到：“我们可以准确地陈述，原子在某些方面类似于太阳系，而不需要使用隐喻，这在尼玻尔（Bohr）提出该理论时就是如此。”我再次同意博伊德的观点，但我想要提醒大家注意有关原子和太阳系等隐喻被替代的方式。玻尔及其同时代的科学家提供了一个模型，其中电子和原子核被描述为带电粒子，在力学和电磁理论定律下相互作用。这个模型重新构建了太阳系的隐喻，但并没有引发类似隐喻的过程。人们认识到电子和原子核并不完全像小球或乒乓球。人们还认识到只有一部分力学定律和电磁理论适用于它们。因此，找出适用于它们的定律，以及它们与球类的相似之处，成为量子理论发展的核心任务。此外，即使在探索潜在相似性的过程中达到了一定程度（尽管从未完全结束），模型仍然是理论的关键所在。没有这些模型的帮助，我们甚至无法编写出描述复杂原子或分子的薛定谔方程，因为方程中的各项术语指的是模型，而非直接指向自然界。尽管我不打算在这里详细讨论这个问题，但我敢于猜测，布莱克在隐喻功能中所提及的互动、相似性创造过程，对于科学中模型的功能同样至关重要。然而，模型不仅仅是教学工具，这一点值得我们注意。博伊德在这一章的大部分内容都集中在理论选择方面，而我将需要花费较多时间来探讨这个问题。然而，这或许并不是一个看似巨大的缺点，因为理论选择的关注对于我们的核心议题（隐喻）并没有太多帮助。不管怎样，在理论变革的问题上，博伊德和我之间有很多观点是一致的。在其他明显存在分歧的领域，我很难明确我们分歧的具体点。我们的分歧似乎与坚持这种现实主义立场承诺的含义有关。然而，我们尚未对这些承诺进行深入解释。博伊德的承诺在隐喻方面得到体现，而在我看来，这些隐喻具有误导性。然而，当要替代这些隐喻时，我却犹豫不决。在这种情况下，我只想大致勾勒出我们的观点在哪些方面是一致的，以及在哪些方面似乎存在分歧。此外，为了简洁起见，我将不再区分隐喻本身和类似隐喻的过程。最后，“隐喻”指所有这些过程，其中，术语或具体例子的并置产生了一个相似性网络，有助于确定语言与世界之间的关联方式。在前文的基础上，我来总结一下我自己的立场，其中我认为博伊德基本上也同意了一些部分。隐喻在建立科学语言与世界之间的联系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这些联系并不是固定不变的。理论的变化常伴随着相关隐喻的变化，以及术语与自然界相似性网络中的相应部分的变化。以哥白尼为例，地球在他之后就像火星一样被视为行星，但在此之前，它们属于不同的自然范畴。达尔顿（Dalton）之前，水和盐被视为化合物家族的一部分，但在他之后被视为物理混合物家族的成员。凡此种种，我也坚信（尽管博伊德可能不太同意），相似性网络中的这些变化有时也会随着新的发现而发生，而通常所说的科学理论则不会有太大变化。最后，我认为科学术语与自然界的连接方式的这些变化（与逻辑经验主义恰好相反）并不仅仅是形式上的或语言上的变化。实际上，它们在观察或实验所产生的压力下发生，这些变化带来了处理某些自然现象的更有效方法。因此，这些变化具有实质性和认知性质。博伊德和我在这些方面达成的一致可能不会令人感到惊讶。然而，另一个方面可能会让人感到惊讶，尽管事实上不应该如此。博伊德强调了指称的因果理论或“认知获取”的概念，使得对不断演变的科学理论进行相互比较成为可能。相反的观点（科学理论是不可比较的）一直被认为是我的观点，也会被认为是博伊德的观点。我从未怀疑过这些比较的可能性，也从未怀疑过它们在理论选择时的重要性。但是，我试图提出两个相当不同的观点。首先，我认为，连续变化的理论之间，以及连续变化的理论与世界之间的比较并不能足以决定理论的选择。在面对实际的理论选择时，即使两个人都完全相信科学的价值观和方法，并且共享他们所认可的数据，但他们在选择哪个理论时仍然可能出现合理的分歧。其次，相继出现的理论是不可通约的（这并不是说不可比较），没有一种中性语言可以将两种理论以及相关数据都翻译成中性语言，以进行比较。我相信，博伊德也同意这一切，也许他错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的共识还可以更进一步。我们都从因果指称理论中看到了一种重要的技术，它可以追溯连续理论之间的连续性，同时揭示它们之间差异的本质。最后，我想简要地探讨博伊德的某个隐喻带来的分歧。博伊德在这章中经常提到一个隐喻：科学术语就是“在自然界的关节处进行切割”。这个隐喻与菲尔德（Field）的“准指称”（quasi-reference）概念在博伊德讨论科学术语随时间的演化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他提出，早期的语言成功地描述了世界的某些部分，或者至少是非常接近这些部分。但同时，这些描述往往会出现他所称的“真正的分类错误”，这些错误后来由对这些“关节”更加复杂的描述来修正。比如，古老的语言可能错误地把一些本质上不同的事物归为一类，或者没能把真正相似的事物归为一类。可是，这种观点其实只是把古典经验主义的观点用另一种方式表达——连续的科学理论会越来越接近真实的自然。博伊德整章的观点都建立在这样一个信念上，自然界存在一组固定的关节，而科学术语随着时间推进，会越来越准确地描述这些关节。至少在我看来，除非有某种独立于理论的方式来区分真正重要的相似性和那些次要的部分，否则很难理解他的意思。理所当然，仅因将理论变化的连续近似视为一种默认观点并不能说它就是错的。但这确实突显了博伊德论文中缺乏的充分论证。其中一种可能的论证方法是对一系列的科学理论进行实证验证。单独比较两个理论尚且不够，因为按照定义，新的理论可以被认为更接近真实。但如果博伊德是对的，那么我们应该可以看到某种“逼近”和“定位”的过程，从而更准确地揭示自然界的真正本质。这样的论证必然复杂且微妙。我对此持开放态度，但我的直觉告诉我，这样的论证可能难以成立。科学被视为解决技术问题的工具，随着时间的流逝，它的精确性和范围无疑在扩大。作为工具，科学确实在进步。但博伊德关心的不仅仅是科学的实用性，而是关于科学的本体论——关于自然界实际存在的事物。在这方面，我没有看到任何历史证据支持逐渐逼近真实的观点。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提到，相对论物理学在很多方面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更为相似，而非牛顿物理学。这只是众多例子中的一个。博伊德关于“自然关节”的隐喻与我要讨论的另一个隐喻有着紧密的联系。他经常提及，理论变化的过程是“语言适应世界”的过程。如我之前所述，他的这种说法有本体论的味道。博伊德谈论的“世界”是一个真实的、虽然尚未完全被知晓但科学正在不断接近的世界。虽然我对这种看法有所保留，但这种表达方式让我从另一个角度来阐述我的疑虑。我的问题是，如果“世界”并不包含特定时期实际使用的语言中的大多数概念，那么这个“世界”又是什么？在哥白尼之前，地球真的被视为一颗行星吗？在当时的语境中，“行星”的定义并不包括地球。我们能否真正说语言是在适应世界，而不是世界在适应我们的语言？或者，是不是这种区分的表述方式本身就是有些误导的？所谓的“世界”或许是经验和语言相互塑造的结果？最后，我想用一个自己的隐喻来结束这次讨论。在我看来，博伊德描述的世界与康德（Kant）的“物自体”（things in themselves）有些相似，都是在原则上难以直接认知的东西。我追求的是一种类似康德的观点，但不涉及“物自体”。随着时间的流逝，当语言与经验不断交织，我们心中的分类也会发生变化。我相信，这种理解方式并不会使得世界失去它的真实性（re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