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受待见的主体性

一个小粉红，武汉人，半个月前还在微博上大骂别人制造恐慌，结果现在自己外公也被感染了，求告无门。此事在网上被群嘲，说是“打脸来得太快”。这样的事发生过不止一次：一个激烈拥护官方立场的人，最终自己受到了国家主义的铁拳打击。

但确切地说，他们的立场与认同本身没有问题，他们当然可以有自己的观念，信自己的神，这在任何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的确，这个国家是我们的，也是他们的——他们也不是面目模糊的一群人，很可能就是我们的父母兄弟。

现在的问题是：他们可以认同党，但党并不只代表他们的利益。这不像西方，不同派别可以各自拥护自己的利益代表，哪怕是极右翼，再受人唾弃，但他们也是有合法权利的公民，可以选出自己的代表，在议会中发声，这些都是摊开在台面上竞争的。最终的结果，是各派妥协、交易的合力，有时这个过程可能非常丑恶、残酷乃至血腥，但它的好处是公开化，个体的诉求可以通过自己这一派得到倾听。

在一个社会中，个体和个体的利益之间总不可避免地存在冲突，总有一部分人为了个体利益最大化而出卖集体利益，这是现代政治中一再出现的情形。这意味着，试图让每个人都优先考虑整体利益是不可能的，如果都能为集体利益深明大义，那么问题来了：个体利益谁来代表？

中国社会的政治所遵循的一贯逻辑却不是这样，因为“个体利益”被认为是“私”，它在道德上不具备合法性，只有“公”才是值得肯定的。这样，不仅不同群体无法公开为自己追求特定利益，甚至哪怕是主动认同“我是自己人”也不受待见，因为在逻辑上，这意味着原本代表所有人利益的“公”被这一特定群体所俘获，变成只代表一部分人，无异于自我矮化。

这两天，“如果你觉得国家不好，就去建设它、加入它、改变它”几乎已变成一个新的文体，演化出各种戏仿。所谓“你站的地方就是中国，你怎么样中国就怎么样”，这原本是崔卫平从哈维尔从无权者政治的角度出发，期望人们自我引导，触发社会改变，但在中国语境中却演变为：不要去抱怨和批评，少添乱子，你唯一真正能做的，就是进入体制内，从自身做起去改变它。

不可否认，这其中有一种自信，也呼应中国传统中对“人”的突出强调，所谓“事在人为”，也因此，它低估了制度的强大：一旦你进入其中，那么，至少存在一种可能——是个人要服从制度，而不是相反，在一个“严禁突出个人”的框架内，最终个体如果被体制改变、塑造，那这就是异化。

不管怎样，这也是一种主体意识，具有能动性，隐含着参政意识——只不过这种主体性突出的不是“自我”，而是“作为国家一分子的自我”，将政治参与转化为“为集体添砖加瓦”的内在驱动力，在这过程中，则伴随着“我”逐渐消解在“我们”之中，所谓“舍小我而成大我”。考虑到这一点，这种主体性本身很可能是不受待见的，因为这埋下了“人可以改变体制”这一逻辑前提，甚至试图驯化它来达到自己的议程目标。

这其实也是工业党的出发点，都根植于中国社会的特殊心理：特定的利益，只有以“公”的名义才能合法地追求并实现它。其中的错位在于：他们有时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所宣称的“公”，本质上也只是“私”，是多元利益中的一元，只不过这一点是它始终要抗拒承认的。

在中国，国家代表着普遍性，它是唯一的“公”，“天道无亲”，这既带来平等，要求最高权力不偏不倚，又成为它全能主义主张的依据。这使它可以站在“公”的立场上指责个体利益诉求，这一观念被很多人内化，从很多人谈论李文亮之死的话语中就能看出：我们谈论李医生没有特定利益（“公”），但你们谈论则有特定利益（“私”），是在利用他，是借机炒作或借题发挥。也就是说，“我”不代表任何特定利益，但你却代表特定利益，是有私心的。但自居无私，也给自己套上了一道紧箍咒，别人就可以要求它不能偏私。

很多学者断言，中国已从“天下”转变为“国家”，但我始终怀疑的是：其实天下的遗产仍保留下来，对“公”和整体利益的代表性的垄断，与多元特定利益的无法公开追求，就是从“天下”时代起遗留下来的一件紧身衣。中国人不与上帝立约，而是与国家，它全知全能，而很多老百姓也确实相信它如此，对它抱有一种伦理期待。不论好坏，这是当代中国的现实政治处境。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这一点乍看让人头疼，因为社会诉求、利益日益多元化，且渐行渐远，与此同时却又不能公开追求而被视为各有私利，但反过来，这也意味着它必须代表代表所有这些不同利益，它们将在这个框架下展开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