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参议院通过TikTok“不卖就禁”的法案之后，国内网上一片骂声。这种义愤当然不难理解（不然难道还欢呼？），但我注意到，这不幸加深了国人原本就不轻的受围困心态：“他们”正想尽办法打压“我们”。对于一个近代以来饱受屈辱的民族来说，这么想也情有可原，我只是想冒着挨骂的风险指出一点：这种心态本身就阻碍了我们与外部世界不卑不亢地交往。如果你自认受围困，就很难抗拒双标的诱惑：“我们”如何对待“他们”都是正当的，但“他们”凭什么那样对“我们”？正是出于这样的心态，太多人都相信，中国的类似行为是抵御外国影响的自卫之举，但欧美日不应采取技术封锁、市场准入的手段，而应当完全向中国开放。吊诡的是，这些为国自豪的人们实际上低估了本国的强大影响力，因为在此它无形中采取的是一种无辜的弱者心态：我没有安全感，你应当容许我出于安全需求采取的防御，但你不可以那样对我，因为我是好人，你的做法伤害了我的感情。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早有一个精辟的断言：“中西的关系是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值得补充的是，直到今天，中国人仍然无法平等地对待外国，往往要么以强者自居，要么不自觉地以弱者自居。在中国人的政治词汇中，“世界”往往特指“中国以外的世界”，所以看似奇怪的是，中国学者撰写的“世界史”常常不包括中国本身，犹如“国际新闻”也专指国外的新闻事件。有意无意间，在国人心目中“中国”其实不是“世界”的一部分。这一点当然也早有人发现了，历史学者罗志田在梳理近代史时就发现：“很多中国人在很长的时间里的确是把‘世界’理解为‘非中国’的，它在很多时候就是‘西方’的代名词，至少也是以西方为核心的‘非中国’区域。”他更进一步指出，“直到今日，中国人认知中‘世界’仍常常体现出这样的歧异倾向：在严格的界定里，中国当然是世界的一部分；然而，很多时候人们所说的‘世界’却未必包括中国。”那个“世界”其实“常常意味着人类社会里中国人想要加入的那个部分。这样，‘进入世界’其实非常接近日本人当年所谓‘脱亚入欧’的意思。”这也不难理解，要不然何来“与世界接轨”一说？而我们所想要接轨的那个“世界”，当然不是亚非拉的穷国，而正是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不仅如此，在这心态背后还隐含着一种特殊的世界观：那个外部世界对我们仅有工具性价值。我们之所以要和它打交道，是因为有利可图，无论是学到技术还是赚到钱。从这一意义上说，“走出去”和“阻止人进来”并不矛盾，那都是为了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很像一个农民进城打工的心态：他知道那里有自己的机会，只是非常担心遭到歧视和打压，但他未必喜欢那里，也没想过要融入，因为他自认不属于这里。实际上，中国人对那个外部世界的兴趣并不大。网上有个帖子《我发现世界是一个巨大的中国县城》，许多人兴高采烈地议论，无论走到哪里都想起老家的熟悉风景，“这国出了，但又没完全出”。有一位坦率地说：“确实，我去旅游最爱说的一句话是，这里好像老家的哪条街哪个村，在我眼里，世界是一个巨大的江华县。”这看着很逗，却无意中暴露出自身的狭隘：他们对异文化难以理解，只有将之化约为自己熟知的事物才能消化，以至于看到什么都将自己内心最熟悉的景观投射上去。既然走到哪里都只看到一个中国县城，那你还能指望他们能真正看见、看懂异文化吗？现在尚且如此，近代第一批走出国门的中国人就更不用说了。1866年，斌椿成为第一个跨出国门的中国官员，然而他人虽然出去了，随身仍然带着原来的牢笼，一如谌旭彬在《大变局》中所言，他是“有选择性地开眼看世界”：斌椿还有一种特殊能力，那就是他可以将在欧洲看到的一切事物都来一番本土化处理。比如见到显微镜，他不关心此物能作何用途，却想到了《庄子》的寓言；见到自行车，他也不问制造原理，却大谈特谈这个东西有“木牛流马之遗意”；在歌剧院听到英国女演员唱歌，他也要说成“疑董双成下蕊珠宫而来伦敦”。所谓“世界是一个巨大的中国县城”，也是将异域景观来一番本土化处理的自我陶醉感。吊诡之处就在这里：中国人一方面以“中国vs世界”的对立框架来看待国内外，另一面甚至不承认他者，因为那是他既不感兴趣，又超出其想象范畴的存在，只有将之熟悉化（“驯化”），才不至于扰人心烦。在看待外部世界时，我们的视野、态度都受到了文化心理的强大左右，而近年来尤为明显的一个变动是：越来越多人开始将那个外部世界看作是一个危险的所在，而非机会之地。既然原本“接轨”也只是出于功利的目的，那么当风向发生变化时，人们最想要的还是想要关起门来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寻求在这个动荡的世界上获得安全感，原本倒也无可厚非，但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在认定“国外危险”时，与其说是客观事实，不如说是一种出于无知和恐惧的心理投射。国内的新闻报道、影视娱乐这两年已经将东南亚渲染为无法无天的犯罪天堂，然而那些罪案其实往往是“中国人坑中国人”。去年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位中国游客在日本问路后，竟然见色起意，当场性侵帮助他的日本女性。这些事件背后，恐怕正是因为不少中国人的道德观只受熟人社会制约，一旦到了国外，他们就自认不再受任何约束。凡此等等，都不难看出，我们对外部世界的看法是有问题的，不妨直说吧：时至今日，中国人实际上仍不清楚如何不卑不亢地与“世界”打交道。太多时候，我们抱怨“世界”不肯对我们表现出足够的友好，乃至敌视我们，有时我们确实遭到了不公正待遇，有时是误会造成，完全可以沟通消除，还有的时候，那只是我们自己的态度遭致的回应。我知道说这些话肯定不讨人喜欢，但我想说的是：是时候真诚地讨论并反思这些问题了，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开放、自信、成熟的心态，才是我们作为一个大国国民“睁眼看世界”时所应有的。我想，这才是真正爱这个国家。相关阅读：外面有多危险？弱国时差综合征防失联，请关注我新号：以及小号（备份用）：

《三体》无疑是近年来中国科幻现象级的作品，其狂热粉丝更将之誉为“神作”，容不得任何批评。我虽然很多年前也曾追看过刘慈欣作品，《三体》问世后也第一时间就找来读了，但老实说，我并不觉得它有多“神”，相反，它的缺点几乎和优点一样明显。和大刘以往的诸多作品一样，《三体》最吸引人的是其硬科幻的想象力（诸如二向箔、智子、水滴），但弱点则是其流露出的价值观（特别是社达、厌女）和文学性——最让人诟病就是人物（尤其是女性人物）刻画的脸谱化。不怕得罪人地说，《三体》如果撇开“科幻”元素，单纯从“小说”层面而论，那这其实就是一部三流小说。当然，这并不妨碍它的流行，至于由此改编的影视作品则更是两回事。电影大导演希区柯克还有句名言：“三流小说出一流电影，一流小说出三流电影。”因为影视语言和文字表达全然不同，且越是一流小说还越难改编，哪部莎剧改编的电影能像原著那么经典？《三体》之所以和经典还有差距，根源恰在于刘慈欣的那两个短板：这固然不失为一个颇具想象力的故事，但缺乏思想深度，就很难像科幻小说鼻祖《弗兰肯斯坦》那样挖掘出更多深入的思考，而人物形象的单薄，则违背了现代小说最根本的使命，那就是呈现人性的深度。简言之，这两点都削弱了作品自身的复杂性和深度。程心这个人物代表着刘慈欣对女性的许多刻板印象虽然构思宏大，但细想想，《三体》的许多设定本身就值得质疑：三体人攻击地球的动机是什么？好像仅仅是看中地球这个家园比他们自家的更好。但试想一下，沙漠固然看起来荒凉，但适应了沙漠生存的物种，搬到热带雨林去就能活得更好吗？更进一步说，这样一个文明反反复复中断、摧毁又重建的星球，又是怎么发展出高等级文明的？毕竟文明进程需要连续、积累才能一点点突破，要是中国文明每次发展到农业时代就推倒重来，那能有今天？这且不论，要是三体人果真发展出了远比地球先进的文明，那仅距离这儿4光年之外，还需要叶文洁发出什么邀请信号吗？按说他们的宇宙探测器早就找上门来了——原先甚至不知道地球的存在，没多少年“智子”竟然了解了地球人的所有秘密，这合乎逻辑吗？再说，真要入侵地球，难道三体人不考虑军事行动的成本、胜算吗？载人恒星级航天飞行所需的能量极高，冯·赫尔纳认为，这种旅行所需的能量就算是用湮灭做能源也满足不了推力需求。在“合理”的时间段（比如一个人的一生）从一个星系飞到另一个星系意味着要近光速飞行，其所需的湮灭物质量几乎相当于月球的质量。可想而知，这对技术、成本的要求极高。一说到“三体人”，仿佛他们就都是单一的他者，但想想看，就算当年十字军东征，联盟内部都争吵不休呢。三体人竟然那么轻信叶文洁的话，立刻投入巨资组成1000艘战舰的远征舰队，孤注一掷，难道不需要先探测一下，哪怕先了解下地球对三体人是否宜居呢！想想看，我们人类对火星殖民都探测了一次又一次。地球人最终用来反制三体人的主要手段之一，是威胁向外太空发射其坐标，这样三体星本身就可能被更强的敌人摧毁。这看起来倒是一个有效威慑，但在超大时空尺度下，仍是这样吗？冯·赫尔纳假定文明的平均寿命为6500年，文明间的平均距离为1000光年。当等待回复的时间仅占（在局域性“灵生代族群”中）整个文明寿命中相对短暂的时段时，文明间信息的成功交换才有可能。也就是说，如果距离太遥远，星际文明的互动是不可能的，就算可能也有时间差——如果真有比三体星更高的敌对文明，但他们过1000年摧毁三体星时，人类已经在600年前被三体人摧毁，那这样的威慑对拯救人类有意义吗？何况，真有那么厉害的高级文明，要探知三体星的存在，还需要地球人给他们发射坐标？你在定向越野、探索目标时，需要一只猴子告诉你方位吗？当然，“艺术许可”（licentia

网飞版《三体》自上映以来，就引发了国内极大关注和争议。争议的主要焦点之一，是这一版对原著的大量改编，例如背景放在了英国，而主角罗辑干脆变成了黑人Saul，而所有这些，最终都会归结为一个问题：相比起早先的腾讯版，网飞版到底好不好？这一点已有太多人讨论过，但显而易见地，讨论完谁也没能说服谁。当然，“趣味”的问题本来就很主观，因为很多人理解的“好”，其实没什么客观审美标准，只不过是“我喜欢的那个就是好”——至少，要让人承认“我喜欢的那个，其实不好”，可以说是反人性的。但在简体中文网上，这个问题还有棘手的另一面：太多人是不可能承认网飞版好的，只因那是国外翻拍的。这些热情的民族主义者通常抱有矛盾的心态：一方面，刘慈欣的科幻小说能输出到海外，那当然是值得骄傲的大好事；但另一面，这个大好事又不可能是好事，因为它不够“原汁原味”了。问题就在这里：关键不在于网飞的改编好不好，而是无论怎样的改编都不可能让他们满意，因为从根本上说，他们所期望的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中国的文艺作品对外输出，但仍全然按照国内观众的口味来制作，甚至制作方不是中国公司就是原罪，那当然就没什么可谈的了。就此而言，这些人是不可说服的，因为他们的审美趣味是由政治立场决定的，且抱着一种顽固的一元价值观：凡是偏离原著的，都是低劣的、错误的、不正宗的，而“正宗”的必然在“我们”这边。实际上，这是正统论的当代变形，在中国有着极为深厚的社会心理基底。我很早就注意到，周围人对日本、韩国、越南这些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国家有着毫不掩饰的优越感，嗤之以鼻地嘲讽他们不过是学了一点中国文化，加上本地元素，拼凑出一个奇奇怪怪的低劣版本，跟我们的当然没得比。既然如此，那么改编版本的好坏根本不是一个可待讨论的问题，因为对这些人来说，答案是早已知道的——不正宗的怎么可能是好的？只有先承认大前提（“海外的改编、变异也有可能是好的”），才能讨论小前提（“网飞版的改编好在哪里”），否则是没有意义的。像这样的争论，在国内当然也不是第一回了。2018年，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推出根据《西游记》改编的《猴王传奇》（Legend

以前常说，计划生育工作是“天下第一难”，其实世界上更普遍的情形是：想要让人多生孩子才是真正的“天下第一难”。这一点，中国也越来越明显。自开放二胎以来，2015年、2017年是单独二孩、全面二孩的出生峰值年，但适龄妇女生育率（total

兄弟俩春节在福州打乒乓昨晚6点，一家四口去东方体育中心打乒乓。

河北邯郸一位初中生在遭遇校园霸凌后，被三个男同学联手杀害后埋在蔬菜大棚里。这一恶性事件发生后，舆论的一大焦点无疑是：三名凶手都是未成年人，却犯下如此可怕的重罪，到底应该如何惩处这些“小恶魔”？看看网上汹汹群议就会发现，很多人都主张严惩，“这么小就能杀人，长大了还了得？”有些人不满于现行未成年人保护法成了凶手的免死金牌：历代法律规定，7岁以下为绝对无刑事责任时期，香港《少年犯条例》仍沿用，但国内刑法第17条则定为14周岁以下。豆瓣上一位“午后的水妖”则主张让未成年的家长负起连带责任：在权力框架中，对权力下游的保护，会转变成对权力上游的赋权。未成年人保护法，在实际操作中变成未成年罪犯保护法，就是这样的实践结果。要解决的方法其实很简单，未成年人犯罪，监护人不但需要替刑，并且因教育无方剥夺监护权。两个监护人，冠谁的姓就惩罚谁。这样一来，不但能解决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还能顺带改善出生性别比，降低冠父姓的比例。这个建议不乏有人为之叫好，认为能管用，但在实践中可能相当危险，带来难以预料的新问题。因为这一思路说到底是“一长制”的翻版：家里出了事，唯家长是问，其结果，势必会让监护人强化对未成年人的管教，将“忤逆”的苗头尽力扼杀在摇篮中。不论出发点如何，这对儿童权益势必是不利的。当然，那种主张严惩的声音之所以高涨，也是出于现实的恐惧，因为近年来一些恶性案件似有低龄化的趋势：2018年，湖南一名12岁的六年级男孩持刀杀死母亲；2019年，大连一名未满14周岁的男孩杀死10岁的女孩；去年夏天，湖北荆州一名未满12周岁的男孩将一名4岁半的女孩推入粪坑致死。对于习惯了“杀人偿命”的中国人来说，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凶手只因不到年龄，就可以逍遥法外：在上述案件中，只因凶手不到14周岁，常常不予立案，甚至事后照常上学。湖南衡阳一位差23天未满14周岁的男孩，将11岁的女孩抛尸湘江，还扬言：“我杀人不用坐牢！”每次出现这样的事，呼声最高的往往就是采取严刑峻法，有的人甚至觉得把凶手判处无期徒刑都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最好干脆肉体消灭，否则一想到这样的人有一天还能出狱，就感觉毛骨悚然。1985年，电影《少年犯》曾引起轰动仅仅将凶手一杀了之，并不能解决问题，我们只有充分了解这类案件背后的社会成因，才能更好地防范、减少这些不幸事件。每次发生这样的惨剧，萦绕在公众心头的一大疑问是，“孩子为何如此残忍？”在一般人的设想中，“孩子”应当是一个“天真纯洁”的群体，远离成人世界的污浊，至少是“未受玷污”的。这一观念的前提是“人性本善”，深信只要保持初心就能一直善良，然而现实可能更为无情。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一书中感叹，天京事变中，“杀人最残酷者则为太平军中之童子军”，“所有革命造反的团体中，其中都以幼童组织，最为激烈、最为忠心、最为厉害，也最为残酷”。确实，从缅甸到非洲的娃娃兵，都以手段残酷著称，其狠毒有甚于成人。实际上，《水浒》里最残忍好杀的李逵，在很多方面也像是个巨婴。既天真又凶残，这看起来似乎很矛盾，到底是为什么？曾获诺贝尔奖的动物行为学家康拉德·洛伦佐在《攻击与人性》中指出一个普遍现象：“在色彩如广告招贴的鱼类中，年幼者几乎更富于色彩，更凶悍，而且比成年者更坚决地向版图的所有者攻击。”他提出了一种解释：为了物种的生存和繁衍，攻击性在物种内部必定需要得到抑制，否则狼群如果互相撕咬，那这个种群就会在进化过程中归于消亡，并且越是凶猛的动物越需要这种抑制机制（所谓“虎毒不食子”），要不然太危险了；然而，人类本身不像虎狼那样天生就有锋利的爪牙，这就需要发展出一套文化机制来抑制自相残杀。如果顺着这个逻辑，那么孩子就不是“天生纯良”的，恰恰相反，他们需要充分社会化才能控制好自己与生俱来的攻击性——孩子残忍，正是因为他们没轻没重，也不像成年人那样清楚自己行为的后果。我有了孩子之后就理解了这一点。小毛从小就很温和，幼儿园学前班时，一个女孩子很喜欢他，当被家长问起为什么时，她说：“因为只有他不乱打人。”然而那些“乱打人”的男孩子，并不是天生顽劣，而是不知道如何掌控自己的行为，恰到好处地表达自我。有个小男生也很喜欢小毛，但他表达喜欢的方式就是紧紧抱住小毛，甚至去打他，动手的时候又没轻重，结果就是小毛看到他就逃。如何控制自己的力量，既不至于伤害他人又不至于压抑自我，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个挑战，也需要长久的教养，经历这样的社会化进程，最终才能成为一个文明人。然而不幸的是，在当下这个时代，许多孩子的成长过程中，这都是缺失的。在“邯郸初中生被害案”中，三名凶手都是留守儿童。湖南衡阳14岁男孩杀死11岁女孩的案子，两人都是留守儿童；那名持刀杀死母亲的12岁湖南男孩，也是留守儿童，他弑母的起因就是母亲打工回来发现他学业很差，暴怒之下打骂了他，而他对母亲既不畏服也无感情，当下暴起伤人，甚至在弑母之后还问：“我什么时候能回学校？”这当然不是说留守儿童都有问题，但毫无疑问，长久不能在父母身边，得到关爱和依恋的滋养，这对孩子的成长是极为不利的。这意味着他们没有被充分告知，什么才是正确的行为，也难以产生对他人的共情，只能靠自己孤独地摸索。虽然有些人依靠自己艰难走过来了（我不少朋友就是），但可想而知，势必有一些孩子迷失了方向，在歧途上越走越远。如果是这样，那我认为这些事件中孩子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残忍，不是天生邪恶，而是他们缺乏教养和引导的结果。父母不在身边，就算回家来往往也只问学业而不管内心，校园生活则更枯燥又严厉，对于一些根本不知如何处理自己情绪和攻击性的男孩来说，欺凌弱小就成了他们宣泄的渠道，直到做下可怕的事。留守儿童，原本是城乡二元分隔体制的产物，否则父母进城打工，完全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就近入读。这是人为制造的亲情隔离，不管它考虑的出发点是教育资源还是管控人口流动，其结果都是让无数农民工家庭承受了创伤，最终结出了苦果。留守儿童不应该再有了。虽然这一社会解决方案未必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但在更多悲剧发生之前，我们至少应当正视悲剧的根源。相关阅读：当孩子遭遇霸凌正视人性才能解决问题

“我就想不明白，都是一群什么人在上网？感觉现实中人都挺正常的啊！”日前“农夫山泉茶Π事件”后，我的评论《反日已经不是在反日》在百家号发布后，底下最高赞的一条留言大感困惑。这篇阅读量有35万，8300多条留言，唯独它得到最多点赞，可见这是许多人的心声。当然，这不仅仅是疑惑，也是一种感叹、一种谴责，因为那言下之意是：为什么现在每次一有什么事，最活跃的都是一些“不正常”的人？那种“不正常”，你隔着屏幕都能闻到，大致来说就是反智、非理性、上纲上线、不能就事论事地好好说话。确实，也有很多朋友向我发出过类似的疑问：“为什么网上喊打喊杀的人那么多？”有的人还记得，就算更早些年，似乎国内的网络都还不是这样，到底这是发生了什么？有的人归咎于媒体生态变化导致的劣质化，“要是没有智能手机和短视频平台，这类傻逼事情会少90%，很多都是为了流量，屎它们都敢吃的。”——这当然是一种嫌恶的道德指控，不过这就得解释，为什么像这样激烈的民粹姿态得到的流量更大，其它声音都去哪里了？有的人则相信，“非蠢即坏”的这些人毕竟还是少数，但他们却是“被组织起来的少数”，在那背后是有推手的，他们有战术、有步骤，也知道如何利用规则，影响舆论，因而才造成一种他们“过度存在”的假象。还有些人因此强调另一重意义上的“劣币驱逐良币”：舆论管控和暴民道德审判的夹击之下，导致温和的声音一再被边缘化，使得激进（且愚蠢）的声音在舆论场上占据了不成比例的声量。在知识分子身上，经常能看到这种幻灭感：他们在不断被挤压、冲击之后，变得要么不想说话，要么越发愤世嫉俗，到最后甚至发现，为了能生存下去，连自己做个好人的底线都难以守住了。这诚然也是事实，我本人就深有感触。这些年来，太多人都劝我发言最好小心点，不少人都跟我说：“我已经不想说话了，懒得跟网上那帮人争辩，看到你居然还有耐心好好说话，实在佩服。”还有的读者跟我感叹，“有时都觉得你太温和了，没想到连你这样都快发不出声音了”。不过，即便这是现实，却未必就是上述现象的原因，因为坦白地说，我不止一次感到，“我们是这片土地上的极少数”，就算不受那些限制和攻击，恐怕在舆论场上也仍只是“执拗的低音”。也就是说，就算放开，理性温和的声音极有可能依然不会占据主流。国内没有可靠的民调数字，但从前些年对美国大选和俄乌战争双方的支持率来看，国内左右两派大致是3:1，至于温和的理客中，可想就更少了。现实点，我们大概率不是“沉默的大多数”，在这儿，很可能喧嚣的那些才是大多数。为什么之前会有一种“我们是大多数”的错觉？那很可能是因为网民人口统计学特征的结构变化。2007年，大专以上学历的网民还占36.2%，但到了2020年就低至19.8%，跌了近一半，而初中和小学学历的则从27.8%暴增至59.6%。明明这些年里大学扩招，为什么低学历者大幅攀升？原因很简单：网络的普及，使得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开始上网了。2007年底，中国网民仅有2.1亿，而去年底已高达10.5亿，十六年里竟增加五倍之多！最早上网的那一批，当然属于社会中上阶层精英，因为那会不能上网的，大多都是因为这么几个原因：买不起设备或无法上网；上网费用太贵了；没学会上网，不知道怎么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网民的构成就发生了巨大变化，随即推动着网络空间的舆论场转变：网络不再是知识精英的公共空间，而成了暴民的狂欢乐园。当然，这么说不免有几分简单粗暴，多年前我在豆瓣上说起，用网民成分结构的变化来解释舆论场上变迁，被许多人痛骂是一种傲慢的精英主义，然而在我看来，这不过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样本的不同，势必造成呈现结果的差异。从这一点上来说，我并不沮丧，也不愤懑，虽然当下的舆论场肯定不完全是真实的，但网民样本基数的扩大，至少比以往的小圈子更具有代表性。让我们直面无情的现实：那些看起来非理性的喧嚣，恐怕才更接近这片土地上大多数人的所思所想。如果是这样，那还是回到那个问题：为什么现实中的人看起来挺正常，网上却那么可怕呢？对此，一个简单的答案是：现实中所表现出来的“正常”，和网上表现出来的“可怕”是两回事，完全可以并存在同一个人身上。门格勒医生（中）人称“死亡天使”，但生活中被称为“我遇到的最为正派的同事”在纳粹集中营里，许多人在生活中都是好丈夫、好父亲，可是转身就在从事着仇恨、屠杀的“事业”，这怎么解释？《纳粹医生》一书在分析大量案例之后的结论是：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一种我称之为双重自我的角色转换的心理学原理：自我分为两个运行的整体，所以一个部分自我的行为可被当做整体自我在行事。通过这种替身，一个奥斯维辛医生就不仅可以屠杀和协助屠杀，还可以为了这个邪恶项目悄悄构织一个整体的自我结构（或自我过程），事实上其行为的所有方面都包含在这个自我结构之中。这听起来可能有点抽象，那举个简单的例子：我早就发现，周围不乏有人在现实中和在网上是两副面孔，有时我愕然发现，在现实中总是面带微笑的那个哥们，在网上的发言极为狂暴，攻击力爆棚，有许多骂人话居然是我听都没听说过的。这看起来相反的两面，都是真实的，往往只是在不同场景之下的无缝切换：一个平日里老实巴交的农民，在超出自身认知的议题上喊打喊杀，这一点都不奇怪，甚至从价值观的底层来说完全是相通的。不过，还有一种可能是：这原本就是一体两面——正因为他们在社会日常中被压抑得太深，不得不循规蹈矩，其人格深处的攻击性遭到深深压抑，在网上才得以肆意释放自己的攻击性。如果是这样，那么他们在现实中的“正常”只是在“扮演”社会角色，而网上才是在暴露真实的自我。对这些人来说，网络是一个减压阀，甚至，粗俗点说，一个排泄容器，他们可以将郁积在内心的狂暴、戾气，统统在这里发泄出来，且无须承担什么责任——匿名的暴民一拥而上，呈口舌之快，自己爽一把，至于对他人造成什么伤害，他们要有这共情能力，还会这么做吗？一个自身虚弱无力的人，别指望他能多有同情心。正因为在现实中无权，他们才愈发显得激进，因为话说得越狠才越爽，反正也无须他们承担后果。《日本权力之谜》一书中指出这样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如果政治人物没有机会参与政府的管理，就会越来越倾向于采取激进的姿态，“在他们的政治活动中，‘表现’的目标往往超越了‘功能’的目标”。这也不难理解，反正没机会，还不如干脆走极端呢。在我们这边，如果说有什么不一样，那或许是这样：政治上较为成熟的那些国家，一般社会主流对打乱既定秩序没多大兴趣，只有少数小众且激进的边缘化团体除外，然而，国内则有大量躁动的人群姿态激烈，只不过这种激烈又是在维护既定秩序，以主流自居，手持大棒去敲打那些比自己更弱势或异端的群体，所谓“安全时最勇敢”。这常常也是“杠精”的特质：别看很多人表现得激烈，他们既不见得真信奉自己所说的（所以可以见风使舵，不断变化），也谈不上理性地计算过后果，他们只是在享受那种发言时获得的权力感。他们未必是坏人，往往只不过是一些可怜人，虽然在网上留下满地垃圾，但应该说，如果没有这个减压阀，也许更糟糕：天知道他们又会干出什么事。键盘侠好歹只是把力比多消耗在键盘上。这也是为什么我还一直坚持发声：当你看清楚现实就是如此，不要畏惧，也别退缩，我仍然相信，越是这样的时候，越需要理性温和的声音。如果你面对这样喧嚣的非理性浪潮，感到恐惧、厌恶和孤单，没有关系，坚持住，我们可以在时代的浓雾中找到彼此。相关阅读：反日已经不是在反日中国社会为何多杠精三十年启蒙失败了吗？在时代的浓雾中找到彼此

《公诉》剧照十多年前有一次，我去内蒙古旅行，在火车上遇到一位当地农民，他好奇地谈到那会儿刚出现的“剩女”现象，小心翼翼地问我，是不是在上海真的这样，当得到肯定答复之后，他挠着头一脸困惑地说：“怪了怪了，俺们这里只有男的找不到老婆，女的不会嫁不出去。”在当时，大龄单身女性的确主要还只是一种大城市现象，然而现在，有一个特殊群体甚至比大城市女性更不好找对象，那就是体制内女性——尤其是县城的体制内女性。大城市里再怎么难，至少“鱼塘”够大，只要有耐心，还是能捞到自己想要的，然而一个县城通常不过数万人，可挑选的范围就窄了很多。与此同时，越是小地方往往越是注重“门当户对”的面子，而这在婚恋观上首先意味着就算女性本人愿意下嫁，父母也很难接受，那可挑选的余地势必就更小了。在任何一个普通的中国县城，体制内公务员，那都差不多是本地最好的工作了，如果不肯下嫁，那最好的选择就是也找一个公务员，然而问题在于：这两年来体制内的性别比例越来越失衡。2021年上半年成都公务员拟录用公示的男女比例为148:249，下沉到县一级，女性只多不少。《重启人生》剧照欧阳静、马海鹏2018-2019年间调研了中部某县，发现该县2008年以来体制内新招聘2993人，女性就占了1895人（63.3%），而其中30岁以上未婚女性就有248人，结论发现，“县域‘剩女’具有明显的‘体制’特点，主要出现在县乡党政机关和事业机关内”，教育系统里更是几乎每所学校都有大量未婚女教师，她们在县域婚姻市场上成了弱势群体，“不仅失去了主动挑选的主体地位，而且处于被动‘剩下’的尴尬境地”。为什么体制内会出现这样“女多男少”的结构性不平衡？杨诗栋等人的研究《女生，从高校学生会骨干到公务员？》发现，在高校学生组织中，“女性优势”普遍存在，女生在沟通能力、统筹能力这两个方面明显强于男生。女性更愿意向主流评价体系靠拢，将“稳定”视为自我发展过程中重要的评判指标，这又使得她们有更强的意愿考公，这是在社会价值观浸染下追求最大收益的选择。如果说以前的女性知识精英还能凭借自己的学历和能力，在大城市开启人生的无限可能，那么近年来的一个现实是：要留在大城市，机会越来越少，要付出的成本却越来越高昂，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开始务实考虑“性价比”更高的选择，那就是回老家的小城市。然而这么一来，她们又会遇到一个新的现实困境：越是小地方，“体面”的工作机会就越少。在这种情况下，考公就成了救命稻草，在许多方面都符合女生及其家长的务实打算：只要进入体制内，至少工作安稳有保障，也不需要像做生意那样承担太多风险，婚后还能兼顾家庭（特别是育儿），哪怕收入不高，但个人生活质量有了下限的保障。相比起来，小地方的私企普遍缺乏劳动保障，风险很大，社会也不鼓励女性创业、闯荡，正因此，家长也普遍认为，女孩子最好谋一个安稳的饭碗，更倾向于进体制内。之所以如此，说到底是因为女性所面临的选择比男性要少得多：虽然理论上说，现在绝大部分职业都向女性开放了，但在现实中，无论是社会角色期待，还是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都使得女性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选择。其结果，哪怕绝大部分同等条件的岗位，女性岗位的报录比是男性岗位的2-3倍起，如此激烈的竞争仍然没有打退女生的考公热情。有些男生可能考公一年没考上就算了，但女生有的却困在考研考编中五年之久，因为她们的生活通道更为狭窄。《黑暗荣耀》剧照然而，更难的还在后头：就算她们考编成功上岸，还有婚恋这一关。父母和女儿再三理性权衡下来，回老家小城市当公务员是性价比最高的理性选择，但随后就会发现，唯一麻烦的就是很难找到合适的对象。在大都市里，婚姻还可能是两个独立自主的个体基于浪漫情感的自愿结合，但婚恋市场越往下沉，就越带有“拉出来配对”的粗暴风格。这样的配对，双方情感往往都根本来不及培养，首先就考虑各自出身的种种“硬指标”了。城里女性找对象难往往是因为条件太高（婚恋网站VIP付费找对象的都是大龄优质女青年，占了8成），这未必是她们自己“太挑”，有时也是“男强女弱”的婚配观念，使得许多男人担心自己“镇不住”。现在的年轻一代女性已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但全社会的婚恋观念变迁却严重滞后。她们但凡多去相亲几次就会心灰意冷地发现：人们仍然普遍相信女性在婚恋市场上的“黄金期”很短暂，22岁大学毕业，在小县城25岁还未出嫁的话，父母就得着急了，一过30岁这道坎就更难了。不像男人30多岁只要事业有成，完全没问题，女性仿佛就急剧“贬值”了，不管你多优秀、有什么样的理想抱负，本质上你发现，在婚恋市场上你的价值还是体现在子宫上。《如果奔跑是我的人生》剧照不久前，情感专栏作家连岳就提到一个案例：37岁女海归，对离异有娃无房的男人有所顾虑，就已经被看作是不切实际了，底下一堆人说“男的是公务员，条件好，但她就要生不出孩子了”。时至今日，对很多男性来说，找老婆从根本上而言仍然只是找个子宫，甚至只要年轻能生，别的都可以不挑；但你可想而知，这样的价值观很难让觉醒了的女性接受，那些离异的女性甚至更挑，因为她们的想法是：我好不容易跳出火坑，为什么还要再跳一次？也就是说，在这种传统男权社会价值观占主导的地方，男性仍然普遍认为，婚姻的目的就是生育，女人的基本功能就是生孩子，有时还必须得是男孩；然而对越来越多的新女性来说，抱有这种想法的男性本身就不是合适的婚恋对象，不仅因为这否定了她们的自身价值，也无法满足她们的情感需求。《南方周末》记者在皖北某县观察县城青年相亲市场时发现，男生自我介绍完，女生离场一大半。这有时是因为话不投机，但更多时候是因为男性身上没什么特别能吸引她们的地方。有位女性朋友曾和我说，她的老同学大龄单身，感叹家里什么都有了，唯一的遗憾就是每天回家来凉锅冷灶的；我这位朋友基于对本地男人的了解，当即就回了一句：“那你要是结婚了，回家来就是凉锅冷灶再加一个大爷。”按照经济学原理，激励相容就可以持续，否则就难以持续。传统社会的模式，婚姻对女性而言往往是一种谋生手段：女性不怎么在家庭之外工作，部分也是因为确实找不到合适的工作，那么男主外女主内的安排，至少在当时也算是激励相容的。到了现代社会，像体制内的女性本身就已有了稳定的独立经济收入来源，很多女性赚钱能力甚至可能比另一半更高，还指望她伏低做小可就真太考验你的手段了。《我们的婚姻》剧照这种“结婚难”的问题，乍看起来是“男女比例失衡”的问题，但说到底关键还是在人的观念上：两边都无法接受“下嫁”，也都不愿意做出自我调适，与此同时，全社会又继续死守着原有的婚恋观念，爱情、婚姻、生育的神圣三位一体不可撼动。对无数焦虑的女生家长们来说，“结婚”仍是人生中的必经阶段，而不仅仅是一个选项，然而对很多新女性来说，如果结婚到头来只是降低自己生活质量，那为什么非结不可？在前些年上映的电影《爱情神话》中，有一点明确无误：在三位女人的生活中，男人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男主角老白或多或少都给她们带来了快乐，但她们没有他，也能过得不错，生活的精彩程度，并不会受到影响。《爱情神话》剧照《单身女性的时代》一书说得好：“现代女性有更多的自由选择，她们面前有无数条可供选择的道路，它们蜿蜒交错，一路上有爱，性，伙伴关系，为人父母，事业和友谊，以各自不同的速度向前延伸。所以说，女性单身不是一种‘约束’，恰恰相反，它是‘解放’。”这当然不是说女性都单身才好，而只是说，包括女性在内的所有人，都应当先立足于独立自主的生活，爱情、婚姻和生育都应当是加分项和选项，而不是沉重的任务和枷锁。我相信，每个人都有权选择自己的活法，单身也只是一个选择，然而在我们社会，女性大龄未婚却被普遍看作是一个“问题”，并且主要根源是她们缺乏结婚意愿。当然，男性打光棍也是老大难，但社会认知是觉得他们不是不想结婚，只是结不了，所以才需要分配老婆。这其中透露出这样一层意思：出现这样的状况，男性不用调整，而应当由女性做出自我调整，“往回走”，那就问题解决了，但问题真的在这里吗？在我看来，县城体制内女性找对象难，反倒是一个积极的社会变化，因为这意味着在这样基层的社会，也开始有新女性不愿意固守传统的婚恋模式，不肯将就，而坚持更高的婚恋质量和生活品质。问题不是她们“要求太高”，而是当地男性的素质整体低于女性，无法自我调适，响应这样的需求。《欢乐家长群》剧照本质上，这是两种旧模式（“不下嫁”和“必须结婚”）的拉锯与对决。真正的出路不应该是硬要求女性迫于现实勉强妥协（那样恐怕结婚了也不幸福），而是为她们提供更多选择，那就需要打破原有的观念，既不是“非结不可”，也不是不能下嫁，尤为重要的是男性必须做出相应的改变。等到哪一天，这种“雌性选择机制”能促使社会有所改变时，或许我们才能说，积极的变化真的发生了。

考虑到近代以来对儒家传统的激烈批判，我肯定不是第一个提出这种说法的。不过，我之所以有此一说，是近来对孔子留下的儒家经典有了新的看法。《论语·阳货》中，孔子留下了一句在后世引发极大争议的话：“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用现在的大白话说，“女子和小人很难相处，近了不知恭敬，远了又怨恨不已。”这句话的意思本来很明白，因而历来的争议点大抵都落在“圣人究竟是在骂谁”上。汉唐诸儒均认为“女子”是全称，即所有女性，但朱熹《论语集注》将“小人”解释为“仆隶下人”，“女子与小人”即“臣妾”，也就是贵族家庭中的被统治者。然而，这话听起来还是有几分刺耳，难道弱者就应该被如此对待吗？因而另一种辩解方式强调，孔子所说的“女子与小人”，其实是“无德女子与无德小人”，这样一来，占据道德优势就合理化了。然而，原文并没有提到“无德”，何况，如果说是“无德”，那为什么非要点出是“女子与小人”？钱穆在《朱子读书法》一文（收入《学龠》）中则另有一番辩解：近代学人，最易犯此病。如读《论语》，只抓得一言半句，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等语，便滥肆批评，却不问孔子《论语》二十篇，其他又说了些什么？在此，他反对断章取义地解读，强调要完整地理解原著（好比说，不能抓住一句话就把孔子说成是男权主义者），然而，反过来理解，他这就相当于承认孔子这些话的确说错了，只不过意思是“不能因为这点小错就否认孔子总的来看还是圣人”。在我看来，孔子那句话并没有许多难解的深意，他只是直白地表达了“君子”的感受罢了（虽然或许他本人也没想到随口这么一说，也被人记录了下来），并且这种感受与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优越地位紧密相关。这么说是因为，我在读心理学著作的时候突然意识到，他所说的“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其实就是回避型人格的典型特征：他们经常在两个极端之间徘徊，你对他/她太好了，他/她就会厌烦；但你如果冷落疏远，他/她又会怨恨你。《依恋的形成》一书梳理了这种人格特质的成因：从童年时起，他们的依恋要求经常被无视或怠慢，无法得到满足，往往还伴随着干涉与侵入，导致他们被迫学会在高度需要依恋的时候抑制自身的需求，因为他们的经历告诉他们，就算说出来往往也只是自取其辱。因此，处理亲密关系对他们是个挑战：与别人亲近，会让我感到有些不自在。我很难完全信任他们，也很难让自己依靠他们。如果有人对我太过亲近，我会紧张。恋人经常想与我更亲密一些，但那样我会觉得不舒服。为什么孔子会觉得“女子与小人”会呈现出这样的特质？合理的解释是：因为这些人在一个家长制结构中，实际上被视为类似儿童，他们既无法得到人格上的平等对待，当然更不要说满足其依恋要求了，倒是经常要面临家长的干预。久而久之，他们对家长很自然地就会有一种矛盾的表现，既想依恋又害怕依恋。如果是这样，那可以说极好地印证了“女性是一种处境”这一格言：女性之所以表现出那样，与其说是某种天性使然，不如说是其在家庭权力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塑造出了相应的人格特质。因为“小人”之所以呈现出同样的人格特质，与其性别无关，而与其处境紧密相关。豆瓣用户“川总”长期混沙井吧，观察到社会底层一群男性的生活情态，他发现：当这些摒弃了社会规训，躺平的男性，对于自身的“男性气质”也变得毫不在乎起来。比如前一阵子我看一个帖，有个在KTV上班的年轻小伙子，发帖抱怨有男同对他动手动脚，但是小费都是一两千的给。我以为回帖的老哥都会对男同这件事情表达憎恶与厌弃，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回帖都以羡慕，鼓励为主——甚至还有睡长椅的挂壁老哥，被男同捡回家的帖子，回帖也大都看得很开。只要能搞到钱，自身被性客体化是微不足道的一件事——但是这种帖子放到NGA或者虎扑这种中层阶级为主的社区，反馈会完全不一样。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女性是一种处境。城市里，底层的、被残酷的内卷所挤出的男性，其实就是女性。这一观察很敏锐。确实，虽然在一个男权社会中，性别歧视无处不在，但至少在传统中国社会，对女性权利和行动自由更具有决定性的，其实是其社会地位。瞿同祖在其名著《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明确指出：尽管男女有别，但对古代中国人来说，限制个人权利的，是其在社会角色和权力地位。在《中国封建社会》一书中，他进一步强调：“女子是否庶出，毫无关系，而她在夫家或贵为妻，或贱为妾，那时才能决定她的命运。”这个道理，其实看过《红楼梦》的都懂：贾瑞虽然也是贾府男丁，但怎么能跟凤姐比？被她折辱至死都不敢怎样。贾宝玉作为男性继承人固然受到的瞩目比其姐妹们高得多，但想想看，只要贾母说句话，贾府上下哪个男人敢违逆老祖宗？到了当代社会也一样。电视剧《大江大河》第三部中，挑担走街串巷的商贩起家的杨巡和官商背景的梁小姐合作建大商场，杨出资略少，但具体事务都是他在操持，结果被梁父逮住，实锤了几万块劳保用品的假账，被扣上辜负信任的罪名，最后梁家摘了他的桃子，梁小姐的表哥掌握了在建商场的控股权，通过注资稀释他的股权，他失去实控权，财务权也移交了。杨巡后来站在在建商场的门口感叹，这么好的地段，地皮升值。然而，梁家有无数的办法，把账做成亏损，让他拿不到分红。编剧可能觉得杨巡不够诚信，得到这样的下场实属罪有应得，然而普通观众看完恐怕只会脊背发凉地感到小人物在权力面前有多难。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杨巡任何让梁小姐不爽、不快的地方，她都不会像传统女性那样表达出体谅或难以拒绝对方。这和谍战剧中的女性形成鲜明对比，在那里，女性面对男性时都非常非常体谅、理解、一直让步，替人着想。因为谍战剧的设定的情节通常是：男性需要把她们牺牲掉来成全宏大的目标，她们就心甘情愿被人利用、欺骗、当作工具，还要表示自己爱他、体谅他、愿意成全他。也就是说，在这样的剧情设定中，女性的小我要为更宏大的目标让步；但梁小姐重要的不是女性身份，而是权力地位。从这一点上来说，梁小姐的反应倒也合理：只要她不愿意，就可以不必迁就，完全看不出普通女性那么憋屈。像杨巡这种人在她的生命里都是无足轻重的过客，她只觉得杨巡辜负了她的信任，欺骗她，她不想再和他合作，且不肯原谅他，杨巡下跪的行为让她更无法接受这个人。这就是权力的快意。可想而知，这种生活很舒展，她怎么想就怎么说，没有那么多体谅对方、替对方考虑。当然，或许没有家族撑腰，她可能也还是这种个性，然而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她成长的环境要求她憋屈、理解，那她就不会形成这样一种行为模式。毫无疑问，这一点极具争议。一位读者梁宗祎对我坚称：“女性并不是这些人的唯一身份，不如说‘女性’之所以成为一种身份，不也是一种建构？”他说：怎么形容，就是说一个北上广的中产阶级女性如果真的在我面前大谈特谈她身为女性所受到的歧视，即使我觉得她说的可能是正确的，她也是

两年前，在乌克兰战争刚爆发没几天，有一张照片曾让我深受震撼：当时俄军兵临城下，首都基辅西郊的一群平民在试图过伊尔平河逃难时，躲在被炸弹摧毁的断桥底下。桥上桥下，两个世界，但对一个和平安定的彼岸都可望而不可即。这就是普通人在一场现代战争中处境的缩影：日常生活被突然打断，即便舍弃家园，都还未必能安全抵达安全所在，随时可能和亲人失散、在路上丧命，此时人命如蝼蚁，只能拥挤在一些摇摇欲坠的遮蔽物下面，惶惶不安地等待着，不知道危险什么时候才能过去。每次看到网上一些人鼓吹战争，我就会想起这个画面，并对那种论调保持着应有的警惕。因为在我看来，不论以什么样的理由，我都不想让自己、家人或其他人陷入那种处境。人不应该这样活着。当然，战争中陷入险境的并不只有平民，士兵的伤亡率高得多，有时是以相当惨烈的方式。《纽约时报》去年刊发了一张惊心动魄的照片，一位身穿俄军制服的士兵骸骨被完全碾压进了土路之中。照片的拍摄者说：我刚看到时以为只是弃在路上的制服，但仔细检查后，我意识到那是一具尸体。没有任何人试图去移动他。他被多次碾压，以至于身体与路面融为一体。然而，当有人因此感叹“战争太残酷”时，网上也有人讥诮：“很久没遇到这个装逼犯了。你咋确定那就真是一具尸体？你咋就那么确定是普京干的？你咋就那么确定臭大街的《纽约时报》的信息可信？”请注意，这是那些战争支持者的关键特质：当你同情普通人在战争中的遭遇时，对他们而言最要紧的却是立场，是划分敌我阵营。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在《柏林日记》中记录了二战爆发初期的观感，其中提到一位德国的D上尉也曾反对战争，但他的爱国心却又让他反感英国阻止德国的侵略行为：“为什么英国人要插手但泽，而且威胁如果一个德国城市回归祖国便要开战？……难道我们对于但泽那样的德国城市没有权力吗？”对但泽的领土争议促成了二战的爆发苏珊·桑塔格在《关于他人的痛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对好战分子来说，身份即是一切”：在很多反战辩论家眼中，战争是通称，而她所描绘的影象，则是无名的、通称的受害者。……对于那些认定某一方是对的，而另一方是压迫的和不公正的，因而战斗必须继续下去的人来说，重要的恰恰是何人被杀和被何人所杀。反战究竟是反对什么？她认为：“战争的毁灭性本身不能成为反对战争的理据，除非你认为（就像有些人确实认为的那样）暴力永远没有正当性可言，认为武力永远是、并且在任何环境下都是错的——之所以错，是因为……暴力把任何服膺暴力的人变成物。”越战时，美国媒体一度也曾坚决支持以战争手段解决所有问题，但1969年之后，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那绝不是一种正当的手段。最早反对越战的马丁·路德·金就是基于一种对人的同情，他说：“我们已经摧毁了它们最珍惜的两种机制：家庭和村庄。”反战的越战老兵领袖约翰·克里（后来他成为参议员并竞选总统）则对战争的正义性本身发出质疑，他有一个著名的质问：“你怎么能要求一个人为一个错误坚持到死？”像这样的观点，在我们这里大概率会被嗤之以鼻，因为之所以有那么多人鼓吹战争，恰恰是因为他们相信暴力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手段，甚至是一劳永逸解决所有问题的终极手段，只要目的合理，就因此具备了正当性——对这些人来说，“有用的”就是“正当的”，实际上，这就是“不择手段”的真正含义。更进一步说，这还意味着他们自视正义化身而拒绝反思，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为使用暴力手段辩护。这和家暴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因为你有错，所以我有权对你实施惩罚，包括动手在内的一切手段都没问题，就因为我判定你有错在先。战火后的乌克兰城市赫尔松你觉得那些被摧毁的家园和生命令人痛心？那些好战者却可能嗤笑这不过是你软弱的表现。当然，谁都不想成为被摧毁的对象，因此，对他们来说，一定要不计代价地追求强大，在他们的设想中，弱者是没有完整生存权的，只能乞怜于强者。这是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生存哲学。公平地说，这样的人对自己也很无情，只是将自己所遭受到的打击、痛苦归结为自己还不够强大。在粗粝的生活现实中，他们可能从未得到过尊重与善待，当然也就不会这样对待别人。在这信念的背后，隐含着一种强权逻辑：“只要我足够强大，就不会挨打；至于那些挨打的，谁叫他们弱小？”他们的自我形象通常是坚定的，为此就有必要对他人的痛苦采取一种无动于衷的漠然态度，这就是为什么“圣母心”在国内会被污名化为一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妇人之仁”。说到底，这是因为他们相信，有某些宏大的事物凌驾于人之上：相比起家国大事，个体的悲欢根本算不得什么，你要是不够狠，因为死了几个人就哭哭啼啼，那还能成什么大事？这么想的人相当之多，实际上，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经常可见这样一种叙事：成大事者不拘小节，甚至必须得残忍无情，下得了狠手，所谓“慈不掌兵”就是这逻辑，也因此才“一将功成万骨枯”。为了某个宏大目标，个体是完全可以被牺牲的，这一推断要成立，势必基于一种集体主义的价值基底：集体利益高于个体。这就是现在许多人醒悟过来之后嘲讽的：对普通人来说，你就是“不惜一切代价”的那个“代价”。为什么他们就不能成为“代价”？除了侥幸心理之外，更关键的是这些人当中普遍存在的慕强心态：他们习惯性地代入权力的视角，站在秩序而非普通人这一边，喜欢对自己看不顺眼的人实施惩罚。在一个家长制社会，这种心态实在相当常见，可想而知，像这样的人难免带有虐待狂的潜在倾向。乌克兰首都基辅遭无人机轰炸，2022年9月当下国内之所以有那么多人在乌克兰战争中力挺俄罗斯，这绝不只是因为抽象的国家利益和地缘政治现实，还因为我们这个社会本身就存在相应的价值偏好，只有当更多人立足于普通人、共情个体的处境，并相信暴力绝不是解决问题的正当合理手段，才可能有所不同。之所以有必要警惕那些鼓吹战争的人，倒不是说他们的观念的有多危险，毕竟怎么想都是他们的自由，然而，如果你要跟他们做朋友，那最好小心一点，对战争的观点是一张可靠的试纸，可以测出那和一系列盘根错节的价值观交织在一起。这也表明，我们这个社会的集体心灵仍然迷恋权力乃至暴力，而倾向于贬低温和、对话和同情，将之统统不耐烦地看作是无力与软弱可欺的表征，对个体更谈不上多尊重。完全有理由怀疑，个体能否在其中充分享受权利与自由。前些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白俄罗斯女作家S.A.阿列克谢耶维奇曾发问：“我唯一的痛苦是：我们为何没有从苦难中吸取教训，我们为什么不能说，我不想再受奴役了。我们为什么一次次遭罪？历史为何依旧成为我们的重负和命运？我没有答案。”这个问题不必有答案，但我们理应去思考。相关阅读：对权力的共情弱国时差综合征指责受害者：国际政治中的逆向投射​​

“女教师出轨16岁男学生”的事件，连日来引发热议无数。说实话，我原本对这类桃色新闻毫无兴趣，更厌烦一些人津津乐道的八卦猎奇心态，但我随即意识到，事情并不这么简单，至少，对此事的反应本身就折射出当下社会的真实心态与矛盾症结。在这一事件爆出之后，最大的争议无非是两点：一是师生之间的不伦恋是否违法；二是女教师的丈夫曝光他人（尤其是未成年人隐私）是否正当。按一些法律界人士的看法，答案是明确的：前者不违法，后者涉嫌违法，然而，公众的态度未必如此。实际上，可能大部分人的想法都恰好相反：师生恋当然是不对的，有的人就直截了当对我说，如果它现在看起来不违法，“钻了法律空子”，那就应该修改法律，予以惩戒；要说侵犯隐私，这好像是不对，但那主要也是侵犯了其中那位未成年人，至于那位女教师，那这不是咎由自取吗？也就是说，世人的直觉反应主要不是基于法律，而是道德秩序，法律不过是维护这一道德秩序的工具。在这种反应的背后，是一种情不自禁的强烈恐惧感：像这样的不伦恋是洪水猛兽，务必加以阻止。既然大前提如此，那么当事人的隐私权受一点侵犯也没什么，甚至就是要严厉一点才好，否则怎么震慑其他潜在的犯事者？也就是说，这一立场其实与曝光此事的女教师丈夫是一致的，差别最多只是采用什么方式、如何把控惩戒力度而已。像这样的反应，当然也不意外，那两个当事人难道不知道吗？他们当然知道。事实上，也许他们后悔的不是“我犯错了”，而是“早知道应该更小心一点”。那么加大警示、惩罚力度能杜绝类似行为吗？如果你这样想，那可能对人性有多复杂太过低估了。国外早有一项心理学实验，将一群孩子分成两组，一组被告知禁止玩某个玩具，但只有轻微惩罚威胁；另一组也同样禁止，但予以严厉惩罚威胁。结果，前者真的不去玩了，因为他们成功说服自己“我并不真的喜欢它”；但后者却继续认为那是非常值得拥有的，甚至比受威胁之前更值得拥有，因为不玩这个玩具只有一个足够强的外部理由，不需要再为不能玩这个玩具寻找其他原因。根据《社会性动物》一书的看法，这是一项重要的社会心理学发现：人们一般会认为：那些做了被禁止的、非法的、弄巧成拙的事情而受到惩罚威胁的人，最终可能会停止他们的行为；而且惩罚越严厉，他们服从的可能性越大。毕竟，他们会将这类行为与恐惧或痛苦联系起来。但付诸研究时，这个假设却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当面对着轻微惩罚的威胁时，人们会讨厌被禁止的行为；而那些受到严重威胁的人，更可能受到被禁止的活动的吸引。说到这里，或许有很多人已经开始感到惊愕：“现在严厉禁止尚且出现这样道德败坏的事件，那放开了还了得，岂不是更糟了？”我理解这种担忧，也清楚这个问题极其复杂难解，只是想指出这么一点：不正视人性，一味“堵”而没有“疏”，是无法解决真正解决问题的。在对这一事件的争论中，我经常看到对那位女教师的道德批判（特别是“有违师德”，并质疑她这样利用了师生的权力不对等），但有一点遭到了普遍的忽视：现在一些16岁的男孩子其实比以前早熟多了，尽管在大人眼里他们还是孩子，但他们已经自视为成人，是欲望的主体了。如今这年头，孩子从小所处的环境、摄取的信息来源和父母辈的青少年时代相比，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切发生得悄无声息又如此猝不及防，以至于我们这社会上的大多数成年人甚至根本没意识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挑战。研究媒介生态的尼尔·波特曼在《童年的消逝》一书中指出，我们之所以将“童年”视为一个特殊的人生阶段，是因为印刷文明在成人与孩子之间形成了一道文化鸿沟，毕竟只有成人才掌握文字为主的书本知识。然而，电视却不需要阅读能力，这就打破了原先的壁垒，成人与孩子共享几乎一切信息，孩子们提早进入了性爱、暴力、冲突泛滥的成人世界，比以往普遍早熟，“童年”由此消逝了。他的批判主要是针对电视文化而发，但不难看出，这个问题到了网络时代更为棘手：早先国内电视承载的信息毕竟是有限的、受管控的，而网上的信息虽然也受管控，但毕竟是海量的，足够满足一个孩子的好奇心，要搜什么都能搜出一大堆。要说现在的孩子比以前懂得多、更早熟，那应该不成问题。然而当此巨变悄然渐变之际，整个社会秩序的运作规则并未出现相应的调整，不仅如此，近十年来倒是进一步保守化了。这就难免产生了一种无处不在的张力：一方面，很多孩子提早进入青春期，就算他似懂非懂，至少也跃跃欲试；另一方面，家长仍然严防死守“早恋”，社会道德观还更为严苛了，谈论一些话题乃是绝对的禁忌。想想就知道，对一些欲望初萌的青春期男生来说，势必有几年要在苦闷、困惑和无处宣泄中度过。现在爆出了这样的事件，全社会舆情汹汹，当然不难将冒出来的苗头打压下去，但这并不能解决那种性苦闷。正因此，我感兴趣的不是对当事人进行道德批判，而是试图说明这样一个事实：惊慌之下的应激反应，正表明我们这个社会拒绝正视问题的存在并作出调整，但这到头来只是拖延、压制了问题。那么究竟应该怎么办才好？我想，最重要的是家长应当及早开诚布公，在孩子十三四岁时就可以坦然讨论此事，告诉他们那不是洪水猛兽，也不羞耻，只是生而为人最正常的欲望，但要注意安全，掌握分寸，清楚知道怎么做才是合适的。当然，如果体内的力比多太过强烈而无处宣泄，那也要懂得如何去升华它而非压制它，无论是打篮球也好，阅读也罢，找到某个途径，将这股被堵塞的力量引入正轨。这肯定非常难，毕竟国内家庭常见的更多是这样：直到大学毕业之前，都严防死守“早恋”，但之后又忽然指望你无师自通，立刻把恋人带回家，似乎中间不需要任何过渡。在这种环境下，压制才是常态，然而，对身处成长期的未成年人来说，最需要的不是压制、批评，而是疏导和指引，告诉他们，如果不这样，那还能怎样？我当然知道，任何解决思路都可能带来新的问题，尤其是对这样复杂微妙的议题，但一味重申道德原则的“堵”已经不足以应对变动，否则，就算制止了这一次，类似的事件迟早还会重演。因为，像那样的事件不是社会系统的异常，恰是其产物，以为排除、压制“故障”就能恢复正常，是一个不现实的幻想，只有审视系统内在的问题，才可能看到改变的可能。

“女性不是一种性别，而是一种处境。”这句话现在恐怕已人所共知，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女性争取权利的关键点，就是她们身处于家庭和社会结构中的一个不利地位。这决定了她们的处境不仅难以挣脱，甚至很难被看见，毕竟所有人都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的。这一点如果不加以改变，女性权利就无从谈起，毕竟不打破鸡蛋，就没办法吃到煎蛋。《她们不是唠叨，只是受够了：不被看见的情绪劳动》（杰玛·哈特莉著，新星出版社，2023年9月）的书名就鲜明地说出了核心诉求：女性在家庭中往往承担了繁琐的情绪劳动，被默认为要安排好所有家庭事务，且很少有人来分担，但她们感觉受够了的时候，却只是被看作是“唠叨”和抱怨。这种结构性的困境，并不是找一个“好男人”就能解决的，有时结果甚至更挫败：丈夫觉得自己已经比一般的男性配偶做得多多了，但对女性而言并不能改变自己的处境。这首先需要女性的处境得到充分理解：我想让他了解，为什么当一个家务管理者，不仅要发现问题、分配家务，还得若无其事地要求大家配合是那么累人的事；为什么我会觉得自己承担了所有的居家打理责任，使其他人免于承受心理负担。有事情需要处理时，只有我注意到，而且我的选择很有限，要么得自己完成，不然就得委托别人来做。在东亚文化中，这样的性别分工更为刻板，社会上仍然固守着对女性“贤妻良母”的隐形要求。《五四婚姻》（孔慧怡著，岳麓书社，2023年9月）从民国时期的几对婚恋中，看到了在新旧交替的时代，第一批承受重负的女性两难的困境和有限的选择。《盐镇》（易小荷著，新星出版社，2023年2月）则以当下四川小镇上普通女性的挣扎，看到了老中青不同年龄和经历的女性，都无不受困于自己的性别身份——她们之所以有这样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只因为她们是女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男权社会的结构表现出强大的适应能力：虽然社会制度不断因应各种冲击而有所调适，但婚姻制度却异常地顽强，女性的处境的改善远远滞后于社会发展。日本虽然早已是发达国家，恋爱、婚姻、生育的神圣三位一体也逐渐瓦解，然而女性在家庭里的处境却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上野千鹤子在《无薪主妇；以爱为名的剥削》（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3年8月）明白无误地指出，“家务乃是无薪劳动”，女性对家庭的爱与奉献，实际上意味着身为劳动力遭到无情的剥削。她们疲惫不堪的结果，就是生育率的低迷，《育儿放弃：被困住的母亲与被忽视的女儿》（杉山春著，北京日报出版社，2023年5月）有力地证明，女性的“育儿放弃”是她们对自身困境的被迫回应。这并不是偶然的。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在《毫无意义的工作》（中信出版社，2022）中指出：一个社会父权化程度越高，男性和女性越是隔离，男性就越不清楚女性的工作情况。若是女性不见了，男性自然也不大可能替代她们去完成她们的工作。（与此形成对比，女性往往很清楚男性的工作内容，因此男性一旦因为某种原因消失，女性是能够从容应对的。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历史上经常出现一种情况：虽然某社会中大量男性因战争或贸易需要长期离开，但这个社会的生活并没有怎么被打乱。）他发现，女性劳动遭到了普遍的低估，因为全球70%的照料类劳动都是由女性承担的，但当下的工资劳动系统，却把大部分女性从事的劳动归为“非实际”劳动，“如果女性能够像男性那样获得酬劳，那么这世上大量的财富就会迅速转移到女性手中。毋庸置疑，财富即权力。”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家务劳动有偿化”将可能改变当下的经济体系，因为正如美国女权主义经济学南希·弗伯尔所言，“事实上，任何劳动都可以被视作‘照料’类劳动，如果考虑到这些劳动最终都能帮助他人实现某种需求。”的确，不可否认的是，女性的家务劳动不仅有价值、一贯遭到低估，而且它实际上有效支撑起了社会经济体系的运作。尤其到了自动化的时代，现在有必要重新审视这一点。《父权制与资本积累》（玛丽亚·米斯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23年8月）强调，劳动分工和性别分工的隐秘共谋，意味着女性劳动是资本积累的“内部殖民地”和根基，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换言之，对女性处境的理解和反思，不仅仅是为了共情其困苦，在制度上设法改进（例如男性也应当平等分担家务），也是一种社会批判的重要视角。除了在家庭内部的困境之外，女性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还有可能遭到物化和侵犯。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在《傲慢的堡垒：性侵犯、问责与和解》（岳麓书社，2023年7月）一书，相当精彩地条分缕析了女性所经历的性暴力和工作场所的性骚扰背后的社会根源，以及那种男权文化如何阻碍了正义的实现。这不仅是一本冷静、犀利的论战手册，更重要的是厘清了一系列的概念（例如“物化”这一概念所隐含的8种意涵），这就让人们对遭受的困境有了清楚的认知和应对之道。女性要怎样才能活出自我？英国学者萨拉·艾哈迈德所著《过一种女性主义的生活》（上海文艺出版社，2023年10月）的书名就已鲜明地表达了她的主张：在一个非女性主义和反女性主义的世界里，与他人建立更平等的关系，设法去支持那些以往很少得到支持的人。与此同时，不断去质问、推翻不合理的传统和教条，“我们不必遵照别人的安排生活”，“女性主义的家务并不是简单地打扫、维护一座房子。女性主义的家务旨在改造房子，重建属于主人的住所。”确实，看清并认识到女性的处境，不仅是唤起权利意识，也是在召唤行动。女性主义学者上野千鹤子和心理学家信田小夜子的对谈《身为女性的选择》（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23年3月），就明确主张，女性应当摆脱那种意识与行为的割裂状态，认清婚姻并不是非经历不可的事情，容许自己有选择，这样才有主动选择的可能性，进而思考什么才是好的婚姻？什么才是好的家庭？“结婚和离婚都能成为一种选项的社会，对女性来说才是更好的社会。”要推动这样的改变，并不只能靠女性的努力，也并不只有女性才能成为女性主义者。《身为女性的选择》犀利地分析了家暴背后的男权逻辑，强调应积极探索世代之内的互助，也就是把希望寄托在超越血缘与家庭的关系上。同样，即便是家庭内部的情绪劳动，也不应该只是女性的事，这需要重塑当下的性别分工，进而在反思的基础上重新定义何谓“男性气概”。从这一意义上说，女性主义是一种方法，它不仅是看见女性的处境，最终也必将意味着全面批判长久以来的社会安排，让我们看到全新的可能。相关阅读：为什么女性主义可以带来一个更好的社会？为什么做个女人那么难职场女性为什么那么累？儒家社会中弱者的困境不被看见的女性女性为什么也反对女权？

中国人被称为“龙的传人”，龙的象征符号随处可见，但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生物，似乎从来就没人能说清楚过。要解决这个问题，或许最好从一个问题入手：中国人为何崇拜龙？图腾的社会文化功能对动物的崇拜，是几乎所有原始社会的共同特征。根据英国民俗学家考克斯（M.R.Cox）的解释，这种崇拜源于万物有灵论，即人们在观察自然界天然变形时，幻想自己的祖先也是像鸟卵生一样，由不同于自身的形象产生出来。这样，初民将动物看作是祖先和神，因为这两者在原始人的心目中差不多是一回事。不过，“龙的传人”并不意味着中国人把龙看作是祖先，因为没有文献证据表明中国人曾认为祖先是由龙变化而来的，所谓“龙子龙孙”大抵只是对权贵子弟的一种隐喻。也是因此，民俗学家施爱东在《中国龙的发明》一书中主张，龙的形象与中国古代帝王政治密不可分，但否认它是民族图腾，理由是不符合“图腾”的定义。《中国龙的发明：16-19世纪的龙政治与中国形象》施爱东著三联书店，2014“图腾”（totem）源出北美印第安语，本意是“它的亲族”，即认定本氏族源于某个特定的物种，受此神灵护佑。在一般情况下，图腾信仰确实与祖先崇拜紧密相连，但如果龙崇拜在严格意义上并不符合这一点，又该怎么理解？根据涂尔干的经典理论，神乃是社会的自我神化，宗教通过一整套信仰体系和仪式实践，象征了超越个体的社会本身。要解释为何中国人崇拜龙，关键之处在于理解中国社会本身：为什么几千年前的中国人需要这样一种崇拜？这对于当时的社会生活来说为什么重要？这当然不可能是偶然的。一个民族文化在选择这样的崇拜对象时，必定是因为这一对象和他们的生活有着紧密的关联，其神力切身影响着他们的福祉。在古希腊文明里，海神波塞冬是大神宙斯的弟弟，但中国的海神出现得很晚，海豚形象也完全不重要，因为不像古希腊文明，海洋生活对内陆农业民族的中国先民影响很微弱，当然也就不会产生出那样的崇拜。公园3世纪画作中的海神波塞冬形象。（图/维基百科）在中南美洲的印第安社会，萨满巫师在出神状态下最常看到的动物是“鸟类、猫科动物和爬行动物的混合体，这些特殊的动物可以像萨满一样穿梭于不同层次的宇宙”，他们可以召唤这些变化多端的“魂灵助手”，来实施种种宗教仪式。尤其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美洲豹，作为热带雨林中的顶级猎食者，它是野生的、未驯化的，对原始部落来说，它而非人类才是真正的热带雨林之王。人们既害怕它，又崇拜它，掌控着人类所生活在其中的周围环境，包括水、土地乃至天空。在许多当地部落中，美洲豹被视为“万兽之王”，控制着非人类世界，代表着不可驯服的自然力，“美洲豹与水、雨（它们的咆哮被视为一种雷声，暗示神灵发怒）、丛林、黑暗和洞穴密切相关——它们是地下世界的主宰”。萨满巫师的主要职责，就是设法驯服美洲豹所象征和代表的超自然力量，由此构筑起围绕着美洲豹形象的复杂信仰（洞穴、雷电、雨水、丰收、性暴力）。美洲豹是萨满巫师的保护神，又是他们的帮手，萨满可以随意变成美洲豹，从而更好地操控这种自然力量。玛雅浮雕随着萨满社会逐步向后萨满社会发展，统治阶级挪用了美洲豹的属性，借助其神力实现统治，发展出更复杂的神人关系，但萨满教的因素仍有所残留。统治者通过相应的仪式接触、调节并控制自然力量，让雷电、雨、水都服务于人类社会的福祉。这可以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试想一下，早期中国社会也盛行萨满教理念，最关键的是人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决定了他们的思想，同样会发展出类似的信仰，寻求控制自然力量来服务于人类社会的福祉。只不过，在中原地区没有美洲豹，中国人找到的是“龙”这一象征。为什么是龙？中国人并不是最开始就崇拜龙的。民俗学者叶舒宪提出，中国文明早期曾有过“熊图腾”的时代，华夏民族始祖黄帝就号有熊氏。这种熊图腾在东北地区的诸多民族文化中一直延续了下来，因为对森林中的狩猎族群来说，熊就是自己所处环境中的主宰，是自然力量的体现，甚至要向它祈祷，才能确保有猎物可得。中国境内有熊和虎，但这两种图腾在我们的文化生活中为何没那么重要？东北虎。（图/维基百科）因为对山林中的狩猎民族来说，它们才是自然力量的化身，但当中国社会转向农业文明时，尤其森林逐步遭到滥伐、土地被开垦为农田之后，它们的重要性就下降了，难免就此被逐步边缘化。对生活在东亚季风区的先民们来说，影响农业定居生活的最重要因素，是“风调雨顺”，渴望控制这些自然力量来获得更好的生活。中国文明中“龙”与“凤”对称，这不是偶然的。龙、凤两者都是天神的使者，也都是天上的动物，并且都代表的是“一类动物”而非“一种动物”。凤是早期东方民族鸟崇拜的集大成者，实际上就是“风”这一自然力量的化身，因为在先民们心目中，风就是天神使者，尤其像燕子这样的候鸟，每年定期出现，象征着一年四季自然节律的开始，而由此关联的农时、气候，当然与农业生活紧密相关，因为在温带农业社会中，每年春播、夏育、秋收的循环是一个周期变化。然而，这种与自然节律的关联，远不如雨水和农业生活更直接相关——“雨顺”其实比“风调”更重要，因为水利才是农业收成的根本。特别是对中原地区来说，不像沿海的东方部落那样能期盼更多季风带来的降雨，降雨是难以预测的，那种周期性变化远不如农时那样规律，雷电本身具有不可预测性和致命破坏力，因而雷电、雨水可想更为关键，崇拜需求也就更为迫切。此时，龙作为自然力的化身就体现出巨大的重要性了。就像中南美洲文明中的美洲豹一样，龙也和雷、雨、水这些自然力量相关。在中国文化里，龙一直是腾云驾雾、带来雨水的力量，所以祈雨都要找龙王。雷电带来丰沛雨水，而雨水又是农业收成的关键，那么很自然地，龙其实也相当于丰产神，因为正是它确保了丰收，这对于早期靠天吃饭的农业定居文明来说，几乎是命根子。周朝的“玉龙”。（图/维基百科）龙的地支是“辰”，雷为“震”，而农的繁体字是“農”，从造字上就可见，龙崇拜起初其实与雷神紧密相关，而早期农业其实就依靠雷雨带来的降水。《易传·说卦》：“震为雷，为龙……为长子。”可见龙王之所以司雨水，其实是从雷神演变而来。在风水术中，“来龙”意味着幸福的源泉，而在事实上，多指水源地。这一术语的本意是指潜藏于地下的龙，而龙为司水之神，平日潜龙在渊，开春升天，降雨至夏，到秋末再重返地下，因而人们相信地下的水流和水脉也归龙管理。既然如此，对农业定居者来说，水脉就是传之子孙的最大恩惠，对水脉的保全是村落共同体存立的基础。战国时期的龙。（图/维基百科）所谓“龙脉”，就是保有子孙繁荣昌盛的源泉，而这从根本上来说，其实都源于雨水对农业生活的重要性。那么，龙到底是什么？极有可能就是鳄鱼。上古的黄河流域远比现在湿热，二里头遗址就出土过鳄鱼的骨头。《翦商》一书根据这些考古挖掘，复原了商朝时的场景：在黄河平原沙洲上，“鳄鱼在水草间露出头，发出低沉而有穿透力的鸣叫。古人认为，它们在召唤雷雨。”和美洲豹一样，鳄鱼也是在湿地环境中处于食物链顶端的捕食者，是野生的、未驯服的自然力量的象征，且其鸣叫让人联想起雷声。孟子曾描述大禹治水：“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孟子·滕文公章句下》）也就是说，当时的“龙”是在湿地生活，然而，当黄河下游和淮河流域的湿地逐步得到农业开垦之后，鳄鱼就逐步消失了。为了控制、驯化这一自然力量，古代还设有“豢龙”这一官职，晋王嘉

新的一年开始了，所有人或许都在期盼、祝福，这一年会更好——当然，每一年人们都是这么想的，“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意味着在一个时间循环中，时间之流到达这个特定节点，都会重新开始。这更像是一次重启和刷新，却不必然指向更好的未来。从这一意义上说，此刻的热闹、祝福，更像是一种自我打气的祈福仪式：与其说是人们基于理性判断真心相信“新的一年会更好”，不如说是他们内心觉得，只要履行这一套仪式，就有望得到预期的福气。春晚就具备祈福仪式的准宗教意味，然而现在，仪式本身正表露出其空洞的本质。龙年春晚，看得母亲昏昏欲睡，她很失望：“怎么就这水平？花花绿绿的，看着像幼儿园演出。”那呈现的与其说是艺术与真诚，不如说是空洞的排场。这也像是这个时代的隐喻：华丽的空壳之下，真正的问题被掩藏了起来。前一阵就听人说，对新的一年已没有多少预期了，“感觉我们是被时代绑架了，进入了垃圾时间”。一位朋友说，她甚至不喜欢“过去的年景都是好年景”这话，不好就是不好。这是一个对普通人来说平淡无奇又危机四伏的时代，没有什么未来值得激动人心，在有生之年也很难期待像父辈那样经历戏剧性的生活改善。很多人都说，现在的年轻一代务实得可怕，没有理想，充满算计——如果是这样，那也是因为他们正确地意识到，未来正在缓缓封闭。与此同时，各种眼花缭乱的征兆转瞬即逝，此时此刻，没人知道自己所看到的迹象究竟意味着什么，只能抓住当下。有人说“恐惧是因为看不见未来”，但马上有人说：“正因为看见未来，所以才恐惧。”实际上，如果未来真能被看见，那无论它多可怕，或许未必比得上它无法被看见那么可怕。《社会性动物》一书就曾洞察：“不确定性使我们陷入困境，无法为即将到来的事情做好准备。的确，我们确信有坏事发生，比怀疑有坏事发生要好。”不论如何，近些年来，国人正在对未来失去信心。时间的推移不再指向一个更好的可能，有的人对此甚至已经不抱希望，转而把时间本身看作是一种不断消耗、流失的有限资源，豆瓣上的“朱欢尘”准确道出了这种心态：进入新年之后，我一直被一种时间的紧迫感驱使。有时候走在路上，想到自己还有父母都在变老，无论怎样努力，也无法使时间倒流哪怕一分钟，就感到无比沮丧和灰心。我知道这种心态并不好，但是一时间不知道怎样克服。我像一个因为害怕时间流逝而盯着钟表的人，事实上这样子时间只是过得更快了，人也被吓得更惨了。这么想之所以让人沮丧，说到底是因为人们发现自己被困在这个时空中，难以凭借自己的力量来对抗时间，开辟不同的可能性。就像《了不起的盖茨比》里说的，“我们奋力前行，逆流而上，但不断被浪潮推回到过去。”前一阵也有朋友和我说过，经历了半世的各种艰难困苦，“有时真不想生活在这个时空里，可能过了若干年后，后代看我们现在，就跟我们看毛时代一样，觉得那会的人怎么都活成那样。”那我们还能怎么做？当然，这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特别是现在，因为当人们这么想的时候，现在已经无法立足于一个长远的未来——很少人能根据五年、十年的长远目标来规划当下“应该做什么”，因为没人知道这么长的时间里会发生什么，这就让很多人不得不变成短期目标导向。短期当然也好，因为不论如何，它可以提供一种确定性：五年后也许连爱情、婚姻都过保质期了，但好歹最近这半年一年好好过吧。这样静下来一想，至少内心踏实许多。这是人的本能使然：现在的人都不敢做长远打算了，因为不可控的变数太多，只能尽可能把握当下。“把握当下”有时会被嘲讽为一种无视危机的及时行乐、一种缺乏长远规划的目光短浅，但在当下，或许也具备某种特殊意义：就像一局结局未知的球赛，如果还想赢，那么参赛者最好的选择就是每一分都要认真争取。罗新在他那本《有所不为的反叛者》中说过：

陈立人（左）、于璇（右）世人瞩目的“谷歌中国工程师杀妻案”目前还在审理，虽然已有不少媒体跟进，但整个案子仍笼罩在重重迷雾之中，人们最感到困惑不解的是：像这样优秀的年轻人为什么要自毁前途？按说他们生活如此美满，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怎么会走到这一步？杀人动机又是什么？网上有人说，她的家庭状况和杀妻案的嫌疑人陈立人非常相似，因而大受震撼，在家里说到此事时反复念叨：“离婚总比杀人好，为什么要杀人呢？”她丈夫在旁悠悠地来了一句：“因为他从没想过离婚。”这个答案或许令人震惊乃至惊恐，但确实极有可能是最接近真相的：对那些控制欲极强的人来说，没有另类选项（alternative），他们会用尽一切手段维持住那种紧密粘缠的关系，得不到哪怕毁掉。你看着觉得恐惧吗？对一个尚未真正现代化、未能摆脱原基纽带束缚的社会来说，这却正是生活中的常态，甚至是包括家庭在内的诸多社会组织的基本特征。电影《一代宗师》里，一线天因为想脱离组织，遭到追杀，杀手头领对他说得很清楚：之所以不容你离开，是因为你加入组织时立下过誓言，“如违誓言者，愿受任何严厉之制裁”。话说到这份上，就只能摊牌了：一线天：“操，八宝街、朝天宫的东西，到香港还能用吗？”杀手：“可是，我们的纪律还在，生的进来，死的出去。”一线天：“我现在出去，你能怎样？”在此，关键点是背后的原则：一旦加入组织，就不能自由退出，要离开除非死。虽然一线天最终独力击败十余人，但反过来也正表明，要活着离开就难免硬碰硬的激烈冲突，而绝大部分普通人毕竟战斗力远没那么强，何况即便是他这样的高手，活下来后也还是只能隐姓埋名，以防不测。你可能厌恶、反感这一套，但对捍卫它的那些人来说，意义可就大不相同了。在这些人眼里，组织关系牢不可破，正如儿子永远不能反对老子，否则就是背叛。这么一来，婚姻与其说是两个自由人的自愿结合，不如说是一旦牵手就永不分离的庄重承诺，你可以自由进入，却不能自由解除。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是自由的个体。然而，在我们的社会文化里，这还常常被赞颂为“爱”，专一、彻底而无私，很少人注意到，它的另一面如此令人窒息。有朋友说，她逢年过节特别恐惧回家，一想到要和母亲相处就头皮发麻。一次她妈让她做饭，说要吃番茄炒蛋，但女儿却特讨厌这道菜，所以就随口说了句“我才不做这玩意儿呢”，没想到的是，她妈用一种很恐怖的眼神直勾勾盯着她说：“你现在是个陌生人了，你眼睛里都是陌生的光。”她措手不及，没想到母亲会因为这么一点小事突然说出这么狠的话，内心受了很大创伤：“从那之后我慢慢意识到，我妈，即使表面上做得特別尊重女儿，但她内心深处那种‘你是我养育的附属品’的控制欲从来就没有淡化过。”这还不算最狠的。我的另一位朋友，已在异国他乡多年，说起自己母亲时，淡淡说了一句：“她的爱就是——她可以为你去死，但是如果你不听话，她就跟你同归于尽。”当然，在这样的家庭里出来的，并不都是乖孩子，有时恰是严厉的家教逼出了叛逆。很多人在青春期都经历了与父母的激烈对抗，有的甚至以决裂告终，另一些则在经历痛苦的反思之后，在自己身上克服了这些阴影并达成和解；但不必意外，也有一些人恰恰延续了那种相处模式，因为他们从小只会这个。不幸的是，在那些品学兼优的孩子当中，反倒更有可能出现最后一种情形，因为他们在青春期不是叛逆的“坏孩子”，何况家长那种无微不至的控制欲（有时伪装成无微不至的奉献）可能确实帮助孩子通往了成功。然而成功之后呢？在世人眼里，像陈立人、于璇这样的学霸精英可谓应有尽有，但他们幸福吗？事实上，他们极有可能过得非常累、非常焦虑，因为他们到此为止的生活，都是拼尽全力获得的，不容出一点差错——那种生活就像一个完美的花瓶，出现一道裂缝就可能瞬间破碎，需要竭尽全力才能维持。事发后，很多人都说，这对夫妻平日很安静、温和、深居简出，料想不到竟会有这样的惨剧发生。然而，在那种极具欺骗性的平静外表之下，恐怕早就酝酿着疯狂，紧绷到窒息的压力一触即发。他们没有什么公共生活，不能融入本地社区，这种自我封闭倾向和外部压力难免更进一步强化了紧密粘缠的关系。事前，陈立人并未被裁员，很多人无法理解他的压力从哪里来，但如果你从小在一个容错率很低的环境下长大，哪怕是一点小错、甚至怕出错的心态，都能将细小的压力成倍放大。当他压力极大时，很自然地又会反过来依靠自己唯一的生活支点，那就是自己妻子。这也是在中国家庭生活中常见的一幕：控制欲极强的人，看似强势，其实对极少数亲人抱有高度依赖。然而，对那个被依赖的人来说，这是令人窒息的。悲剧发生后，网上有人怀疑，这可能只是一直顺风顺水的学霸没遇到过什么真正的挫折，揣测女方的可能出轨，深深刺激了他。不过，女方出轨的说法只是未经证实的网传谣言，并且极有可能是倒果为因的：她或许是想逃离，但这不是悲剧的原因，而是结果。1914年夏天，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强烈的孤独感折磨着他，无法忍受又难以排遣，而他纾解压力的方式就是向自己迷恋的瓦尼夏·斯坦利小姐倾诉，几乎天天跟她通信，以此逃避现实。开战不到一个月，在局势如此紧张的时刻，他最伤心的是太忙而未能和她见面，过她27岁生日。斯坦利小姐充满智慧和活力，也对他所倾诉的机密始终守口如瓶，但久而久之，她也无法承受首相过度的关注和依赖，毕竟她也有她的压力，最不需要的就是这种令人窒息的情感索取，当另一个追求者出现时，她转而在此人那里逃避压力。当她最终向首相说出自己要订婚消息时，他受了沉重打击，当然他是体面人，既未狂怒，更不至于杀她，但他改变了吗？并没有。他又转向斯坦利小姐的妹妹倾诉，让她替代了姐姐原先的位置。不妨设想一下：陈立人很可能也是这样的相处模式，以往他在成长过程中或许单一依赖父母，但在异国他乡，深陷孤独、重负又无法自我纾解时，就将自身的压力完全转嫁到妻子于璇身上，因为他没有其它渠道来释放或缓解这种压力。这当然是不堪承受的，当她感到窒息想要逃离（不一定是出轨，也许只是提分手乃至分居）时，悲剧发生了，因为妻子的离开等于拆毁了他唯一的精神支柱，而这是他无法容忍的。他不可能认识到，让妻子选择离开的，并不是妻子本身背叛，恰是他给对方带来了无法忍受的那种重负和窒息感，还不断发出矛盾的信号——既极度需要她，所作所为却又在把她驱离。如果他能稍具共情能力，意识到对方所处的困境，完全可以调整自己的行为而不是走向极端。这样的亲密关系已成了牢笼，“我不能没有你，我不能失去你”的甜蜜爱情言语，如果没有自由，瞬间就会转变为恐怖的束缚。身处这个局中的女性承受着双重折磨：既要承受对方的依赖所施加的全部重负，又被限制着无法脱身。但恐怕也正因此，她才更要坚决逃离，否则这简直要让人发疯。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女性总是被刻画为依赖男性，但在这样的现实中，倒是女性更具有独立性，也更坚强，她离开了他能活，他却觉得自己离开了妻子不能活——固然，那其实也只是一种幻觉，否则杀妻之后为什么还活着？如果我的推断成立，那么这一悲剧的根源其实早已埋下，那样的相处模式和心态在我们这个社会的家庭生活中普遍存在。说到底，这源于一种对“爱”的深刻误解，但正如经历了黑暗时代的心理学家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中指出的，那其实不是“爱”，而只是一种共生关系：如果一个人爱的只是另一个人，而对其他人漠不关心的话，那么他的爱就不是爱，而只是一种共生性依恋，或是一种放大了的自我主义。然而大多数人认为，爱是由对象而不是由能力组成的。在《为自己的人》中，他再度反思了这种有毒的亲密关系：共生关系的积极形式是虐待狂，吞没他人的冲动以各种合理化的方式表现出来，例如，爱、过分保护、“正当的”统治、“正当的”报复等等；它也表现出与性冲动混杂在一起的性虐待狂。虐待狂所驱使的所有形式都可追溯到这样一种冲动，即完全控制他人、吞没他人、使他人成为一个任我们意志所摆布的无依无靠的对象。对一个无力者实行完全的统治是积极的共生关系的本质。他更进一步指出，还有一类“仁慈的虐待狂”，他们“力图以自己的全部力量来防止一件事的发生，即他的对象获得了自由、独立，因此就不再属于他了”。可悲的是，这正是许多中国父母一直在做的，而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又可能不自觉地继续锻造亲密关系的牢笼。需要我们警醒并记取的正在于此：爱，首先应当尊重对方的独立自主，必要时放手，既彼此独立又相互依恋，这种相爱不是榨取哪一方，而是在相互给予、相互支撑，由此从对方那里汲取力量，最终都能成为更好的自己。爱不是牢笼。真正的爱必将使人自由。相关阅读：令人窒息的爱中国家长的控制欲有多可怕谷歌中国工程师杀妻案：悲剧发生之前聊聊清华谷歌工程师杀妻案​​​

张波、叶诚尘日前，福州弑母案的嫌疑人吴谢宇、重庆姐弟坠亡案的嫌疑人张波、叶诚尘同日被执行死刑。这两件轰动一时的案子终于落幕，然而相关的争议仍远未平息。提到这几个凶手，网上的舆论常常将之称作“恶魔”，造成如此人伦惨剧，可见其内心残忍无比，而之所以做下这样的大案，只是出于极端的个人私利——许多帖子都骂他们是“精致利己主义者”。像这样的解释确实很吸引人，因为它为急于了解真相的公众提供了一个简单明了的答案。然而，这个思路其实是循环论证的：“坏人之所以干下坏事，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坏人。”更不幸的是，这会阻碍人们对这些案件的社会成因进行深入反思，何必呢？既然这只是偏离社会规范的极端个案，那么对公众来说，需要做的只是提高个人防范意识，在人群中预先识别出这样的坏人，免得自己下次遇到倒霉，不然还能怎样？当然，这些害群之马一旦暴露，就要将他们坚决清除出去。根据《社会性动物》一书的观点，这种“人格倾向论”其实是有问题的：社会心理学的一个重要发现是，人们倾向于通过赋予过错者某种性格特质来解释其令人厌恶的行为，比如“精神病”、“虐待狂”或“邪恶之人”。大多数人，会在无意之中自发地这样去做，通过这种方式对各类信息加以组织和分类，从而获得对事件的控制感。这种有关人类行为的人格倾向论基于以下假设：做出疯狂举动的人一定拥有某种疯狂的人格，做出愚蠢事情的人一定是愚蠢的，只有邪恶的人才会做出邪恶的事情，做好事的人一定是善良的，诸如此类。这样的思考方式颇能迎合人们的想法，因为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把那些做坏事的坏人和我们这些“好人”区分开来。当我们想到令人厌恶的行为时，这种想法给我们以安慰——因为，作为好人，我们绝不会那样去做。书中更进一步指出：“人格倾向论会令我们自以为是，按照这种假设，我们在外部压力下是无懈可击的——而事实上外部压力往往会导致我们做出愚蠢、疯狂或残忍的举动。这种假设使得人们不再关注环境的改善，而是狭隘地去关注人格。”不仅如此，值得补充的是，这种思维倾向很容易让人倒向“有罪推定”，理由很简单：“坏人”和“好人”不一样，如果被认定为坏人，那么怀疑坏事是他干的，又有什么不对？如果还有什么蛛丝马迹能印证这种怀疑，那这就是板上钉钉了。被执行死刑的吴谢宇不管这些人怎么可恨，有一点是事实：他们在犯案之前，没有前科，像吴谢宇甚至看不出一点“心术不正”的迹象——别说我们了，连最了解他的母亲岂不都毫无察觉？在犯事之前，他们看着可也不像是“坏人”，那又有谁知道我们周围那些平日里很正常的人，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要说“残忍”，那也是个笼统的说法，在不同的事件中可能相去甚远。张波、叶诚尘的残忍，本质特征是“无情”：对张波的两个孩子，他们看起来毫无共情能力，仿佛他们需要新生活，旧家具就要统统扔掉。然而对吴谢宇来说，他对母亲则有着极深又极复杂矛盾的感情，恰在另一个极端，他的残忍，是意识不到母亲乃是和自己不同的另一个人。不过有一点，是他们共同的，那就是他们在试图摆脱一段亲密关系时，都采取了最极端的手段。世人无法理解他们怎么能下如此狠手，是因为我们普通人都受到了一系列制约：“虎毒不食子”的文化心理；弑母的重罪当然更为社会所不容；更不用说，“杀人偿命”的铁律和法律的惩罚手段。然而，所有这些，在他们这里都失效了，那么问题来了：这些制约在他们这里是怎么在心理上被突破的？这是单纯的“生性残忍”无法解释的，因为就算残酷无情的人，也未必愚蠢，如果明知事发后自己也会被处以死刑，为什么还要这么做？以吴谢宇来说，弑母之后固然花天酒地了一阵，但就算没被抓到，自己的人生也肯定是毁了，难道这么简单的现实他都预见不到吗？顺着这个逻辑想下来，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关键点：这些人之所以做出这样的极端举动，是因为他们在处理矛盾冲突时，想不出别的办法，而把杀人看作是唯一的解决方案。张波与前妻已经协议离婚，女儿归前妻，儿子归他，但叶诚尘仍一再说无法接受他有孩子，逼迫他“处理”掉。也就是说，哪怕孩子送人，她都不能接受，因为她要的是对方绝对属于自己，仿佛人生重启，之前的全部清空。这显然是蛮横的无理要求，问题是张波竟然无条件答应了。吴谢宇弑母的动机虽然复杂隐蔽得多，但至少从事后来看，有一点是肯定的：他想要摆脱母子的粘缠关系，至少有不止一条路可走，然而他却选择了最具毁灭性的弑母一途。也就是说，这些人在面临问题时，反应模式都很僵化，不会理性权衡不同方案的利弊，甚至想不出替代方案，却选择了最高风险的零和博弈。换言之，在他们心目中，很多事都具有绝对属性：要么全有，要么全无（all

neglect）和过度反应（excessive

河南方城县学校火灾事故情况通报已经出来了。全文谈了学校基本状况、善后救治等等，但除了“事故造成13人遇难”一笔带过之外，只字未提这些孩子的状况，乍一看甚至不清楚遇难者都是年仅9岁的孩子，更未谈及最关键的起火原因。当地已经封锁消息，按媒体评论人张丰（他本身也是河南人）的看法，“这时候通报就是最后的、唯一的信息通道了，代表着一个地方的诚意”，然而他失望地看到，这份通报“无主语、无愧疚、无责任”。他敏锐地意识到，整篇通报都缺乏主语，“一个句子要有主语，意味着很多，最重要的就是一种‘责任意识’”，“关于事故责任人，巧妙地使用了一个被动句……”（“涉事学校7名相关责任人员已被依法控制”）：这样的文风极其冷静客观，没有任何一丝“主观”或者情感的东西。同时它也意味着，在13个孩子遇难死去后，河南没有一个成年人“站出来”。如果你使用第一人称单数写文章，你马上会谨慎起来，因为所有的意思都是你自己的。如果你使用“我们”，则是诉诸抽象的集体，虽然正义凛然，但自己的责任也就少了几分。这可并不只是咬文嚼字——或者应该说，这份通告才是咬文嚼字写成的。确实如他一针见血指出的，“无主语”就意味着“无责任”，那是一种刻意造成的模糊暧昧，暗示着“事情就这么发生了”，但责任在谁，不知道。在集体主义文化取向的日本，体系内部往往也是谁都不承担责任。丸山真男在《日本的思想》中指出，这种心理状态与日本人喜欢用“是”（なる）多于用“做”（つくる）或“去做”（する）有关，这给人一种心理暗示，似乎事情是不必依靠人力而自然发生，既然如此，那么当然谁都不必为此负责了。他发现，在大学里做会议记录时，如果写“こうしました”（我们做了这些），同事们就会愤怒地加以反对，而写“こうなりました”（事情以这种方式发生），就很容易通过，因为那看上去是自然而然造成的结果。这样一来，哪怕是重大事件，决策、演变的过程可能含含糊糊，但结论却不能改变，因为既然它是自然发生的，没有人去做，那也就无人会为此负责并采取行动。凡是个人主体性尚未充分觉醒的社会，都是这类心态的沃土。《刚果战争》一书中谈到中部非洲也是如此：送红包常用的动词是“流通”，而且通常是被动语态，好像红包自己长了腿一样。常见的说法是：“红包已经流通起来了。”红包给受贿的人保留了一点尊严：你不必因为直接接受对方现金而感到尴尬。毕竟，谁能拒绝一个来自匿名人士也不知道装了什么的红包呢？显然，这不是语言无法厘清边界、责任，而是刻意如此，因为模糊暧昧才能留有余地，让人免于尴尬，哪怕自己心知肚明，但只要不点明，自己不尴尬，那么尴尬的就是别人。和英语不同，汉语里“无主句”很常见，诸如“下雨了”、“上课了”、“开会了”都不需要说明主语是谁，看起来就是那么一件事发生了，大不了就是被动应对一下，但“我”当然既不是主体，也无须担责。多年前，我看过一个案件，肇事凶手的父母找到受害者家人说：“发生了这么不幸的事，实在遗憾，请接受我们诚挚的道歉。”这诚挚吗？那首先就应注意到，它只提到“事情发生了”，仿佛这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客观现实，却避而不谈造成这一不幸的主语正是自家孩子。如果连事实都拒绝面对，你能指望他们诚挚道歉吗？回头来看方城英才学校火灾的悲剧，公众和那13个家庭在追问事件真相时，最想知道的并不是善后救治，而是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谁又该为这一悲剧负责，这首先就得直面问题。当然，这次调查组也控制了7名相关责任人员，他们作为直接责任人当然要接受审判和惩处，但这样的事并非偶然的个案，而是一个系统性问题，如果我们没有对系统本身的反思，那么处罚这些人，只不过起到了这样一个作用：让人们相信系统本身是没有问题的，有问题的只是个别人。也有一种声音认为，死难的这些孩子大多都是乡村留守儿童，他们的父母也应承担责任，共同造成了这一悲剧，这么小的孩子，本来就不应该让他们脱离亲人的照顾，托管给这些不靠谱的机构。怎么说呢，对刚失去孩子的父母来说，还要面对这样的指责不免太残酷。一位当地朋友告诉说，她早些年得知这些孩子的境况，也一度觉得很不忍，仿佛被孤零零地抛弃到一个很荒芜的地方，然而，对孩子的父母们来说，又只能外出打工挣钱才能为孩子创造更好的物质条件，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为什么有那么多家长愿意把孩子送到这类寄宿学校？恐怕也是因为在他们的处境下，找不到更好的办法，他们只能用一系列的话语来自我说服：学校会负责的，老师教得也好，寄宿后孩子能更集中注意力学习，如此等等。只有这样欺骗遮掩自己，他们才能心安理得地把孩子交给学校，外出打工去。换句话说，家长们那么做，是因为他们说服自己，那就是最好的选择。然而，真相是：他们其实没有更好的选择。如果一个人在非自愿的境况之下别无选择，那他/她也就谈不上责任——因为根据定义，“责任”是一个人充分自主的决定所承担的后果。这是我们在面对此事时所应牢记的一点：权责对等，我们不应苛责那些无权者没能做得更好，而应追问那些有权者为何没能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我们需要明确责任主体，否则就是又一次和稀泥：无人真正为此负责，最终不了了之，没报道=没发生=没问题。相关阅读：那13个孩子是怎么死的？当年轻人眼里的光熄灭

1月19日深夜10点，河南南阳一所私立小学砚山铺村英才学校的男生宿舍起火。一小时后，本地消防救援大队在接到火警后出警，38分钟后扑灭现场明火，然而此时，全宿舍总共14个孩子，已有13人葬身火海，1人重伤，年龄都只有9岁左右。火灾的起因，据说是宿舍里电暖器短路引发失火，但起火时孩子们应该也还未沉睡，难道没人能及时发现、组织逃离吗？据一位逃生的女生说，宿舍也有老师同住，考虑到学生起夜上厕所，宿舍不会锁门。《环球时报》根据当地消防队的官方说法，死难学生“在各自床上呈躺睡状态”，似乎走得很平静。然而，正如有人分析质疑的，“13个孩子‘步调一致’，竟然全无察觉和反应，整整齐齐在床上‘躺平’，连短暂的挣扎都似未发生。这更像三流的蹩脚编剧笔下的剧情。”据《扬子晚报》报道，有该校毕业生透露，“在学生晚上睡觉期间，宿舍是被锁起来的”。《中国青年报》的报道中也有知情人士透露，当时“有学生在窗户防盗网下侧打开了一个小口，从此口跳楼逃生”。这意味着孩子们并非在熟睡中毫无知觉。说实话，我更相信后一种说法。如果对这个系统稍有了解，你就会明白，在校生要讲真话，面临的压力比已毕业的学生大多了。不仅如此，火灾发生时，当地商户也说听到孩子们哭喊：“妈妈，救救我……”也就是说，他们察觉到了火情，但受困无法逃离，是被活活烧死的——烧得如此惨烈，以至于他们的父母得做DNA鉴定，才能分辨出哪一个是自家孩子。虽然调查结果尚未出来，但从种种迹象来看，极有可能，那13个孩子之所以葬身火海，是因为起火后无法逃生：窗户防盗网焊死，宿舍门也被反锁，应急通道也就无从谈起，他们无路可逃。此时说什么“无常，才是人生的常态”，都是不着边际的胡话，对那13个家庭来说，这就是天塌了。他们需要的不是廉价的感叹，而是严厉的追责和深入的反思。我知道，谈到“追责”，人们的思路大抵就是针对这一具体个案的当事人而言，那无疑是直接责任人，但要避免悲剧重演，仅仅如此是不够的，因为导致这一悲剧发生的根源，并不只是少数人的一时疏忽，而是社会运行中的一套隐蔽的机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悲剧？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制度安排就是这样：一方面，权力自认对所有这些孩子负有无限责任，不容出任何差池；但另一方面，这又会造成管理上的棘手问题，于是不受制约的权力，很自然地就想把孩子们都关起来。然而，当内部出现火灾时，保护人的铁屋顿时就成了致人死命的牢笼。乍看起来，这只要管理者稍具责任心，就完全能够避免，然而这实际上却很难，理由很简单：在这里，权力和责任完全不对等。孩子们没有逃生通道，窗户是铁栅栏，宿舍门就算没被锁也很窄小……这些在事后看来都显而易见地致命，但这不是疏忽，而是管理上的必然结果，因为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方便管理——只要堵住一扇窄门、一把锁，就足以让十几个好动的孩子不至于晚上出去闹事、玩耍、夜不归宿。多年前，我有一次去郑州，走了一路，有点内急，旁边刚好有间公厕，但过去一看，却被挡在门外。因为那是晚饭时间，公厕管理员把门一锁，自己去吃饭了。这是我头一回遇到这样的事，但一问本地朋友，他们好像见多不怪了。细想来，这倒也是个公共管理上的有趣问题：对这个公厕管理者来说，似乎压根没想到公共服务最重要的是开放性和便利性，而是把这看作一个不可损坏的公共财物，在管理上他只图自己方便——既然离开了，就把它锁起来。这当然也不仅河南如此。有一位建筑设计师曾不无沮丧地跟我说，他们团队在上海设计建造的一座新潮建筑，规划好的是八个门，然而落成使用后，就被堵得只剩一个门出入，哪怕他们再三致函去抗议，都石沉大海。她抱怨这是“土包子式管理”，但为什么？因为这样“方便管理”。确切地说，这并不只是“土包子”的做法，而深植于中国文化的基底之中。在我们的文化意象中，反复出现的一个理想型就是“壶型宇宙”，想想看，桃花源的入口也是“初极狭，才通人”。别说是村落，就是国家也一样，在洋人的大炮轰开国门之前，就只有广州一口与外界交流，因为这样最有利于掌控。不管怎样，这套秩序安排，哪怕经历了风吹雨打，至今仍牢不可破，即便不算多欢迎，至少也被无数人默默接受——有些人甚至意识不到这是限制，而欣然接受为一种保护。然而，正如火灾的悲剧所表明的，这样“方便管理”并不伴随着相应的高度责任心。那个权力只是随随便便交给了一个敷衍了事的宿舍管理员，而宿舍管理员恐怕没想过那么多孩子是把性命交托在自己手里，他拥有了那个权力，然后把钥匙往腰间一挂，自己呼呼大睡去了。你以为他们会认真对待，但他们其实是个草台班子。现在死了13个孩子，势必有人会追问：“出了事谁负责？”此时就会出现一个我们熟悉的场景：此前拥有无限权力的人，真有事了却不肯承担无限责任。可想而知，所有人都会想办法淡化、撇清责任。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仅仅在个案中追责不能真正有所改变，因为类似的戏码已经上演太多次了，然而每次只是惩处了几个人了事，结构本身丝毫不受触动。实际上，这次也已经看到了类似的迹象：火灾之后当地首先做的，是消防知识演练。当然，接下来电暖器是肯定会被严禁带入宿舍了。然后呢？管理模式会有所改变吗？这我不敢乐观。如果这一次我们能真正有所反思，那这13个孩子就没有白死。

“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这句话至少去年就在网上传开了，近来尤为流行，时不时就看到有人或感叹、或嘲谑地说起。当然，绝大多数人这么说的时候，只不过是在玩梗，又或是突然发现了一句能恰巧表达自己心声的话，仅此而已，这也值得认真看待吗？任何流行语之所以能流行，都不大可能是偶然的，因为如果不能被人广泛接受，它就流行不起来。何况，又为何恰好是此时才流行？在我看来，在这句看似玩世不恭的感叹之中，正隐含着当下社会心态的关键变动。这其中首先透露出的，是一种幻灭的意味，以及由此而来的失望情绪：一些看似专业、严谨、庄重的事物，当你窥见内幕之后就会发现，其实潦草敷衍、一地鸡毛，“原来也就那样”。抖音上一位经济时事博主的话，就表达了这种失望：“这个社会各行各业充斥着大量的糊涂混子，少数干实事的人在无处不在的推诿和敷衍中勉强的将集体工作维持在底线之上，整个社会运转的晃晃悠悠撒汤漏水，一切都是对付着能用就行。”可想而知，对于那些曾对外部世界的运行寄予期望的年轻人来说，这样的幻灭即便谈不上多痛苦，至少也难免感到一阵虚无，因为他们赫然发现，现实世界并不如自己所预期的那样，有时甚至连装装样子都谈不上。去年一位朋友跟我感叹，她在上海多年后回到内陆城市的老家，入职的单位看抬头还说相当正规的，结果呢？制定好的规则说变就变，重大招标流程如同儿戏，方案就交给没什么经验的下属随便写写，而领导甚至看都不看就发出去了。在此，“草台班子”乍看源于不专业，但背后的实质是权力的任意性：所谓标准、规则、合规，都可以随时不作数，操作的细节可能存在无数纰漏，但领导不在乎，因为权力不受制约，也不管专业细节，它在意的是权力本身对“全局”的掌控。这就不仅仅是幻灭了，还有祛魅：本来你寄予了那么多期待，结果，“就这样？”原先的敬意越多，落差就越强烈，难怪有句俏皮话说：“如果你喜欢香肠，最好别知道香肠的制作过程。”因为当你知道了其中的偷工减料乃至恶心之处，就感觉再也难以下咽了。在此，所谓的“世界”当然不是那个客观的物理空间，而隐含着某种伦理期待，就像传统时代的中国人对“天”的理解，那应当是一个高远、道德的存在，因而当近代人发现“天理”崩塌时，内心的痛苦难以言喻，毕竟那原本是他们的生活秩序的支撑物。即便对现在的人们来说，“世界”的伦理意味不至于那么强烈，但那种落差带来的失望，毕竟也是真实的。那些初窥内幕的新人，尤其容易有这样的落差感，因为他们原先多多少少为那些正式机构和大人物赋予了一点光环，结果真正接触之后，发现竟然也不过如此，一些看似重大的决策，随随便便也就那么做出来了，你难免有点震惊：“这也可以？”那种光环，原本就需要一点距离感，所以西谚才说“熟悉产生鄙夷”——耶稣或许被陌生人视为救世主，但对他家乡的人来说，那不就是那个马厩里出生的木匠之子吗？近距离观察到“也就那样”，是很难没有心理冲击的。虽然客观地说，这种感觉也未必都对。我自己也有过这样的职场经历：年轻刚入职时，发现一些工作多年的老同事按说更专业，但他们对待工作看来还没我认真，就只随便做做，或者就说“你先看情况做吧”。我也曾震惊过，但多年后意识到，他们那样也不完全是敷衍摆烂，而是他们已经经历过太多次，知道那个尺度大差不差。有时候，这种潦草敷衍源于不可预测的形势和风险：在这个多变的市场上，要保持专业、规范是很难的，甚至艰于生存，原有的机制来不及完善，就又变了，人员则走马灯似地换来换去，一切都有可能，并且是以料想不到的恐怖速度和力度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反正永远都在形成（becoming）之中，似乎也没必要太认真。当现代社会的结构组织足够复杂、现实又变动太快时，指望它能不辜负我们的期望，始终那么全能，其实也是不可能的事。《最后的大亨》中描写过一个英雄，他最初想成为工程建筑的总管，“一个了解所有事情底细的人，”但是，当他作了总管以后，却“发现没人知道任何事情。”这种怀疑和不信任感不仅有必要，也常被证明确实是正确的。美国总统J.F.肯尼迪曾感叹，他在就职时最使他吃惊的是一切果真都像竞选时所说的那样糟。就此而言，认识到“世界是个草台班子”至少有助于人们降低预期，保持清醒。当然，还有些时候，像这样的感叹不过是一种“中二病”的表现，仿佛只要祭出这句话，你就能迅速转变为一个世故、深沉、苍凉的智者，从宏大的尺度看穿了这个世界的运作不过如此。这时候你或许应该问下自己：真的是这样吗？不论如何，这种幻灭情绪还是值得重视，因为它会悄无声息地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虽然一些年轻人之所以有这样的震惊，只是初窥内幕带来的落差感，但却很容易让他们产生一种自己已“看穿一切”的信心；祛魅之后，不信任感尾随而至；质疑随时可能演变为对专业性的鄙视，乃至转向怀疑一切的虚无。更进一步说，当这样的心态在社会上弥漫开来，公信力的重建将加倍艰难：往坏处说，这可能助长民粹和阴谋论盛行；往好处说，这可以激发个体的独立性和怀疑精神，由此基础上建立的公信力才可能是真正的公信力。至于这究竟是好是坏，其实取决于你下一步怎么做：对有些人来说，看到“世界是一个草台班子”意味着幻灭后的绝望，自己不愿再为之投入什么，躺平拉倒；但对另一些人来说，那恰恰意味着新的开端——既然不能对那些正式机构和大人物寄予期望，“原来他们只是那样”，那么只能靠自己。知乎上对这一话题的讨论，底下就有这样一条回复：“其实早点想通这些，你就不会带着滤镜去看任何的人和事。于我这种从小有些自卑的人来说，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跨越性认知。我不再苛求自己，不再妄自菲薄，向着自信而又强大的自己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心理学家荣格说过一句话：“没有一种觉醒是不带着痛苦的。”如果看清楚“世界只是一个草台班子”，那也行，把这作为个人觉醒的一个开端吧，那这痛苦就值得，看看我们有没有可能搭出一个不一样的世界。相关阅读：这一年，我重新认识了“勇气”希望要放在我们自己身上

圣诞节前夕，有一位大学里任教的朋友跟我说，她不无忧虑地发现很多学生都在转发诸如“中国人不过洋节”之类的帖子，她不知道该怎样看待这样的激烈，只是隐隐总觉得不安，这算是时代变动的不祥之兆吗？当然，说起来也不奇怪，年轻时总是很容易为这些“家国大义”的宏大叙事热血沸腾。前些年还有另一位朋友跟我慨叹，如今年届半百，回头看自己年轻时，也曾非常热血，“只是我很幸运，每次周围都能有一些师友能平和地跟我讲讲问题的另一面，我才没陷入一根筋”。也就是说，乍看上去的偏激，未必是年轻人自身性格所致，倒不如说是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就比较单一，既没有看到问题的其它面向，也难以设想和理解异己的存在有何好处。说起来这其实挺可怜的，因为他们之所以如此褊狭，说到底还是因为从小没得到足够的尊重，所以才格外热切地拥抱国族的身份认同，那看似咄咄逼人，实则不过是弱小无助者渴望得到尊重。这也是当下让许多社会观察者为之困惑不解的地方，为什么在这个个人主义兴起的时代，又有那么多年轻人变成“小粉红”？毕竟像这样拥抱集体主义身份的狂热，看起来像是个人主义的逆反，相当不可思议。对这样的谜团，最简单的解释是一种“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历史循环论，又或将之视为被洗脑的证明，然而，现实恐怕复杂得多了。在急骤的现代化过程中，随着原有的纽带被拆散、冲决，越来越多的个体的确从宗法社会那令人窒息的社会网络中脱嵌出来了，然而，也正因此，人们就像刚刚被连根拔起的植物，对传统仍怀着一种幻肢痛般的留恋，尤其是当他们发现自己不得不孤独地在一个陌生而庞大的世界中漂泊徘徊时。每个人都需要一种终生维系的归属感，那可以让我们获得内心的安宁，值得注意的是：在传统上，中国人都是从“家”这一源泉中获得这种归属感的，“回家”具有一种极其强大的力量，哪怕漂泊异国他乡也总要“叶落归根”，然而，现代人开始意识到，他们是没有故乡的。在近代之前，中国其实是没有“社会”的，“家”之上就是“国”，任何社会成员之间积极而自发的横向联结所形成的组织形式，即便存在，也并不重要，除了秘密会社或梁山好汉那样的法外之徒结成的帮派之外，极少能激发某一个体能为之效忠，更别提献身了。在这种情况下，当具有自主意识的现代个体以激烈手段脱嵌出来，“父母皆祸害”也有那么多人响应时，就兆示着熟人社会的瓦解已经不可避免了。然而此时，孤独的个体在面对一个庞大、陌生的外部世界时，才深切感受到自己的脆弱，更致命的是有时还伴随着自我的无价值、无意义感，如果此刻没有一个俱乐部可以接纳他，那要依靠自己熬过来是极其艰难的。这在一个所有人都在向上走的时代，或许还不算是大问题，至少有二三十年里，人们确实真心相信梦想总能实现，然而到现在，梦想似乎逐渐表露出它的另一层含义：它多多少少是不现实的。对无权者来说，这是残酷的。他们被告知“梦想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但迎面而来的却是逆风的寒流，一再受挫的事实，只是让他们愤懑地确认了自身的渺小与无力。这肯定不是什么愉快的经历，也无助于他们有勇气审视自我，倒更有可能将他们引导向另一个方向：通过积极融入一个更大的集体，重新获得一种力量感。在这背后，是一种对现实难以排遣的不满。在愿望不断受挫之后，困兽般的人们在这个动荡的时代中茫然失措，越来越深感无力控制自己的命运，一些人求助于神灵、运气和彩票，一些人躺平退出，而另一些人则试图通过重建某个强固的纽带来对抗深深的不安全感。通过对某个认同的狂热拥戴，人们以一种简单的方式重新获得了意义感，还能因为融入一个更高的团体而感觉良好。巴枯宁曾言简意赅地道出这种心态：“我不想成为我，我想成为我们。”“无我”就不痛苦了，而作为“我们”的一员，可以使无力者变得自我感觉无所不能。埃里克·霍弗在《狂热分子》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个群众运动会吸引到一群追随者，不在于它可以满足人们追求自我改善的渴望，而在于可以满足他们自我否定的热望”，因为人们想要的恰恰是改变当下的生活处境，甚至自己也一无是处，“他们最深的渴望是过新生活，是重生，要是无法得到这个，他们就会渴望通过认同于一件神圣事业而获得自豪、信心、希望、目的感和价值感这些他们本来没有的元素”，“一个人愈是没有值得自夸之处，就愈容易夸耀自己的国家、宗教、种族或他所参与的神圣事业”。据此，他更进一步指出：“所有形式的献身、虔诚、效忠和自我抹杀，本质上都是对一种事物牢牢攀附——攀附着一件可以带给我们渺小人生意义和价值的东西。因此，任何对替代品的拥抱，都必然是激烈和极端的。”这并不只是少数人的心血来潮，而是现代化进程的产物：“最容易让群众运动滋长的环境，就是一个相当自由却缺乏舒缓失意感机制的社会。”这就是真正的关键所在：仅仅将人们看作是“被洗脑了”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人们之所以如此狂热，是因为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感觉，也没有意义感，那是一种“一切都到了尽头”的绝望感，此时烦闷而孤独失意的人们渴望“有所归属”，就算没有一个可供热烈献身的对象，他们也会制造一个。可想而知，对那些信奉独立自主的个体来说，这是一个艰难时世。毕竟那些好斗的言辞多半意味着自由空间的进一步消失，到头来即使只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自己，都会异常艰难。前些天有朋友还说：这几天我想通了一个事情，就是为啥我没办法追星，也很难理解追星。人到中年，没啥乐趣，看到同龄人追小鲜肉很充实的样子，但放在自己身上完全行不通。想来想去，是我对“偶像”这件事情有一种本质性的警惕，娱乐界的明星实际上是巨大的资本和人力堆砌在一个人的符号上的产物，我没办法对这个符号产生太多幻想。不仅如此，我也没办法信神信教，没办法入任何党派，是个彻彻底底的边缘人。我也是这样。当然我能理解，很多人之所以追星、信教、拥抱宏大叙事，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个人在这动荡的世界上充满无力感，需要某种外部的支撑，但现代人原本就应该是自我依赖的自治个体，为什么在我们这个社会只能自我边缘化？

上面喊破嗓子，下面毫无反应。这就是当下的现状：我们这个社会的不同部分正趋向各行其是，“你说你的，我做我的”。这是一种心态上的“脱钩”。不像以前，普通人也都多多少少会关心一点国家大事，现在的人则只是埋头讨生活，而把那些大喇叭里的声音看作是自己生活背景中的噪音——既然宏大叙事不关心具体的人，那你又为什么要关心宏大叙事？我知道，很多人会把这看作是一种可怕的文化转向，谴责人们对家国天下的公共事务漠然置之，成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但对于无权者来说，这只不过是精疲力尽之余的一种生存之道：为了活着，必须先关心自己。原先确实不是这样，长久以来中国人信奉的都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尽管这本来指的是对文明的一种特殊职责，但在近代早已被国家主义利用，借以使社会总动员化。根据这种视角，个人忘却超越个体的家国情怀，无论如何是难以得到原谅的。最初冲击这一叙事的，倒是网上流传的一些梗，诸如“地命海心”。虽然有时这被解读为知识精英对普通人的冷嘲，但这句话原本的重点，并不在于鄙视链，而是想讥讽一种国内普遍的社会现象：缺乏参政议政权利的个体，却偏好谈论宏阔的国家大事，反倒没怎么关心自己琐细的切身利益。为什么说这本意不是鄙视？因为在原本的语境下，说这话的人其实自我认同的也是“吃地沟油的命”，那意思无非是说：“大家都是普通百姓，你与其整天喊着反制美国、遥遥领先，还不如想想怎么让自个儿的日子过好一点吧！”此前还流传着这样的梗：国内不同阶层，收入越高，操心的越是与个人实际生活相关的；而收入越低的人，倒是动辄都想着天下大事。这虽然看着似乎好笑，其实也不无道理，倒不是说穷人就都吃饱了撑的，而是他们的生活更有可能受到大环境的影响和冲击。如果是这样，那么现在社会心态恐怕正在发生变化。虽然这一年多来，生活似乎渐渐恢复了一点“正常”，然而更多人只是小心翼翼地活着，怀疑是不是还有另一只靴子没有落地。很多人已经没有勇气谈“未来”了，只能挣扎求生，过一天是一天。长久以来，一代代中国人都被教导着要从“家国天下”的宏大叙事中找到自己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并激发自己内心的奉献精神和喜怒哀乐，即便这意味着完全没有个人生活。然而现在，这样的人生已遭到年轻一代的本能质疑，那种宏大叙事真的与自己有关吗？小说《微物之神》中准确刻画了这种卑微的庶民生活：“即使是后来，在这晚之后的那十三个夜晚，他们仍直觉地抓住渺小的事物，庞大的事物永远潜伏在他们里面。他们知道他们没有地方可去，他们什么也没有，没有未来。因此，他们紧紧抓住渺小的事物。”如此重大的社会心态转变，是在悄无声息中完成的，很多人或许根本就没有注意到。之所以如此，当然首先是因为大部分人自身也没有意识到这样的转变有何意义，但更重要的是，人们甚至没有发出一点声音，就像是宿命论者默默顺应了命运的安排。真正为生计奔波的人，已经没有余力发出声音。确实，对于普通人来说，仅仅活着就已经耗尽力气，甚至都不想开口说话了。何况，说了又怎样？有朋友说：“我觉得只有对现实生活祛魅，不活在宏大叙事里，才能更深地了解社会，在网上抱怨解决不了问题。再抱怨就把你清朗了。”以前有什么不同看法，人们至少还会表达下异议，但现在连异议的欲望也衰退了，取而代之的是“你高兴就好”，也不争论了，“行行行，好好好，你都对”，因为你知道，他们既不会改变，也不会真正关心你的需求，而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放弃幻想，照顾好自己。像这样的变动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肯定会有人说，这只是一种消极的回撤，最终只是公共空间的荒漠化，社会则再度退缩回原子化状态，甚至于“社会”本身都将不复存在——因为根据定义，“社会”本应是自治的个体通过参与公共事务而自发联结形成的。不可否认，这样的危险性的确存在，小农社会中的个体，也是“帝力于我何有哉”，只关心自己那个小小的家园，用那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比喻来说，这些农民是彼此缺乏联结的“一袋马铃薯”。“脱钩”未必只是他们屏蔽了宏大叙事，完全也有可能是断开彼此的联结。然而，反过来看，这也会催生出更具独立意识的新人，因为在中国社会，个体的独立往往伴随着一种痛苦的过程：要从那个粘缠的宗法社会网络上脱嵌出来，首先就得以激烈的方式隔绝外部影响，必要时断开社会关系，有时是“自绝于人民”。从宏大叙事转向自我利益，首先意味着培养起这样一种“反介入”的免疫力。事情并不到此为止，相反，这才是最危险的时刻。历史一再表明，在这样的新旧交替之际，如果个体难以找到新生活的方向和意义，下一幕极有可能令人不寒而栗。《破碎的生活》一书在回顾二战前的德国时发现，“德国百姓在塑造个人生活与追寻个人幸福这些方面的才能，原本就不大比得上其他民族”，其结果是他们在现代化过程中遇到了巨大的危机，不知道如何活出自我，因为他们觉得私人生活中的一切都太“无聊”、太“庸俗”和太“老掉牙”了：将近两代的德国青少年早已养成习惯，要从公共领域来获得自己生命的全部内涵，并从中汲取免费材料来激发内心深处的情感、爱意和仇恨、欢欣与忧伤。其中当然也少不了各式各样令人耸动和紧张的新鲜事，纵使这同时意味着贫困、饥饿、死亡、混乱与危难也无所谓。现在，材料的供应来源却突然枯竭了，生活变得既贫乏又受到剥夺，他们反而不知如何是好，于是心中觉得倦怠不堪和失望至极。他们从来就没有学会该如何自力更生，该如何把渺小的私人生活塑造得伟大、美丽和有价值，以及该如何享受这种生活并乐在其中。所以，就他们自己的感觉而言，公共事务失去刺激性以及个人重获自由，这些都不但不是礼物，反而还夺走了生活的内涵。他们觉得无聊透顶，便冒出一些愚蠢的念头，并开始变得性情乖戾。比照我们当下来看看，就会发现其中惊人的相似之处：宏大叙事的退潮，并未让人们迅速找到生活的意义，反倒陷入了空虚、无聊的精神危机。在魏玛时代的德国，人们在痛苦中“用来解脱的工具则是酒精、迷信，顶多还有另外一种廉价的方式——大规模群众集会之中淹没一切的如痴如狂的激情”，而这最终又酝酿出了更大的危机。不过，宏大话语的祛魅，至少提供了一种可能：重估私人生活的价值。千百年来，“私”在中国文化中相比起“公”总是处于道德劣势，作家阎连科前些年就曾不满地说，现在国内盛行的西方经典文学，已经没了宏大历史的苦难、社会关切和民族情感，而“只是关注一个微小人群中的小伤感、小温暖、小挫伤、小确幸”。这种批评固然有其道理，却是错位的，因为中国社会缺乏的，恰恰不是宏大话语的意义，而是私人生活的价值。从这一意义上说，我们很可能正站在一个关键时刻：“紧紧抓住渺小的事物”并不仅仅是一种生存之道，一种对私人生活的回归，还应当从中找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并由此生发出社会的横向联结，重建秩序。往前一步究竟是坦途还是深渊，取决于我们当下如何做出选择。相关阅读：我们时代的精神危机在时代的浓雾中找到彼此

最近哈尔滨旅游火热，挤满了对冰雪大世界满怀好奇的南方人，“南方小土豆”的梗也随之在网上流传开来，然而，争议也随之而来。这一称呼原本出于戏谑，一般认为是针对南方人个头矮、风尘仆仆到东北搓澡又好似一锅土豆洗泥，但很多东北人坚称这不带歧视意味，“南方小土豆听着可爱又稀罕”。《中国新闻周刊》的一篇《为什么称南方人为“小土豆”？》显然支持这种看法，认为“从言语的感情色彩义来说，这一称呼确实是褒义，甚至带点喜气洋洋的意思”，使用时“和歧视及攻击无关，而是饱含满满的亲切和宠爱”，而且“语气也是充满爱和温暖的”。然而，还是有很多人本能地对这个称呼感到不舒服（坦白说，我本人也是），这还不仅是南方人如此，一位北方朋友也私信跟我说，他也相当不舒服，“但是我又不是因为觉得这是在嘲讽南方人矮而不舒服，就是让我觉得很无语，让我不适”，那这种不适究竟是为什么？项栋梁日前在一篇《你好，我是有边界感的南方人，不是你的小土豆》中认为，“‘南方小土豆’这种杂糅着宠溺与偏见的称呼，它最大的风险在于打破了人与人之间的边界感。”他进而抨击，这种自以为表达热情好客的方式，折射出东北在观念上的落后，进而将“没有边界感”看作是没有规则、非市场经济的一种社会特质，认定这需要为东北这些年的经济落后负责：东北人认为的很多正常的人际交往方式和做事情的方式，在市场经济相对发达的南方社会看来是非常扭曲、非常危险的。……边界感导向的不是疏离，而是规则。人和人之间按文明规则相处，而不是按关系亲疏来决定用哪副面孔。恰恰是这种必要的边界感，才让每个人在社会中处于一个舒展的状态，可以在更广阔的空间里发展。这种解释有道理吗？那先理解下什么叫“边界感”。一般来说，缺乏边界感是熟人社会的特征，彼此都很亲近，咱谁跟谁啊，你要是客套，那不是见外了吗？不分南北，中国人都很自然地知道，先拉近双方关系，做事就容易多了，所以才要“套近乎”。“缺乏边界感”的指责，意味着没能把握好人际交往上“亲疏有别”的分寸：从小一块穿开裆裤长大的哥们，见面就嘻嘻哈哈打闹，互称“胖子”、“矮冬瓜”，那是亲昵，但你一个陌生人，也这么叫，那就算按捺住不揍你，难道还给你好眼色？在此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缺乏边界感”和“歧视”不是一回事，倒不如说是：“你跟我有那么熟吗？”因此，同样的称呼，熟人可以叫，也不介意（甚至还更亲切，有些铁哥们格外嘴贱，见面就相互笑骂“傻逼”），但你就不行。哪怕是褒义称呼，在某些语境下也会冒犯人。一个女孩子走在街上，小流氓对着她吹口哨，叫她“美女”，虽然这明明是美称，但她却很可能反感、厌恶。如果此时还叉腰去质问：“怎么，叫你美女还不乐意？”如果可以，她肯定会赏你个耳刮子。所以，“南方小土豆”的称呼，归根结底是“你跟我没那么熟”吗？恐怕不完全是。东北毕竟是国内长久以来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我认识的许多东北朋友，在人际往来时，好像也没比别处更自来熟。何况，很多人之所以对这个称呼感到不舒服，也不是因为缺乏距离感。上海人可能是国内最在意距离感的群体，我之前就有一些同事私下和我说，他们很不喜欢一些销售初次见面就“哥”啊“姐”啊地套近乎，“谁是你哥啊？”像这样才是对缺乏距离感的反感，因为“哥”绝无贬义和冒犯之意，相反对方明显是自居低位，想和你拉近关系，但你还是反感，因为你觉得跟一个陌生人保持距离才更舒服。然而，“南方小土豆”引发的不适，不是因为这样。至少有一些人，感到不快是因为其中隐含的负面联想——当然，“缺乏距离感”的意思似乎是说，哪怕这称呼有点冒犯，但只要够熟就没事（就像叫朋友“矮冬瓜”）。何况，为什么一些东北人看了这称呼，也感觉“尴尬得脚趾头抠地”呢？我想，这里的一个关键之处是：一个称呼是否隐含歧视意味，应以对方的感受为准。确实，对于同样一个称呼，有的人觉得冒犯，有的人却无感，有的人甚至喜欢，这取决于复杂微妙的社会互动。但问题在于：当对方不喜欢被这样称呼时，振振有词地辩解“我这都是爱称，你别玻璃心”，这就过了，真正让人不舒服的地方恰是在这里。因为这种“自以为没问题”其实隐含着无视对方的感受，乃是自我中心的可靠体现。这也远不止是东北的问题，你只要稍稍留意一下，就会发现到处都存在这样的心态：自己如何对待他人，不管别人如何抗议，那都没事，甚至还很委屈；然而，反过来，对别人的任何有意无意的轻微冒犯，都可能报以猛烈的情绪反应。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些北方人同样不舒服，虽然都是“不舒服”，但背后的意味大不一样——他们不是被冒犯的对象，但那些共情能力强的人，很自然地就会对这种无视他人感受的做法产生本能的不安。为什么难以体察他人感受，这与其说是距离感的问题，不如说症结在于一种权力文化：它难以将彼此视为平等互动的个体，并代入他人的感受，设想自己遭遇这样的冒犯时会是怎样。换位思考之所以很难，恰是因为权力构造阻止了共情，因为权力不允许互换。至于这会不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什么潜在的影响，是否决定性的影响，这难以评估，不过有一点似可肯定：它既可能是市场经济薄弱的原因，又可能是结果。因为如果当地有发达的工商经济，那势必就会迫使个体与他人在利益计算的基础上展开互动，发展出经济理性，即便为了自己的利益也更多去体会他人的感受。问题或许就在这里。相关阅读：权力不允许互换对权力的共情哈尔滨不是东北城市吗？

“这一年来的一大新变动，就是那些中产高管们以前都忙着工作不管孩子，但现在意识到瞎折腾还不如躺平，对孩子的关注就比以前更多了，精英教育因此更卷了，但问题是卷得赢吗？”一位国际教育从业者日前如此感慨。确实，在当下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恐怕没有哪个家长不焦虑的。计算机、大数据前年还是留美学生最喜欢的专业前三，现在马上变成回来都找不到工作，预言不仅正变成现实，而且远比料想的更快。在这不确定性更强的时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教育内卷的拐点会到来吗？为什么所有人都那么累？

新的一年开始了。无数人都在发新年心愿，当然，我也未能免俗，但我忽然意识到，当人们这么做的时候，还隐含着一种普遍的集体无意识：现在时间重新开始，过去的就过去了，“往前看，别回头”，我们想成为没有过往的人。诚然，这也无可厚非，谁都不想没事去搅扰过往的幽灵，然而问题是，在这里，时代的洪流太过匆忙，我们好像身不由己地跟枯枝败叶一起，被裹挟着冲下来，而那些过往尚未得到好好安葬，就已沉埋进地底，无暇乃至无法再被提及。此刻，记忆不是值得珍藏的经历，倒更像是干扰岁月静好的遗存，已经变得不合时宜；而未来也不再像以往那样闪闪发光，倒不如说更像是地平线上的阴云，让人恐惧多过期待。这就是当下的现实：我们丧失了过往，也不敢拥抱未来，而被囚禁在了当下。有句广为流传的名言说，真正的英雄主义乃是“认清生活后依然热爱生活”，但这究竟是什么意思？联系到约翰·列侬也说过，“生活就是当你忙于制订其他计划时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细想来，这背后其实都有某种“生活的现代性”——生活本身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动荡的冒险，但你不应畏惧，能认清风险还能投身其中，这就是普通人的英雄主义。然而，当下还有多少人敢这样自我期许？这一年来，人们多多少少都隐约感到，原先的那个时代正在远去，但新的时代究竟会是怎样、自己又应当怎么做，没人知道。不过，有一点是确定的：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发生动摇，或即便内心没动摇，但发现自己立足的地基开始动摇了。在这种时刻，你可能陷入“不知道做什么好”的境地，哪怕看起来生活照旧，但其实秩序已经从内部崩溃。就像去年网上有人说的：“崩溃不一定意味着哭泣。大多数时候，是你茫然盯着某个地方，没有精力继续做你正在做的任何事情。”几个月前，一位医生朋友和我说，她周围已有人捕捉到了时代的变动，告诫她“主动适应，一切才都开始，我们的中年就要这样度过了”，但如果不愿意适应、或主动了也适应不了呢？如果出于违心，那谈不上“主动”，甚至也不叫“适应”，更确切地说是“屈从”乃至“变节”。作家徐锦川去年就有这样一番感言：“这十多年来，我的思想有变化，是：开始时我不仅自己要做个好人，而且还想要唤醒别人做个好人。后来我只想自己做个好人。现在我自己也不想做好人了。”也就是说，这意味着缓解外在环境与内在的紧张感，但代价则是多多少少放弃抵抗、交出自我。对很多人来说，连“做自己”的律令都有点显得像是“何不食肉糜”，因为对他们来说，当然谁都想这样，但他们所承受的压力太大，“做自己”又谈何容易？更有甚者，那些仍坚守着公共精神的人，还会被揶揄为只是铁拳挨得还不够多，他们的抵抗已被提前宣判毫无意义，否则他们的存在意味着提醒其他人的懦弱。我们的道德标准已一再降低，能不去揶揄那些还在坚守的人，至少也表明还能有是非判断。说起这些，有朋友感叹：“都是悲苦，能坚持不堕落就不错了。”在如今这个时代，每个人似乎都觉得很累，这种疲惫感，正表明我们受到强大外在系统的左右。且不说有余力去创造新的可能、开辟未来，甚至连坚守住自我都难，此时，“适应”似乎倒也轻松多了。然而，人活着的意义，既要靠卸下外部压力，更重要的是如何培养内在的力量。卡尔维诺曾说过：“我们有两种避免受苦的办法，对于许多人，第一种比较容易，接受地狱并且成为它的一部分，这样就不必看见它。第二种有些风险，而且必须时刻警惕提防：在地狱里找出非地狱的人和物，学习认识他们，让它们持续下去，给他们空间。”要做点什么，诚然很难，就像奥本海默曾说的，那“就像在隧道里爬山：你根本不知道自己能否爬出山谷或者干脆就是死路一条”，如果单论结果，似乎很多尝试根本只是愚行，但我们不应该嘲笑勇气，不做选择本身也是在选择，只不过是以弃权的方式，那我们为什么要弃权？这两年，我之所以还在尽力做点什么，是因为我心底里还有些东西没被生活磨掉。我能理解一些人的选择，他们的生活更粗粝、艰辛，以至于如果有所了解，很难去指责他们没能表现更有勇气，只不过，回避和放弃都不能带来改变。如果认定一切早已像命运那样注定，无力对抗那种决定着自己生活的结构性力量，那么一个人也就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自主行动——对他们来说，甚至不存在“生活”这回事，只不过是“生存”罢了。所谓“适应”，就是个体为了生存而做出的自我压抑。可想而知，且不说个体的解放，这样一个系统，从整体上来说必然是低效的。“开辟未来”，对大部分人来说，可能显得太过大而无当，中国人嘛，只是“活着”而已。然而，即便如此，至少你也可以尝试以另一种方式活着。生活诚然不易，但不要让它磨平了我们内心所有的微小希望，否则我们也就丧失了指引：“上升或者下降的概念本身就是错误的：星辰在下面跟在上面一样闪耀；与其说他在深渊的最深处，不如说他在深渊的中央。深渊同时既在天球之外，也在颅顶之内。”（尤瑟纳尔《苦炼》）在旧时代的废墟上，一边在升腾，一边在毁灭——火倒是既能升腾也能毁灭，也许新的火种也将在这废墟中重新点燃。哪怕对未来难以乐观，有限的人生里还是要尽可能燃烧。我也清楚地知道，有些状况当下解决不了，作为成年人，只能在认识到自身有限性的基础上，尽力而为，剩下的交给时间。当我们跳出自己的处境，就当是从未来穿越回来的，带着点打量异国的新奇感，或许还能看到点有趣的东西。如此，既身处其中，也要置身事外。历史学家柯林伍德有句名言：“历史的价值在于告诉我们人做过什么，从而告诉我们人是什么。”这样说来，那如果我们从未来回望，也会发现，当下我们做了什么，将有可能决定我们是什么，而且此刻历史尚未写成，我们还有选择的可能。相关阅读：希望要放在我们自己身上这一年，我重新认识了“勇气”缺乏主体性的好处在时代的浓雾中找到彼此不确定时代的乐观你还像一年前那么乐观吗？防失联，请关注我新号：小号（备份用，无留言功能）：

今春在成都寻麓书馆参加一场对谈，散场后有几个人走上来，他们既不是来找我签名，也不是合影，只是为了跟我说一句：“谢谢你写的，特别是去年封城期间那些，让我知道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这么想。”我也很谢谢他们特意来告诉我。其实有时我自己都不确定在这里的喃喃自语，对别人究竟有何意义、又究竟是什么意义，我也需要有人跟我说说。虽然我也经常挨骂（有时是暴风攻击），但重要的是，不时有人说：“你鼓励到了我。”有一位读者说：“当下能传播真实，感知真实，已殊为不易，读您的文章，也为无数读者找到了心灵的寄托。黑暗中，不必一直勇敢。”在这即将过去的一年里，我去了不少地方，见了不少人，绝大多数都是初次见面，而我们之所以相遇，契机就是我在这里的所思所写。其中一位对我说：“我这两年活得就像原子人，不和本地人发生往来，跟谁都不联结。”然而他还是来见我这个陌生人了，愿意和我谈谈他所了解这座城市，因为他读过我的文章。最初开这个公众号，我只是为了标注原创以免自己文章被侵权，后来则是为了多个渠道发声，但三四年下来，我开始逐渐意识到，持续的公共写作，本身可以提供一个纽带，让我们得以在时代的浓雾中找到彼此。长久以来，孤独原本是我的常态。大学刚入学不久，我就意识到，在别人眼里我是一个“老看别人都不爱看的书”的怪人，要得到理解是可遇不可求的奢望，谁愿意花那么多时间精力来了解你呢？虽然看起来人缘不错，但那时我对于自己被人理解并没什么兴趣，更没有为此付出过什么努力，相比起在应酬中浪费时间，我一贯更喜欢阅读和沉思。我对此并不遗憾，更谈不上痛苦，事实上我享受独处，因为我相信人一旦到了某一境界都注定孤独，就像爬山时越往高处，同伴势必越少。黑格尔有句难说是伤感还是清高的话：“除了一个人以外，没有人理解我，而即使是那个人也把我理解错了。”我当然远未到那么高处不胜寒的境地，但这些年历经世事，我也知道不该天真地以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有多容易达成，事实上那艰难之极。然而，正因为体会过孤独、知道人与人之间的理解有多难，近年来我越发意识到人际联结是多么可贵。精神再独立的人，长久得不到任何回应也是难以忍受的，渴望并享受那种共鸣，原本就是人内心无法压抑的欲求。鲁迅在《呐喊自序》里写过，一个人的主张，无论赞成与反对都有其意义，但新文化派当时的处境却是“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他所说的是先行者的孤独感，而卡夫卡在《城堡》中所描述的则是现代个体更普遍的困境：K和弗丽达虽然相爱，但即便如此，他们也无法避免猜疑，彼此孤立的原子化个体在交往时遭遇数不清的不确定性和障碍，这其中隐含着一种悲观的预期——“所有在人与人之间建立共同体的尝试，都注定会失败”。韩剧《就算敏感点也无妨》那确实非常难，有时看起来毫无希望，连乐观都显得没有理由。我知道这一年里，每个人都过得不容易，各有各的难，很少有谁还能乐观得起来，但不管世道如何，每遇到一个有趣的灵魂，我就觉得多一点希望。王小波说过：“我活在世上，无非想要明白些道理，遇见些有趣的事。”当然，有趣的人也很重要——我们活着是为了寻找同类，当通过文字遇见一个同类，我就又多了一分坚持下去的信念。当遇见了越来越多的同类，我挣扎求生的勇气也就越来越大。要不是因为当初无意中开始写了这个公众号，我可能很难知道这片土地上还有许许多多有趣的灵魂，只不过他们往往难以发声，就像暗夜里的萤火虫，只能照亮自己身周围的一片黑暗。虽然最深的孤独只能独行，但别忘了周围的微光。有时候，这不需要对方特地做什么，因为知道有这样的人存在，就足以让我们确认自己并不孤独。欧文·亚隆在《存在主义心理治疗》恰如其分地说：我们都是黑暗海洋上行驶的孤独船只。我们可以看到其他船上的灯光，虽然我们无法触碰这些船，但是它们的存在以及处境的相似，给我们提供了莫大的安慰。现在，经由这个渠道构建的网络，我们得以形成一个组合体，包含着不同自我效能感和对于目标价值不同认识的个体，虽然未必总是“同频相吸”，但至少至少还有一些人在默默坚持。也因此，有朋友说：“公众号作者的群是我目前发现最有价值的了，因为读者画像决定了大家有一些共同认可的谈话基础。”《科扎克医生》这种联结，不仅可能是“空间式”的，也可以是“时间式”的：通过阅读，触及历史和记忆，我们能发现，和我们类似的、或更糟的处境，在过往的时代里比比皆是，从他们那里，我们得以汲取到力量。对于这些年的变动，我的不少知识分子朋友都怀有忧思，那是一种类似“担心我们的文明崩坏”的隐忧，而认为应当起而抵制一些新变动的侵蚀，这就需要找到某种精神来支撑着我们坚守下去。在这一意义上的精神联结，往往指向某种精神、文明的跨越时间的传承（类似“非物质文化遗产”），并认定知识精英应当自觉成为这一圣杯的看护者。这当然也有其必要，任何时代都需要重新挖掘、解读过往的精神遗产，以抵御当下的时代洪流。不过我想，新的变动中也会有一些好的变化，并且我们的抵抗不是静态地守护某个不变的事物，还得不断推陈出新。仅仅坚守不足以应对时代变局，我们还需要了解这个时代在晦暗表象背后有价值的新事物、新观念和新群体。正因此，除了跨越时间的共鸣，我们还需要留意公共文化空间里横向的联结。不论坚守还是抵抗，都不是真空中的抽象意念，而是结结实实的日常实践，而这首先需要我们找到彼此。今年不幸离世的一位朋友说过一番话，我觉说得很好，因为那提醒我们，虽然我们在宏大的时空尺度之下或许相当渺小且彼此远离，但我们并不孤独，可以彼此照耀，而相似的灵魂迟早相遇：“宇宙中有无数颗恒星，周围都是无尽的黑暗甚至黑洞。每当你以为这黑暗没有尽头的时候，请不要忘记，遥远的地方、另一个时间，有人在靠星光指引道路。拥有燃烧的力量，就不要屈服于黑暗。而你，并不是宇宙中孤独的星球。我们终将会合。”相关阅读：我的2021年我们一起度过这艰难的一年这一年，我重新认识了“勇气”防失联，请关注我新号：小号（备份用，无留言功能）：

“魔女”劳荣枝已被执行死刑，但围绕着她的争议和谜团并未就此消散。此前，我曾写过《无责任之恶》和《劳荣枝的两面》这两篇，试图分析她复杂黑暗的内心，然而，我当时就发现，并不是所有人都对此感兴趣。对于像劳荣枝、弑母的吴谢宇这样的人物，总有一派人声色俱厉地主张，对他们没什么好说的，也没必要浪费时间去了解其人格，唯一需要做的就是从重、从快地对之除以极刑。根据这种看法，理解罪犯不仅不必要，甚且危险，因为“理解”势必意味着认识他们身上的复杂人性，但这些审判者恰恰是想要确证他们早已丧失人性，承认其身上的人性，岂不就意味着坏人还能赢得一部分人的同情？激烈者甚至认为，这些罪犯在法庭上的自我辩解和陈词与其说是他们的权利，不如说是“给了坏人机会”（而这是他们不应得的）。如果你试图理解他们，那就踏入了陷阱，仿佛稍稍能理解其行为动机和逻辑，就被诱捕到罪犯那一边去了。那是一个黑白分明的摩尼教式世界观，中间即便有灰色地带，通常也不是什么好事。他们所恐惧的与其说是罪犯本身，不如说是恐惧对罪犯的理解动摇了自身的道德秩序。所谓“理解即原谅”，他们担心理解的下一步就是自己说不定对之产生同情，有人因此戏仿：“反对劳荣枝，理解劳荣枝，成为劳荣枝。”根据这样的三部曲，“理解”差不多意味着自身堕落转变的危险开端。这么想的人有多少，不得而知，但留心一下就会发现，我们周围真不少，说不定甚至倒是人群的多数。他们不止是把这些罪犯视为不可接触的他者，对这些他者也没有好奇心，似乎那是什么病毒，靠近了就会感染。既然如此，对待这些他者的主要做法并不是客体化地加以了解、认识，而是隔离、排斥、清除。如果处理这些异类、他者不是靠理性认知，甚至拒绝去理解，那究竟该怎么做才好？从我们这个社会运行的逻辑来看，通常的步骤是：识别（有时是直觉式断定某人是坏人）、定性，最终清除出去，维持一个道德共同体的纯洁。不难看出，这是一种集体主义本位的理念：相对于道德共同体的纯洁本身，那个自甘堕落的他者内心究竟如何，确切地说是无关紧要的，甚至其本身都不重要，就算错杀又怎样？重要的是原有的道德秩序得到了捍卫和重申。照此，答案是在事先就已知道的，那犯罪心理学还有必要存在吗？为什么还需要审理案情、当庭辩护？又或，这些就算存在，也改变了含义：那是为了在技术层面搞清楚问题，履行一定的程序，并让罪犯更加心服口服。然而，根据这一逻辑的犯罪心理认知，不能包含着“同情”意义上的深入理解。因为真正意义上的“理解”，势必要求先“把人当人看”，而不是看作一个本质上不可理解的怪物和他者——然而，这却又是与上述道德逻辑相矛盾的。《追缉：炸弹客》第一季

阿福

在郑州买到烂尾楼的亮亮、丽君夫妇，在接连遭受挫败、宣称要回老家之后，峰回路转，没几天忽然又说要留下来，准备在郑州创业了。消息一出，公众的反应似乎并不是为他们感到高兴，而是普遍的失望，因为太多人都怀疑，这么戏剧性的转变，并不是因为他们突然时来运转，甚至都谈不上是自觉自愿，而只不过是被“招安”了。这很有可能——实际上，我也是这么想的——毕竟，想想看，这对小夫妻三年来的种种经历，早已成了普通年轻打工人在大城市（尤其是郑州）安家梦想破灭的代言人，如果郑州没为此做点什么，那才太奇怪了。不难想见，让他们表态“留下来创业”，当然是一波“正能量”——这才符合“郑州对青年更友好，青年在郑州更有为”的调性。如果这是年轻人自觉也想要的，那当然不坏，问题只是做得太迟、太少，更未必是人们所期待的那样。对他们“留下来创业”的选择，有的人认为那也算是这对走投无路的年轻人为数不多的出路，不然还能怎么办？他们已经失去了工作，据说都没有公司敢要他们，回河南灵宝老家难道就能更好？当然，这一表态肯定是对他们原先形象和人品的祛魅，难免丧失一些支持者，但他们还有更好的选择吗？没错，那或许是招安，但如果你不接受，那回老家难说还有麻烦等着你。话是这么说，即便意识到这些，很多人仍然感到失望。那种失望是基于难以言明的期望落空：本来你同情的基础，是因为代入他们的处境，以为他们是自己一样为生活挣扎的普通人，到头来却发现他们成了合作者。从这一意义上说，不论他们选择的背后原因是什么，现在给人的观感如此，这无疑是对他们自身形象的消耗——尽管你也可以说，本来这形象放着也难以变现，留在郑州创业，总好过回乡去带货卖农产品。然而，不论如何理解他们的处境，你是无法像以前那样共情他们了。这就是为什么这一次的转变，看起来与其说像是他们新生活的起点，倒不如说更像是他们网上形象的终结——这种终结伴随着相应舆论话题的退潮，倒像是一次自我形象上的自杀，而这，恐怕正是郑州官方想要看到的：他们已经被“无害化处理”了。对一些人来说，他们之所以接受这样的选择，与其说是他们别无选择，不如说是因为他们的认知就是如此：很多人挖出他们之前的一些言论，判定他们原本就是粉红，认为他们迄今为止的遭遇，每一步都不是偶然的，是自身认知的必然后果，甚至他们买到烂尾楼也是活该。另一些人则认为，他们之所以不值得同情，是因为他们的行为本身就动机可疑，“即便他们要钱的理由合理合法，但方式方法的确很不妥”，有的人进而怀疑他们只不过是在利用他人的同情心，博流量赚眼球，别有用心。当然，还有人觉得他们既然那么惨，为什么还能用那么好的手机。这是在国内的舆论场上不时可以看到的一幕：一方面，公众同情在这类事件中特别重要，往往充当着引爆剂的作用；但另一面，这种同情却又是极为脆弱的，人们对同情设定了苛刻的条件，有时左中右不同立场的人竟然不约而同地都拒绝给予当事人同情。这就是“完美受害人”的悖论：要让人能代入他们的处境，即便不必然是在道德上无可挑剔，至少也要符合旁观者的道德立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激起人们的同情心。然而，到了社会价值立场逐渐多元化的时代，要得到不同人在这一意义上的同情，事实上是越来越难了。其结果，人们往往只能同情那些和自己价值基底一致的人，而倾向于心安理得地认为那些异己者的遭遇都是活该——毕竟这既不用调整自我，还能让自己感觉好多了。虽然此前亮亮、丽君这对小夫妻确实得到了大量公众同情，但这一事件的重点却不在此。我的意思是，关键并不是因为他们从“眼里有光”到“眼中有泪”才获得被同情的资格，而是他们作为遵守购房契约的普通人，就理应能得到那些基本权利——例如，在要回自己应得的2万元时不至于挨打。更进一步说，一个人是否得到帮助，也不应该与其身份、道德、政治立场等“资格”挂钩。虽然我也知道这在情感上可能很难做到，有时甚至容易产生一种受背叛的感觉，但援助者最好想清楚这一点。我刚进大学不久，曾和一位同学谈起过这个问题。那时我原本以为自己出身乡下，对生活的艰辛已经算得有所体会，但和他谈过后才知道，他老家乡下的贫困生活，是我难以想象的。有一次我们坐在海边，他感叹说：“有时候，真的是人穷志短。”我有几分吃惊，因为在我印象中，他从未被生活所压垮，便说：“‘人穷气短’我可以理解，为什么要说‘志短’呢？”他说：“不，就是‘志短’。你还不知道真正的贫穷意味着什么。”他望着大海，对我说：“贫穷是腐蚀性的。我从小在乡下看到了太多黑暗的事，你会发现，一个人在穷困之际会不顾道德，做出很多匪夷所思的事，甚至道德对他们都是奢侈。穷人未必就是好人。但如果哪天我有余力，我还是想去帮助那些穷人，没有人天生就活该过那样的生活。”多少年过去了，我一直记得这番话。相关阅读：当年轻人眼里的光熄灭靠努力奋斗就能在大城市安家的梦想，破灭了到底是谁的错？

柏林的勃兰登堡门数百年来，曾经有无数人真诚地相信，现代化就是一条不断进步、笔直通往未来的高速公路；然而近些年来，至少在步入后现代社会的西欧，这么想的人已经越来越少。即便“进步”和经济繁荣仍然是一件好事，它能持续多久也越来越让人疑惑。无处不在的风险引发普遍的焦虑不安，此时上上下下却又缺乏必要的政治意志去解决它，未来看起来阴云密布，难以再为人们提供一种清晰的方向感——如果未来不见得比现在更好，那它还值得期待并为之努力吗？这并不只是西欧人的困境。在日本，已持续一代人之久的经济不景气，让全社会都弥漫着一种怀旧气氛，未来已失去吸引力，现状一言难尽，许多人甚至怀念闭关锁国的江户时代那“过去的好时光”，当时日本人还无须“到世界上去讨生活”。这种心态，几年前中国人恐怕都还难以理解，毕竟长久以来，我们这个国度一直以激烈的态度抛弃过往、拥抱未来，然而不应该忘记的是，这本身就是一百年前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在此之前，中国人理想中的黄金时代一直是远古的“三代”，而非一个闪闪发光的未来。凡此等等，都明白无误地证明：所谓“时间”并不只是生活中的客观存在，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的人们往往是通过文化和权力的棱镜去感知时间结构的，而这种时间感又反过来可能对人们如何思考、选择、实践产生潜在而深远的影响。《时间与权力》[澳]克里斯托弗·克拉克

《梦想改造家》剧照这是个普通的中国家庭。父亲早年抛妻弃子，二十年对妻儿不闻不问，老了半身瘫痪，终于想起自己还有个儿子。他不肯住疗养院，在家有人照顾也不满意，两个月换了四个阿姨。谁能侍奉这么难伺候的主？还得是他曾背叛过的前妻——虽然她牺牲自我，本意只是心疼儿子，但结果都是她回来给前夫当“保姆”。也就是说，这个爹和妈回到儿子身边的初衷就不一样：爹是来索取的，妈是来奉献的。故事并未到此为止。儿子为了“一家人”住一起，更好地照顾父亲，想要重修一下老房子。改建后的新房里，父亲的房间独占一层，最为宽敞舒适，甚至还有他的茶吧、院子、假山、棋桌，小夫妻的房间至少也有工作台和休闲区，连猫都有属于自己的“猫别墅”。所有人都被精心考虑到了，但留给老母亲的，给人的观感就像是洗衣干活的“保姆房”，唯一为她精心考虑的就只有厨房，用儿子的话说，那都是为了“方便母亲今后洗衣服做家务”。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房屋改装设计充分考虑了这个父亲作为残疾人如何便利地享受生活，但是母亲作为一个健全人，本可以更好的活动能力，但屋内完全没有留出空间给她打乒乓球，她的爱好完全被阉割，变成马桶上方的装饰品，这实在是太讽刺了。《梦想改造家》剧照原本这只是《梦想改造家》的一期装修故事，播出后却遭到全网声讨，被骂出了圈，有人尖刻地嘲讽：“谁说中国不能拍出恐怖片？”这里的恐怖之处在于，母亲的付出，被这个家庭里的所有人都视为天经地义。连家庭内部都是“按闹分配”：父亲如此任性，结果是儿子认为必须先取悦他（“爸爸开心最重要”），而母亲是来帮他尽孝的，没有提出过自己的要求，最终所有的设计也就都围绕着让她如何干好这份母职展开。每个家庭成员的地位，只要看看这一家的住宅空间布局就能一目了然——想想看，现在城市中产家庭远比上一辈更精心布置儿童房，这本身就是孩子重要性上升的彰显标志。相比起来，在我老家乡下，很多人家翻建楼房之后，老人却仍然住在旁边阴暗潮湿的小屋里。你在自己家里占据多大空间、能拥有什么样的配置并伸展自我，就最鲜明不过地表明，家长在分配资源时内心认为你应该得到多少。从这一意义上说，这事再生动不过地说明了女性的结构性困境：她们被困在自己的角色身份中，哪怕做出了许多超常的自我牺牲，却都被看作理所应当。身为女性，哪怕她曾遭背叛，在法律上也早就不是他妻子了，但为了成全儿子的孝心，还得放弃自己的爱好和时间，回来帮助收拾这些烂摊子，而她自己似乎不需要得到照顾，因为母亲被默认为是“照顾者”而非“被照顾者”。《梦想改造家》剧照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结构性暴力”：当一个人身处某个结构时，别人就会按照他/她在其中所处的位置来对待之。吴飞在《浮生取义》中发现，中国人有一种对“人”的特殊理解，只有那些“全乎人”才享受完整意义上的权利，而那些社会边缘人则只有一些打折的权利，甚至可以被肆意凌辱：人们往往不把傻子当成“人”看待，可以拿他随便取笑。如果他因为人们的取笑生气了，人们也不会道歉或愧悔，反而乐于看他生气的样子，就像对待不懂事的小孩子一样。在以往那种“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社会里，当有人在门口喊：“屋里有人吗？”有些地方的老一辈妇女甚至会习惯性地回答：“屋里没人。”难道她自己不是人吗？因为在那样的传统价值观里，只有成年男性才具备完全的社会活动能力，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梦想改造家》剧照卡罗琳·佩雷斯在《看不见的女性》一书中指出：社会系统往往默认以成年男性为“标准设置”，“他们是毋庸置疑的。他们是默认的。但还有些人的身份并非不言自明。还有些人的需求和观点经常被遗忘。还有些人习惯于对抗一个没有考虑到他们、没有按照他们的需求来设计的世界。对这些人来说，这是无法回避的现实。”在这种情况下，女性被定位为“偏离标准的人类”，她们的特定需求被无视，而她们的劳动（特别是无偿的照护工作）、妥协和牺牲则被看作理所当然。确实，女性很难被看见。千百年来，注重尊卑有序、男女有别的儒家社会，为所有人规定了一个不可逾越的角色规范，虽然它也允许某种弹性，但那都有一个阈限，仿佛看不见的透明天花板。基于此，女性的权利和自由只有在服务于家庭大局的前提下才能得到正当化，否则就可能成为受人侧目的特例——身为人母的奉献牺牲得到鼓励和赞扬，但她甚至无法理直气壮地要求得到和丈夫一样的待遇。这个问题并不是今天才为人所知，很多年前就有一幅著名的讽刺漫画：一位妈妈总是将更有营养的鱼身给儿子吃，托词说“妈妈爱吃鱼头”，而儿子成年后，仍然将鱼头留给妈妈，因为据说“妈妈爱吃鱼头”。不过，在当时，这被看作是一个“儿子要学会如何体谅母亲”的问题，而不是“母亲作为一个女性应有的权利”的问题。从这一点来说，这次事件的舆论哗然，好歹也算是一点进步，毕竟，在人人都习以为常的时代，连这样的翻车都不会发生，因为人们甚至可能都没意识到这里面有什么问题，但现在，至少是女性，大多都会本能地嗅出这里面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在这个住宅改造的故事里，母亲对自己的处境没有反抗，而是屈抑自我，以极大的耐性承受了下来，她甚至说，对前夫当初背弃家庭也并无怨恨：“没恨，就不恨，之前也没恨。不恨对我来说是一种解脱。假如恨的话，自己也会很痛苦。”这种“宽恕”以前或许被看作是美德，然而对新一代女性来说，这更像是对无法改变的命运的逆来顺受，并且和童话不同，如今逆来顺受已被证明并不能换来幸福。《她们的名字》剧照时代毕竟不同了，现在这很难被年轻一代肯定为一个“美满家庭”的童话，倒是被普遍视为一个“恐怖故事”。教训很清楚：只有明白无误地大声说出自身的需求和权利诉求，才能迫使他人不能无视自己。日本学者关根英二的法国妻子一再提醒他“我不是你妈”，这种与日本传统女性迥然不同的直白声诉让他心烦意乱，然而却再也不能忽视她的主张。实际上，那位母亲的需求之所以被无视，极有可能是因为她长期对家里两个男人的无条件容忍，不曾坚持自己应得的权利。吊诡的是，这一期《梦想改造家》虽然对这个家庭中母亲的处境无所察觉，但正因此，它倒是毫无遮掩地真实呈现了问题本身，只不过所起到的效果恐怕是节目组全然始料未及的。长久以来，女性在家庭中的这种结构性困境，乃是一个“不为外人所知”的黑箱，往往只有自家人才知道，但现在，通过家居改装设计，它以一种意想不到的形式进入了公共讨论，激起无数人的关注和反思，这至少是改变的第一步。《婆婆媳妇小姑》剧照诚然，对设计师来说，可能会觉得自己只能遵从主人家的要求，毕竟这是他们在居住使用。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梦想改造家》之前有一期翻车，正是因为设计师没有充分考虑主人家的要求，将农村住宅改造成红砖房；而这一次，当舆论期望它反抗主人家的不合理要求时，它却又没这么做。本来，建筑设计也可以是一个社会解决方案。美国建筑评论家莎拉·戈德哈根就曾说：“设计是一种社会工具。建成环境塑造着社会环境。”这其中的道理不难理解：如果能让更多人平等地享有绿色生态、自然光线和宽敞空间，就越能改善人的处境。在这方面，国内其实有着巨大的空间可以提升改善，何止是住宅内部，我们的社会公共空间，也大多都是为“主流人群”设计的，无障碍设施要么付诸阙如，要么只是做做样子，仅此就不难看出弱势群体的需求很少被看见。《82年生的金智英》剧照没有这样的反思，仅仅经济的发展，并不会带来一个更好的社会，就像那一家的房屋虽然翻新改造，但母亲的困境却没有任何改善。事实上，那种以成年男性为默认标杆的社会，到了工业时代可能还强化了，因为大规模批量化生产的产品，都意味着各种各样的人，只能适应极少数标尺，不被看见的不仅是女性，还有残疾人等种种非主流群体。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理应照顾到更多样化的需求，但它并不会自动到来，我们首先得看见那些需求和处境本身。

亮亮和丽君

一对河南小夫妻亮亮和丽君，经历了八年恋爱长跑，满怀着对新生活的希望，2021年11月在郑州买了房，贷款102万，月供6300元，30年。买房后不到半个月，女生公司全员降薪，但乐观向上的他们没有被这点挫折击倒，几个月里成功怀孕、领证、结婚，一有空就去工地看看自家的房子盖到了几层。直到去年融创地产爆雷，他们才真正失去了希望，女生那双不久前还曾那么明亮的眼睛里，第一次没有了光。现在，经历了一年多的种种挫败，他们在直播时被打，终于决定放弃，回老家去了。一年多来，他们的经历引发了全网关注，但大部分人恐怕只是把这看作是一段令人唏嘘的个人遭际，然而在我看来，那也是时代变动的一个缩影。虽然也有人傲慢地将他们的困境归咎于自身的“认知”，但任何一个不带偏见的人都能看到：这对小夫妻只是像你我一样的普通人，他们怀揣着梦想，而那个梦想原本看上去也确实触手可及，他们没做错什么，最后却得到这样一个结果。此事的影响，并不随着这对年轻人回老家而就此结束，相反，它那严重的后坐力才刚刚开始。在此之后，还想要劝年轻人遵循原来的道路和预期，就不可能了，因为他们已经得到了一个教训：老实做人不会换来幸福。无数人在看到他们的遭遇之后，都会产生一种深深的挫败感，因为你遭遇到的对待，不是你行为的后果。这违背了中国社会普遍的伦理期待：为什么好人没有好报？这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人需要在自己的行为和应得的结果之间建立一个稳定预期，就像小时候你当一个好孩子，就能得到一朵小红花。然而，但这样的预期一旦被打破，后果是致命的，因为你无法理解，为什么自己没做错，却得不到奖励，还受到了惩罚。我曾访谈过一个小男孩，他父亲原本奖励他考中班级前三就带他去上海迪士尼，当他真的做到时，其父却食言了。在那之后，大人无论许诺什么，他都不再相信了，哪怕奖励，他都面无表情地说“随便”。因为他正确地理解到了，那份奖励不是基于契约的承诺，而只是“大人一时高兴”。当一个人发现最终得到的，并非自己行为的预期后果时，这会对心灵产生深远的腐蚀。他由此得知，世界不是自己能掌控的，安全感随之丧失，也没有动力再去努力——何必呢，努力就能得到小红花了吗？1901年，德国心理学家卡尔·格鲁斯就发现，婴儿在第一次发现自己的所作所为能对这个世界产生可预测的影响时，会表现得异常开心——无论是什么影响、对他是否有益。一百多年来，各种实验证据都验证了这一结论的正确性。也就是说，人天生需要察觉到自己是某事发生的原因，由此才能逐渐意识到自身的存在，并产生对自身力量的自信。在精神分析文献中，这种原始的效能感被称为“婴儿期全能”（infantile

这标题可能让很多人感到不适、惊诧乃至反感，毕竟“主体性”似乎理应当是每个现代人捍卫到底的基本权利，难道缺乏主体性竟还有什么好处？确实，主体性的丧失必定伴随着一些可怕的后果，这意味着我们的人生难以自主决定，往往也因此缺乏能动性，无法按自身意愿采取行动。更严重的是，有时连我们自身都可能遭受侵犯，因为一个缺乏主体性的人也就缺乏完整清晰的边界——通俗地说，“要打要骂都行”，你成了一个可侵犯的客体。对女性而言，这一点当然尤为重要。无数女性主义者都强烈反对针对女性的物化，而“物化”这一概念的关键点就涉及主体性。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曾提出“物化”所涉及的至少七种内涵，其中之一就是“否认主体性”：“物化者将对象看成是某种不需要考虑其经验和感受（如果对象确实具有的话）的物品。”简言之，缺乏主体性通常意味着我们难以自主地掌控自己的生活，很可能陷入无力、无助、无望的境地。这道理倒是也不难懂，但只要你仔细观察一下身周就会发现，这恰恰就是很多人的处境，有时甚至他们还主动选择了这样，这到底又是为什么？如果你连活着都觉得很累，那你自然就能体会到，缺乏主体性至少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不必担负起自主、自立势必带来的重负，因为没有主体性，也就谈不上责任。身为工具人，当然很累，但我在职场上也遇到过不少人，他们并不想升职，只想以最省事的方式混日子；甚至我自己早年也有过这样的体会：哪怕工作极其忙碌，但只管完成指令的重复劳动，可以进入一种生命悬置的空无状态，不用想事，只管做。相比起来，做决策则需要承担相应而来的精神压力。放弃做自己，不再抵抗，这诚然是一种无力的表现，但当外部世界的压力极大，而个体自感渺小脆弱时，人们就会面临一种难以抵挡的诱惑：坚持自我太难、太累了，相比起来，随大流要轻松多了。《盐镇》一书记录了四川一个小镇上许多女性的人生，她们无一例外都过得很艰难，而其中的那些异类自然尤甚。“在这样的地方，平淡反而是一种福气”，那些不在乎世俗眼光的，最终尝够了周遭或明或暗的排斥，终有一天你会筋疲力尽，“我们这种地方太小了，平凡一点融入人群，比标新立异更好。”真正关键的或许也不是“小地方”有多小，而是你能不能从这里逃离，有没有其它选择，否则你会发现，当自己不足以改变外部环境时，放弃自我至少可以缓和那种内外部持续低烈度但不堪重负的紧绷感，换来一点平静：童慧好像放弃了对生活所有的抵抗了，她是如此平静、如此顺从，遇到不顺心的事，她会在临睡前放着《大悲咒》，一遍又一遍，祈请菩萨慈悲化解。另一个人物，虽然年轻得多，但也早早不敢再有什么梦想，因为生活教会了她，只有不抱希望，才能免受困扰：年年如此，人生似乎落入到一种毫无新意的秩序之中。黄茜从那时开始，再也不会做那些无意义的梦，她觉得自己但凡动了一点点“贪念”，哪怕对当天的工作提成有了预期，也总是事与愿违。这种心态看似“现实”，其实也是特定生活状态的产物：社会秩序静止而难以改变，一个人要逆天改命几乎没有可能，因而对身处其中的弱者来说，宿命论是一种可取的人生哲学。Joan

2020年12月，装配时钟有一天夜里，隔壁传出哭声，我一惊，问Suda：“是小毛在哭吗？”她也听见了，我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过去一看，真的是他，独自在房间里啜泣。一问才知，他把一个音乐盒拆下来重装，结果弄坏了，心疼得哭了。（2020/3/14）小毛这孩子就是这样，他特别沉迷于这些机械装置，也格外珍惜。弟弟毛手毛脚碰坏了，他固然会生气，如果是自己的问题，他也会难过不已。这是个心思细腻又热爱手工的小男孩。在家里，有个柜子里堆满了他从小到大分门别类存放各种手工作品的许多纸盒。他话很少，就爱整天乐此不疲地用手做这些活计。他11岁时，深知他这脾气的司司阿姨，看到一个精巧的齿轮装置“时之恒摆钟”，就作为礼物送给他。说明书上说这适合12岁以上的孩子，装配完预计需要2天时间。那天是周三，妈妈怕他在这上面费时太多，不让他组装，工匠小毛心痒到周五夜里上完游泳课回来，摊了一桌，花2小时组装完成了。自行车，2020年3月他能用一根铅丝拧成一辆自行车，问他花了多久，他搔了搔头说：“不知道，半个小时吧？”这当然也相对简单，更难的是真刀真枪装配自行车——他也干过。那次是我网购了一辆自行车，需要自己组装。快递到家了，我还在忙着写稿没时间去装的时候，小毛工匠已经在旁边看说明书了。行吧，那既然这样，爸爸就满足你，这次给你装一个大玩具。这一次，他组装了一整个晚上，当然有些地方他力量不够，得爸爸协助他一起完成，但基本上都还是他在干活。妈妈看完了也笑：“看来将来要是没饭吃，还可以去开修车铺。”装配爸爸的自行车，2020年5月七八岁时也有一次，Julia阿姨送了一盏台灯过来，是巴黎埃菲尔铁塔形状的，需要自己动手组装。我们几个大人坐在沙发上聊着，小毛在旁不一会就组装完成了，Julia阿姨也吃了一惊：“你动手能力怎么这么强？这是遗传了谁的基因啊？”这在我们家里一直存有争议。爸爸动手能力向来不行，所以只能追溯到爷爷。我爸也是闷声不响、耐心极好的那种人，并且出了名的手巧，做菜比我妈好多了，尤其刀工好，能把食材切得很细很入味，做一大桌菜不带重样完全没问题，村里有时操办宴席都请他去。从做酒、木匠活到泥水匠活，他就算不精通，也能做得有模有样。确实，小毛无论性格、专注、手工兴趣这些都很像爷爷，到老镇上去，看到工匠在做木桶、竹器，他的脚就挪不动了，会默默地在那看很久。在新场镇，看竹蜻蜓编织回崇明老家去，他自己想到采了一些草茎回来，夜里在灯光下自己做编织，也不图做成什么样，他就是爱做这些。有两次奶奶看了都说：“真是跟那老头一模一样！”她说完有时又伤感：“老头要是还活着，看到得多开心。”当然了，说隔代遗传自爷爷还是不免迂回，很多人都倾向于更直接的答案，有的朋友就会笑着看看我说：“这可不像你。”再看看Suda，点点头：“肯定像妈妈啊！”不可否认，小毛的手工技能有不少就是妈妈教的，毕竟从小就跟妈妈一起做，特别是用超轻粘土捏成各种形状。起初，他的作品看起来还比较稚拙，但到后来，说实话，我都觉得小毛已经青出于蓝了。三角龙，2015年7月瓢虫，2015年9月蝴蝶，2015年12月蛇，2015年12月小猫，2019年11月壶，2019年12月不过，十岁以后慢慢地就很少玩超轻粘土了，妈妈又带小毛尝试了一种新的石塑粘土，看上去有点像陶瓷的效果：炭治郎，2022年1月今年春节去泉州，在老街看到一家手工体验店，本来只是进去随便看看，消磨点时间，小毛选了用小颗粒拼出猫头鹰图案——后来才知道，那是最难的一个。他沉浸进去就不肯走了，我们要去老城别处逛，他也淡然：“你们去吧。”回来他还在拼，虽然他已经非常麻利，每次轻轻一点盒子，让小颗粒在轻微震动后，孔洞朝上，然后一次就能用镊子夹住2个，但这绣花功夫实在太耗时耗力，急都没用。偏偏泉州的表舅还特别好客，那天得知我们来了，一定要请我们一家吃饭。我们这边推脱不掉，那边又遇到这个不做完就不肯走的倔强孩子（“你们去吃吧”），左右为难之下十分尴尬。最后1个多小时，妈妈也加入进来，帮他一起拼一个翅膀，但她没办法像小毛那样，一次夹取2个小颗粒，只能做一点是一点。最后，那天花了整整7个小时，拼完都快晚上8点了，每个人都饥肠辘辘，表舅虽然没流露出丝毫不快，还一直夸他专注，但这次他的专注、执拗也够让我们抓狂的。结账时付了250元（每小时35元），老板也笑了，想来她开店多年，也很少遇到过这样的小朋友。猫头鹰，2023年2月不过有时候想想，他现在也很少能这样尽兴了。前些年四年级时，他有一次就跟我说，课目中最喜欢的是体育、美术、劳技，但现在不了，因为“体育课老是做广播体操，劳技课又总是被别的课占掉”。上初中后，学业自然更重一些，这两年手工其实做得少了，有时空下来也更多在琢磨机器人和编程。不过关于他手工作品变少，妈妈有个更简单直接的解释：“手机玩得多了。”两年前，小毛参加一个昆虫夏令营去伊春，有个随行的家长看了他做的标本，回来后在Suda面前使劲夸他：“这么心灵手巧、头脑清晰的娃，以后长大了肯定是个好爸爸。”我听了Suda的转述后问：“那这位妈妈生的是女儿？”Suda笑：“是儿子。”他长大了会不会是好爸爸，这不得而知。今天他14岁了，要不了几年就成人了。有时看着他，我也想起自己，小时候时的一些兴趣（当然我那时是唐诗宋词），即便后来暂时搁下，沉浸回去还是能由衷地感到安详。爸爸希望你内心永远保有一个能让自己感到自由快乐的角落。相关阅读：上海封城期间的儿童画孩子们的幻想世界小毛这十二年小毛这孩子阿福八岁了世界上最帅的男人……9岁了“我不想长大，但你们不能把我当小孩”熊孩子的吐槽

加沙，10月11日（美联社）巴以冲突仍然硝烟弥漫，但可想而知，结果是没有悬念的：当以色列从遭受突袭的震惊中缓过神来，哈马斯将会被击败、追杀并重创。当然，很多人会为此欢呼，但是等等，那哈马斯为什么要发动这么一次袭击？仅仅是一群恐怖分子心血来潮的一场非理性发泄吗？多少年来，这个遥远的角落反反复复上演的都是这样的剧目，当下似乎也不过是“又一场冲突”，但你想想就知道，哈马斯几乎不可能没料到这会招致严厉报复，且极有可能将付出沉重代价，却还是做了。也就是说，看上去非理性的“野蛮”行径，背后极有可能是精明的理性计算。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暂时撇开意识形态说辞的浮油，而去还原双方行为背后的政治算盘。有一点首先值得注意：这次哈马斯最初攻击所对准的，是和平音乐节上的各国年轻人，他们满怀善意而来，甚至更倾向巴勒斯坦人民，希望以色列能解除对加沙的封锁。令世人震惊的是，结果却是他们的尸体被装在皮卡车上游街示众。这普遍被用以证明恐怖袭击的“反文明”特质，当然还有绥靖之不可取。然而发动袭击者可能“恶”，却不一定“蠢”，不可能没料到这会招致反感。没错，那些是热爱和平的各国年轻人，但正因此，他们是极好的下手目标：没有防备、足够引发世界性的轰动效应，以及让以色列丢脸，显示自己能造成多大破坏。10月9日《巴尔的摩太阳报》by

以色列正深陷危机。这危机并不只是由于那些恐怖袭击，毕竟对于一个曾在短短数十年里经历五次战争并保持全胜的国家来说，那与其说是致命威胁，倒不如说是一些烦扰，它真正的危机源于某种更莫可名状的忧惧。近些年来，有一个事实已经越来越明显：以色列可能是中东政局变迁中的最大输家之一。虽然遭受本地区国家孤立一直是它立国以来早已习以为常的事，但四十多年来，以色列的大卫王之星周围还从未如此乌云密布过。1948年立国以来的现代以色列史可以粗略地一分为二：前三十年基本上是一部战争史——与周围接壤的所有国家反复交战，直到它们意识到无法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掉；而1978年和埃及签署戴维营协议之后，则是难得的相对平静期。前后局势之所以能有这么大变化，主要的一个稳定之锚是埃及：正如基辛格当年所说的，在现代中东“没有埃及就没有战争”，虽然埃及在外交上承认以色列遭到阿拉伯国家的强烈反对，但事实是，没有埃及牵头，其它周边国家就无力联合进攻以色列。正因此，当政30多年的前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一度可谓“以色列人民的老朋友”。2011年春，在他的统治岌岌可危之际，一位以色列外交官曾接受美国PBS电台的采访，表态支持穆巴拉克稳定局势；当节目主持人惊讶地反问“他不是个暴君吗”时，此公沉默片刻，说：“我们必须现实一点。”确实，埃及人可能获得了自由，但这却为地缘政治注入了巨大的变数。虽然开罗的新政府信誓旦旦地表明要信守与以色列的传统友谊，不过他们自己也很清楚：大部分埃及人其实觉得这一“友谊”是耻辱。以色列曾占领埃及西奈半岛多年对以色列来说，迹象确实越来越坏：埃及新政府开始至少还保证遵守戴维营协议，虽然很快就批准了两艘伊朗军舰通过苏伊士运河——这在过去三十年里都是绝不可能发生的事；开放与加沙的陆路拉法口岸一时也还不至于激起什么变化；但没过多久，因为以色列在追击过程中越境打死五名埃及士兵的风波愈演愈烈，终于爆发了大批埃及人冲击以色列驻开罗使馆的事件；随后，上台才不过两个月的埃及总理埃萨姆·谢拉夫公开说，戴维营协议“又不是圣书”，言下之意，难道就改不得？值得注意的是，埃及总理的这番话是在接受土耳其媒体采访时说的，而土耳其正是与以色列交恶的另一个地区大国。两国原本同为非阿拉伯国家及美国盟友，又不接壤，因而长期相安无事，但自2010年土耳其的加沙救援船遭以色列袭击一事之后，两国原本被遮盖的矛盾骤然升级。关于这一事件的报告公布（时机实在是不能再差了）后，两国都对结论不满——土耳其尤然，在以色列拒绝道歉后，土耳其宣布将两国外交关系由大使级降为二秘级，所以高于二等秘书的外交官将返回各自国家，同时还宣布将保留采取进一步行动的权利，直至以色列道歉。雪上加霜的是，巴勒斯坦民族机构也在此时宣布要正式作为一个国家加入联合国；连约旦这样长期和以色列关系还算相当平静的小国，也出现支持巴勒斯坦、要求政府反对以色列的游行——其重要意义在于：直至2020年之前，约旦是除埃及之外与以色列保持外交关系唯一一个阿拉伯国家。也难怪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新闻主持人阿里耶·戈兰要说：“在土耳其，政府反对我们；在埃及，暴徒反对我们；在联合国，大多数人都反对我们。”确实，现代以色列史上，大卫王之星从未如此孤独过。虽然这是一次爆发性的外交困局，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所有这些邻国对以色列的愤怒，表面上看是针对它的某些行为（打死埃及士兵、在土耳其救援船上过度使用武力，等等），但那些只是导火索，深层原因都是长期以来蓄积着的不满，甚至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存在本身，就是不满的根源之一。这也是为什么许多阿拉伯国家至今拒绝在外交上正式承认以色列的存在，因为这是维持阿拉伯世界统一的重要前提之一。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以色列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因为这个国家的生存基础并不依赖于周围这些国家——它的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更多的是与欧美、尤其是美国联系在一起，而不是中东国家。二三十个阿拉伯国家站在一起表示“我们不和坏孩子玩”，并不能动摇它的根基，更无法摧毁它——以色列拥有核武器是现在公开的秘密。虽然这种孤立使它在外交和道义上颇显尴尬，但毕竟现代史上遭受国际社会更严重孤立的国家都曾活得好好的。更何况，一旦这种敌对超出必要的限度，那么以色列立刻就会赢得大量支持。有的是人赞颂以色列是一片野蛮愚昧海洋中的文明孤岛，这是否属实且不论，但这些支持者常常忘记一点：这无助于改善以色列的孤立境地。对以色列来说，更重要的或许是美国的态度。曾有这么一个老故事：当年以色列总理艾希科尔在办公室内听说有旱灾，忙问是在哪里？答：内盖夫（以色列南部的沙漠地带）。他松了口气说：“那就好，只要美国没有旱灾就行。”这个故事当然意在讽刺，但确实点明了以色列的生存境况：它极大地依赖于美国的支持。当然，有时美国也需要得到以色列的支持。反恐战争虽然是一场“美国的战争”，但对以色列来说意义重大：在小布什当政期间，以色列积极配合，因为小布什的中东蓝图与以色列自己的相符。这诚然是两国最新的蜜月期，却也正因此而加深了以色列在本地区的自我孤立。当美国的政策发生变化，奥巴马想从这一泥潭中脱身，要求以色列也作出和解和让步时，两国之间的争执就不可避免了。在2015年的一幅明显亲以的漫画上，强硬派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Bibi”）正试图为开裂的“以色列安全”这堵墙堵上裂缝，而奥巴马却正抡起铁锤盲目地砸墙。这种短期的政策波动倒也罢了，毕竟现实政治唯一不变的就是它永远在变动之中，真正的棘手之处在于：以色列在地缘政治格局中的这种孤立状态是可持续的吗？伊恩·布雷默曾提出“三角帆三国”（JIBs）这一概念，指日本、以色列、英国这三个坚定的美国盟友，都在本地区政治格局中处于一种格格不入的孤立状态，而选择与美国强化单方面依赖的关系。这种孤立有时得到了美国的暗中鼓励，但如果美国意识到这样的孤立并不符合自身利益呢？甚至，如果美国也开始衰退，或更现实地，收缩在中东的影响力，退回到孤立主义呢？诚然，到目前为止，以色列大可安心，仅凭哈马斯发射点火箭弹，并不能真正威胁到它的生存，但从长远来看，就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这个犹太国家生存的根本，究竟是依赖霸主的庇护，还是一个地区性的横向支持网络？和日本、英国不同的是，以色列不是一个岛国，必须面对近在咫尺的敌意，而那些恩怨坚硬如铁，极难消化。可想而知，如果它拒绝做出妥协让步，那么化解这种敌意是不可能的；但问题是，如果这种退让触及这个犹太国家身份认同的根本，那怎么办？这些问题没有现成的答案，但正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在布满暗礁的地缘政治海洋上，如果这个小国想要生存下去，就必须面对这些问题。*原载2011年11月《GQ智族》，有改动相关阅读：“以色列陷阱”：和平是仅次于战争的威胁巴勒斯坦：一个民族诞生的阵痛耶路撒冷：世界主义的挽歌指责受害者：国际政治中的逆向投射

硝烟中的耶路撒冷圣殿山在两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上，人人都觉察到，有很多以往的东西已经不可挽回地改变了。这种改变的主基调，通常认为是一件好事：殖民地和民族解放的浪潮随之而来，很多国家的名字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在世界地图上，为自己赢得了一席之地。在这样的进行曲中，很容易被人忘记的一点是：随着民族国家模式在各地一个接一个地被不断复制，加上二战期间尤为残酷的民族清洗、人口交换和国家边界强化了其不可渗透性，以往那种民族多样性、文化多元的盛况，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差不多都遭到了重创。以色列当然也不例外，何况这个国家的建国神话之一，就是一群回归“故土”的离散者重建家园。在这样的意象中，在他们迁入巴勒斯坦时，这里的景观要么是无关紧要的，要么就应当恢复到圣经时代的样子——除了成为犹太民族的家园之外，它不应当是其它任何样子。显而易见，这意味着从建筑到旗子，都要发出清晰的信号，以捍卫以色列这一核心认同；在这种情况下，多元文化的景观是艰于生存的。对耶路撒冷来说，这一新命运就尤为不同寻常了。在几乎两三千年的历史上，作为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大宗教的圣地，这里一直是人流混杂之地——在它的历史上曾被不同势力占据又收复多达44次，但没有哪一个能一直占据绝对优势。在奥斯曼帝国统治的时代，错综复杂的城区里每一片居民区都有一个不同的民族居住；尽管彼此对立的天主教和东正教都宣称对圣地拥有最高守护权，但圣墓大教堂长期以来都由天主教、基督教、亚美尼亚、塞尔维亚、基督教马龙派、格鲁吉亚等八个教派所有。耶路撒冷从来都不专属于哪个民族：作为世界中心，它当然也向全世界人开放。1917年冬天，当英国人从土耳其人手中接管这座圣城时，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中世纪城市，看上去狭小、破旧而又阴郁。不久，英国宣布它为巴勒斯坦的首都，自十字军东征之后，这是耶路撒冷六百多年来首次成为一国之都。为了在安置欧洲犹太新移民的同时保护城市原貌，英国当局规定：耶路撒冷新建房屋的外表必须由沙岩建造。的确，在建筑传统上，巴勒斯坦不是一个刚刚诞生的国家，但既要延续传统，又要创新，这无论在哪里都不是一件容易完成的使命。这里讲述的虽然只是耶路撒冷在很短一段时期内（大体在1922-1948年间）的城市建筑史，但它所隐含的意味却是几乎所有传统的城市在现代化时都会遇到的难题：如果缺乏对传统和文化多元的尊重，现代化所带来的常常是城市面貌的粗暴破坏和贫瘠化。一百年前的耶路撒冷这么说并非耸人听闻，至少在耶路撒冷之前，另一座圣城罗马就曾有过类似遭遇：在1870年被定为意大利首都之后，原先的宗教仪式和修道院都遭到清理，很多名胜都毁于一旦。英国作家奥古斯都·黑尔在仅仅一年之后出版的《罗马行记》中就抱怨说：“丑陋的新街道模仿着巴黎和纽约的样子，让想起以前罗马面貌的人很生气。”他甚至认为“撒丁王国十二年的统治对罗马的美景和名胜古迹造成的破坏，比哥特人和汪达尔人当年侵略罗马造成的破坏还要大”。当时的很多外国观察者都会同意他的这一看法：房地产开发给罗马造成了空前的大破坏，很多新房子又高又丑，作为刚完成统一的意大利首都，还常常充斥着某种民族主义的单调风格。1930年代的耶路撒冷要说有什么不一样，那在很大程度上恐怕是因为它是英国的托管地——尽管这是一种变相的殖民统治，但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的帝国，英国至少也有足够开放的格局，没有兴趣非要将某种特定的民族艺术风格强加给这个城市，容纳不同教派种族的“国际性大都会耶路撒冷”至少是一个可取的愿景。在那些年月里，德国犹太人埃里希·门德尔松、英国人奥斯丁·哈里森和阿拉伯人斯派罗·霍利斯这三位不同文化传统的建筑师，都在1948年巴以冲突的大浪卷来之前，为这个梦想而砌筑一砖一瓦。《直到我们建起了耶路撒冷：一座新城的缔造者们》[美]阿迪娜·霍夫曼

《抗议》，Mustafa

世上有两类国家：以色列，以及其它所有国家。从很多方面来说，以色列原本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出现的国家，但它竟然生存下来了，也因此而具备了其它国家所没有的问题。它不是第一个在诞生之前就已有理念描绘出来的国家，也不是第一个由移民或流亡者建立的国家，但却只有它既如此之新、又如此古老；它的主体民族犹太人常给人一种同质化的印象，但“犹太人身份”的来源其实极其复杂多元，被承认为“犹太人”的，仅在体质上就有白人、黑人和黄种人的差别，苏联时期曾嘲笑犹太人这个概念“如同说凡有红头发或某种鼻型的人都属于一个民族一样可笑”，这在某种程度上倒也没说错。最头痛的一个问题是：以色列至今仍是一个处于不断“形成中”（becoming）的国家，它不仅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不肯明确其国境线的国家，而且关于以色列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在其内部一直争论不休。这些问题的根源，说到底或许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以色列自诞生起，就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后来又迫于内外部的压力而始终无法正常化，而何时能正常，看起来也遥遥无期。这使得它的存在始终面临着某种不确定性，仿佛一个住在地震断裂带上的人，就算是在自己家里也无法安睡，时不时就担心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来一场地震，把自己所熟知的家园夷为平地。《我的应许之地：以色列的荣耀与悲情》[以色列]

小镇黄昏晚饭后，和母亲去镇上走走，喧嚣了一天的镇子已渐渐沉寂下来，街边只有一个老妪慢慢走过。她没有说话，带着一种特别的平静，像是尽量不想引人注目，但也正是这一点，让我注意到了她。等她走远后，邂逅的一个邻居看着她的背影，跟母亲感叹了一声：“阿珍这一辈子，唉……”我不明所以，走出一程后忍不住问母亲，那个老妪阿珍看来有故事？确实有。她20岁时进了镇上供销社做活，师傅对她很照顾，手把手地教她。他俩是怎么好上的，事后无人得知，只是她一年年地总拖着不肯出嫁，后来才传闻说，她是被师傅“坏”了——仿佛她是一件瓷器，一旦被碰坏就无法复原了。师傅的年纪比她大了能有一倍，既不是什么风流人物，也看不出有什么魅力，似乎也从来不曾给她什么承诺。说起这件事，小镇上的人们最难理解的，就是她这样一个黄花闺女，到底看上这个男人什么。人们只能用一种神秘的忠贞来解释：因为她的第一次给了他（又或是被他夺走？无人知道），于是她就永远属于他了。她是不是这么想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都这么想。她从来也没闹过，只是在等，一直等到三十年后他妻子去世，两人才在一起。经历了这么久的等待，他们都已不年轻了，说不上这算是对她的补偿，还是一错再错，但看起来没人觉得她赢了，况且不出几年，他也走了。这些年退休后，她就在街边开了一家小杂货店，到头来，她还是只能靠自己。乡下不相信爱情，何况这也能算爱情吗？她付出了自己的一生，却似乎没换来什么。没人理解她在坚守什么，又为什么坚守，对这种看不懂的情感，人们只能归结于一个方便的解释：她太傻了，进而为她惋惜，“太不值得了”。像这样的叹息，我以前也不止一次听过，那个女人为什么选择那样的活法，连她的至亲也从未能理解。她年轻时有才有貌，进银行工作，在当时，这可比现在的外企白领还难多了。不知道是不是也因此，一般的男人她看不上，一直大龄未婚。谁也没想到的是，她在34岁那年竟然未婚先孕了。人们最想不通的，是这段感情究竟怎么发生的，按说她也是那么心高气傲的人，像这样的事又怎么能毫无迹象可寻？那会儿也没有手机，你都想不出来他俩靠什么隐秘地联系。县城也就那么点大，几乎所有人都生活在别人的眼皮底下，总不成这男人在那一夜之后就人间蒸发了吧？那可是1975年，连唱“十八岁的哥哥要把军来参”都被看作黄色歌曲的年代，无数人逼她打胎，逼问她肚子里的孩子究竟是谁的，但就算把她架到台上、剃掉她半边头发批斗，她也没吐露一个字。最后，她支撑着，在羊棚里把女儿生了下来。孩子的爸爸从未露面，他身份如此秘密，何况能让她看得上眼的，人们都猜可能是什么头面人物，多半还是有妇之夫，要不然为什么不能和她堂堂正正在一起？如果都知道了不能在一起，她为什么还要咬牙把孩子生下来，这是又一个不解之谜。想想就知道，一个众叛亲离的单身妈妈要拉扯大孩子，那得付出多大代价。也许他私下有资助，那就无从得知了，就算有，毕竟站在前列面对风暴的还是只有她。那年头，“私囡”也难免受歧视，她尽力呵护着女儿，哪个亲友如果有所流露，大不了断绝往来就是。虽然母女俩相依为命，但就像任何一个家庭一样，两代人之间也并不总能相互理解。当她反对女儿嫁给二婚时，争吵中，女儿一句话说得她戳心戳肺：“我这不是像你吗？”如果哪个女人想要在婚姻之外获得爱情，那她最好小心点。在这里，不仅“爱情是婚姻的坟墓”，而且在婚姻之外也不可能还有什么爱情，那差不多毫无例外地只是陷阱，并且，到头来受伤的也通常总是女人。三十年前，村里一个女人和人私奔了。两人都有家有口，也都不喜欢原来的婚姻生活（或许正是这一点让他们走到了一起），想着去一个新的地方，过自己一直想要的生活。后来听说，他们一度把自家的钥匙都丢进了海里，发誓再也不回去了。然而，短暂的狂欢过后，就是坚硬的现实，就像海底的礁石，直到触礁时才暴露出来。可想而知，他们在私奔之前，恐怕也没多少时间独处，对彼此的了解或许更多地依靠想象。等到两人真正相处，他们才一点点地意识到各自原本是不一样的人。新生活迟迟没能找到，离家出走的欢快很快被生活的重负压垮，走投无路之际，她宁可一起投海殉情，但他犹豫了。她没有给自己留退路，从家里带出来的钱先花完了，那男人手头倒还留了一些保命钱，这样至少想回去的时候还能回去。他们回来了。流言蜚语当然难免，他女儿是我同班同学，都不幸被父亲的事牵连，那个文弱的女孩子，被人指指点点得抬不起头来。他的日子倒好像一如既往，听说这两年保养得很好，看不出来经历了多少岁月磨难。至于那位娜拉，出走之后回来，丈夫倒没有离婚，但那与其说是眷念旧情，倒不如说是为了报复——我妈在讲述此事时说，在那之后，她“在家里就彻底不被当人看了”。梦想破灭后，她的人生也像是提前燃尽了，每次提及，她只有尴尬的懊悔，说“没想到他那么坏”，这使她越发坐实了“傻女人”的印象。那些年里，男人的“风流”最多留下“作风不正”的评语，有时甚至倒是有褒义，说明有本事、有文化，然而，女人的“风流”就是另一回事了。当时还是父亲所在的单位日子最好过的年头，活忙不过来，招了一批临时工，其中就有一个“风流娘们”。厂里不止一个男人，不论成家没成家，都想着和她眉来眼去，而她也不知是生性如此还是怕得罪人，让每个人都误以为她对自己是有意思的。有一晚，和她同车间的二狗得知她男人不在家，摸黑过去，却透过墙洞看到里面已经有人在了。他嫉恨交加之下，去告发了她，想让厂长去捉奸。虽然现在说起来这都是个人私事，但当时“单位”仍然无所不至地管理着人们的所有事务，只不过厂长为人也谨细，看了他一眼——毕竟，谁知道你的情报准不准，万一搞错，那可是要挨耳刮子的。但这事又不能置之不理，于是，厂长连夜去找了她当村长的亲姐，让她敲门。一敲门，里面问：“谁？”听闻是姐姐，屋里沉寂了一阵，开了门。屋里没有开灯。姐姐进屋来，看了眼衣衫不整的妹妹，拿手电筒就往衣柜里照，什么人影也没有，再往床底下照，就看到了那个狼狈的可怜虫。他钻出来，跪在姐姐面前求饶，但到底还是没躲过两记狠狠的耳光。在这事之后，她被厂里辞退，过后又离婚了。直到多年后，人们谈起她，似乎仍然停留在那一晚的绯闻，至于她后来过得好不好，没人关心。很多人都说厂长那一晚的做法得体，倒是那位姐姐，也不给妹妹留点余地，过得去也就是了，何必那么认真？至于那位告密者，第二年就暴病身亡了，乡下都怀疑那是报应。因为这些事，人们早早就放弃了寻找幸福的努力——要想婚姻之内有爱情是没指望的，而在婚姻之外寻求则既不道德也风险巨大，“幸福”最多意味着“日子好过一点”，不然还能是什么呢？对很多人来说，生活不过是忍受而已，而那些不肯忍受的人，差不多无一例外都遭到了惩罚。只不过，如果活得够长，这种忍受、等待中有时也隐藏着微弱的希望。前两年老同学见面，得知她父亲久病离世已有多年，那固然哀伤，对她父母却也都是解脱。守丧完，其母和年轻时的恋人又好上了，他们四十年前原本就应该在一起，但遭到女方家长竭力阻拦，因为嫌他家里太穷。她的婚姻也算得平顺，他俩那么多年也没做任何对不起各自配偶的事，只是默默等待，一直熬到所有挡在他们之间的人都先走了。太迟了。太迟了。但属于他们的，终于还是到来了。乡土散文系列：（已设置超链，点击篇名即跳转阅读）《乡土散文系列》《老喜丧》《做寿》《大姨》《姑嫂》《继父》《远亲不如近邻》《寿则多辱》《独自过活》《谁把你当人看》《怨憎会》《现世报》《不会享受的人》《表弟的婚礼》《不拼命没活路》《活给别人看》《亲情与人情》《活明白》《回乡记》《上海的黄昏》《我住长江尾》《捞鱼摸虾》《三日谈》

狂欢之后，一地鸡毛。在国内，这几乎是一个生活现实。甚至那些算不上“狂欢”的活动也一样。多年前，我在上海金茂大厦参加了一整天商务峰会，出席的可说都是业内的精英。不过，在茶歇和午餐时，还是不免有几分秩序混乱，到午后陆续开始有人离场，又留下满地狼藉，除了散落在座椅上没带走的资料，还有没喝完的矿泉水瓶。公平地说，秩序混乱部分也是因为标识不清，喝剩下的水瓶也没地方放，有些人搁在座椅上，人走后瓶子便滚落下来，又或者原先就放在脚边的地毯上，随后被碰翻了也无人去管，但问题是：为什么不能把自己的瓶子随身带走呢？另一次公益暴走活动，当天据说有676支队伍的近4000人冒雨参加50公里的暴走，一共筹得790万元善款来救助儿童。那天阴雨绵绵，几乎没有停过，下午雨势尤其大，冷雨中从早到晚地走，支撑到终点的那少数人的确精神可嘉。从队伍名称来看，参加者大部分都是上海的年轻白领，可说也是高素质人才，乐于参与公益当然更是好事，然而，在公开报道中无人提及的一个事实是：沿路几乎总能看到人们丢弃的垃圾，有雨衣，有擦完扔掉的毛巾，不少人把没喝完的矿泉水瓶放在路边的栏杆上或水泥柱上，一些垃圾桶四周散落着各种杂物，看来它们的主人在随身携带了一路之后，再也不耐烦多花一点力气将它们塞进垃圾桶了。这些说起来也不足为怪，不然还能是什么样？只是对比日本，这中间的差异实在是太明显了：在日本的城市里，基本上是不设置垃圾桶的，每个人都习惯了默默带走喝过的水瓶等杂物，自己处理；而在我们这里，即便是在上海，即便已是相对“高素质”的群体，其表现也还是这样“不拘小节”。至于那些旅游景点和户外徒步路线，你几乎总能看到满地乱扔的瓶子和各种包装纸。也难怪上海迪士尼开园前夕，就有人嘲讽：“我不知道上海迪士尼是不是世界上最大的，但肯定会是世界上最脏的。”类似的现象，早被无数次讨论过，每次都会激起诸如“中国人文明素质”的争论，然而，争论归争论，似乎整体上大家都觉得这是可耻的，但落实到每个人头上，却也不见多少人真为此感到无地自容，以至于这样的讨论反反复复讲过之后，情况也没见有何改善。每次谈到最后，总有人会以悲观的语气总结说：“要改善，至少得一代人的时间。”而另一些人，则觉得这都算是乐观的。这的确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做到的。去日本的中国游客，最常有的感慨就是“干净”了；日本人那种近乎洁癖的公共行为甚至让西欧人也为之侧目，前些年英国的《每日电讯报》嘲谑说，球赛结束后，英国的足球流氓在座位上留下满地狼藉，而日本观众所坐的区域，甚至比他们来的时候更干净。这不是偶然的。日本的城市早在18世纪就被西方旅行者认为比欧洲城市更干净；明治时期致力于文明开化的日本政府又多次下令严厉查禁许多自古流传的习俗，如在公共场所裸身赤脚等等。最终，在日本人的观念中深深植入一种羞耻感，即自己的不雅习惯会“给您添麻烦了”——而这是他们所要尽力避免的事。根据埃利亚斯著名的观点，源于西欧的那种现代的“文明的进程”，最重要的就是培养起一种自我对不文明行为的羞耻意识，最终自觉地遵守这些规则，也就是说，一个受到这种规训的人，须从“他律”（外部约束）变为“自律”。现代文明的基本特征，正是奠基于这种高度的自律精神之上的。现代社会能容忍各种原先看来反社会的行为（不论是涂鸦、同性恋婚姻还是各种边缘性活动），容忍身体的相对暴露，不像传统社会那样要予以严厉惩罚，这除了现代制度的弹性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正是因为人的自我控制和自我约束能力大大加强了——例如，看到一个女性穿着比基尼，已经不至于会引起人群骚乱。或许可以这么说，中国人之所以难以消除公共场所的不文明现象，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我们缺乏这样一个“文明的进程”。近现代中国致力于提升国民素质的运动，无论是1930年代的新生活运动，还是后来新中国的“五讲四美三热爱”，都是国家而非社会力量推动的，加上常常是政治运动式的，以至于人们觉得这是一种外在的要求，只须在一定时期内应付了事，但自己并不因为做不到而感到羞耻或不安。其结果是：你在中国的公共场合，无论是公园还是机场，经常会看到各种“禁止”某某行为的标语或反复广播，而人们似乎一有机会就会不守规则，换言之，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个依赖于他律而非自律的社会。这又给了家长式管理以现成的理由：中国人“不管不行”。在谈论这些“文明素质”的问题时，中国人往往倾向于将之归结为“缺乏公德心”或“中国资源有限”的问题，但这可能都是关键性的误解。正因为认定是道德问题，国内的文明教育往往多包含道德说教的意味，而且道德往往显得无法普遍化为基本准则：毕竟学雷锋那么多年，谁敢说每个人都变得和雷锋一样了？这也不是资源是否匮乏的问题，一百多年前，美国人口只及现在的不到三分之一，各方面都是相当丰足的国家，但在当时欧洲人眼里却是粗野无文得可怕。当时法国人于莱形容，纽约人在涌上有轨电车时，“他们如此粗暴，就像踢足球”。当然，即便是在日本，也不是说就完全杜绝了“不文明现象”。尽管在东京的上野动物园，烟民都会默默地聚在一处专设的吸烟区抽烟，但在大阪的中之岛公园，我也见到过随地扔在那儿的两个烟蒂；在深夜或清早，行人稀少的路口，也会看到有人闯红灯；标明禁止停车处的地方，也照样停满了自行车；在大阪城公园内，标着禁止自行车驶入，但还是好几次看到日本人满不在乎地在那里骑行；在大阪的地铁里，女性专用车厢里也坐着男性，还不止一两个人，似乎他们也并不在意。一个社会如果彻底消灭自发的“不文明现象”，大概也是令人无法忍受的，那意味着每个人都从小培养起强大的自制力和自律。中国人在感慨日本人“有礼貌”、“守秩序”的同时，往往又觉得他们“压抑”、“虚伪”，这其实是一体两面的事。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文明”的确本身就是“压抑”人的，因为那表明一个人能评价自我的行为，而这意味着自我抽离，即像他人一样来审视自我的行为。V.S.奈保尔在小说《河湾》中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这种想法：在非洲东部，“欧洲到来之前，我们那一带人从不说谎。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思想高尚，我们不说谎是因为我们从来不评价自己，没什么谎好撒的。我们这些人都守本分。欧洲人却能说一套，做一套。”从某种程度上说，越文明的人的确越压抑、越虚伪，因为他自发的行为可能被自我压制，而又深深意识到自发行为可能与社会规则起冲突。上海陕西北路车站没有栏杆也没有管理人员，但市民照例自觉排队相比起来，当下的中国人（至少在流行文化中）更推崇本我，要不顾一切地展现“真实的自我”，这在许多人看来是一种个人主义高涨的体现，然而，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孩子式的世界观：以不受约束、未被规训的自发行为为傲。这未必是坏事，对过度文明和压抑的人而言更不失为一副解毒剂：以前我的一个日本同事就说，她更喜欢和中国人一起工作，因为她发现中国人就算加班到深夜，也都还能笑得出来。不过，作为一个社会，如果其中的人们既对外在的他律不管不顾，又缺乏足够的自律，那你大概是很难指望他们会默默收拾好自己的东西，不去妨碍他人的，何必呢？在他看来，那都是不必在意的小事。然而，一个人真正“真实的自我”，说到底正是体现在这些小事上面。中国如果真要逐步经历“文明的进程”，那恐怕得从每个人意识到乱扔杂物是一件可羞耻的事开始。

你肯定也听过那句话：“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驱使着无数父母对孩子教育的重视从娘胎里就开始抓起，也有人指责正是这一说法造成了“鸡娃”的全民焦虑，但不论如何，不可否认的是，“拼娃”早就成了一场无法退出的军备竞赛，因为人们都意识到，当下是一个竞争导向的社会，没有谁愿意自家孩子成为输家。怎样培养孩子的竞争力？这是当下家长们无不关心的问题，不过，在不同的社会环境底下，规则不同，人们对“竞争”和“竞争力”有着相去甚远的理解，最终塑造出来的“学霸”精英当然也会有所不同。1美国式鸡娃世上并不只有中国家长才“鸡娃”，美国也是一个高度竞争性的社会，偏爱赢家，而高等教育也同样是社会再生产的核心，为了确保孩子能在竞争中获胜，美国家庭同样被驱使着向各种竞赛投入大量钱财、时间和资源。然而，美式教育有一个关键的不同，那就是并不像中国家长那样看重智力因素，而是积极为子女塑造某种社会资本。社会学家希拉里·弗里德曼将这种竞争文化称为“为赢而玩”（playing

每年诺贝尔奖颁发之际，有一个问题常会激发世人的好奇：犹太人为什么那么聪明？犹太人是一个小民族，至今不过1500万，占全球总人口的0.2%，然而他们在各领域的突出成就与其人口规模完全不成正比。诺贝尔奖得主通常都是全世界各领域最杰出的人才，而据《犹太人与诺贝尔奖》和诺贝尔奖网站的数字，截至2017年，犹太人在902位诺贝尔奖得主中占据203席，比例高达22.5%，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百倍。这其中，在经济学奖得主中高达36.71%，物理学奖26.21%，医学与生理学奖25.23%，化学奖19.77%，文学奖13.27%，和平奖8.65%。的确，犹太人聪明的说法由来已久，16世纪英国就有这样的说法：“只要声称所学来自犹太人，笨伯便会相信一切全是真。”西欧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现在约有1100万）据说是所有已知人类群体中智商最高的，平均值为112-115，比欧洲人的标准值100要高多了。这样的传说在中国人中也一直很盛行，云也退在游历以色列之后写的游记《自由与爱之地》中就说：“各种信息来源都在告诉我们，对犹太人的智力要无条件地抱有敬意。”这几乎是把纳粹对犹太人是“劣等种族”的指控颠倒了过来，但问题是，他们那么高的智力是怎么来的呢？“传统好”还是“基因好”？第一种观点强调犹太人的“传统”和“文化”，认为自从《圣经》时代以来，犹太人就注重对《塔木德》等典籍的释读、传承，在对这些经典的守护中，他们发展出一种对知识的尊重，强调读写能力，也因此格外重视教育，最终使他们代代都能出人才。这样的观点乍看确实不无道理，犹太人重视教育也是事实。意大利犹太裔作家普里莫·莱维（1919-1987）的祖母对犹太教的传统礼仪已不太了解，但“仍然像犹太人一样重视教育”——19世纪末的意大利大部分人口都属于文盲，但多数意大利犹太人却能识文断字。问题是，重视教育的民族远不只有犹太人，像中国人也自古尊重知识、惜字爱才，但这通常只是出现一小群知识精英而非全民族现象，“传统”作为一种解释实在过于笼统。此外，如果说犹太人的传统历来如此，那按理来说他们应该一直都很优秀才是，但事实是，古希腊罗马时代的著作几乎不曾提及犹太人有多聪明，在当时的典籍中找不到任何一段称赞犹太人的智慧，却公认古希腊人异常聪明。犹太人在智性上的突出表现是相当晚近的事，只是到了最近200年才在各领域涌现出大批人才。第二种观点注意到了犹太人的智性成就是到近代才出现的，强调他们已经在长期特殊经历下进化出了特殊的“犹太天才”基因。虽然近百年来，社会科学的共识是人类的演化在5万年前就停止了，世界各地人类的头脑都差不多，但也有不少学者相信，在不同环境下的生存策略仍在促使人类继续演化，复杂的语言和不断提升的创新能力可以让人在自然选择压力下胜出，而像犹太人这样的商人民族就因为文化复杂度较高而出现了基因突变。理论生物学家威廉·汉弥尔顿就曾暗示：“在我看来，文明一直促进着某些内在的智性。比如，商业运作，就是世界文明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需要参与其中的人拥有复杂的认知能力，就像在军事冒险中那样。所不同的是，商业运作更加谨慎，而不是铤而走险。很有可能文明选择了能够成就商业运作的那种智性。”在《一万年的爆发：文明如何加速人类进化》一书中，遗传历史学者亨利·哈本丁等人系统阐释了这个观点。他认为绝大多数犹太人在“大流散”之后，逐渐被迫放弃农业，在公元800-1700年间转向从事贸易，随后又越来越专注于金融和放贷，“这些职业（交易和金融业）有很高的智商需求，我们可以肯定没有其他人类群体有这么高数量比例的人口在长时段内从事需要很高认知能力的职业”。Leopold

“女权”无疑是近两年来最受热议的社会议题之一，但它也经常给人这样一种感觉：它是按性别来划分阵营的，男性不可能真正支持女权，而女性则应该都会支持女性，毕竟这事关女性的权利。然而，现实其实比这复杂得多了。1女性未必支持女权曾有不少老读者跟我说过，“你写的各种话题我都感兴趣，唯独女权的看不下去”。至于看不下去的原因，则种种不一：有些人是看不惯女权主义者的姿态；有些人认为在现阶段，“连主流男性都没得到权利，哪里轮得到女性”；有的人憎恶女权诉求造成社会对立，“无论谁犯法就该被抓起来

feminism）的兴起反映了第三次浪潮对女性外貌的看法：化妆和关心时尚亦是表达个性的方式。“口红女性主义”构成了被蔡斯勒称为“市场女性主义”（marketplace

兄弟俩在前滩我家孩子也被霸凌过。两年多前有一次，我照例周五晚上送他们去上游泳课，课后等他们出来，却发现老二阿福下身还是穿着湿淋淋的泳裤，我诧异地问：“怎么这么傻，为什么没换裤子？”他低着头不说话。老大小毛帮他说了：“弟弟的裤子不能穿了。因为……一个小男孩把他的裤子扔到地上，还朝它撒了一泡尿。”我当时就震惊了。之前他们男孩子之间粗鲁的玩笑我也不是不知道，但今天这都涉及人格侮辱了，我问他们：“那你们就这么算了？都没报告教练？哪怕骂回去？被人这么欺负，你们兄弟俩难道还打不过一个？”两人都保持着尴尬的沉默。如果这次不制止，我想肯定还会有下次，身为人父，我不能就此罢休。得知那个肇事者还在里面，我决定等他出来。他露面时我都禁不住一怔：那是个戴眼镜的瘦小男孩，都还不如阿福壮实。我上前去，跟他家长平静地说了刚才发生的事，最后说：“现在孩子们都在，如果讲得有什么不对，我们当场就可以对质。”那个小男孩没有辩解，但也没有道歉。那位父亲虽然在问“人家冤枉你了吗”，但看到儿子的态度，他也懂了，说：“实在不好意思，他在家里绝对不敢这样。”他转身对儿子怒吼：“你是不是有病啊？”从游泳馆回家的路上，我告诉兄弟俩：“我们不能欺侮人，但面对欺侮也不能就这么忍气吞声，这个男孩今晚敢做得这么过分，是不是之前也有过？”阿福嗫嚅说：“之前就是嘴上说说，推搡几下。”我点点头：“这通常都是一步步变本加厉的，所以要阻止霸凌的最好时机就是第一次。下次如果谁做得确实过分，爸爸允许你们反击。”之所以要特意叮嘱他们，是因为我太了解自己生的这两个娃了。如果那个霸凌的男孩真像他父亲说的那样（“他在家绝对不敢这样”），那阿福就正相反：他是个“窝里横”，对爸妈和哥哥会毫无顾忌地发脾气，但到了外面却羞怯胆小，甚至一忍再忍。他幼儿园时就已有这样的苗头。有一次妈妈带他参加绘画课，坐在他右手边的同桌男孩刚好是左撇子，几乎占据了三分之二的桌面，阿福局促在很小的一块地方，右手都舒展不开，可是他居然一声不吭。上游泳课也是，他一度说很不喜欢，甚至说生日愿望就是可以不用再上游泳课，然而之前他分明很喜欢玩水，问了几次才得知，他起初练习时，因为有点笨拙，被教练说了，并拿走了他浮板，让他站到岸上去，吓唬他再学不会要丢到深水区去。他心里畏惧，又不知如何反抗，很自然地就想逃。至于小毛，虽然从不主动惹事（学前班的时候，他同班女生就说，之所以喜欢和他做朋友，就是因为“男生里，只有小毛不乱打人”），但他也是“要不是被欺负得狠了，不会反击”的那种类型。我跟他说：“下次要是有人像今晚这样欺负弟弟，你当哥哥的也要帮他出头，当场制止，懂吗？”他点点头。哥俩在上海迪士尼我知道，霸凌之所以棘手，很大的原因之一是，等到大人知道时，事态往往已经很严重了。身为师长，在介入时就可能已经错过了最好时机。看到有位老师说，他班上一个单亲家庭的男孩，每天中午回家吃饭时，都有人朝他桌上吐口水，他每次只是自己默默拿纸巾擦干净，这持续了多年，结果却是对方越来越过分。这位老师得知后，气得发抖，严厉训诫了霸凌者、旁观者，做得最过分的四个人对全班读检讨、保证书，并记入档案，家长赔偿对方精神损失。在这件事里，这位老师并不只是拯救了那个被霸凌的孩子，其实也救了那些霸凌者、旁观者，否则他们可能越走越远，作更大的恶而不自知。然而，我想更关键的一点是：来向老师报告此事的班长说，他之前也告诉过别的老师，但往往轻描淡写批评那几位同学就完事了，那几人回头还会整他，这难免让知情者觉得“说出来也没用”。可想而知，这位老师必定之前也做了什么，让孩子觉得“跟他说，或许真能有点不一样”，否则说出来只是自取其辱。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有一个著名断言：“中国无城市。”这一度让许多人感到费解乃至愤怒，毕竟自古以来就不缺城市。实际上，韦伯的本意无非是说，西方那种基于市民自治权利的有机共同体，才算是“真正的城市”。在这里，“城市”并不只是指一堆非农业人口的聚居点，倒不如说是孕育某种特定文明生活的社会组织形态。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显然也抱有类似的信念，他在《变动的城市》中强调，城市并不只是建筑物的聚合体、封闭的定居点，它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城市居民必须在事实上组成一个社会；他们需要具备特定的城市精神状态；城市必须存在某种有组织的集体生活。不难看出，他对“城市”的理解与他对“文明”的认识存在着内在贯通之处——事实上，在英语里，“城市”（city）和“文明”（civilization）是同源词。这并不仅仅意味着城市是文明生活的温床，还意味着市民必须有一种不同于周围乡村社会的文化自觉，那就是城市心灵的基础。这就好比人类得产生一种与“自然”分离的意识，才算有了与动物不同的“文化”。晚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