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延误的决策

数据已经出来了。新冠病毒在2019年12月31日前感染89人，截止2020年1月10日感染756人，1月20日暴增至6164人，1月31日再增至32655人。这与感染模型和周期一致。验证确定死亡周期平均23天，治愈出院平均周期也是23天。

这说明了什么？说明1月10日之前是最关键的窗口期，此时如果启动公共卫生紧急响应机制是最佳时机。在这之后，1月20日之前则是第二窗口期。这次事件，正是从1月20日起最高指示下达后，才骤然升级为全国紧急状态。1月23日武汉封城，但到1月31日感染超过3万，意味着病毒传播以几何级数增长，已经难以控制。此时虽然不得已采取极端严厉的措施阻断其进一步恶化，但付出的代价则比1月10日之前的窗口期决断付出的代价高出千万倍。

那可能吗？可能的，至少香港在1月4日就启动了“严重”应对级别。当时不少人甚至觉得香港卫生部门大惊小怪，但事实证明他们确实不愧为专业、果断。

从种种迹象看，缺的也不是信息，张继先12月27日就诊断并上报了，1月3日起向美方通报情况，1月5日已经完成病原学报告，在1月20日之前，央广湖北记者站写了多达17份内参，采访当事人，涉及事件的种种问题。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

这恐怕是一个决策机制的问题。这里有一个吊诡的陷阱：固然在事后看来，初期是介入的最佳窗口期，但正因为此时感染人数少，它还算不得什么大事；等到感染扩散，重要性剧增，但问题是窗口期也丧失了。

信息再多，在这样机制下都是没用的。因为对决策者来说，关键不是信息的多少，而是对事件重要性的判断。这是每个人在工作中常会遇到的情形：底下遇到一些事，但哪怕你急得要死，按流程也得等到老板批复；然而老板日理万机，你这件事，也许在他眼里根本不重要，他得先处理其他“更重要”的事，除非你这件事确实重要，才在他的日程表上提升优先级，“插队”到前面去。

于是就经常出现这样的事：前端要预付款、下单，即将截止，被催迫不过，但又不能直接越级去催大老板，常常就来催我：“老板批了没？再帮我催催，真的要来不及了。”

我工作这么多年来，经历过不同的公司，其公司文化和组织决策形态种种不一。早先很多年，我都在外企，我发现，它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制度化、标准化，每个人理论上来说都是“可替换的”，任何一个人离职，都不会影响它的正常运作，而每个人也都清楚自己的职位要做什么。相比起来，国内无论国企民企，其内部文化往往打上老板的个人烙印，很多事哪怕明明都知道怎么做，但如果老板没有发话，就不会动起来——这就像一架机器，一定要先有老板施加一个“第一推动力”。

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我也曾在一家私企呆过多年，老板到后来也逐渐放手，我对下属的基本原则也只有一条：“如果你觉得对公司有利，那就去做。”但当它被收购、进而于2018年整合并入大集团之后，这样做就不行了，因为集团念兹在兹强调的是“合规性”——在这种视角下，你为公司赚钱但不合规，要受惩罚；但哪怕没为公司赚钱，只要合规，你就没问题。以前那种灵活机动，换一面看，也就成了“野路子”的不规范操作，是必须要遏制的冒进，破坏了集团整体的协调性。

我以前习惯于自主决策，进入集团后，汇报层级多了，每次写报告，也注意措辞。我自以为报告是专业的、详实的，也给了大老板决策选择，直到有一次，我的小老板提醒我：“你每次写得都像科学报告，客观、详细、分析到位，但你要知道大老板很忙，没功夫看你这些，也不能只是摆出一二三个选择让她选，否则她会问你：那你的建议是什么？你应当精简一点，帮助老板快速做决定，引导她得出你希望她得出的那个结论。”

说实话，我当时第一反应怀疑这本身是不是越权了，因为听起来这像是在操纵上司。他说自己写报告不如我这么精细深入，但我事后观察发现，他确实比我更了解老板的决策思路，所以他比我坐得高不是偶然的。

在这样的组织架构里，下级面临两个相互矛盾的处境：一方面，你不能急躁地显示问题很严重，因为“连这么小的事都搞不定”会被视为无能；但另一方面，如果你不突出问题的严重性，老板又不会重视它而快速下达指令。不仅如此，如果最后情况失控，老板还可以说，是你之前没有充分警示这事有多严重、迫切。所以，正确的做法是，一边控制事态，显得一切都“可防可控”，另一边不断向上请求。

如果是这样，那也可以理解中国社会频发的“按闹分配”：这与其说是正义的实现，不如说是通过闹腾，让决策者最终无法忽视，不得不腾出手来加以处理。换句话说，闹得凶了，这件事在诸多事务中的优先级就提升了。

“运动式治理”一贯以来就是这样：也许一件事一直在那儿，大家也都忍着没怎么样，但由于领导的好恶、担忧，或者某根神经搭错了，它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突然之间提升到了普通老百姓没法理解的程度，然后就遭殃了。

新冠危机所以也是决策危机。中国疾控中心的公共卫生专家曾光在去年6月的一场演讲中，就似乎预言了今日的困境：“我们的专家几乎每次都被排除在决策层外，甚至已经习惯了被边缘化。”这次疫情的发展，本身就体现出卫生部在决策体系中较低的地位。

当下的中国，已经进入一个“非遍历态世界”中，一件事无法遍历每一种可能性，每个当事人的每一次决策都是没有绝对把握的冒险，这就需要一个鼓励自主、不断试错的机制，这样一个机制才能处理巨量信息，不断改进。刘海影在《中国巨债》一书中强调：“一个经济体能否取得持续发展，即取决于是否有足够多的个体愿意且能够发起这样的近乎随机的改进型试错尝试；事实上，这也是一个分散化经济体系中取得进步的主要的（如果不是唯一的话）途径。”

因为，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发展的机会和危机都隐藏于一个特定网络的特定结构之中。在电影《商海通牒》里，是一个底层的分析师发现了将引爆金融危机的一个细小但致命的漏洞。只有这样，一个个渺小的个体以其琐碎的、每时每刻的试错来探索，并在“败就亡”的制约下迅速改正错误，才能避免决策被延误到积重难返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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