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国民

“在历史上，只要我国人民是团结一致的，就没有被击败过，1918年的崩溃是由于不团结造成的。因此无论是谁，只要背叛了当前的团结，除了作为国家的敌人被铲除外，没有任何出路。”

这段话，也许很多人听了觉得有道理，但你知道这是谁说的吗？这是1939年9月3日，即德国入侵波兰的第三天，希特勒发表的《告德国人民书》——当然，“我国”在原文中也是“德国”。

这种在国家总动员态势之下，划分敌我阵营，要求无限制紧密团结的做法，并不只是纳粹德国的专利。德国学者Robert Gerwarth在《战败者：两次世界大战间欧洲的革命与暴力，1917-1923》一书中强调，在1917-1940年代末的欧洲，这是一种普遍盛行的观念，即假定残酷的生存竞争不可避免，在一个乌托邦式的新社会到来之前，只有清除内部“杂质”之后，才能在未来的战争中获胜——差别只是，当时右翼想锻造的是“单一民族形成的国家共同体”，而左翼针对的是“阶级敌人”。

由此也可以反观中国当下的现实：早些年的排斥机制是左翼的，但在“告别革命”后，现在占据主流的无疑是西方政治光谱中的右翼机制，这正与整个社会的保守化同步。事实上，很多人毫不费力就完成了这样的转变，这表明中国社会尽管看上去经历了很多年的革命风暴，但就其内在基底而言，仍是相当保守的。

在此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作为共同体成员的身份既是原基性的（“你只能生而为中国人，且无论如何都不能改变”），同时又是社会性的，你的思想和行为必须符合一系列条件才能保有这一“资格”，否则就将遭排斥。

这是东亚文化中不时可见的人观。人类学者海力波在《道出真我》一书中考察了广西壮族的一支“黑衣壮”后发现，对他们来说，“人性并非如西方意识形态认为的那样是某种天赋之物，人人天生拥有、永远保持、不可剥夺。相反，人是做出来的。”这就像中国人常说的“做人”，一个人必须通过信仰与仪式的不断践行，才能“成人”，而如果犯下了不为社会所容得罪行，最严厉的谴责便是“你不是人”。

在这一点上，同属东亚文化的日本最可参照。在1945年之前的近代，“非国民”一词曾在日本社会广为流行，用以谴责那些所作所为“不正确”的国民。该词最早是小说家高山樗牛1898年在向国家主义（“日本主义”）转向时创制出来的（《非国民的小説を難ず》），他当时强烈主张：道德理想不在个人，而在全体当中，必须与整体集团结合在一起。据此，只有那些无条件献身给国家宏大事业的人，才被视为真正的“国民”——用现在的流行语说，大抵就相当于“合格的韭菜”。

到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时，作家与谢野晶子开始将反战派骂为“非国民”，认为不支持战争就是不爱国，这个词自此与国家主义深深地绑定在一起。有贺长雄在甲午战争时任日军参谋部任法律顾问，曾为战争和旅顺屠杀事件的正当性辩护，但即使像他这样，在受聘为袁世凯法律顾问、1915年反对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时，也同样受到日本国内“非国民”的责难。

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总动员化，对国民“奉公”的要求越来越严苛细密，“非国民”也就成了一个满天飞的标签，随时可以用在那些看不顺眼的行为上，有时几乎到了荒诞的程度。

反战行为首当其冲，自是“非国民”无疑。电影《硫磺岛》家书中，两名修工事的日军士兵说了两句厌战的话，长官听到，一顿暴打，边打边说：“我打死你们这两个非国民！”甚至身在国外也不能例外：后来被日本人引以为豪的雕塑家野口勇是日美混血儿，珍珠港事变刚爆发时，他发表致父亲的公开信，反对侵略战争，在纽约的日本人都责难他是“非国民”，但因为野口勇并无日本国籍，他们又改骂他为“爱国诗人米次郎的猪儿子”。

反战也罢了，甚至稍显不够积极也要受此责难。小熊英二在其父亲战时从军经历的《活着回来的男人》一书中记述，战争末期普通百姓为活下去就耗尽了力气，加上战局江河日下，人们挥舞“日之丸”国旗送别亲人上战场时也就很难高兴得起来，但“送行时如果哭泣，就会被骂是‘非国民’”。

东条英机本来主张女性应该继续行使作为母亲、妻子、主持家庭的主妇的“本来使命”，但到1944年初，他不得不组织“女子劳动敢死队”，强征未婚女性进行义务劳动，不去参加的女性也就开始遭到了“非国民”的责难（见《帝国的银幕：十五年战争与日本电影》）。当时台湾人属于殖民地的二等公民，在战后甚至被蔑称为“三国人”，但在“皇民化”时期，只要对“奉公”稍微露出不情愿的态度时，就会被日人斥责为“非国民”或“清国奴”（王学新《日治时期台湾的漏籍问题》）。

看起来最难令人索解的是，“在二战期间，一般性的风潮是将《源氏物语》的阅读者指责为‘非国民’”（铃木贞美《日本的文化民族主义》）。《源氏物语》几乎可说是日本文学史上成就最高的经典，相当于《红楼梦》在中国的地位，为何阅读这本名著也有罪？原因在于，这一名著在近代日本得到推崇，也与两种思潮有关，一是女性解放思想，二是颓废倾向的唯美主义，而者两者都是当时日本的“爱国贼”深为痛恨并排斥的。

这些当然早已成为历史，但历史并不只是“已经过去了的事”，它的魅影其实常常还在搅扰着生者。正是这些历史向我们表明，一旦这样的指责游戏开始，最后可能落入到何等夸张乃至荒诞的境地。此时，那些敏感的心灵往往受苦最甚，就像艺术家格伦·古尔德所说的：“一旦要求人们紧密团结，那么一定会有人窒息而死。”

一如王柯所言，从历史进程来看，东亚的近代国家缺乏一种真正的“国民国家”思想，也就是把“国家”作为全体国民一律平等都能享有基本权利的共同体。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常常被要求“想想你能为国家做什么”，而不是反过来“想想国家能为你做什么”。

这样，“国民”就不再是一种天赋的基本权利，甚至未必是一种身份，而变成了一种角色规范。这与儒家传统中的那种“角色本位”一拍即合，要求人必须做到一二三四，才算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但且不说我们的国民身份是法律界定并裁决的，一个人真正值得成为的，也不应当只是某一个集体的成员，而是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