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起来的中国心

因为疫情引起的观点交锋，很久以来已经在中国社会造成一种文化上的准内战状态，甚至在海外、在家人之间也不例外。诗人王璞日前感叹：

确实，这样的事我也听过不少，但如何理解这样的现象？有人认为这只是年少无知的片面认知，年轻时这样的认识随时在变，并无意义；也有很多人提到“出国了更爱国”，又听多了周围都在指责祖国，认同感引发了她的叛逆之心；也有人想起张爱玲那句充满嘲讽的话：“我们不幸生于中国人之间，比不得华侨，可以一辈子安全地隔着适应的距离崇拜着神圣的祖国。”——这意味着“远距离爱国主义”是一种特权，如果真像“我们”这样别无选择地待在这里，她就不会如此。

这些看法大抵都否认这些海外华人二代的“中国心”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进而怀疑他们的道德真诚，甚至觉得他们只是“不知什么时候被洗脑了”。不客气地说，这本身就体现出作为父辈的成年人不理解他们——既不知道如何理解他们，甚至都不耐烦去试图理解他们。

如果觉得他们对西方抱有批评态度是不了解西方，那就错了，恰恰是因为他们了解。这些海外二代从小在这个环境下长大，对此比对那个抽象的“祖国”远为熟悉，但也因此，这个“西方”已经被祛魅了，他们不再像第一代移民的父辈那样把它看作是一个自由的新世界，相反，这是一个到处都可看到问题的平凡的世界。

对他们而言，认同政治是一种日常实践：和父辈不同，他们生在这里，理所当然地觉得是这里的一部分，但正因此，他们在遭受或明或暗的歧视时会更震惊不解。他们的处境可以类比进城的农村子弟：这些孩子在城里长大，对老家的印象已经很淡漠，但如果别人继续将他们视为“不应该在这里”，他们就不像父辈那么容易接受。此时，试图彻底磨灭自己的出身，与认同故土挽回自尊（“我老家比你们城里好得多”），这两种选择看似截然相反，其实面对的都是相同的处境。

当然，人们并不一定是遭受挫败才会引发这样的反应。在东南亚各国中，族群政治的环境越是宽松，华人的身份认同就越是淡漠，因为对人们来说，这一点意义不大了；但在美国，认同政治本身还与自我个性与尊严紧密连结，因而像犹太人这样早已不受歧视的族群，也同样关心以色列。著名专栏作家Thomas Friedman就曾说过，他本来是那种“一年三天的犹太人”（过新年两天，赎罪日一天），但因为中东局势的持续紧张，也逐渐开始在意以色列这个犹太人最后的家园。

《巨塔杀机：基地组织与9/11之路》一书中也提到这样一个现象：1990年代到阿富汗受训的并不是社会失败者。这些加入基地组织的年轻人大多来自来自中产或上层阶级，而且几乎所有人出身的家庭都是完整的，他们大多受过良好教育，许多人曾在欧洲或美国接受教育，甚至能说多达五六门语言。他们没有任何精神不正常的迹象，起初许多人都不是特别笃信宗教。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客居异乡，并在西方生活期间变得激进化。也就是说，他们看到了西方的问题，但把“回归本源”看作是唯一的出路。

这意味着，在同一个现象的背后，可能有着复杂得多的内在机制，远不只是“年少无知”、“叛逆”或“洗脑”所能概括的。就我所了解的一些情况来看，这虽然确实是海外年轻一代缺乏在中国的生活经验所致，但却很难说是因为他们缺乏批判性思考——只不过他们批判的指向和国内所通常理解的不一样而已。

之前曾有一位朋友说，他很难理解在海外长大的儿子竟然常说中国的好，父子俩几乎一谈起来就针锋相对，叹息说孩子“一点都不像我”。我说，其实他很像你——都一样对现实生活中的国家不满，你出国前也是这样。他一下子怔住，愣了一会说：“这还是有点不一样的吧？”

借助异时空的他者（the other）来达成对现实的批判，这对古今中外的人们来说都是无师自通的事。就像启蒙时代的法国，伏尔泰高调称赞中国，但他既未到过中国，也不识一个汉字——他不是爱中国，只是反教会。这些年出现的“民国粉”也是同理：对民国的美化，其实是出于对现实的不满。仅仅哀叹“你根本不了解民国有多乱多苦，竟然想回到从前”无济于事，因为真正的问题其实是你不了解他们——当“民国”变成了一种批判资源，此时对它的美化不仅是自然的，也是必要的。

因此，对这些海外华人二代来说，“中国”与其说是一个具体的国家，不如说是一种文明，一种意识形态，而更为重要的是，一种另类选择（alternative）。因为它象征着自己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由此才能批判和超越自己不满的现实。

这是一个被建构起来的“中国心”，也正因其抽象建构的特质，因而比现实更为完美。奥逊·威尔斯未完成的电影作品《维也纳》（1968）中有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台词：“真正爱着维也纳的人是凭借虚构的记忆生活着。伴随着怀旧中苦乐参半的伤痛，他记起一些自己从不知道的事情。……只存在于想象中的那个维也纳，是一座最伟大的城市。”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对他们的意义是迥然不同的，那其实是一个乌托邦；但那个乌托邦并不因其建构性而失去价值，因为人们原本就并不关心其现实性。这是一种特殊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乍看像是对祖国的近距离认同，其实恰恰是与其现实拉开距离的结果，就像Edward Said在其名著《东方学》中所说的，东方学家的东方“并非现实存在的东方，而是被东方化了的东方”，“在这里，人们不仅可以重新构造、重新复活东方，而且可以重新构造、重新复活自己”。

问题在于：很多时候人们自己都并未意识到，这样一种形象其实是抽象建构的产物，因而当遭遇现实时，也许会产生强烈的幻灭。西方很多著名的东方学家都曾对东方寄予很高的期望，而最终又对现实中的东方根本不像想像中的那样而大失所望。内瓦尔曾对戈蒂耶说，对一个从没见过东方的人而言，莲花仍旧是莲花；而对他本人来说，却不过是洋葱的一种。

也许最为吊诡的是，这最终证明了他们已经比父辈更深地融入海外社会的生活，因为当他们把“中国”予以抽象化时，所生成的是一种西方社会语境下的亚文化，就像启蒙时代的“中国风”是欧洲文化而非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在这一意义上，我理解他们中的许多人为何不接受“小粉红”的称号，因为这确实原本就不是他们那个语境下真正的关注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