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婚不育：年轻一代的选择

中国年轻人正变得越来越不想结婚生子。这不是凭空感觉，也不是危言耸听，而是逼近眼前的现实：据经济学者任泽平近三年的多次调查，即便全面放开生育，意愿总和生育率（女性一生愿意生养的孩子总数）也仅有1.30-1.75，相当于实际生育1.0-1.4；其中仅1/3愿意生二孩，而有高达15-30%的年轻人选择一个都不生。

虽然2016年放开“全面二孩”，但中国新生儿总数在当年攀升至1786万之后，就开始连年下滑，随后三年依次是1723万、1523万、1485万，今年不出意外的话也将在1500万以内。更重要的是：在这两年的新生儿中，超过半数是二胎，这意味着，现在生育的主力是想生二娃的，更年轻的人则生一个的意愿都勉强——但如果头胎都不想生，将来又哪来的二胎呢？

不生孩子的原因，以往或许主要是不孕不育（现在发生率高达近15%，主要均可归结为后天的生活压力），但近些年单身主义、同性恋、丁克家庭也越来越多，上海妇联2002年的一项调查就已显示，丁克家庭占到上海家庭总数的12.4%，如今这个比例只会更高。

现实是，2013-2019年间，中国的结婚总数从1346.9万对下降至927.3万对，下跌了近三分之一。对很多年轻人来说，谈什么人口危机都很遥远空泛，自己忙于应付生活尚且不暇，“连婚都不愿结，又怎么生孩子？”

48岁的俞飞鸿至今单身，很多人都赞同她的选择

虽然很多父母都头痛“现在的年轻人怎么了”，但如果你耐心去倾听他们的声音，就会发现，对他们来说，一个经常出现的关键字是“累”：生活很累，要负担另一个人的感情很累，组建家庭也累，而最累的无疑就是生孩子了。既然这样，人生苦短，为什么不让自己活得轻松一点呢？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社会以往普遍的直觉反应是向女性施压，毕竟“生孩子是女人的事”，进而指责现在受女权主义思潮影响的一代“自私”、“不负责任”。但在原有的家庭权力结构不改变的情况下，结婚生子的压力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话）都落在女性肩上，她们很自然地觉得现有的婚姻、家庭格局是挺压迫的。一些激进的女权主义者甚至将选择婚姻的女性骂作“婚驴”，仿佛她们是没有觉悟、心甘情愿受压迫的愚氓。

可想而知，这引发了激烈的争议，且不说彼此理念的对错，这样的污名化斗争策略本身就让另一方不快。然而耐人寻味的一点是，像“婚驴”、“繁殖癌”这样反婚反育的辱骂语，其前身却正是当初宣传手法上对“超生游击队”的污名化。正是从那时起，“多子多福”变成了全民嘲讽的对象，被贬低为愚昧、贫穷的象征。

现在，这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原本为减少人口、“提高人口素质”的临时之举，在用力过猛、深入人心之后，变成了一些人争取权利的极端主张。这已经不是“单身妇女反歧视”了，而是走向更具排他性的自主权：为了女性彻底实现自主掌控身体和生命，就应能自由更换伴侣、掌控自主生育，而这第一步就是反专偶制核心家庭。

本来，争取权利并不是非得反对女性进入任何婚姻，对婚育有选择权也未必与家庭不兼容，但反婚反育的主张至少也能自圆其说，只不过吊诡的是，它越是激进，就越是妨碍自身的实现，因为太极端的主张难以吸引到足够多的追随者。

问题是，不婚不育如今并不只是一些女性对父权制的反抗，很多男性也是同样的想法。婚姻和孩子，对他们来说同样是枷锁，甚至因为不少地方仍然抱着“婚房、礼金都应该男方出”的观念，讨老婆的压力还更大；至于生孩子，现在谁还关心“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实际上，如果性别权力结构不打破，个体不能在权利得到保障的前提下自由交往，那么不婚反倒是卸下了男性的负担。或许也因此，男性的不婚不育常常更少被看作是真诚的。一个90后的男孩子曾和我抱怨说：“如今女孩子不婚不育，往往被看作是先锋的、权利意识觉醒的表现，可是像我这样不婚不育，却会被普遍看作是没有责任心的、只想玩弄女性的花花公子。”

但这可能并不是谁的错，恰是因为中国社会在逐渐现代化之后，已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结构性变化的征兆。“结婚生子”的传统家庭模式已不再那么理所当然，单身在世人眼里也不见得是可怜、怪异的选择，甚至相反，面对那么多显而易见的压力，步入婚姻生活、儿女绕膝不见得是比单身更有吸引力的生活模式。

事实上，这原本是西欧各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独特家庭模式。1965年，John Hajnal在研究近代人口资料后发现，以圣彼得堡和的里雅斯特为连线，该线东南的欧洲女性几乎都会选择结婚，且多在十几岁时早婚；而在其西北的欧洲发达地区，则有多达1/5的女性选择独身终老，即便结婚的女性也大多拖到二三十岁。

西欧的这种晚婚、高独身率、小家庭、弹性生育率的模式，直至16世纪后才随着现代化进程逐渐建立起来。伊丽莎白·巴丹特尔《男女论》说，有人估计高达36%的法国男女可能从不结婚，且“社会地位越高，独身率也越高，如女工独身的比例为10％，而女干部则为24％”。这是一个朝富足方向迈进的社会才出现的现象。

这是在中国传统时代没有遇到过的问题。游鉴明在分析20世纪上半叶中国关于女性独身的言论之后发现，直到一百年前新文化运动时期鼓励女性独立自主，才使一部分女性走向不婚。尽管如此，“女性可以放足、读书或就业，也能要求婚姻自由、离婚自由或恋爱自由，自由的选择不婚却不是一般人所乐见”。

在当时，这种以个人为出发的自主概念难以落实，因为在集体主义传统顽强的中国社会，任何个体在追求自主时，都被认为不能忽略对父母、家庭、社会或国家的责任，迫使他们无法彻底从中挣脱出来。

如今，中国社会在经历了三四十年的繁荣之后，终于第一次出现了这样的结构松动。这或许看起来是人口“危机”，但却很可能是社会转型的“契机”——至少从欧洲历史来看，并没必要把这看作是迅速降临的世界末日。接受新一代的自主选择，尊重个体，以人为本，这才是一个人们更愿意生活在其中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