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道森生前照片
12月1日上午10点，独立摄影师“鹿道森”的遗体在舟山朱家尖南沙情人岛海滩被发现。此时距离他11月28日晚23:28在网上发出最后的遗书，刚过去不到两天半时间。事后推断，那封遗书是用手机设置定时发送的，他在当晚早些时候就已投海。
那天正是他25岁生日，妹妹和妈妈还在微信上祝他“生日快乐”，他拒收了妈妈的祝福红包，最后回了一句“谢妈妈”——这是他的分寸和礼貌，但恐怕他并不感谢妈妈把他带到了这个世界上来。
在他那封五千字的遗书一开头，就说到自己的多重形象：“农村、留守儿童、山区孩子、校园霸凌经历者、摄影创作人、独居青年、追梦的人”。
然而，在他人生中，影响最深远的还是长长的童年阴影：父母对他寄予极高的期望，9岁才二年级时，因为无法跨级做出一道四年级的数学题，他被父亲狠狠踹了一脚。
即使已经25岁了，我还是不能忘记那种感觉。我只是不能完成跨级的功课，我又做错了什么呢？这也成了我心里一辈子的阴影，对于家庭，对于父母，恐怕也是从这里开始有了想要远离的想法吧。我的恐惧，我的不安，我是否不值得被爱呢？如果世界上只需要神童，那我这样智商的孩子，是否就应该被这样对待？直到现在我还是会找借口，是望子成龙。但说到底，踢下去那一脚也是他，伤害一个人很容易，治愈一个人却很难。
鹿道森
作为留守儿童，他每年只能在过年时和父母见一次面，而他们只关心他的成绩——在纸条上写给爸妈的思念，他们接过就扔掉了。在7月31日的一条微博上，他说：“要是所有人在成为父母之前必须通过入职考试就好了。”
在校园里，又因为他长相清秀、性格文弱而饱受欺凌。除了小时候挨着外婆之外，在这样的环境里，他感受不到温暖：
我希望要成为父母的人明白，孩子应该在爱中出生和长大，而不是争吵。孩子也是独立的个体，而不是为了实现自己梦想的工具人，强势的控制着孩子的人生，逼他们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野蛮的灌输自己的想法，只会让他们痛苦到生不如死。不想做的事就可以不做，不想说的话就不说，不想见的人就可以不见，永远活在爱的环境里，这该多好啊。
[……]以爱之名禁锢、讽刺、封闭、伤害……我们存在这世间，不被爱不被关心。
[……]没有爱，没有钱，没有生活的动力，没有未来。
即便他在工作后已远离了家乡，但仍然无法摆脱这种羁绊和重负：“电话里永远在说家里没钱，你这个月挣没挣到钱，他们永远只在乎金钱，名利，地位，没有人关心你是否幸福，快乐。”
这是一颗孤独、敏感而又善良的灵魂，“爱”是这封遗书中出现的最高频词，他甚至对看到这封遗书的旁人也发出呼吁：“陌生人，请你一定要记住，你就是值得被爱的！”“请你从此刻开始爱你的孩子吧！”
鹿道森的摄影作品偏好神话主题，将自己现实中无法得到的寄托在奇幻之中当他还生死不明时，远在贵州老家的姑姑公开喊话，让他千万别寻短见，一切都好商量。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亲人理解他这封遗书中所传达的意思了，相反，他们在得知他最终的死讯后的普遍看法是：“他爹妈算是白养了。”在公开的报道中看不到他父母的反应，仍是他那位姑妈解释：他爸爸只是嘴上不饶人，但“没有暴力倾向”，打工、贷款供儿子创业不容易；至于他说到的从小所受校园霸凌，家人完全不知道，也根本没给他什么压力，“爸爸妈妈都很爱他，是他自己心里想多了。”当然，姑姑的这番话也有可能是在悲剧已经造成之后，避免再指责已经陷入悲痛的哥哥嫂嫂，但如果你以为这只是少部分人的看法，那就错了。网上不乏这样的声音：“谁都有压力，自杀就不对了。”“都共情他，那谁共情他父母？”自媒体作者“家有小甜椒儿”在和自己母亲感慨到此事，结果得到这样一番答复：都大学毕业了，可以赚钱了，这是图什么呢？爸爸妈妈不是白养了一场吗？就不能理解自己的父母吗？都不容易。有什么不能解决的吗？小时候被霸凌过，都过去多少年了，总想着干什么……
这确实是一种很典型的中国家长反应：父母也有自己的难处，把你拉扯大不容易，你应该（甚至必须）懂事，体谅这种难处，而不是闹自己的小情绪，为什么要想这么多？——在这里，一个字都没有提到“爱”，其实仍是单方面义务的“孝”。
2019年4月17日，一个17岁的男孩在和母亲发生争吵后，在卢浦大桥上打开车门，开车的母亲还没反应过来，他已头也不回地纵身一跃，坠桥而亡。在他死后，当时也有一种声音指责他太“自私”，根本没考虑这会让母亲多痛苦。不管怎样，这种看法如此普遍，在不同事件发生出一再出现类似的群体反应，证明并非偶然，可能源于我们文化深层。父亲去世前对我说，他心里两件事放不下，一是不能看到孙儿长大，二是住了近三十年的老屋没来得及翻修一下。当时只觉难过，但现在想来，他这样的心理十分典型，这意味着一个深受传统影响的中国人，直至临终，感到遗憾的仍是未能完成自己社会角色所应尽的职责。诸如“遗憾没能看到孩子长大/成婚”这样的愿望乍看是个人的，其实这个“我”也是作为社会角色的自我。那不是更个人化的遗憾，例如“遗憾我再也看不到东海的落日了”、“遗憾我还没完成自己的作品”。回头来说，那种指责自杀者“自私”的声音，其实也是从这一传统出发，责备他未能尽人子之责。此前有些孩子不堪霸凌自杀，遗书说对不起父母，只能来生报答，其愧疚感也源于此。换言之，在中国传统中，“角色自我”比“真实自我”更重要，哪怕你已经苦不堪言，仍有绝对的义务尽责尽力，否则你死了，你的父母怎么办？——这种道德指责，就好像是在对人说：“怎么债都没还清就自己死了？”确实，对中国人来说，每个人一出生就对父母欠下了无法偿还的债务——养育之恩。在这一意义上，你这条命不是你自己能支配的，就算你想死，也得等自己人生职责全部完成之后。然而，对自我意识更强的一代来说，人世值得留恋的不是人际取向了，而是自己感受到的人生乐趣。当后者压倒前者，那么对他们而言就已生无可恋。实际上，我们整个社会都鼓励这种倾向。日前杭州疫情爆发，一对夫妻滞留浙大校园，他们16岁的女儿却婉拒社区送吃的，自己给弟弟做饭，受到当地媒体《钱江晚报》的赞扬。
这是中国社会常见的话语：不质疑权力本身，转而赞扬承受困境的弱者“明事理”。因此并不意外，这个孩子不像个孩子，而是成人期望她成为的那个样子。我们的社会文化经常赞扬这类“懂事的孩子”，但往往正是这类孩子，更容易出现心理问题——他们承受了太多本不该承受的东西。 生在这片土地上的孩子，似乎在挣扎着成为自己之前，都要先设法满足家长的期望，无法满足这一期待的，就得不到爱。换句话说，家长眼里看到的其实不是作为个体的孩子，而是那个“角色”——所谓“懂事”，在本质上就意味着那个孩子“扮演”好了自己的角色，尽到了为人子女的“本分”。在这种情况下，也难怪中国人对孩子最常说的赞扬是“听话”，也就是孩子依从成人的意志，履行了为他们设定的责任义务。那其实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用通俗的话说就是“做儿子就要像儿子的样子”。可想而知，这样的视角会遮蔽鲜活的个体，上位者尤其容易看不见底下的那个“人”——因为如果你只在乎他能否扮演好那个“角色”，那么属于他个性的东西不仅是次要的，甚至是要主动压抑的。多少父母都羡慕“别人家的孩子”，意味着他们眼里看到的是一个角色模范（role model），而不是一个独特的个体。在这样一个“角色本位”的社会里，这是不得讨价还价的，是绝对义务，因而天经地义，别废话，照做就是。在这样的家庭氛围里，“爱”只能在夹缝里存在，仿佛是见不得人的“妇人之仁”，一如窦唯在《噢！乖！》里唱的那样：
日前，曾建议“中国人假期应减少一半”的经济学家宋清辉12岁的儿子在深圳跳楼自杀，但此事引起外界关注的并非这一事件本身，而是这位刚经历丧子之痛的父亲的反应：他一再谈到自己儿子是因为不堪学业过重，认为这一悲剧对“双减”政策有参照意义。有一位在校大学生感到很不可思议：“儿子都没了，老子还有心情一天发一条信息在网络上打卡，感觉这父亲有点消费儿子，太可怕了。”还有人质疑，孩子轻生，与家庭有着莫大的关系，但这位父亲却丝毫不曾反思自身的教育问题。
此事真正令人感到奇怪的地方，倒还不是他推卸责任、缺乏反思，而是儿子的死也没能让他动情——他仿佛是在谈别人家的一个悲剧。尽管作为外人不好揣测，他或许内心也压抑着深沉的悲痛，但至少他的公开表现给人的感觉，只能用“有脑无心”来概括：他可以从孩子自杀谈到学业重负和“双减”政策，但就是没表现出一点对孩子的爱。这种表现可能本身就折射出悲剧的根源所在。以往，对中国人来说，“活着”是不需要理由的，那是一种本能，无论如何都要活下去，但对现在自我意识苏醒的一代来说，如果连父母对自己都没有爱、家庭也不能成为自己的避风港，又没有什么美好的人或事物值得自己留恋，如此了无生趣，那么活在这世上的理由是什么？在鹿道森去世后，网上有人认为，他的悲剧恰恰在于他对“爱”还抱有期望：“这样的家人只能放弃寻求‘爱’才能解脱，他们终其一生都不可能给到纯粹的爱，求爱只能让自己枯萎。放弃后找新的朋友，找新的联结，只能这样。”这是一种社会性的不治之症：缺爱的孩子只有对“爱”不抱希望才能保护自己，但这并未治愈自己，只是让整个社会变得更冷漠。
多少年来，“爱”在流行文化中近乎泛滥，但中国家庭对“爱”的理解其实才刚刚开始。当很多人看到鹿道森的遗书中一再提及“爱”时，也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常见的字眼意味着什么，但实际上，那其中包含着最沉痛的反思，发出了强有力的呐喊。他也许觉得自己的人生没有意义，但如果他的悲剧能推动更多为人父母者有所醒悟，那他的死就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