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不到十年之前，当大家谈到诸如贫穷、争抢等各种社会问题时，最后往往都会归结为一点：“中国人太多了！”那时候，“人多”几乎像是中国社会的原罪，被视为无数问题的根源。
由于那些推动了独生子女政策实施的专家主张，中国适度人口应为7亿人，在很长时间里，中国人都相信，如果人口减少，全社会都会更加幸福繁荣。
现在，当年的期待正在成真：2021年中国结婚登记仅763.6万对，创下1986年以来的新低，仅及2013年最高峰时的56.6%；2017年以来，全国每年净增人口依次是779万、530万、467万、204万，2021年仅为48万，跌得很快，今年极有可能是中国人口开始负增长的第一年，比一些人口学家所预测的人口峰值提早10年以上。
然而，舆情已完全变了，如果说当年是恐慌将来人口太多，那么，如今却又倒向另一个极端——恐慌将来中国人口太少，危及整个民族的生存和未来。问题是：当初让人“少生优生”就够难办的了，现在却是“放开生，也不生”，年轻一代都喊出了“不婚不育保平安”，怎样才能让他们愿意生孩子？
▌五花八门的“催生”
对中国人口未来的忧虑，不是没有根据的，毕竟，任何一个国家、一种文明的存续，归根结底都得靠人。如果人都没了，无论是经济发展、文化创造、国家和政府的生存，都将无从谈起——人口并不仅仅只是负担。
人口问题的关键还不止数量上的多少，更重要的是结构：中国劳动人口2015年就已达到峰值，由于年轻人不愿多生，而他们的父母辈不断变老，曾让日本头痛不已的“老龄少子化”在中国将以更庞大的规模迅速浮现。
2021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高达14.2%，正式越过“老龄化社会”14%的标线。庞大的老年人口，与不断萎缩的劳动力结合起来，使得社会抚养负担加重、储蓄下降，进而拖累投资下降，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将导致社会经济停滞不前。
这个问题也不是现在才有人意识到：早在2013年底，国家就推出了“单独二胎”政策；2015年10月又实施“全面二胎”政策；2021年5月再度放开“全面三孩”。
这也确实在短期内掀起了一波生育小高潮，尤其是一些受限于独生子女政策一直想生而不能生的“80后”夫妇，但这最多只是延缓，明显并未能阻止出生率一路下滑——想想就知道，如果二胎政策奏效，恐怕也就没必要进一步放开了。
为了鼓励年轻人“我为祖国多生娃”，许多人提出了五花八门的各种建议：人大代表吴金笔建议，税收、医保、购房政策向“三孩家庭”倾斜；湖南省劳模聂鹏举提出，对第三孩免除高中三年的教育费用，第三孩高考加10-20分；其他建议还有打击学区房、推出公办托育服务等。
3月28日，人口经济学家梁建章在“育娲人口研究”发布《中国婚姻家庭报告2022版》，强调要减轻年轻人结婚生育的负担，给予有孩家庭购房补贴，比如返还二孩家庭房贷利息的50%，对于三孩家庭的房贷利息可全部补贴返还，或在高房价地区，可实施一孩房价九折、二孩房价七折、三孩房价五折的政策。
经济学者任泽平的想法比他更大胆，将“多生孩子”与经济发展联系起来，提议尽快建立鼓励生育基金。央行多印2万亿，用10年多生5000万孩子，对于一二线城市，生三胎可以考虑奖一个购房指标。在他看来，要让未来更有活力，且不增加老百姓、企业和地方负担，只有这个办法最务实有效。
这些建议都有一个共同的预设前提：年轻人不生是因为经济上“生不起”，所以只要减轻他们生娃的负担，加上物质奖励，就能让他们乐于生娃。
然而，几乎所有这些，对“95后”的年轻人却都效力可疑——如果他们连一胎都不想生，甚至连婚都不想结，那对二孩、三孩的种种奖励又有什么意义？何况如果真要减轻负担，还有什么比不生孩子更轻松的？网上有人因此尖刻地挖苦，这些奖励举措好比是“法拉利5元代金券仅限第二辆使用”。物质激励效力有限，还有什么招？2021年北大法学院毕业演讲中，章永乐副教授公开鼓励学生本科期间结婚生子。梁建章也抱怨，中国现行的法定结婚年龄（男性不得早于22岁、女性不得早于20岁）是全世界最高的，既然现在要鼓励生育，那就有必要将法定婚龄降至18岁。然而，“早婚早育”大概率都会致贫，因而从全世界范围来看，越是繁荣发达的社会，年轻人普遍的理性选择都是晚婚晚育。网上不乏有人提出向不婚不育者征收惩罚性的重税，打击流产堕胎。中原集团主席施永青还建议：每个人必须先生育两个孩子，才有权利使用避孕产品。今年4月，湖北省荆州市人大代表、长江大学法学院院长李华成主张，年轻人不婚不育是受社会舆论影响，因而为了营造浓厚的婚育氛围，要多宣传美满家庭、优生优育，对不符合主流价值观的“独立女性”和“丁克”等理念减少报道或不予报道，“对不符合流产情形的堕胎行为给予相关责任人严厉处罚。”但现在真正的关键在于：无论是物质激励也好，福利保障也罢，可能都难以 “催生”，至于那些惩罚措施，也许会让年轻人对生育产生更大的恐惧。看看日本就知道了，近几十年来日本从未出台任何限制性生育政策，跟国内相比极为宽松：新婚夫妇可获最高60万日元补贴，男性陪产育儿假30.4周为全球之最，0-3岁儿童每人每月可享1.5万日元补贴，且过去30年里房价相当稳定，不存在高房价对生育的阻碍，然而，日本的生育率仍然一路下滑，以至于要专门设立“少子化担当大臣”来应对这个难题。也许意识到这些软硬举措都可能失效，历史学家葛剑雄一度提出要恢复孝道，他的结论是：只有某种保持社会繁衍的宗教信念，才能让人们愿意多生，犹太人和摩门教徒都是如此，而在中国，就只有孝道。应该说，这个推论不无道理，但我觉得唯独遗漏了一点：“多子多福”这种理念已经没法与时俱进、给年轻一代提供有力的信念支撑了。从表面上看，因为房价高、教育负担重带来的育儿成本高，但如果真找一些年轻人来深入谈谈，就会发现，那些提出种种建议的专家从一开始就把问题搞错了——他们设想的是“怎样让年轻人愿意生孩子”（how），然而对现在的很多年轻人来说，关键是“为什么要生孩子”（why）。所有的刺激生育措施，说到底，只有在人们有生育意愿的时候才能奏效。这就好比打折促销，你得先有购买意愿，打折才能让你动心，如果你根本不想买，免费送你都未必想要。因此，就算任泽平等专家的提议奏效，那极有可能也就是在近几年的窗口期，犹豫的“85后”夫妇还可能被打动，过了这几年，人口数字不是照样自由落体？很多专家谈论人口的时候，其实是抽象、宏大的叙事，“下一盘大棋”，却没有真正代入到个体的处境去想“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换言之是“见人口不见人”。对那些年轻人来说，即使本世纪末全国人口暴跌一半，跟自己有什么关系？但多生一个孩子，对自己可就是实实在在的重负，自顾不暇，还嫌不够累？社会学家阿莉•霍克希尔德访谈了很多美国夫妇后，在其名著《职场妈妈不下班》中得出结论：“第一个孩子让夫妻俩疲于应付，而第二个孩子则触发了危机。”在苏联时代，女性参加工作的同时也承担了绝大部分家务，因而有个笑话说：“你工作？那你被解放了。”很多女性理想的家庭是2-3个孩子，但现实权衡下来只生了一个乃至干脆不生。当时有一位女作家有一辛辣的警句：“苏联妇女被叫去参加生产（production），却被剥夺了再生产（reproduction，也指生育）。”这样的景象正在中国重复：很多职业女性将上班视为“休息”，因为这八小时内可以不带孩子，不忙家务。疫情之后的在家办公，却让她们疲惫不堪。当越来越多女性觉醒，自然会意识到，自己在为这个体系的延续做着最重要的工作，却从未得到真正的回报，因为这一直被默认为是你的“天职”。事实是，中国有一个顽强的传统：为了社会的低成本运行，以道德、习俗的名义让人无偿地提供服务，而这通常都由最没有议价能力的人承担，但现在，人们开始发问：为什么？凭什么？现在很多人相信，“恐婚恐育”是一种错误的观念，认为可以通过“做通思想工作”和奖惩的软硬两手来解决。然而问题在于，“恐婚恐育”是不少人反复权衡之下的理性决定，其背后其实是一个独立个体的权利诉求。反过来说，如果你提出权利诉求，却被当作孩子一样语重心长地说教一番，那意味着你没有被当作一个独立的有思考能力的“人”来尊重。同时，在这个系统中，改变人要比改变权力结构容易。这种情况不改变，问题就不可能真正解决。一个强固的结构之下，个体的诉求遭到更强烈的干预。社会学家费孝通曾多次说过，“一个学科，可以挥之即去，却不可能招之即来。”生育也是同理，这不是自来水，水龙头一拧就来。
事实上，一个大问题就在于：我们现在面临的棘手问题，经常是此前用力过猛造成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会吸取教训，而往往是再朝另一个方向用力过猛。既过度干预，又缺乏预见性和调适能力，最终造成的结果往往是不可逆的，需要接下来的几代人来承担并消化其猛烈的后坐力。即使是在功利性的物质层面上，也没必要因此太过恐慌。现在舆论似乎从以往“人多是坏事”猛然倒向了另一个极端，但有必要冷静下来想想：“人少真的全然是坏事吗？”看看我们周围就可知，中国社会的劳动力仍然大量富余，并没有真正短缺，“灵活就业”的人数达两亿。以至于出现了一种奇观：一边是专家们忧虑人口减少，另一边却又处处可见人浮于事的人力浪费和错配。一位朋友说，他的同学大学毕业后，在机关单位月薪三千，一星期就只干了一件事：把几个图片放在一个文件夹里，打包压缩一下。如果这样，别说“以人为本”，甚至连“物尽其用，人尽其才”都谈不上。从经济角度，社会生产率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从人的角度来说，很多人在经历了艰辛的求职、失业之后，感受不到生而为人应有的乐趣。尤其在疫情之后，有人说：“别说生娃了，现在觉得养猫狗都得慎重，特别怕我的猫被打死。”如果一个人连活着都觉得耗尽了力气，没有安全感，看不到将来，又怎么让他/她相信，让孩子来到这世上是件好事？正因此，低生育率并不仅仅是一个人口问题，而是权利意识的觉醒和结构性的社会转型。在这一意义上，这其实是一件好事。有一位单身的年轻人坦然对我说：“在生育率这一块，算是我们当下为数不多在大踏步地往发达国家靠近的领域了吧。”他说的对。眼下年轻一代的选择，预示着中国人口模式的重大转型：英国统计学家约翰•哈伊纳尔（John Hajnal）在研究20世纪初期的人口普查资料后发现，以圣彼得堡和的里雅斯特为连线，该线以东的欧洲女性大多早婚早育，但该线以西则有多达1/5的女性选择独身，即便结婚也是晚婚晚育。人们更注重生活的质量、个人权利，而非单纯的家族繁衍。后一种婚育模式被称为“欧罗巴婚姻模式”，但只是最早出现在西欧罢了，所有工业社会无一例外都要迟早走上同样的道路。既然如此，我们没必要过分恐惧出生率的降低，因为这是社会转型的必然结果。如果真想应对好这个问题，解决之道既不是那些已被发达国家证实为没多大效果的“小恩小惠”，更不是惩罚措施，而是顺势而为，给年轻一代赋权，创造一个能让人感觉生活在其中幸福有保障的、对未来有希望的环境。不错，总有一小部分人宁可选择单身，任何生育激励措施都拿他们毫无办法，他们的选择也应当尊重。但如果从整体角度，这个社会希望人们能更多地生育，那么就需要通过好的公共政策，提供保障和希望，让那些愿意生的人能安心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