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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年的兔,其实不是你以为的那个兔

维舟 2024-02-20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硬核读书会 Author 维舟


《爱宠大机密》剧照


✎作者 | 维舟
✎编辑 | 王亚奇

长久以来,在中国人眼里,兔子是一种长耳雪白、温顺可爱、没有攻击性的动物,网上对中国的昵称“我兔”,也是取义于“人畜无害小白兔”。


这样一种兔子的形象,其原型毫无疑问是家兔,因此“兔年”经常翻译成“Year of the Rabbit”而非“Year of the Hare”(野兔之年)。然而在十二生肖最早有记载的时候,名列其中的兔子其实远非如此。



兔子的多重形象


对古人来说,兔子让人印象最深的特点既不是“纯洁”也不是“可爱”,而是繁殖能力强,尤其是高速的奔跑能力——因为他们生活中接触到的不是家兔,而是野兔。


《龟兔赛跑》故事人所共知,但寓言中为什么要把兔子设定为乌龟的对手?因为其奔跑之速,与乌龟恰是两个极端,欧洲野兔(Lepus sinensis)奔跑的时速甚至可高达72公里。


虽然现在《龟兔赛跑》故事的各种版本几乎无一例外地将兔子画成已被驯化的家兔。但实际上,这个故事最早出自伊索寓言,古希腊所指的“兔”可以肯定是野兔。


龟兔赛跑。/Wiki


在有些欧洲语言里还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痕迹:英语“hare”有两个基本含义,一是名词“野兔”,二是作动词用,指“奔跑、飞奔”。该词的词源是原始印欧语的*khas-(灰色),因为野兔的毛色以灰色为主,这是它们在野外环境下的隐蔽色。


古代中国人对兔子的印象其实也是如此。像“兔起鹘落”“动如脱兔”这样的成语,都是形容动作极为敏捷。


读过《三国演义》的人,可能都好奇一点:关羽胯下那匹神骏无比的宝马,为什么要叫“赤兔”?


“赤兔”相传是一种少见的瑞兽,但之所以用来命名骏马,原因很简单:在古人眼里,野兔是奔跑极快的动物,因而从“兔”衍生出“飞奔”的含义。


试想一下,普通马的时速一般仅20公里,达到40公里就是骏马了(所谓“日行千里,夜行八百”,时速也就是这个水平),这仍然赶不上全速奔跑的野兔。


《三国演义》剧照


历史语言学者周及徐发现:“在上古汉语中,骏马常称‘兔’。”《吕氏春秋·离俗》:“飞兔、要褭,古之骏马也。”高诱注:“飞兔、要褭,皆马名也。日行万里,驰若兔之飞,因以为名也。”这里的“兔”,其实是“奔跑迅速”之意,假借动物之“兔”。


根据古音来源,“逸”甚至“虎”(於菟),都得名于“飞奔”,周及徐得出的结论是:

“良兔”“赤兔”非“兔之良者”“兔之赤者”,“飞兔”亦非“兔之飞者”。它们的意义分别是“优秀的快跑者”“赤色的快跑者”“飞一般的快跑者”。

从两汉时起,月亮中开始出现一只兔子,后来演变成捣药的玉兔,经常是以嫦娥怀抱小白兔的形象出现。但实际上,在历史的早期,玉兔推想起来也应该是一只野兔。


所谓“乌飞兔走”“乌踆兔走”这样的成语都表明,当时月亮里的兔子是与太阳里的三足乌相应而言的,而“兔走”本身也隐喻着时光流逝之快速,否则就很难解释得通了。


逐兔:一种被遗忘的文化


从现在的考古出土材料来看,十二生肖早在先秦时代就已出现,兔子也已名列其中,奔跑迅速的野兔在当时人们的生活中为什么能扮演重要角色?


这与当时贵族偏好的田猎生活是分不开的,因为和农民不同,贵族需要在狩猎中操练军事技能,这项活动集军事演习、体育和娱乐于一身,繁殖力强、奔跑迅速的野兔是最常见的猎物之一


细想一下就不难明白,像“狡兔三窟”这样的成语,所指的当然是在野外打洞的野兔。经常打猎的贵族自然会留意到野兔的这种习性,也正因此,当时人们才不时以此来取譬。


Francisco Goya, The Quail Shoot, 1775。/Wiki


《诗经·周南》有一首《兔罝》,开篇便是:“肃肃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这原本是贵族狩猎的图景,但后人对此已颇为陌生,俗解以为“兔”是指“於菟”(老虎),大误。


闻一多在《诗经通义》中,引述许多材料证明《兔罝》之“兔”不是兔子,而是老虎;陈子展《诗经直解》也说:“《兔罝》民谣,猎兔者之歌。劳者歌其事,当为猎兔武士自赞,否则为民间歌手刺时,盖奴隶制社会已有武士一阶层为奴隶主之爪牙矣。”程俊英《诗经译注》:“这是赞美猎人的诗。诗人在路上看见英姿威武的猎人,正在打桩张网捕兔,联想这些猎人的才力,是可以选拔为保卫国家的武士的。”


兔、野鸡、狐狸,基本上是贵族射猎的主要对象,所以经常“雉兔”“狐兔”连称,这才有“兔死狐悲”的成语。《孟子·梁惠王下》:“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刍荛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与民同之。”也就是说,周文王的宫苑,谁想要去打猎野鸡、野兔,都能进去。前642年,狄人攻灭卫国,“围菟圃”,这地方很可能是卫国贵族平日狩猎的禁苑。晚至西汉初年,梁孝王的宫苑也叫“兔园”。


正因为带猎犬射猎野兔是常有的事,所以《战国策·楚策四》中才说“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这大抵类似于现在说“不见兔子不撒鹰”。


这种逐兔的游猎经历,对上层人物来说是极好的娱乐,所以秦丞相李斯在临刑前夕才对儿子说:“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史记·李斯列传》)


纪录片《了不起的兔子》截图


先秦时代有一著名的狡兔“东郭逡(㕙)”,据说奔跑极为迅速、灵敏。《战国策·齐策三》载淳于髡讲故事说:“韩子卢者,天下之疾犬也;东郭逡者,海内之狡兔也。韩子卢逐东郭逡,环山者三,腾山者五,兔极于前,犬废于后,犬兔俱罢,各死其处。”


这一故事广为人知,西汉刘向《新序·杂事》借宋玉言:“昔者齐有良兔,曰东郭㕙,盖一旦而走五百里,于是齐有良狗曰韩卢,亦一旦而走五百里,使之遥见而指属,则虽韩卢不及众兔之尘,若蹑迹而纵緤,则虽东郭㕙亦不能离。”


这一逐猎的场景后来也被用于隐喻秦国吞并山东六国。《战国策·秦策三》载范雎对秦昭王说:“以秦卒之勇,车骑之多,以当诸侯,譬若放韩卢而逐蹇兔也。”


现在我们都知道“逐鹿”是指争霸,实际上,古语“逐兔”也喻指争夺帝位,如《后汉书·袁绍传》:“世称万人逐兔,一人获之,贪者悉止,分定故也。”《三国演义》第六十回:“益州天府之国,非治乱之主不可居也。今刘季玉不能用贤,此业必属他人。今日自付与将军,不可错失。岂不闻‘逐兔先得’之说乎?将军领取,某当效死。”无论是“逐兔”还是“逐鹿”,都源于打猎场景。


汉帝国建立时,论功行赏,一些功臣自认披坚执锐、战功卓著,不服萧何只是“徒持文墨议论”而占据高位,汉高祖刘邦反问:“你们知道打猎的道理吗?”他以打猎作为比方说,“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萧何出谋划策就像后者,是“功人”,而他们这些人所起到的作用更接近猎狗,是“功狗”。


这番话至少可见一点:当时这些君臣,对打猎的场景都非常熟悉。所谓“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人人都懂。


从野兔到家兔

至此,我们也能回答另一个问题了:原先那个作为奔跑迅速象征的兔子形象,为何被人淡忘了?因为我们现在早已远离了古代那种追逐猎兔的社会文化环境。


农业文明的兴起,尤其是铁制农具的大规模应用,使得土地开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1970年代北方的平整土地运动有助于我们理解那时发生了什么:

这些运动,改变了古老田野的原始面貌:荒地开垦了,池塘填平了,密布田间的百年老树被伐倒,木草丛生的巨大坟丘被搬掉。田地的平坦和整齐,给世代繁衍其间的鸟兽,带来了灭顶的危机。野兔绝迹了,鹰也消失了踪影。(《大地上的事情》)

野兔因为喜欢打洞,对农田来说其实是害兽,农田的开垦一步步压缩了野兔的生存环境,繁殖再快,也经不起滥捕滥杀,一些地方当时卖兔者很多,乃至“积兔满市”(《吕氏春秋·慎势篇》)。


地处中原的宋国,早在战国之后就已“无雉兔鲋鱼”“无长木”(《战国策·宋卫策》),西汉时“曹卫梁宋,采棺转尸”(《盐铁论》卷一),连做棺材的木料都缺乏。“守株待兔”的故事出现在宋国,想来也不是偶然的,在一个田土尽辟的地方,野兔本来就很少,不去好好努力,却指望偶然的幸运,这当然会被看作愚不可及的笑料。


[清] 冷枚《梧桐双兔图》 局部。/Wiki art


反过来,从农业文明的视角来说,野兔出没可不是什么好事。东晋末年,“民间园圃皆生蒿棘,狐兔游聚”(晋王嘉《拾遗记》卷九)。因为荆棘灌木丛中才适合大量野兔、野鸡和狐狸生存,但农民看到这景象可不会觉得这是绝佳的狩猎场所,而是会惋惜田园荒芜。


因此,大体上,自从汉帝国形成稳定的大一统天下之后,狩猎文化就渐渐衰落了。帝王沉迷于巡狩被视为“徒事争游戏之乐”,司马相如《上林赋》就谴责皇帝“忘国家之政,贪雉兔之获,则仁者不由也”。


相比起土地产出,这些猎物实在价值并不高。晋张华《博物志》卷一说到“西北之人食陆畜”,“食陆畜者,狸兔鼠雀以为珍味,不觉其膻也”,这话反过来理解,也就意味着兔肉其实有点膻味,“东南之人”是吃不惯的。


在欧洲,贵族打猎往往也不是为了猎物本身,考虑到投入的时间、精力和金钱,猎物的价值实在少得可怜。奥匈帝国王储弗朗茨·斐迪南是一名伟大的猎手,曾猎杀超过3000头牡鹿,“尤其以自己为捕捉野兔的技巧做出的改进为傲:助猎者呈梨形编队,将所有野兔驱赶到他所在的方向,让他可以毫不费力地比其他猎手收获更多猎物”,他当然不是为了将野兔拿来卖钱。


纪录片《了不起的兔子》截图


英国的大多数郡直到18世纪中叶都流行猎狐,因为狐狸具有“明确的优势:常见;被正式认定成害兽,所以任何人都能杀死它且不受惩罚(也没有罪恶感);具有迅速、狡猾、耐力出色的特点”。


这些特点和野兔非常相似,狐狸虽然皮毛有用,但不可食用,奥斯卡·王尔德因此嘲弄:“英国乡绅撵着狐狸策马飞奔——没法儿夸的人全力以赴地追捕没法儿吃的东西。”


打猎中的英国人。/Wiki


实用主义的中国人实在无法理解猎兔有什么意义,因此从中古以后,猎兔日渐成为一种边缘化的活动,比如在草原游牧民族中:“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史记·匈奴列传》)


在唐代胡化的河北范阳,有一位秀才卢霈“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击球饮酒,马射走兔,语言习尚,无非攻守战斗之事”。


北宋初年,辽降将室种曾抱怨洛阳城郊“园林水竹交络翳塞,使尽去之,斯可以击兔伐狐”,在当时被视为笑谈,但可见在武人眼里,“击兔伐狐”才是人生至乐。南宋时仍有一些武人不时以此为乐,陆游入蜀,在襄阳道上遇到数十骑军人在郊外打猎,“获狐兔,皆系鞍上,割鲜藉草而饮”。


狩猎文化衰落后,直至隋唐时期中国人才开始饲养家兔,此时兔子不再是猎物,而是为了获得其皮毛或肉食,例如制作兔毫笔


很自然地,此时人们注意到的不是兔子奔跑迅速,而是毛色洁白了,一如北宋诗人欧阳修在诗作中写的,“君家白鹤白雪毛,我家白兔白玉毫”。


到今天,兔子在大众心目中的形象已逐渐单一化,但如果你也在意生态保护,可能又会喜欢上野兔。


正如梭罗在《瓦尔登湖》中所说的:“不管发生怎么样的革命,兔子和鹧鸪一定可以永存,像土生土长的人一样。不能维持一只兔子的生活的田野一定是贫瘠无比的。”


散文家苇岸曾被问及自己最喜欢的三种动物是什么,他列出了麻雀、野兔和毛驴,因为他说,“我不太喜欢强大的、色彩鲜明的动物,而较偏爱卑弱的、颜色与土地贴近的动物”。


是这样,野兔其实就是我们普通人。


《彼得兔》截图

参考文献:

[1]世人也普遍觉得兔子胆小。“不论俄罗斯人,还是中国人,或者阿穆尔土著,都用‘兔子’这个词奚落那些胆小怕事、由于恐惧而做出种种蠢事的人。”[苏]弗·克·阿尔谢尼耶夫《在乌苏里的莽林中——乌苏里山区历险记,1902-1906年锡霍特山区考察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62页。老挝民间故事《被芒果吓坏了的兔子》中,兔子在芒果树下休息,芒果掉下碰到糖棕树叶子,惊醒兔子,兔子以为大地要翻转,引起老鼠、鹿、野牛、老虎、大象连锁惊慌,直至狮子。见张良民编《老挝民间故事》,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2012年,第169页。藏族童话“咕咚”亦类似。在这些故事里,兔子都是最先感知到,且反应过度的胆小形象。

[2]原作“赤菟”,见《后汉书》卷七五吕布传:“布常御良马,号曰赤菟,能驰城飞堑。”

[3]徐坚《初学记》卷二九“兔第十二”引《瑞应图》称“赤兔者瑞兽,王者盛德则至”,《唐六典》卷四:“上瑞,谓三角兽、白狼、赤罴、赤熊,赤狡、赤兔、九尾狐、白狐、玄狐、白鹿、白獐、白兕、玄鹤、赤乌,青乌、三足乌、赤蔫、赤雀、比目鱼、甘露、庙生祥木、福草、礼草、萍实、大贝、白玉赤文、紫玉、玉羊、玉龟、玉牟、玉英、玉璜、黄银、金藤、珊瑚钩、骇鸡犀、戴通璧、玉琉璃、鸡趣璧之类,皆为上瑞。”《新唐书》卷四六百官制:“凡景云、庆云为大瑞,其名物六十有四;白狼、赤兔为上瑞,其名物三十有八;苍乌、朱雁为中瑞,其名物三十有二;嘉禾、芝草、木连理为下瑞,其名物十四。”

[4]周及徐《“於菟”之“菟”的同族词及其同源词》,载氏著《历史语言学论文集》,巴蜀书社,2003年,第87-88页

[5]“飞兔”后来成了著名的典故之一,如汉应瑒《驰射赋》:“群骏笼茸於衡首,咸皆腰褭与飞菟。”《文选·陈琳》:“譬若飞兔、流星,超山越海。”李周翰注:“飞兔、流星,神骏也。”宋王安石《次韵舍弟遇子固忆少述》:“飞兔已闻追騕褭,太阿犹恨失龙泉。”明赵震元《为李公师祭袁石■(袁可立子)宪副》:“姻缔世好,此推文苑之卧龙;狎主鸡盟,彼惊词坛之飞兔。”

[6]周及徐《“於菟”之“菟”的同族词及其同源词》,载氏著《历史语言学论文集》,巴蜀书社,2003年,第88页

[7]“狐兔”也一直是与狩猎、军事形象相关的词汇,如陈维崧《南乡子·咏鹰》:“人间多少闲狐兔?”

[8]《左传·僖公十八年》:“秋八月,葬齐桓公。冬,邢人、狄人伐卫,围菟圃。”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第378页注:“菟圃,卫地,据高岱《春秋地名考补》引或说,当在今河南长垣县境。”

[9]《史记》卷五十八〈梁孝王世家〉,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兔园在宋州宋城县东南十里。葛洪《西京杂记》云:‘梁孝王苑中有落猿岩、栖龙岫、雁池、鹤洲、凫岛。诸宫观相连,奇果佳树,瑰禽异兽,靡不毕备。’俗人言梁孝王竹园也。”

[10]杨宽《战国史》以为这种“东郭逡(㕙)”是民间“培养出快跑的兔的良种”、“当是东郭氏培养出来的快跑的兔的品种”,见该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版,第639-640页。这一推测有误,所谓“东郭”只是因为古代狩猎大多在东郊,奔跑这么迅速的野兔也不可能是专门培养的。

[11]《后汉书》李贤注:“《慎子》曰:‘兔走於街,百人追之,贪人具存,人莫之非者,以兔为未定分也。积兔满市,过不能顾,非不欲兔也,分定之后,虽鄙不争。’《子思子》、《商君书》并载,其词略同。”南朝梁何逊《行经孙氏楼》诗:“逐兔争先捷,掎鹿竞因机。”唐刘知几《史通·编次》:“夫《东观》秉笔,容或谄于当时,后来所修,理当刊革者也。盖逐兔争捷,瞻乌靡定,群雄僭盗,为我驱除。是以史传所分,真伪有别,陈胜、项籍见编于高祖之后,隗嚣、孙述不列于光武之前。”

[12]《史记》卷五三萧相国世家:“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坚执锐,多者百馀战,少者数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不战,顾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诸君知猎乎?’曰:‘知之。’‘知猎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且诸君独以身随我,多者两三人。今萧何举宗数十人皆随我,功不可忘也。’群臣皆莫敢言。”

[13]明·张居正《答两广刘凝斋言贼情军情民情》:“鸟尽弓藏,兔死犬饥,故诸将士多张大贼势者,亦未可尽以为然也。”

[14]苇岸《大地上的事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8页

[15]罗伯特·斯特林·克拉克等《穿越陕甘:1908-1909年克拉克考察队华北行纪》,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35页:“在狩猎者看来,延安府是最适合在冬季打猎的无可比拟的地方。几条宽阔谷地在这里汇集,在这些沟谷中,有无数荆棘灌木丛庇护着大量的野兔和野鸡。这些沟谷两侧崎岖的坡地上,栖息着大群红腿山鹑;在离延安城不远的地方,狍子和野猪数量丰富,我们在距城1英里以内的地方,就见到过狍子。野禽的种类主要是野鸭和水鸭,可以在延水河中射到。野禽在开阔的水面上嬉戏,而其他河面都已经结冰封冻了。它们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菜单。事实上,在我们逗留期间,几间全部时间都用于追逐猎杀鸟兽,狍子、野兔、野鸡、山鹑、鸽子、野鸭以及水鸭,都成为我们餐桌上的美味佳肴。”

[16][英]丽贝卡·韦斯特《黑羊与灰鹰:巴尔干六百年,一次苦难与希望的探索之旅》,向洪全等译,三辉图书|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343页

[17][英]蒂莫西·布莱宁《企鹅欧洲史6:追逐荣耀,1648-1815》,吴畋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507-508页

[18]杜牧《唐故范阳卢秀才墓志》

[19]陆游《入蜀记校注》卷五,第184页。清初八旗兵在野外仍射猎。《随军纪行译注》p.22:[宿营南阳府]“十一日,行七十里,于博望驿宿营,因兔雉甚多,兵丁乱射,有十余名披甲、跟役被射中,两名披甲死亡。”

[20]高玉琪等《中国古代养兔发展史》一文(2014年9月《经济动物学报》);陈耀王等《中国养兔史》(《中国养兔》,1991/5)

[21]欧阳修《思白兔杂言戏答公仪忆鹤之作》:“君家白鹤白雪毛,我家白兔白玉毫。谁将赠两翁?谓此二物皎洁胜琼瑶。已怜野性易驯扰,复爱仙格何孤高。玉兔四蹄不解舞,不如双鹤能清嗥。低垂两翅趁节拍,婆娑弄影夸娇饶。两翁念此二物者,久不见之心甚劳。京师少年殊好尚,意气横出争雄豪。清樽美酒不辄饮,千金争买红颜韶。莫令少年闻我语,笑我乖僻遭讥嘲。或被偷开两家笼,纵此二物令逍遥。兔奔沧海却入明月窟,鹤飞玉山千仞直上青松巢。索然两衰翁,何以慰无聊?纤腰绿鬓既非老者事,玉山沧海一去何由招?”

[22]前引《大地上的事情》,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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