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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寻找自我
以往的中国社会，普遍都觉得一个人不断地努力取得成就，这就够了。难道这还不够吗？这已经是很多人所羡慕的一种社会地位，你们都已经得到了，为什么你们没有觉得幸福呢？因此这种精神危机带来的危机更难被人理解。
所以现在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是，精神疾病现象群体性的出现，迎来了一种社会危机感。这种精神危机究竟是什么状况造成的？为什么是这样？我们身处在其中的人，怎样才能够度过这种精神危机呢？
回头来仔细看一下，就会发现 19 世纪在欧洲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1815 年拿破仑战争结束以后，欧洲迎来了长达几十年的繁荣期，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一系列科技文明和社会进步都诞生于那个时代。就像我们现在所经历过的繁荣年代一样，当时的人对于无限进步、对于理性和技术充满了信心，相信这个世界可以不停地进步，变得越来越好。正因此，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非理性的力量释放出巨大的破坏力时，欧洲人受到了巨大的精神创伤，但在19 世纪末，其实这个征兆已经出现了。
从历史上来看，当一个社会逐渐演变的时候，现代社会应该是朝着给予个人越来越多自由的这个方向去的。横向对比来看，我们当下所看到的也是这样一幅景象，社会学家查尔斯·泰勒在《世俗社会》一书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脱嵌”。所谓脱嵌，就是说我们原来的个体都是嵌入在社会结构社会集体当中。比如说你是谁，首先你是你家族里面的一个个体，而不是你自己本人，所以有很多事身不由己，不是你自己想做就能做的。但是到了现代社会，个体就从原来那个结构当中脱嵌出来，原有的构造就渐渐难以制约他们了。
问题在于，你脱嵌出来以后，你就会发现每个人都可以做自己的事情，没有什么明确的东西告诉你什么才是对的。所以当现代自我游离出来以后，很多时候他是不知道自己应该干嘛。
鲁迅有句名言，叫做“梦醒了以后，无路可走”，他在谈到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的名作《玩偶之家》里面的女性角色娜拉时说：“娜拉出走之后，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存在主义说白了就是，一个孤立的个体如何去面对庞大的世界，存在主义有一句格言，“所谓存在主义就相当于是一个人，他发现自己被偶然地抛到这个地球上面，前后左右都是空空荡荡，他只有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学着怎么样生活下去”。
在金庸小说《天龙八部》里，阿紫问萧峰问：“姐夫，你冲进十万大军中，你害怕吗？”萧峰答：“我怎么可能不害怕？”这就是本真性的话语，一个英雄应该要承认自己像所有普通人一样怕死，我们才觉得这个英雄是真实的。如果这个英雄说，我一点都不怕死，你会觉得这个人和你有距离感，或者你会怀疑他说的不是真话，因为你不相信一个人能够不怕死。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如果说自己怕死，你非但不会减少对他的好感，反而会认为这才是符合人性的。
现在很多人都有一个心声：想要本真活着。哪怕是有一些看似不健康的爱好，比如喜欢喝酒，但也许对他本人来说这才是生活，“如果不这样的话，我会死得更快，因为活着也没什么意思”。这就需要基于对自身个性的理解，活在这个世界上，你想要活出来的自己是一个什么样子，而不是说去压抑自我。
传统社会其实不太会看重这一点，因为在传统道德观下，哪怕是伪君子，他至少是向道德致敬而非破坏道德规范，在这一意义上总比真小人要好。因此，这种社会心态的转变，就折射出对“本真性”的关注。
04 后发国家的“自我”
前面说的是欧洲的状况，那中国是一个后发国家，我们没有经历过那么漫长的现代化过程，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年少时读王阳明，感觉好像看起来也没什么了不起的，这不是一些平常的道理吗？然而，当你把这些思想放入到社会历史的脉络中，才会发现这真是一种突破性的思想革新。
为什么我说现在的中国社会是处于过渡阶段呢？因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很多似乎应当是不同阶段的现象，同时并存、矛盾交织。我的评论文集《一只脚踏进后现代》，书名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些现象，既有传统的一面，又有现代的、后现代的，也因此容易出现很多纷争。
那在这种情况下，未来在哪里呢？出路在哪里？失去了传统文化的滋养以后当代中国人的自我要如何确立呢？
在我们的社会里，往往指责、嘲笑那些不能顺应变化的人，但我觉那种没有自我的“适应”，以往也许能够减少精神痛苦，却并不值得羡慕，因为这意味着可能活了一辈子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认识自我”才是我们人生的价值所在，苏格拉底说“未经省察的人生没有价值”，这你要体会过才能明白是多么真切。
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最高一层就是自我实现。但自我实现意味着什么呢？自我实现并不是前面所说的那种功成名就、得到社会认可，而是指是一个人在认清楚自身以后，能够发挥出自己的全部潜力。
Q&A
A：这个话题非常大了。不止许倬云，很多学者都有提到过，而且是西方学者提得更多，因为他们对自身的社会问题感触更深，希望从东方的思想中得到借鉴。但我们中国人在参考这一话题时，往往遗漏了另外一点，就是我们中国社会也有一些自己的问题，其实也可以把西方的思想作为可借鉴的思想资源。
Q2：您曾在书里也提到“上帝创造乡村，人类创造城市”，现在城乡二元对立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话题。最近我们观察到比如说像《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隐入尘烟》的流行。好像有很多的年轻人开始回归到乡村，他们会觉得大城市好像没有办法安放他们的自我了。那是否回到乡村是一个好的、寻找自我的方法？
Q3：您刚刚提到了查尔斯.泰勒的著作《世俗时代》，他还有另外一本著作《现代性的隐忧》，刘擎老师给它做了一个序“幻觉的个人自主性”，就是说我们所谓的这种自我，它有可能是一种幻觉的自我。这种自我没有跟我们身处的这个社会文化、历史背景有所关联，就把自我的这种价值作为生命的全部，生活也容易平庸化和狭隘化，就会陷入一种价值的相对主义的困境里面。那么您认为我们如何来规避这种价值的相对主义，如何让我们个人的自我更真实呢？
A：这是个好问题。有一本《贪婪已死》，批评西方的个人主义似乎走到尽头，这和我们这里不一样，因为发达社会和我们所面对的处境是不一样的。如果欧美是走在了前面，好比一个胖子担心的是过度肥胖的问题；但我们这边只是一个瘦子，还用不着担心发胖的问题。中国社会比较特殊的地方在于，它其实是一个各形态都并存的时空。有些社会现象看上去“野蛮落后”，但有一些东西，中国又相当现代，还有一些东西甚至跟西方的后现代完全合拍，比如网红一夜成名，那是典型的后现代景象。中国社会就是这样，光怪陆离，多态并存。
Q4：泰勒也是社群主义的一个代表人物，刚刚您提到的《贪婪已死》，其实也在后半段提到了社群主义。我们整个社群的建构，确实是一个重要并且很热门的问题。但是我会发现，现在这种原子化、碎片化的处境下，我们其实对于社群的参与，对公共生活的实践，是很容易浅尝辄止的。就是说个体的反抗也比较微弱短暂。那您觉得我们如何更加长期持续地保持前进的这种力量呢？您有没有一些比较具体的建议？
A：这个真的很难。我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建议。在中国社会好像做这样一件事，简直是英雄之举。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持续地去做这样一件社群建构的事情，比如公益讲座，就像我们这样的对谈，你要连续做十年，在国外可能只要你愿意做，又有资金，都可以一直做下去，但在我们这边就很难坚持。你在这个社会当中，面临的不确定性太多，而且这个不确定性，跟你个人的意愿不完全相干。
Q5：十年之后下一个进程是什么？想请您做个预测。
A：十年以后，这已经太遥远了，很难预测。但有一点，我不妨大胆地说一点个人的感受：十年以后大家更能想清楚自己和自己能做什么。
Q6：这里我想问维舟老师一个切身的问题，因为我觉得您是有找到您想要的生活和目标的。在这个过程中，您肯定也有迷失过，想听听您自己在这个路径上怎么探索的？可以吗。
A：我在散文集《大地上所有的河流》里写过。我高考时误打误撞，进厦大新闻系读了广告专业。大学的第一年我经历了严重的精神危机，怀疑自己为什么还要读书。现在回头来看，似乎也没什么，但在当时就是难以自拔，周围也没有什么人可以求助，解开我的心结，只能自己摸索了很长时间。
Q7：在传统文化中找得到自我吗？面对外来的文化又如何找到自我？个人分享经验是 Z 世代互联网一代在宏大叙事和自我表达中两难地行走。
A：我的建议最好还是从个人具体的处境出发。在我们中国社会，做自我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它面临很多的外在压力，包括很多人的自我怀疑，“做自己”是一件好处并不多、且压力非常大的事情，往往很容易放弃，那也情有可原，毕竟太难了。
Q8：生活在丰盈的世界，但是同时也面临着社会竞争的加剧和内卷社会转型与巨变，在某种程度上导致青年的精神困顿和贫乏，表现为对国家崛起乐观与对个人未来悲观的反差。这样的时代，自我能茁壮成长吗？
A：阎云翔的两本书就很好，《私人生活的变革》和《中国社会的个体化》，研究中国社会个人主义的兴起，他是很好的社会学者。日本就很复杂了，有一大堆“日本人论”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