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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暗之间的困境：张晖与龙榆生研究

维舟 维舟 2024-04-15
大学本科时代的少年张晖
一
几个月前，崇明《风瀛洲》杂志主编陆施燕发给我看一篇纪念龙榆生先生的文章，文中有人感慨，是在张晖去世后才辗转得知了龙榆生其人；她说：“其实我也是因为因为你那篇悼文才知道了张晖，进而知道了龙榆生。”
这其实也无可厚非。事实上，二十多年前张晖和我共同就读于崇明中学时，对龙氏其人也所知无几。最初只是因为我们都爱好古典文学（那几乎是高中繁重的学业之外唯一的乐趣），而我认为要更好地理解诗词意味，最好自己也学着写，如此才能深切体会前人是如何运用文字的。
这样，我们先在学校图书馆找到了王力著《诗词格律十讲》这本小册子，里面对诗律讲得很清楚，但对词的平仄格律则仅举了数例，很快就无法满足我们的好奇心了。在不断翻检相关书籍时，我发现了龙榆生著《唐宋词格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10月版，原价仅0.55元），一本看上去已有几分破旧的小书；里面对足足153个常见词牌的格律都作出了详细标注，还附上了同一词牌可能出现的常见变体，以及填词时极为有用的词韵表。
我们当时都如获至宝，两人轮流翻来覆去地摩习，以至高考前夕还在填词。研习越深，我们对编定这本书的龙榆生越生敬佩，也好奇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学者、他有没有其它著作。
其时我们对词学也已初窥门径，读过诸多词集和选本、唐宋词鉴赏辞典、知道万树的《词律》及不同工具书中对词律的介绍，也看过夏承焘、唐圭璋、冒鹤亭等诸家对宋词的评论研究，以及《词学》研究杂志各辑，然而奇怪的是，这样一位看起来词学造诣极高的学者，在我们视野所及的古典文学公开出版物中几乎不被提及，即便偶尔有，也只一笔带过。在一个网络尚未普及的年代，查找资料原是极其困难的事，我们很自然地以为那只是因为自己搜求还不广的缘故，因而这个谜团进一步激发了我们去挖掘可能的线索。
不过在两人之中，我原本对诗词格律的兴趣就更偏重创作，而张晖注重的却是文献功底。这固有秉性气质的差异，也因我们在彼此身上更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优长与不足，因而潜意识里或许都不免有“避他一头”的念头。高考后两人专业不同，人生别途，对于早先那个问题，我再未深究，而他在南京大学中文系，则适可完全展开自己的研究潜质。
入学不久，他已确立一生志业：“专家苦，一个人钻入象牙塔内确实不太好。可话讲回来，有机会，我还得当研究生，当学者毕竟是理想，是我追求的，有时现实并不能改变理想，尤其可以选择理想的时候。”（张晖日记1995年9月16日）
但他也并非一开始就决意做一部龙榆生年谱，事实上，那时他更感兴趣的是钱学（钱钟书研究）、红学，以及由红学衍生出来的对俞平伯的强烈兴趣。高中时他已极力搜求这三种资料，家中红学书籍几达上百种，将市面上的俞平伯资料也搜罗无遗，因而能在大三与吴小如先生通信时指出俞平伯尚有两首诗词未被收录进《俞平伯全集》；而他试图为学人编纂年谱的最初尝试也是为俞平伯，那是在他高三寒假里：“整理俞平伯之资料，全部抄成年谱样”（张晖日记1995年1月28日）；实际上，直至1997年初，他都还在着手编俞氏年谱。到大一将近，他已对俞平伯著作基本搜罗殆尽并一一研读。除此之外，他对陈寅恪先生也颇为倾倒，《柳如是别传》的研读对他恐怕影响至深：不仅是诗史互证的方法，还有那种对前人心史的阐幽发微。
也是在此时，他在《读书》杂志1996年1月刊上读到汪晖的文章《明暗之间：记石承先生》中谈及章石承师承龙榆生，而龙氏与汪精卫是至交诗友。当我暑期回岛时，他告诉我，已解开那个谜团：龙榆生作为词学大师，之所以声名不显，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学术，而是政治上一段不堪的过往——他曾参与汪精卫的伪政府。
夏末他在岛上老家又重读了一遍汪晖此文， “前读此文，大憾龙之为人，今日再读，则不免好奇心起焉，到校后，将陆续收集龙氏资料，为其编一年谱。”（张晖日记1996年8月24日）由此，他终于在经历了曲折的追索之后，决意撰写一部《龙榆生先生年谱》。
龙榆生（1902-1966）
二
有一次，记得是大四的暑假里，他询问我对近代词学三大名家（龙榆生、唐圭璋、夏承焘）的看法。我说佩服唐圭璋编撰《全宋词》的毅力与功底，夏承焘所著《白石词编年笺校》也是我钟爱的姜夔词最好的指南，但总体上，我隐约觉得他们的成就尚属“努力一下或许可以达到”的，但龙榆生的词学研究则覆盖了方方面面，既博大又精深，实令后人感到难以超越。他听后握住我的手慨叹：“你真和我想得一样。”
在民国时，龙榆生在学术上的声名原本居首，且“龙榆生先生的词填得好极了”（黄永年语，见《黄永年先生编年事辑》），但在1949年后却几乎湮没无闻，这都与其悲剧性的性格与人生密切相关。
他自学成才，全靠自身勤奋与前辈提携，这个仅有高小毕业文凭的乡下人才得以在大学教书；其个性中既有读书人不通世务的一面（在上海暨南大学任教时，便有人说他“是一个纯粹学者，不适宜于办事方面”），作为乡下人又不深谙都市立身之道（曹聚仁曾记载龙氏感慨“上海地方真不容易做人”），有时对政治有着天真的想像（郑国鑫1955年回忆说龙榆生“原是一个封建式文人，专门研究旧文学诗词，对政治方面不大感兴趣的”），却又不幸生在一个极其错综复杂的年代。
由于汪伪时期的那段历史，他始终被视为是政治上落伍、乃至有污点的人物。1949年后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就嫌龙榆生“胸襟不大”，劝他“多多出行，看看新社会，不必死钻宋词”。反右开始后，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声色俱厉地点名呵斥龙氏这个大右|派：“我在台上盯着，看他高兴到什么时候！” 1966年文革初起不久，他便离世，也算少受了一些磨难。然而可以想见，他的名字也自此从绝大部分公开出版物上消失了。
当张晖开始决意为龙氏编撰年谱时，首先遇到的便是资料上的极端匮乏。许多材料早已散佚或被毁（如钱钟书1984年4月2日致富寿荪函：“龙先生翰札及诗笺皆于浩劫中失去矣”）。大二开学未久，他在南京四处搜求，终于在旧书市上花了400元（相当于他当时一个月的生活费）买下龙榆生在民国时期主编的《词学季刊》，开始潜心研读。
第二年春，他又标点阅读《彊村丛书》，拟两年内完成一遍。除了他对词学的兴趣及发挥南大中文系本身优势（他自称“ 我系清词资料，国内第一”），也因主编《彊村丛书》的晚清词学大师朱祖谋是对龙榆生影响最为深远的人物，当初正在得到这位当时的词坛领袖“授砚”之后，龙榆生校勘《彊村遗书》十二本，并在朱氏去世两年后的1933年创办《词学季刊》，成为当时公认的“近代词学宗师”（日本学者村上哲见语）。1950年陈寅恪致函龙榆生，谈到有学生想研究朱祖谋的学问，也称“当今之世，舍先生外亦无他人能深知者”，也可见这是当时学界公认的评价。
龙氏一生的悲剧，也与朱氏不无关系。1931年朱祖谋去世前，就以溥仪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为深忧，自称“吾今以速死为幸”，因为他身为晚清大臣，届时既难坚拒见召，又不能见民族沦亡，所以不如一死为好。然而，最终这样的两难却落在龙榆生头上。
1940年4月2日，汪精卫在南京《中华日报》上刊登伪立法院立法委员名单，龙榆生的名字也赫然在列，而他事先并未同意。在一番挣扎之后，龙榆生辞去上海的教职，赴南京出任伪职。而龙氏之所以和汪精卫有交情，正是因为两人同在朱祖谋门下——朱氏在晚清时曾为广东学政，主持一省教育事务，而汪精卫作为1901年广州府试第一名，一直对朱持弟子礼。
世人现多知张晖对龙榆生的研究，但当时对朱祖谋及晚清词学的研读对他也影响甚深，至少，他的本科毕业论文 《价值的发现与理解的深化——论梦窗词的逐渐被尊崇及其文学史意义》 、硕士论文 《晚清词学考论》 （均已收入《张晖晚清民国词学研究》一书），都是由此展开。自然，对这位影响龙氏一生的人物的理解，本身也有助于理解龙氏其人。
除了在南京搜求龙氏相关资料偶有“地利”之便外，他也四处向师友求问：从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等书中抄录整理龙榆生有关材料；向施蛰存、钱仲联等前辈学人询问龙氏往事。进入大三后，就教于张宏生先生，主攻词学，旋即在图书馆发愤翻检龙榆生材料并札词。
在一次与吴新雷先生长谈请教龙氏之事时，“吴先生嘱我小心研究，此问题不易研究，问题不易解决，‘这个题目问题很多’，因牵涉很多历史政治，故难以处理”（张晖日记1997年10月12日）。这个秋天，导师张宏生先生屡屡询问其年谱进展、指点门径，为他致函吴熊和先生求龙榆生材料，又嘱“龙榆生先生年谱可作为我之学年论文……思三年级学年论文作龙榆生年谱，四年级继续增补，作龙氏词论研究及完成几篇旧稿”（张晖日记1997年12月4日），后年谱遂确定为其大三学年论文。也是在此时，他联系上龙氏门人钱鸿瑛女士，并得其助联系上龙氏长子龙厦材，年谱的编撰由此获得突破性进展。
随着年谱编撰的逐渐展开，他也从原先“材料搜求”的层面慢慢上升到方法的层面，这不仅是导师张宏生所说的“你需要考察一下龙榆生的词论，不要仅作年谱”（张晖日记1997年11月6日），也因他在此时读到束景南所著《朱子大传》，该书后记有云随着新学科之兴起（如社会心理学等），使旧日简单之年谱已不适用，他认为“此甚有道理，故决定把龙先生年谱改为年谱长编，即仿《顾颉刚年谱》样”（张晖日记1997年12月9日）。换言之，他已超越了起初对年谱编撰的设想，年谱变成了他治学的方法，是达致更高研究的手段。
在联系上龙榆生长子龙厦材后，他兴奋之下立即函告我此事。1997.11.21来函
三
他当时并不清楚，龙榆生研究是一个深水区。起初，那只是为了回应少年时代的疑团与好奇心；随后，他领会到一段历史在被遮蔽与沉埋之后，那种类似“知识考古”的艰困之处，包括搜罗材料时“学问须金钱铺路”的感慨；当然他也感受到了师友们的鼓励与无私帮助，以及前辈们的提携，但最终，这一切都要落实到他自己如何去发掘那些幽暗中的人物心迹，体会其境遇与治学——或许这就是所谓“知人论世”吧。可以设想，对于一个刚刚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而言，要沉到那么幽深复杂的历史语境中，并不容易。
年谱展开编撰之际，龙榆生已作古三十一年之久，对其治学与学术精神，或可从遗留的著作中感知，但对其为人的了解，多半只能从人们的记忆中获得——除此之外，想必只能从龙氏后人身上体察。
在张晖身故后，龙氏长孙女龙泓在我那篇悼文下留言称张晖是“一位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如此纯正、执着、勇敢、高贵，世间难寻”，语或溢美，但他的纯正与执着在一定程度上恐怕也对应于龙家对他相应的施予。大三那年秋天联系到龙氏长子龙厦材后，厦材翁在尚未谋面的情况下，给予了他毫无保留的支持。
1998年1月16日，他在日记里记载收到一封“极重要”的来信：
张晖同学：
       非常抱歉，本该早给您回信的，因近来血压偏高，且杂事缠身，拖延至今。
       从施（按，施蛰存）老处得知，您现在南大攻读研究生，年青人，朝气蓬勃，思路敏捷；而我，则体弱多病，已年逾古稀。虽然，只要配合得好，相信能够合作愉快的。
       我家兄弟姐妹原共八人，大姐龙顺宜已于数年前去世。二姐及大妹分别殁于七十年代及五十年代，我为长男，下面还有二弟及二妹。所以，您要编纂我父亲年谱，我是义不容辞要尽力协助的。
       考虑到彼此的具体情况，为了提高效率，我有以下想法：（1）希望了解您编撰年谱的计划，预计何时完成；（2）希您早日将“年谱”结构（大纲）拟出，越具体越详细越好，我则按此结构将我所知的各种具体内容填入，这样几个来回，“年谱”就会渐趋丰满完整。不知这样考虑是否合适？是否可行？（3）寒假将临，您大概要回乡过年，请将您离校、回校日期及家乡地址告诉我，以便我根据准备情况，将资料寄到您家乡或寄到南大。
       此次准备寄给您的材料（尚未全准备好）为下：（i）《龙榆生词学论文集》一册；（ii）上海音乐学院所发《悼词》一页；（iii）《追悼龙榆生诗词、挽联集》一册；（iv）江西《万载县志》中有关我父亲及祖父部分的复印件一份；（v）民盟许宝骙文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一幕军事活动》（原载北京盟讯1981.3月号）复印件一份。
       另请到图书馆（南大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查阅以下文章，可助了解：（1）《苜蓿生涯过廿年》（载于《古今》半月刊1943.3~5月各期），此文是我父亲的“自传”；（2）《记吴婴安先生》（载于《风雨坛》第二期，1943.5月）；（3）《乐坛怀旧录》（载于《求是》月刊一卷二号及四号，1943.4月及6月）。以上三杂志均为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刊物。南大图书馆所缺《同声》月刊各期能否在南京图书馆找到？
        至于信札，因经十年动乱，已很难收集了。我们在1966年父亲去世后曾向友好收集父亲的诗词，答复多为“已毁于文革”，不知您收集情况为何？在这方面收获不够丰富，是否将严重影响“年谱”的编撰？即颂 
新春健康愉快，工作顺利
龙厦材 一九九八、元、十三
在收到这封信后，他激动地打电话给导师张宏生，谈了十多分钟。龙厦材先生不仅寄来重要材料、列出计划、指出重要材料，事后又帮助介绍龙氏门人如张珍怀等先生认识，此后陆续寄赠不同材料。到2月，张晖得以联系上龙榆生门人徐培均，得所录龙氏旧作。3月，翻阅《同声月刊》等旧籍，将相关材料编入龙榆生年谱。4月，写龙谱草稿成，见导师张宏生先生，“呈稿请批削”（张晖日记1998年4月3日）。5月，遵张宏生先生评语修改并誊抄龙氏年谱新稿。龙氏年谱稿始受学界关注。6月，校年谱稿（二校），初步完成这一大三学年论文，事后寄呈吴小如先生。
这一切看来顺理成章，推进甚速，然而却远非理所当然，这一点想必张晖心知肚明。因为就在他第一次接获龙厦材来函之前六天，他还收到吴小如先生复函，告知俞平伯身后之事：
平老身后，天津孙玉蓉君编一纪念文集，书名《古槐树下的俞平伯》，四川出版。此书竟遭到平老长女俞成无理谩骂，甚令人不怿。因其中收拙文三篇，亦不便出头辩解。孙君有文驳之，报刊亦不予发表，真不可解。俞成文末尾提及《俞平伯全集》，此全集已由平老之公子润民编讫（惟当未出版），而俞成未得参预，故迁怒于孙君，实无理之极。老人生前子女不孝，身后乃图‘专卖’（此二字出自知堂）老人，于此可睹世风之坏。
相形之下，他与龙家确如龙厦材所言是“合作愉快”了，甚至如厦材翁长女龙泓所言是“ 我家早已把他视若家人 ”。那些年里，上海富民路的龙家，几乎是他每次到上海的必经之地。1998年7月，我和他都回上海实习，他在上海古籍出版社一编室，暂住在船厂路低矮的临时屋内，每日到瑞金二路走路上下班。盛夏的一天，我去船厂路找他，过去时正见他在门口外，和一位高大瘦削、温文而又有几分神情憔悴的老人立谈，老人骑自行车离开后，他笑说：“你知道刚才那人是谁？就是龙榆生的长公子龙厦材。”那天厦材翁带来了龙榆生的《忍寒庐诗歌诗词稿》、《钱仁康歌曲集》等资料。
那几年我诸事不顺，情怀郁郁，他则照例几乎每次见面都鼓动我考研，然而与此同时，他又常谈起治学之艰难、前景之茫然，这也罢了，因为这是我们早就深知也有心理准备的，真正让我心存畏惧的，是那些非学术性的纠葛，诸如俞平伯研究者与其子女的争吵、论文发表过程中的人际关系。
一次他说，自己某篇论文投稿后杳无音信，颇感疑惑，因为师友风评还不错，和卞孝萱先生谈起，老先生问：“你寄信时寄挂号信了吗？”他想，这和挂号信有什么关系？但为省钱，当时确实只按平信寄。卞先生叹：“你寄平信，他们不当回事的。”
此事他和我说起时，已当作笑谈（也或是“苦笑之谈”）；不过在大三这年夏天实习时，确实发生过一件事，他当时和我说了梗概，语气极为气愤，因为第一次感到在做研究时受人梗阻。直至他身后读他日记，才知此事当时对他的打击之甚。
那就是在我和他在船厂路见面两天后的事。他当时有意研究编选《宋词三百首》的胡云翼，得人介绍，去上海师范大学见了胡氏当年共事七年的曹融南，曹先生又把他引荐给胡夫人许映如女士。见面时，胡夫人感慨胡氏逝世后，旧有著述三十余种在文革中荡然被毁，夸他是做学问的人，又说现有胡氏弟子刘凌等人研究他；席间接到刘凌电话长谈，当张晖说起想为胡氏编一年谱时，刘凌说“编年谱较困难，日后继续联系，似颇冷漠”。
第二天他正在社里和同事谈起昨天的会面，忽然之间，
接刘凌电话，云夫人昨夜一晚未睡觉，深惧胡先生任伪职事被抖露，故不愿合作，要我以后不要去打扰她，不愿再和我联系，年谱可勿做，口气颇恶，为之不喜。何故事情昨天今天前后反差如此之大。我乃曹先生介绍而去，不是冒昧登门，而夫人热情招待，临走时反复留午饭，并言整理资料给我。怎会反差如此。祚翁、仓翁为我分析，言刘凌自己研究，恐我妨碍他独霸。仓翁言此系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然未尝不可能。不料人心如此。再则，我原料胡先生任伪职事雷同榆生先生，据胡夫人此番反应而言，胡定有问题，不似榆生先生胸怀坦荡，当年在法庭上敢于自我叫冤。祚翁以为然。言钱仲联对历史讳言甚深，曾有一论文集交古籍社出版（后未果），钱坚持要收入一千余字报刊文章《爱国诗人钱谦益》，或有自我开脱之意？一上午皆在讨论此事，深有感慨。有一事不明白，为何不许我研究胡云翼。中午高克勤先生谈及此事，言不管怎样，他不能不许你做研究，疑是刘凌捣鬼，借夫人之口来阻止我。仓翁劝我通过曹融南先生再去联系，就算事情不成，亦做到善始善终。
[……]三时许，仓翁嘱我打电话与曹先生，曹似乎亦不愿加入此事（是）非，让我自己斟酌。挂电话后与仓翁相顾无言，仓翁似有所悟，长叹一声起身走了。学术界颇多事非，文人多事，明哲保身者自不愿加入。近代学问难做，资料多保存于家属手中，不配合奈何。与仓翁言此层意思。谓古代学问无此太多纠葛，我今后走何道路尚需考虑。突然又对学术有了深深的失望。下学期如不能保送研究生，则我该如何办，霖子呢？我真想什么都不干了，和霖在一起，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哎！（张晖日记1998年7月28日）
在此，他第一反应意识到龙榆生和当时这些身在沦陷区的人不一样，正如他后来在《徘徊于文化与政治之间》一文中所说的，汪伪倒台之际，大小官员均在外逃，因为他们都知道“外逃是当时人的惟一希望……几乎有能力外逃的人都在外逃”，钱仲联、冒效鲁、吕贞白、赵尊岳（叔雍）、胡兰成……如此等等，都知道祸将及己而自保，然而龙榆生不但留在南京，事后还敢在法庭上自我叫屈。
这意味着“龙在内心深处，确实认为文化应该和政治脱离，甚至是：文化可以超越政治。”也就是说，他的“胸怀坦荡”来自于一种书呆子气的“不知罪”，以为自己既没有政治诉求、也未利用与汪的关系谋取一官半职或其它好处，甚至自己在战后保管文物还有功于国家。他或许全未意识到，政治是另一套逻辑。
与龙榆生及龙家的“直而无隐”、竭诚相待相比，钱仲联、胡云翼及其身周的人对这些往事的讳莫如深更显出这些仍是时人的大忌。他说到“突然又对学术有了深深的失望”，不是因为名利，而是发现学术亦不得自由，不得不受非学术因素（尤其是政治）的巨大干扰。
当然，谁都不愿将自己的隐情直言相告，即如我在高中时喜观察人，有一天被人告知：“你想知道的太多了，会引起别人不愉快的。”在涉及极其敏感的历史时，则更可想而知。胡夫人前后态度剧变，刘凌转述是否属实，虽有不明的疑点，但张晖自此之后便即放弃了做胡云翼年谱的计划。就此设想，如果他当初联系到龙氏后人，龙厦材也是这样一个态度，只怕他的研究计划也早已受挫。
半个月后，他在日记里写：“翻书，拟做赵尊岳年谱，卢前亦可考虑。近代学术史可整理者甚多，惟个案研究乃基础之基础，须穷心尽力以完成之。夏承焘做唐宋词人年谱乃成十上百一一推进，予亦应如此。”（张晖日记1998年8月13日）
十五年后，我在他存在于崇明老家的遗物中，看到了已初步编纂的《赵尊岳年谱》草稿，但显然他早已放弃，未再做下去，因而甚至都没放在北京家里，而是和少年时的旧物一起堆在崇明的书房里。他恐怕也未必是缺材料的缘故，他夫人张霖的译作《灰色上海，1937-1945：中国文人的隐退、反抗与合作》于2012年8月出版后，他还曾开玩笑说此书作者傅葆石的材料“都是我那时用剩下来的”，可见其搜罗之力。但他决意不再继续重复自我去做年谱了。
四
那时他的论文完成后，我常常是最早的读者之一。除了讨论，另一个原因是在学校打印太贵，我遂帮他在公司打印好，再寄往南京。1999年9月初，我刚回沪工作未久，他则要开始读硕士研究生了，在去南京前来沪小住。那天他看完了一些龙榆生的资料后来找我，两人一起上网搜寻材料，那是他第一次上网，对电脑完全外行。他想找找《文汇读书周报》，结果在7月31日一期第四版上发现吴小如一篇文章，评《龙榆生先生年谱》，说本以为是南大的青年教师，读完才知竟是大三学年论文，其水平可说超出博士论文。
我们看了都很高兴，夜里和张霖会合，她笑说：“张晖同学，你现在也学会炒作了嘛！”他只是嘿嘿笑。他那天还去见了龙榆生门人张珍怀，老太太已高龄86岁，赠他一套《唐诗汇评》，又问他为何考中文系，他答：非但我如此，我有朋友亦喜此道。老太太说：“你们农村出来的，应该读理科的呀，这行赚不了什么钱。”她说得也没错，确实赚不了钱，发表于《文教资料》2000年第1期的 《陈寅恪与龙榆生的诗函往来》，稿费仅千字12元。《龙榆生先生年谱》虽获学界好评，但也是在得学校资助后才得以在学林出版社出版，第一版仅印1100册，能不贴钱已算好，遑论赚钱。多数人即便知道这是“不错的学术成果”，但不是钻研此道的毕竟也兴趣寥寥，许多人印象深的，倒是吴小如先生的那篇短文的评语，张晖后来苦笑说，吴先生那篇文章之后，确实，编辑就算给我退稿，也变客气了不少，至少会写封退稿信说明为何不用，不至于石沉大海。
他那时常劝我早些读研，“再过三五年，那些空白就被填上了”；我当时不以为然，觉国内学术举目看去，可说到处是空白。不过在某种程度上，他是对的，至少，现在事后回顾来看，他的龙榆生研究也可说是刚好拜那个历史时机所赐。
在1978年之后，原本的一些禁区逐渐松弛，起初是那些被平反的左翼学者（如吴晗《朱元璋传》、苏双碧《吴晗传》均在1984年前后重印或面世），到1990年之后，那些1949年后前往港台的知识分子著作也开始解冻，诸如傅斯年、胡适、钱穆、李济的著作密集出版，对他们的研究也得以展开；影响尤为深远的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三联书店1995年12月版），意味着这些“有反骨”的旧派知识分子也可以公开谈了，一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名言腾于众口。
《龙榆生词学论文集》则是1997年7月得以出版，可以说，以往不能谈的许多人、许多事（通常是那些原本在红色政治上不够正确的那些），当时都可以谈了，张晖所踏的时机点也恰当其时，这恐怕是他自己在当时作为当事人也未必能看得分明的。他并不是为了赶什么热点，事实上，他当时只以为自己编完年谱就更进一层去做词学研究了。
2000年春，龙厦材写信给他，夹寄了三百元，勉励他坚持学业，切勿放弃。他在那一天的日记里写：“此情谊自当永世记之。”龙家确实待他很好，加之龙厦材的岳母陈乃文也是崇明人（张晖遗稿中有点校整理完的《陈乃文诗文集》，已出版），龙夫人虽已不会说崇明话，但心理距离也无意中更亲近。龙家后来陆续发现的龙榆生与陈寅恪等人往来信函，也都交予他研究发表。
2012年春，龙厦材身故，家人搬离上海，他也协助清理遗物。这年春夏冬三次见面，他都在忙于整理龙榆生的旧稿。我那时惊讶地脱口而出：“你这些还没做完？”他叹了一声说：“不做可不行啊。”他给我看龙氏忍寒庐诗词集的遗稿，在薄如蝉翼的纸上极为工整的笔迹。那时他和出版社也有些不愉快，不过龙氏的事不容推辞，因而当《忍寒歌词诗词集》出版时，他也未署名，仅在书末写一句由他“负责一、二、三、四校并对庞坚先生、徐培均先生、黄思维先生等人的校样加以统筹处理”。而更棘手的，则是他直至第二年春去世之际仍未完成的《龙榆生全集》的编纂（后于2015年11月问世）。
在他离世之后，我重读了他的所有著作，也得其夫人张霖的许可，读了他的早年日记，我渐渐意识到，我当时那句“你这些还没做完”问错了，对他而言，龙榆生不是一个“大三学年论文”的“项目”，又或是其他人眼里的一些“资源”，而是一个承诺、一份义务，更有进者，是他治学之道的一个方法。由龙榆生研究入手，他不仅锻炼了自己的学术基本功，更重要的是顺藤摸瓜理顺了近代词学研究的整个脉络，并进而扩展到词学的现代研究。
表面上看，在1998年6月龙榆生年谱大体完成后，他已不太触碰龙榆生，本科和硕士论文都在寻求超越；2002年去香港从陈国球先生读博之后，更一度磨合得颇为痛苦，面临着从较为传统的治学理路向现代文艺理论的转变，博论题目选的也是《诗史》，然而“诗史”仍包含着“知人论世”或“因人理解文学，因文学理解人”的意味。到最后在中研院读博士后，研究钱澄之，意味着再度从诗史转向人的境遇，到其遗作《帝国的流亡》中体现尤为明显，两条线在方法论上就此融合，而其注重文人学者精神世界的关照，可谓一以贯之。
虽然如吴小如先生所言，张晖在做龙榆生年谱时，对谱主有感情，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著文是要为龙氏竭力辩护，相反，他在《徘徊于文化与政治之间》一文中证明：龙氏也曾通过修改时间上的细节来自我洗脱，从而在回忆中有意淡化了自己赴南京就职的政治色彩。他并不是单纯“同情”龙氏，而是作为一个敏感的学人，对于知识分子在面临艰难抉择时的内心精神世界有着格外强烈的兴趣与共鸣。他的遗著《朝歌集》中的一篇《忠孝观念与革命困境》乍看与龙榆生无关，但论述的同样是这一主题：在面临人伦与天命的二律背反这一最大矛盾时，个人应当如何？
在此值得补充的是：在传统中国的语境中，这里的问题并不只是“文化应该脱离政治”或“文化可以超越政治”这一点，而在于这纠结在一起，此外还需要加上“人伦”。每个人身上都叠加着数重身份和形象，汪精卫之为人不齿是因其叛国的政治人物这一点，但对龙氏而言，此人的感召力却来自于他高深的诗词造诣、同为朱祖谋弟子的交谊以及后来某种程度上的知遇之恩，因而当汪以“为苍生请命，为千古词人吐气”请龙榆生出任立法委员时，龙氏虽然未允，但却又感动于汪精卫所写的“夜深案牍明灯火，搁笔凄然我”的句子，认为其内心也有不得已之苦。
在他心里，恐怕对汪精卫作为词人和政治家的形象是不加区分的；而那个年代的政治关系，也往往依赖浓厚的私人性社会网络，一如蒋介石对军政要员往往自称“弟”，由此造成了一种公私不分明的暧昧，而在战后审判之际，抽象的国家司法则完全不顾那种私人之间的情感和人伦要素——或即便有，也是妨碍政治和司法的事物。
如果说在历史上，“人伦”尚可压倒“天命”，对个人的情义如果超越对国家、法律的忠诚，有时甚至还受赞扬（一如豫让之忠于智伯，或古希腊悲剧中安提戈涅坚持不顾法律禁止而为叛国的兄弟下葬），那么在民国这个转折年代，人伦渐渐地无法再对抗抽象的国家和意识形态。
值得注意的是，在民国初期，汪精卫还在为革命奔走的年代，其兄长汪兆镛却避居澳门，恭敬北向，为溥仪贺寿；兄弟俩政治立场截然相反，但彼此却心照不宣，无碍于兄弟情分。至少在人伦超越政治分歧这一点上，龙榆生与汪精卫正是同类。
然而大体在抗战之后，意识形态的边界逐渐峻刻，在此之后，即便是父母，一旦被定性为政治敌人，亦须毫不犹豫地与之划清界线。龙榆生的“敢于自我叫屈”，恐怕正是因为他身上有着更多传统伦理意识的缘故，就此而言，当时人们称他为“旧式文人”，也并不算冤枉了他；无疑，在那之后，像他那样的人已几成绝响。
张晖之研究龙榆生，起初固是偶然，但也不仅只是让一段沉埋的历史浮出水面、或让一位学者的成就重新得到肯定，甚至也不完全只是让与他相关的近代学术史侧面和细节得到丰富，进而推动词学研究，可以说，他是从龙榆生身上看到了人（当然，主要是知识分子）的普遍困境。
在《忍寒庐学记：龙榆生的生平与学术》一书的编后记中，张晖说了一番肺腑之言：
现在，我认为，个人的政治抉择不可能超越时代对他的限制，词学界与其过多地讨论他在政治上的沉浮或者谴责他的道德瑕疵，不如深入他的精神世界，总结他的治学方法和学术经验来得更有意义。
确实，他自己最想做的，就是通过人物的著作和诗文，去深入其精神世界，那是龙榆生最初给他的钥匙，借用当下时髦的话来说，是“作为方法的龙榆生”。
2017年3月15日
今天是张晖四周年忌辰，爰作此文以为纪念。当时那篇悼文，两天里边写边落泪，难以自制，记得胡文辉著文嫌太过哀伤（当然也有人指斥哀伤之余何以还能有条理地著文），如今平静多了，但午间去吃米粉，不知何故，又一阵泪涌，少年往事，纷至沓来。我一直记得你。也愿你为这个世界所做的，会有人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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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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