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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原、顾城及其孩子

维舟 维舟 2023-03-24

云南西双版纳南糯山 马原家的城堡

因为《人物》的一篇《城堡里的马原》,作家马原顿成舆论焦点,人们普遍认为他的偏执要为其13岁的儿子马格之死负责。不止一个人看完后跟我说,“太可怕了”,那种城堡里的家庭氛围不仅令人窒息,甚至“毛骨悚然”。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悲剧发生,人们通常归因于父权制——作为城堡的主人,马原是一个“孤独的专制暴君”,毕竟正是他长久以来固执己见,将儿子的病情延误一直延误到无可挽回,甚至经历丧子之痛后,他仍然将之看作是一次自然死亡而拒绝承认任何人为过失:“马格没出任何意外,没有任何痛苦。是上天突然接走他。”

说“父权制”当然没错,但这不免宽泛,至少父权制可以有无数不同的表现形态,在马原家这里,内在还有着深不见底、盘根错节的情结。乍一看,悲剧似乎本应该是很容易避免的,但往里一看,就会发现悲剧之所以是悲剧,就在于它不可避免。

我猜马原也没想到自己会以这种方式重回公众视野。在此之前的许多年里,他似乎早已遗忘了世界,而外面那个喧嚣的世界也差不多遗忘了他。

他之所以要在西双版纳的南糯山建起一座属于自己的城堡,并不是简单的“隐居”,而恐怕是源于对外部世界的深深失望。他既不是“厌倦都市繁华”的那种休闲心态,也非不通世务,在他70年的人生里,不仅写过小说、当过大学教授,还做过生意、农民、渔民、钳工、泥瓦匠,游历各地,甚至对宏观经济、楼市和汽车也颇有研究,很多年前他就说过:“作家的残酷在于,你把所有人活着的滋滋味味、汤汤水水都体会到了。”

如果你觉得这么说带有一点自负的味道,那你说对了,马原确实是个相当自负的人,其自负堪称圈内皆知。在写出小说《纠缠》之后,他说:“面对伟大的卡夫卡我一下丧失了胡说八道的勇气,但是我敢说《纠缠》比《城堡》好。”他说这些的时候很坦诚,仿佛只是道出一个事实,所以作家朱文才说:“我欣赏马原称自己的中短篇和海明威也有一拼时的那种平和的神情。”

马原

作为国内第一批先锋文学的代表人物,他成名很早,赚钱也不少,最痛快的一次,写200字的歌词赚了1万。在一次接受李宗陶访谈时,他说:

经济上没有问题,可能我脑子比较好用。不瞒你说,正常工作的话,我一天挣的钱比别人一个月多。在码字为生的人群中,我算是过得比较好的。克里斯蒂说,杀人不难。我一直说,赚钱不难。

这样一个人,可想而知,别人渴求的那些东西(无论是名还是利),他早早就得到了,而且得来很轻松,然而正因此,他也陷入了一种常人或许难以理解的境地——接下来的人生还能怎么走?

心理学上通常的答案是:一个人要反思、否定、克服旧我,成为一个“新我”。然而,马原曾说:“我特别讨厌心理学,它是人类文明的巨大倒退。因为心理学出现而产生的文学样式都没站住,譬如意识流小说——人类读了几百上千年小说,突然发现小说没法读了。”他认为小说应该重回“讲故事”,尤其反感寻求意义,“掉进一个追求深刻的泥淖”。

从文学史的脉络来看,这么说不无道理,评论家吴亮也反感小说“越来越知识化”,反感小说家“特别渊博,或者装得非常渊博。不管是奈保尔还是艾柯,全一肚子他妈的学问,家里藏书都他妈的几万本”,马原对此颇有共鸣。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圈内公认马原的外国文学阅读量在国内无人能比,他本人也欣然领受,换言之,他其实就是自己所反对的那种小说家。

他反对文学潮流,反对现代性,结果很可能发现,自己陷入走投无路的境地。在西藏的七年曾是他创作旺盛的时期,但此后长达二十年,他再也没写过小说。他以一种高姿态宣布,小说已死,因为小说其实是在为影视打工,连文学也已步入死亡期,而他作为一个以写作为唯一特长的人,深感悲凉。

在大病三年后,他重新反思了生命,试图以神迹来克服外部世界。他蔑视理性和科学知识,曾说:“一般的聪明人,读到硕士博士,书没读透,越读越糊涂,离神很远,离真理很远,离绝对很远——当然那些更聪明的人,早就不怀疑造物的神奇,相信神迹的存在,早就悟明了人和神的关系。”

这不仅仅是一时的迷恋,而是一整套世界观,连对女性的看法也是如此,他说过:“我特别重视分寸感,这是一个可望不可及的能力。如果一个女人本能地、天赋地有这种能力,我觉得这人就是通神了。”

马塞尔·普鲁斯特

这么想其实也没什么,甚至不算多“先锋”,法国作家普鲁斯特在一百年前就有类似的感受:他对整个外部世界都不断感到失望,转而从“极乐瞬间”找到拯救,不自主的回忆是通往无意识乐园的唯一路径。他也同样怀疑理性,甚至说:“一切杰作都出自精神病患者之手。”那是一种对19世纪理性、进步、乐观精神的反动。

马原这些年的人生,像是一个特殊的厌世者:他早已得到了名利,对文学界乃至社会的现状也很厌倦,但又反感心理学而不愿通过自我反思来获得拯救,最终的结果,就是他在尘世间建造起一座城堡,将那个外部世界阻挡在外。

那看起来是一个乐园,但他似乎没有意识到的是,他也将自己困在了里面。不过无论如何,如果一个人自愿选择过这样的生活,即便是个人的悲剧,但本人至少无可厚非。然而,现实是:困在里面的并不只有他,还有家人。

有朋友看完《人物》那篇后说:“马原的思维是封建男权的,他并不尊重孩子和妻子的诉求。所有的‘为你好’都是有代价的,孩子要在他的可控范围内,他来塑造,妻子要为她打理2000平的房子,买了太多的快递还要被各种理由批评。”

说得当然对,但他为什么这样?我的感觉是:在他心目中,妻儿和自己是一体的,不分彼此。他对马格之死所表现出来的情绪,倒像是自己面对死亡的态度:顺其自然,没有痛苦。问题是,那是另外一个人。

昨天还有人问我“如何尊重孩子”这个问题。我想,如何“尊重”,很难有一个都能接受的分寸,关键是要想清楚一点:孩子是另一个人。也就是说,你没必要把孩子非得按自己的想法去塑造,他是另一个人,有自己的权利、人生,家长就像是“托管”或在旅途中陪伴一段时间,等到他长大成人,其实和你就没多大关系了。

马原的问题在于,他不容家人离开自己的控制,并且由于缺乏分离的意识,他可能都察觉不到那是“控制”。表面上看,他主宰着这个王国,但事实是,这个老国王离开了家人就无法生活。

在这一点上,他和三十年前激流岛事件中的主角、诗人顾城一样。如果说文艺复兴人分裂成了堂吉诃德和桑丘,那么在这两个中国版本里,“英雄与随从”则以夫妻的面目出现,然而,无论是马原还是顾城,他们的妻子都没办法像桑丘那样,将那个癫狂的理想主义者拉回地面,给到他们应有的平衡。那是一种失衡的生活,只有翻车才能停下。

生在这样家庭里的孩子,其实是相当可怜的。前一阵看到豆瓣上有人说起顾城的儿子顾杉木的消息,百感交集。尽管经历了那样惨烈的悲剧,他父母双亡,但现在他所活的,终于是自己的人生了。
看到有一篇文章感慨说:“这个世界随着老人们的去世而只剩残影,新一代的后辈,甚至可能不具有凭借中文读取它密码的能力。”但也有不少人表示怀疑,难道顾杉木真的一点都没搜过自己父母的往事吗?
这种怀疑表达的是一种中国社会的特殊理解:一个孩子多少总会知道自己父母当年的真相,那“原本应当”留下阴影,怎么可能这么无忧无虑?甚至有人觉得他明知父母的事,只是故意装作不知,就好像觉得他不该活得如此轻松愉快。
我想他们可能真的是理解不了。既然认定“上一代的罪孽怎么能没留下任何痕迹?这没道理”,那么照此推论,一个人只能生活在上一代的阴影里。与其说这想法可悲,倒不如说,是因为这么想的人看不出生活还有其它可能。
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允许人们在犯错、失败之后重新开始人生,过去的就过去了,清理完,从头再来,何况那是上一代的事了。本来许多人当年到新大陆,就是为了抛弃原来的身份、人生,在新地方从头开始。
中国传统社会很不一样,那是一种封闭的结构,没处可逃,烧成灰都知道你的过往,犯过的错,永世不能洗清。即便是现在,个体也难以独立过自己的人生,就连父母有犯罪记录不能考公都有大票人赞成,这意味着社会默认个体无法摆脱与父母的牵连。
马格没能逃出父亲的城堡,顾杉木则比他幸运多了。不过,这并不只是两代人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人,也应该尽可能地超越自己的过往。《肖申克的救赎》的末尾,安迪说了这么一句话:“没有记忆的海岸,我要在那里渡过我的余生。”
是这样,我们都应当有勇气开启自己的新生。任何时候都不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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