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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时代的精神危机

维舟 维舟 2023-05-07

一个幽灵,精神危机的幽灵,正在这片土地上徘徊。

这并不是我突发奇想。两年前我就曾和朋友私下说过,“未来十年或许将迎来精神疾病的大爆发”,但现在我所说的,还不止是抑郁倾向或空心病,而是一种更广泛的社会文化病象。

之所以想到这个,也是因为连日来一连串看似不相关的事件。五一长假各地人潮的回归,是一场急于回归“正常化”的共谋,记忆在没有得到反思的情况下就被压抑进了集体潜意识;淄博烧烤的大火,则是意味更为复杂的狂欢:试图遗忘的人们,没有太多宣泄压力的出口,而选择了一种低端消费的口腹之欲来填补精神空缺。

更值得注意的是近日接二连三爆出的文化圈性骚扰事件。毫无疑问,受害者的处境当然值得倾听,但不容忽视的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一个国家本应看守精神领域圣杯的那些文化精英,也出现了这样的堕落?

饮食男女,既是人所必需,但也是最低层次的欲求。如果这一切并非巧合,那我们或许就得正视一个现实:在这片土地上,从精英到民众,无所追求的精神空虚普遍存在,即便功成名就,但他们未被满足的最强烈欲望,还是最原始的本能,没有其它东西。这是精神低度发展的表征,犹如成年之后仍沉迷于玩泥巴。坦白说,这是一种生命未觉醒的蒙状态,也是为何启蒙在这里仍未过时

只要留心一下我们周围,这样的迹象随处可见:无数人抱着一种粗糙生硬的唯物主义和匮乏的安全感,把外在的物质追求看作是一切,即便名利已经到手之后,他们的追求也通常体现为量的增加而非质的提升。

原本应当带来灵魂震颤的高雅艺术,在此被看作是可有可无的点缀,除非能积累点有用的社会资本;音乐、美术、文学都降格成了娱乐,为伟大作品而落泪不免显得矫情;即便是人的体面、尊严,一句话就能弃之不顾:“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这样,文明的价值遭到了颠倒,因为能舍弃那些高级追求,心无旁骛地满足低级欲望的,才得到社会的奖励——当然,这么说也很可能被奚落是愤世嫉俗的无用抱怨,乃至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空想,“饭都吃不饱,还谈什么其它?”

布罗茨基曾说:“在人的生命历程中,心理上的获得比物质上的获得更为真实。”这话放在中国,是不折不扣的异端。刘慈欣在《三体》中所说的更贴近实际:在中国,任何超脱飞扬的思想都会砰然坠地的,因为现实的引力场太沉重了。

经历了这两年,我当然也深切地感受到,缺乏健全的相应社会保障托底时,是相当脆弱的,一步踏错就陷入难以自拔的窘境,或许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没有更高的自我实现意愿,因为当生存保障都得不到时,你为了生存不得不中断向上攀爬的路,折返回来,“混口饭吃”。

然而,任何选择都是有代价的。紧盯着功利性的现实目标,固然有情可原,但你最好对目标实现后猛扑而来的精神空虚有点思想准备:想要的已经得到了,然后呢?

在目睹战后美国进入富裕社会后,艾伦·布鲁姆早就曾发出先知般的断言:“如果一个人的职业生活平淡无奇,没有音乐修养,闲暇生活由粗俗、剧烈的娱乐组成,这样的人是分裂的,他存在的每一方面都受到其他方面的破坏。”也就是说,一个精神生活匮乏的人,注定是不完整的,甚至不知道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回想起来,这一病象的症结,原本就潜藏在我们这个文明深处。《浮士德》第一部里,有一句著名的哀叹:“我的心中盘踞着两种精神”,一个贴紧凡尘,一个则想要脱离尘世。然而在中国,大部分人只是抱紧第一个,“脱离尘世”?那就意味着自我边缘化。
有一首著名的诗:“庐山烟雨浙江潮,未至千般恨不消。到得还来别无事,庐山烟雨浙江潮。”这被广泛视为一种豁达的人生境界,然而在此值得注意的是:其指向的归宿并非向上超越,而是一个平面的循环,终点又回到了出发点。
和前现代的世界诸文明不同,中国文明有着强烈的世俗取向,是“水平视野”而非“垂直视野”的:人们向前看,而不是向上看。这种所谓“此世性”(this-worldness)意味着人们对超越性的彼岸世界缺乏兴趣,因为现世就是一切,“人一死,什么都是空的”。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倒也很现代,但也正因此,没有什么非功利的事物能强有力地驱动老于世故的中国人。
当然,中国的文人雅士也不是没有精神追求,但那是什么样的精神追求?周作人有一段话很典型:
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的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炼愈好。
这确实已经高于常人,至少他把“无用”也视为“必要”,然而再细看一下,你就会意识到,对他来说,那些更多地像是消遣、趣味和寄托,只是为了让生活“有意思”,那远非灵魂的震颤,甚至都谈不上是对人生的省察。就此而言,这和那些对酒色财气的追求,区分不在“灵”与“肉”,而只是趣味上的“雅”和“俗”。
有时候,女性也是这样一种趣味的投射对象。贾平凹曾在散文《关于女人》中写道:“女人到世上来就是贡献美的,‘美’是男人对女人的作用的限定,仅仅在这个范围里,男人才会‘甘愿受征服’。”在此,女性不仅是一个客体,甚至倒像是为了男人才存在的;他谈到了“美”,但那种美不是抽象、独立的精神实在,而是把异性放上了祭坛。问题就在这里:这看似是男性的精神追求,但其实却和肉欲暧昧不明地混杂在一起。
这些年来,他对女性、对乡土的一系列言论,都已遭到了年轻一代的严厉批判,但那通常都是被当作不同话题来讨论的,很少人意识到那也许是内在相关的:对这位作家来说,现实一地废墟,前方无路可走,他把重返过去看成了出路。
不久前,王局也因为在丰县事件中为加害者董志民竭力辩护而引发哗然,很多人都相信,那是因为个人经历使然:他母亲就是饥荒年代买来的。但这恐怕不仅仅是代入感,也是因为现实批判资源的枯竭:他未必认为那种做法是正当的,却不断强调现实中别无他法。
所有这些,看起来都是孤立不相干的事件,但这画面连缀起来,就让我们看到一副全景:从文化精英到大众,都有如困兽,处于一种无路可走的平庸荒漠中。因为人们受困于他人和自己设下的牢笼,想象不出其它生活可能,甚至顽固地抗拒用应然来批判实然,这就像是说“变好是不可能的”。“只有此世”的世俗精神蜕变为自我设限,极大地束缚了人们的想象力。
然而,思想性的本质就是寻求突破这种现实的束缚,一如鹿野政直所言,“如何放飞想象力,才是衡量思想的价值所在,这是思想所具有的性质”,从这一意义上说,思想性必然是批判现实的,因为它生发于对现实的欠缺、困境的认知,进而设想其它可能。
现实生活当然是我们无法离开的,但只有贫瘠的现实取向却是危险的,那会让所有人都走投无路,造成普遍的物欲横流和一言难尽的平庸,只留下一地垃圾。你怎么能相信一个没想过超越限制的人,能留下超越时空限制的非物质遗产?
当然,说这些也并不只是为了知识精英应具有的追求,甚至不是为了后代,也是为了当下的我们自己。虽然乌托邦思想在这个年代早已无人提及,似乎未来也渐渐枯竭,但柏拉图的提醒从未过时:乌托邦思想是我们必须要玩的一把火,因为它是我们认识自己的唯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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