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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失业后,我这三年如何走过

维舟 2023-05-08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三联生活周刊 Author 维舟


我家附近的黄昏

这三年来,我不止一次回想起2020年4月30日。那是我在公司的最后一天,也是我在广告圈21年职场生涯的终点。老路走到了尽头,前方却无路可走。


当晚在回家的渡轮上,我不能不想到自己的人生下半场。在我眼前,是沉沉的夜里一段布满暗礁的航程,而我这艘渡轮渐渐远离出发的港湾,说不定正在偏离航向,不清楚什么时候才能靠岸。


“时代的一粒灰”,正以中年危机的形式落到我头上。


中年危机

对于这样一个结果,我倒也不是完全没有心理准备。虽然当时还无从设想疫情的深远冲击,但向来对经济变动最为敏感的广告业,已经迅速感受到了寒意:只要市场上各品牌的销售出现下滑,广告主削减预算,广告代理公司要想不被波及,几乎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在2020年1月疫情正式爆发后,我所在的公司已裁过一波,我轮到的是第二波。

人人都有不祥的预感。离别之际,留下来的同事半是宽慰我,半是自嘲地说:“像你这样‘早毕业’的至少还能拿到不错的赔偿方案,轮到我们的时候恐怕更差。”她没说错,后来第三波的赔偿方案确实差一些。业内之前还有个笑谈,说某家代理公司业绩不行,之所以没裁员,只是因为“没钱裁员”。

留下来确实也不见得是更好的选择,因为明摆着的现实是:工作将会更卷,多半只能苦熬。
疫情防控放开后,我和老同事今春重逢,谈到这一言难尽的三年,不止一个人都苦笑说了同样的话:“做得太累了,天天盼着被裁,这样不用自己为难,公司就帮你决定了,还能赔一笔钱。”我开玩笑说:“看来至少不用担心你们被裁后抑郁了。”
世博公园雨后黄昏 失业前3天摄
失业后的自我怀疑,是这一危机的第一道关口。
本来,在广告这样流动性相当大的行业里,跳槽、失业都是常事,然而真轮到自己头上,多少还是有些不一样。虽然明知裁员只是公司基于成本考虑的决策,甚至和你的工作能力未必正相关,但要说没受一点打击,那不是真的。

像很多职业经理人一样,我也有一种很深的错觉:就算承认自己赶上了时代的红利,但内心还是更愿意相信所有成功都是靠自己的能力和努力挣来的。
然而,一旦你从那个位子上下来,就没人再认识你了,那你原先的成功,究竟是因为碰巧处在那个位子上,还是自己的能力?究竟什么才是你真正的能力?你如何在市场上证明这一点?

现实是:即便二十年的职场经验有点价值,也并非独特到不可替代,何况相比起这些经验,用人单位似乎还更在意你能否像20来岁的年轻人一样精力充沛,承受超负荷运转。有几家提出的要求,甚至让我面临“到底要钱还是要命”的利弊权衡。
在面试接连碰壁后,我就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在肉眼可见的不景气中,像我这样“高龄”的经理人极有可能再难重返职场,前面是一道漫长的下坡路。
一个同样中年失业的外企高管曾说,她那会最担心的还不是再就业,而是怕被儿子看不起,因为“妈妈失败了”。
这其实是她自己内心恐惧的投射,十多岁的儿子并不在意妈妈的职场沉浮,更不会把这当成衡量她身为母亲的成败标准,也许反倒会庆幸她终于有更多时间陪陪家人了。

那也是我多少年来第一次有这么长时间每天待在家里,两个孩子似乎没感觉有任何异样,当然我们也没隐瞒他们,但兄弟俩一个11岁,一个7岁,可能还理解不了“失业”对我们这个家庭意味着什么。那或许也是好事。

有一天,老二笑着说了一句:“爸爸最近老是低声叹气,你过的是‘低叹生活’吗?”我心底里一凛。
过了些天,妻子带他外出写生,完事后和朋友一起去附近一家网红面包房逛逛,他进去后发现里面一条面包卖60多元,惊骇不已:“妈妈快走,这里不是我们穷人待的地方!”
妻子回家来说起,我们都笑出了眼泪,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既好笑,也宽慰,又有几分心酸。

在前滩
在美国,经历过大萧条时期的那一代,都有一种特殊的心态,作家比尔·布莱森曾说起他父母,“只要可能,他们不会扔掉任何东西”,他父亲终其一生都缺乏安全感:“任何涉及资金支出的事情,都会让他露出逃犯刚听到远处警犬声时的焦虑不安。”
我们不想让孩子们也留下这样的心理阴影,跟他们说,家里也没那么困难,适当量入为出,但该买的还是买。老二仍不以为然:“可是你都失业了……”
回想起来,我此前所受的教育和职场经历,都指向如何获得成功,但如何体面地面对和应对失败也需要学习,却从来没有人教过我。
我曾在书上读到过,芬兰人用“sisu”一词来描述自己的国民性,大意是“绝望中的坚持”,他们深知生活艰辛,却仍能以极大的谦逊自制和同情心来直面挑战。
我希望自己的孩子也能及早学会这一课,不用像我这样人到中年从头学起。

找方向

虽然多年以来,我早已不再从工作中获得自我的成就感,但不可否认,对于习惯了每个工作日睁开眼的大部分时间都忙于工作的人来说,“退休”在家就像是自己生活被骤然抽走了骨架。

后来我在阿乙的小说《用进废退》中读到这样一个心理适应过程,可能每个失业者多多少少都经历过:
我是在五年前失业的,也有可能是不愿再去工作。总之一直待在家中,背朝黄土面朝天地生活,也就是睡了吃、吃了睡。初期,常会在一阵焦躁中醒来,觉得会迟到,醒来明白并没有工作后,会微微感到失落。不过在想到没有工作(正如贫穷和死亡)是每个人都有的归宿后,心里也就安然了。

长久以来,工作并不只是工作,也是支撑我们生活的基本伦理——在汉语里,“闲着没事干”多少带点负面的含义。我也不是真的无事可做:居家的日子里,每天读书写作就够我忙的了,家务事当然也得知趣地多做点。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仍然在工作,只不过没有被雇用、也因此而没有固定报酬了而已。

曾经的工位
我能调适到新的生活节奏,原因之一是我也没想过干一辈子广告,只是一直无法下决心换一种活法。
在广告界有一个著名的笑谈:“不老的广告人。”意思是说,广告公司里绝大部分都是40岁以下的年轻面孔,广告人是不老的,问题是那些老广告人最后都去哪儿了?到现在,我自己开始体会到了。

在忙于工作的那些年里,我也曾无数次设想到35岁去读研,甚或是辞职后专心写作,那才是我从小的志趣所在,然而在国内要靠写作养活自己太难了,更何况我还有一大家子。虽然两边的老人都能照顾自己,但多年来时常压在我心头的一个现实是:老少八口人,我是唯一在工作的。

此前多年里,我只是利用业余的零星时间给媒体撰写书评和专栏,突然之间,稿费收入成了我所能赖以养家糊口的唯一收入来源。
失业在家后,最初的半年里,公众号带来的赞赏、流量收入还不及原先薪资的一个零头——但即便如此,这都已经大大超乎我预期,我从没想过公众号赞赏每月竟能有上千元。如果这是一份工作,那对我来说劳动产出就太低了,但现在,这就是我的生活。
要换一种活法,对很多人来说都是迫不得已。即便有辞职的勇气和心理准备,但一个人在全身心投入某一行十几二十年后,往往会发现自己除了本职,也不会干什么,就像那些退役的运动员。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当然更不敢轻易尝试。那些保住自己饭碗的老同学、老同事,也都战战兢兢, 有一位虽然早已身居高位,但坦言每天晚上都睡不好,生活就像在走钢丝,“我还不像你能写作,我如果没了这份工作,就真不知道还能靠什么为生了”。

我理解这种深入骨髓的不安全感,尤其是很多人在习惯了稳定的岗位之后,接受不了风险社会的失败率,非常抗拒灵活调适。
因为既没有人教过我们如何应对失败,也缺乏冒险训练,只有赌徒才最具冒险精神,然而那种“要么全部,要么全无”的高风险博弈没有中间过渡地带,对于求稳的中年人来说不免强人所难。
当这样的风险终于降临时,一个人得想清楚自己要么、能坚守什么,再慢慢地寻找属于自己的新方向。

这可能就像投资:世上没有完美无缺的投资策略,最终我们之所以选择某一方案,不是因为它有多好,而是我们在权衡之下可以接受其缺点;如果我们认为某个策略完美无缺,那这可能恰好证明,我们并没有真正理解这个策略。


《没有工作的一年》剧照

和年轻时不一样的是,我现在更能接受自己的失败,也不急于想要成功,甚至可以容忍自己一时没有方向。
脱口秀演员丽塔·鲁德纳(Rita Rudner)有一次曾嘲讽她丈夫:“真的,每次我们迷路,他都会很着急。我从来都不急,每次我迷路,我就把当时迷路的地方当作我要去的地方。但对他来说,迷路了就完蛋了。”

笑完了就反应过来,她这番话意味深长,这种“没有方向”的焦虑感,可能在男性身上确实更明显一点,但是有什么关系?没有人规定我只能朝着某个确定的方向进发,我可以就在此时此地随遇而安,过好自己想要的生活。

做活两眼

在我此前的人生里,工作和生活是截然分离的两个部分,但现在我开始体会到理查·布兰森说过的那句话:“我并不认为工作是工作、玩乐是玩乐,这都是生活。”

进入人生下半场,有一点必须想清楚:不要把自己的人生变成单位的螺丝钉,而是倒过来,把工作变成人生拼图的一块。
我曾经反复想过,如果再也找不到工作(那是很有可能的),那就一直写作下去。这与其说是选择一份工作,不如说是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其实前半生的读书、就业、结婚也都是如此,只是当时的我并没有意识到。
阅读和写作对我来说并不只是“让自己有事可做”,更重要的是,让我超越自己当下的处境。
普里莫·莱维,1985年在家中
在读到意大利作家普里莫·莱维传时,我感受到一种跨越时空的共鸣:他原本是个化学家,只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经历,使他转变成了一个作家,然而直到40多岁,他仍然不得不深陷在职业发展既定的刻板车辙里,全职写作是有风险的:“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同时做好两份工作(化学与写作):但在45岁时要抛弃其中之一不是没有风险的。”

在当下这个时代,“做活两眼”似乎已成了应对风险的新道路。
我的好朋友,夫妻俩一个从事旅游业,一个在宾馆工作,在这三年里都经受了惨重的损失,到后来索性想开了,一家人开车出去周游了一趟,回来好好再想新出路;另一位朋友,名校硕士,45岁被裁,一年多找不到工作,已经准备学点手艺,至少也有一技傍身。

失业在家,写了小半年公众号之后,一位读者找到我,介绍我去一家教培机构当顾问,每周二下午去半天,为他们的调研访谈、传播理念出出主意。第一线的教育访谈,尤其让我触动,在深入到孩子、老师和家长的网络中时,你可以切身感受到当代许多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
然而,还没等我们更多的访谈展开,第二年5月,“教培风暴”来临,这份为我的生活提供托底的兼职只能到此为止。
三个月后,还是这位读者,又给了我另一个机会:去一家媒体撰写商业地理专栏。这需要我去各地访谈,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评估不同城市的发展机会和社会生态。
面谈时他说:“要做这件事,需要相当综合的素质:这个人不但得会写,还得对当地历史文化等情况有深入的了解,能搜集分析材料,在田野调查和市场调研的基础上得出洞察,同时具备这些的人很少,而你以前的经历就像是为此准备的。”

对我来说,这确实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不仅我此前所学的职场经验和写作兴趣能结合到一起,而且也有足够的创作自由:我只需要每周一三去两天,在选题上、写作上都被给到了相当大的自主权,并且我仍然可以在业余写自己的公众号,只要在话题上和商业地理不冲突。

2021年8月入职后,最初的半年堪称顺利,我也很快适应了自己的新角色,但生活的考验并未就此结束:谁也没想到,2022年春,上海封城,我原先的访谈和写作计划不得不推倒重来,等到终于似乎能出上海时,这一年也差不多快过去了。这段经历让我现在练出了一种特殊的应变能力:灵活调整自己的节奏步伐,捕捉并记录这个时代的变动。
《我的丈夫工作无能》剧照
今年开春老友重逢时,有人开玩笑说我这两年“开启了人生第二春”,我说:“那完全是无心插柳。”她却认真地说:“不,你一直有所准备。”
怎么说呢,这两种说法都有道理。在当下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的确“一切皆有可能”,但与其担心自己将来有一天失业,倒不如及早去预想并修炼出“就算失业,我也能活下去”的能力。
当然,在那么多年的时间里,我对阅读写作的热爱并不是为了未雨绸缪,纯是兴趣使然,连我自己也不曾想到,这不期然为我带来了新的可能。

我曾读到过一个国外的童话《命运与伐木人》,讲一个老伐木工在厌倦了劳作之后,决心躺倒在床上不干了,然而,正是这为他命运的转机扫清了道路:他躺平后,他用来驮木材的骡子也得以闲下来,租给陌生人使用,最终还带着宝物回到了家中。如果他仍然循规蹈矩地干活,这一切就不可能随之发生。
虽然我的人生从未像过去三年里这样,犹如过山车一样剧烈起伏,但每次生活为我关上一扇门,也会打开另一扇门:直到疫情爆发后居家办公,我才开始专心写公众号,如果不是因为失业,那我极有可能没时间继续下去;多年来难以决定专职写作,但裁员帮我做了决定;最重要的是,写作为我开辟了新的生活可能,并且只要我愿意,可以一直写下去,我不需要再担心失业,因为这就是我的生活本身。

我知道,这里面肯定也有幸运的成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遇到这样的转机,但我想说的是:失业并不是末日,只要活着就有新的可能,不过,那与其说是搜寻外在的“机会”,倒不如说是重新发现内在的自我——这才是我们余生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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