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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那些鼓吹战争的人

维舟 维舟 2024-02-27
两年前,在乌克兰战争刚爆发没几天,有一张照片曾让我深受震撼:当时俄军兵临城下,首都基辅西郊的一群平民在试图过伊尔平河逃难时,躲在被炸弹摧毁的断桥底下。桥上桥下,两个世界,但对一个和平安定的彼岸都可望而不可即。
这就是普通人在一场现代战争中处境的缩影:日常生活被突然打断,即便舍弃家园,都还未必能安全抵达安全所在,随时可能和亲人失散、在路上丧命,此时人命如蝼蚁,只能拥挤在一些摇摇欲坠的遮蔽物下面,惶惶不安地等待着,不知道危险什么时候才能过去。
每次看到网上一些人鼓吹战争,我就会想起这个画面,并对那种论调保持着应有的警惕。因为在我看来,不论以什么样的理由,我都不想让自己、家人或其他人陷入那种处境。人不应该这样活着。
当然,战争中陷入险境的并不只有平民,士兵的伤亡率高得多,有时是以相当惨烈的方式。《纽约时报》去年刊发了一张惊心动魄的照片,一位身穿俄军制服的士兵骸骨被完全碾压进了土路之中。照片的拍摄者说:
我刚看到时以为只是弃在路上的制服,但仔细检查后,我意识到那是一具尸体。没有任何人试图去移动他。他被多次碾压,以至于身体与路面融为一体。
然而,当有人因此感叹“战争太残酷”时,网上也有人讥诮:“很久没遇到这个装逼犯了。你咋确定那就真是一具尸体?你咋就那么确定是普京干的?你咋就那么确定臭大街的《纽约时报》的信息可信?”
请注意,这是那些战争支持者的关键特质:当你同情普通人在战争中的遭遇时,对他们而言最要紧的却是立场,是划分敌我阵营。
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在《柏林日记》中记录了二战爆发初期的观感,其中提到一位德国的D上尉也曾反对战争,但他的爱国心却又让他反感英国阻止德国的侵略行为:“为什么英国人要插手但泽,而且威胁如果一个德国城市回归祖国便要开战?……难道我们对于但泽那样的德国城市没有权力吗?”
对但泽的领土争议促成了二战的爆发
苏珊·桑塔格在《关于他人的痛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对好战分子来说,身份即是一切”:
在很多反战辩论家眼中,战争是通称,而她所描绘的影象,则是无名的、通称的受害者。……对于那些认定某一方是对的,而另一方是压迫的和不公正的,因而战斗必须继续下去的人来说,重要的恰恰是何人被杀和被何人所杀。
反战究竟是反对什么?她认为:“战争的毁灭性本身不能成为反对战争的理据,除非你认为(就像有些人确实认为的那样)暴力永远没有正当性可言,认为武力永远是、并且在任何环境下都是错的——之所以错,是因为……暴力把任何服膺暴力的人变成物。”
越战时,美国媒体一度也曾坚决支持以战争手段解决所有问题,但1969年之后,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那绝不是一种正当的手段。最早反对越战的马丁·路德·金就是基于一种对人的同情,他说:“我们已经摧毁了它们最珍惜的两种机制:家庭和村庄。”反战的越战老兵领袖约翰·克里(后来他成为参议员并竞选总统)则对战争的正义性本身发出质疑,他有一个著名的质问:“你怎么能要求一个人为一个错误坚持到死?”
像这样的观点,在我们这里大概率会被嗤之以鼻,因为之所以有那么多人鼓吹战争,恰恰是因为他们相信暴力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手段,甚至是一劳永逸解决所有问题的终极手段,只要目的合理,就因此具备了正当性——对这些人来说,“有用的”就是“正当的”,实际上,这就是“不择手段”的真正含义。
更进一步说,这还意味着他们自视正义化身而拒绝反思,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为使用暴力手段辩护。这和家暴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因为你有错,所以我有权对你实施惩罚,包括动手在内的一切手段都没问题,就因为我判定你有错在先。
战火后的乌克兰城市赫尔松
你觉得那些被摧毁的家园和生命令人痛心?那些好战者却可能嗤笑这不过是你软弱的表现。当然,谁都不想成为被摧毁的对象,因此,对他们来说,一定要不计代价地追求强大,在他们的设想中,弱者是没有完整生存权的,只能乞怜于强者。这是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生存哲学。
公平地说,这样的人对自己也很无情,只是将自己所遭受到的打击、痛苦归结为自己还不够强大。在粗粝的生活现实中,他们可能从未得到过尊重与善待,当然也就不会这样对待别人。在这信念的背后,隐含着一种强权逻辑:“只要我足够强大,就不会挨打;至于那些挨打的,谁叫他们弱小?
他们的自我形象通常定的,为此就有必要对他人的痛苦采取一种无动于衷的漠然态度,这就是为什么“圣母心”国内会被污名化为一种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妇人之仁”。
说到底,这是因为他们相信,有某些宏大的事物凌驾于人之上:相比起家国大事,个体的悲欢根本算不得什么,你要是不够狠,因为死了几个人就哭哭啼啼,那还能成什么大事?
这么想的人相当之多,实际上,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经常可见这样一种叙事:成大事者不拘小节,甚至必须得残忍无情,下得了狠手,所谓“慈不掌兵”就是这逻辑,也因此才“一将功成万骨枯”。
为了某个宏大目标,个体是完全可以被牺牲的,这一推断要成立,势必基于一种集体主义的价值基底:集体利益高于个体。这就是现在许多人醒悟过来之后嘲讽的:对普通人来说,你就是“不惜一切代价”的那个“代价”。
为什么他们就不能成为“代价”?除了侥幸心理之外,更关键的是这些人当中普遍存在的慕强心态:他们习惯性地代入权力的视角,站在秩序而非普通人这一边,喜欢对自己看不顺眼的人实施惩罚。在一个家长制社会,这种心态实在相当常见,可想而知,像这样的人难免带有虐待狂的潜在倾向。
乌克兰首都基辅遭无人机轰炸,2022年9月
当下国内之所以有那么多人在乌克兰战争中力挺俄罗斯,这绝不只是因为抽象的国家利益和地缘政治现实,还因为我们这个社会本身就存在相应的价值偏好,只有当更多人立足于普通人、共情个体的处境,并相信暴力绝不是解决问题的正当合理手段,才可能有所不同。
之所以有必要警惕那些鼓吹战争的人,倒不是说他们的观念的有多危险,毕竟怎么想都是他们的自由,然而,如果你要跟他们做朋友,那最好小心一点,对战争的观点是一张可靠的试纸,可以测出那和一系列盘根错节的价值观交织在一起。
这也表明,我们这个社会的集体心灵仍然迷恋权力乃至暴力,而倾向于贬低温和、对话和同情,将之统统不耐烦地看作是无力与软弱可欺的表征,对个体更谈不上多尊重。完全有理由怀疑,个体能否在其中充分享受权利与自由。
前些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白俄罗斯女作家S.A.阿列克谢耶维奇曾发问:“我唯一的痛苦是:我们为何没有从苦难中吸取教训,我们为什么不能说,我不想再受奴役了。我们为什么一次次遭罪?历史为何依旧成为我们的重负和命运?我没有答案。”
这个问题不必有答案,但我们理应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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