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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外部世界的看法是有问题的

维舟 维舟 2024-05-07

在美国参议院通过TikTok“不卖就禁”的法案之后,国内网上一片骂声。这种义愤当然不难理解(不然难道还欢呼?),但我注意到,这不幸加深了国人原本就不轻的受围困心态:“他们”正想尽办法打压“我们”。

对于一个近代以来饱受屈辱的民族来说,这么想也情有可原,我只是想冒着挨骂的风险指出一点:这种心态本身就阻碍了我们与外部世界不卑不亢地交往。

如果你自认受围困,就很难抗拒双标的诱惑:“我们”如何对待“他们”都是正当的,但“他们”凭什么那样对“我们”?正是出于这样的心态,太多人都相信,中国的类似行为是抵御外国影响的自卫之举,但欧美日不应采取技术封锁、市场准入的手段,而应当完全向中国开放。

吊诡的是,这些为国自豪的人们实际上低估了本国的强大影响力,因为在此它无形中采取的是一种无辜的弱者心态:我没有安全感,你应当容许我出于安全需求采取的防御,但你不可以那样对我,因为我是好人,你的做法伤害了我的感情。

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早有一个精辟的断言:“中西的关系是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值得补充的是,直到今天,中国人仍然无法平等地对待外国,往往要么以强者自居,要么不自觉地以弱者自居。

在中国人的政治词汇中,“世界”往往特指“中国以外的世界”,所以看似奇怪的是,中国学者撰写的“世界史”常常不包括中国本身,犹如“国际新闻”也专指国外的新闻事件。有意无意间,在国人心目中“中国”其实不是“世界”的一部分。

这一点当然也早有人发现了,历史学者罗志田在梳理近代史时就发现:“很多中国人在很长的时间里的确是把‘世界’理解为‘非中国’的,它在很多时候就是‘西方’的代名词,至少也是以西方为核心的‘非中国’区域。”

他更进一步指出,“直到今日,中国人认知中‘世界’仍常常体现出这样的歧异倾向:在严格的界定里,中国当然是世界的一部分;然而,很多时候人们所说的‘世界’却未必包括中国。”那个“世界”其实“常常意味着人类社会里中国人想要加入的那个部分。这样,‘进入世界’其实非常接近日本人当年所谓‘脱亚入欧’的意思。”

这也不难理解,要不然何来“与世界接轨”一说?而我们所想要接轨的那个“世界”,当然不是亚非拉的穷国,而正是欧美日等发达国家。

不仅如此,在这心态背后还隐含着一种特殊的世界观:那个外部世界对我们仅有工具性价值。我们之所以要和它打交道,是因为有利可图,无论是学到技术还是赚到钱。从这一意义上说,“走出去”和“阻止人进来”并不矛盾,那都是为了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这很像一个农民进城打工的心态:他知道那里有自己的机会,只是非常担心遭到歧视和打压,但他未必喜欢那里,也没想过要融入,因为他自认不属于这里。

实际上,中国人对那个外部世界的兴趣并不大。网上有个帖子《我发现世界是一个巨大的中国县城》,许多人兴高采烈地议论,无论走到哪里都想起老家的熟悉风景,“这国出了,但又没完全出”。有一位坦率地说:“确实,我去旅游最爱说的一句话是,这里好像老家的哪条街哪个村,在我眼里,世界是一个巨大的江华县。”

这看着很逗,却无意中暴露出自身的狭隘:他们对异文化难以理解,只有将之化约为自己熟知的事物才能消化,以至于看到什么都将自己内心最熟悉的景观投射上去。既然走到哪里都只看到一个中国县城,那你还能指望他们能真正看见、看懂异文化吗?

现在尚且如此,近代第一批走出国门的中国人就更不用说了。1866年,斌椿成为第一个跨出国门的中国官员,然而他人虽然出去了,随身仍然带着原来的牢笼,一如谌旭彬在《大变局》中所言,他是“有选择性地开眼看世界”:

斌椿还有一种特殊能力,那就是他可以将在欧洲看到的一切事物都来一番本土化处理。比如见到显微镜,他不关心此物能作何用途,却想到了《庄子》的寓言;见到自行车,他也不问制造原理,却大谈特谈这个东西有“木牛流马之遗意”;在歌剧院听到英国女演员唱歌,他也要说成“疑董双成下蕊珠宫而来伦敦”。

所谓“世界是一个巨大的中国县城”,也是将异域景观来一番本土化处理的自我陶醉感。吊诡之处就在这里:中国人一方面以“中国vs世界”的对立框架来看待国内外,另一面甚至不承认他者,因为那是他既不感兴趣,又超出其想象范畴的存在,只有将之熟悉化(“驯化”),才不至于扰人心烦。
在看待外部世界时,我们的视野、态度都受到了文化心理的强大左右,而近年来尤为明显的一个变动是:越来越多人开始将那个外部世界看作是一个危险的所在,而非机会之地。既然原本“接轨”也只是出于功利的目的,那么当风向发生变化时,人们最想要的还是想要关起门来过好自己的小日子。
寻求在这个动荡的世界上获得安全感,原本倒也无可厚非,但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在认定“国外危险”时,与其说是客观事实,不如说是一种出于无知和恐惧的心理投射。
国内的新闻报道、影视娱乐这两年已经将东南亚渲染为无法无天的犯罪天堂,然而那些罪案其实往往是“中国人坑中国人”。去年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位中国游客日本问路后,竟然见色起意,当场性侵帮助他的日本女性。这些事件背后,恐怕正是因为不少中国人的道德观只受熟人社会制约,一旦到了国外,他们就自认不再受任何约束。
凡此等等,都不难看出,我们对外部世界的看法是有问题的,不妨直说吧:时至今日,中国人实际上仍不清楚如何不卑不亢地与“世界”打交道。太多时候,我们抱怨“世界”不肯对我们表现出足够的友好,乃至敌视我们,有时我们确实遭到了不公正待遇,有时是误会造成,完全可以沟通消除,还有的时候,那只是我们自己的态度遭致的回应。
我知道说这些话肯定不讨人喜欢,但我想说的是:是时候真诚地讨论并反思这些问题了,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开放、自信、成熟的心态,才是我们作为一个大国国民“睁眼看世界”时所应有的。我想,这才是真正爱这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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