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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集苏联档案，是为了真正的史学研究

编者按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的发展历史中，学人的过往与记忆也构成了特殊的界域与内容，形成了一种跨越时代的精神力量。“以史为镜，以史为鉴，以史为师”，是我们对过往最好的纪念。2018年，《探索与争鸣》编辑部策划并推出了“激荡：一个人的四十年”随笔专栏。在一年的时间里，编辑部邀请了近七十位学界名家回忆往昔，试图沿着精神和文化的脉络，对过去的中国以总结、对当下的中国以启示、对未来的中国以期冀，取得良好反响。现在，专栏文章已编成《一个人的四十年：共和国学人回忆录》（上卷、下卷），即将呈现在读者面前。值此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我们将精选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篇章，并结合本刊其他访谈，推出“致敬共和国学人”专题，力图展现共和国知识分子兼具时代特征与思想张力的精神史，以此向七十年来不懈前行的共和国学人致敬。

主编：叶祝弟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2019年

沈志华教授介绍搜集档案的经历

重返学界，组织编译《资治通鉴》

1991年，我从商界返回学界。但是还没有直接做历史研究。张宏儒知道我回来了，他说要不然你就到我们那里。当时他还是华夏出版社的社长。我们世界史所出来的一个老先生，搞了个华夏文化研究会，挂靠文化部。我就自己办了研究所——华夏文化史研究所，挂靠在下面。“华夏文化史研究所”是改革开放以来，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为数不多的由独立学人创办的民间学术机构之一。

研究所成立后，做什么呢？当时张宏儒给我拉了一个事，说你组织编译文白对照《资治通鉴》，这样就跟学者都联系上了，但都是中国史。我一想也行，就通过我爱人李丹慧——她原来是中华书局的编辑，认识很多人，到北大、北师大、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等单位，约请了四十几位学人。开始说资金、出版、发行等事，全由出版社负责；我只物色人员、组织班子、保证编译质量。我回到北京就买辆车，跑东跑西地联系，40多个人，做好样条、翻译条例什么的。都搞好了，刚要全面翻译，突然出版社不干了，说风险太大，因为《资治通鉴》的原著有20卷，工程量太大，万一将来赔钱怎么办，不干了。我说40多个人我刚组织起来，返回学术界头一件事就让我坑人，怎么跟大家交代啊？后来张宏儒跟我说你不是有钱吗，你自己投资干这个。我说我那钱是我想自己回来做学问的，这是我买资料买书开会的经费，何况我后半辈子还要靠它呢。他说赔不了，不会赔的。我说我可是一点都不懂，从来没做过书商。他说没问题，你就做吧。

后来我就给接过来了，前期的投入，像劳务费，房租、水电等费用，以及出版、印刷、发行，都由我负责。1991年底，全部工作终于完成，并经过权威学者审定、通过，跟出版社也签了合同，纸张也买了，就等着开机印了。那个时候出版书都要先有新华书店的订单，一有订单就知道你这书卖的情况，那会儿定了五千，卖三千册就赚钱了，所以稳赚，我也挺高兴的。结果不巧，当时全国多地发大水，突然接到新华书店总店通知，这套书的原预订单统统取消，全部作废。因为水灾，没法经营了，书店都关门了。

到底该怎么办才好呢？真是抓瞎了，因为当时我都没付稿费，我的钱差不多都买了纸张、用作了经营，得给印刷费，还得给出版社管理费，大概几十万，差不多我那会儿的钱都弄出去了。后来我跟所有的作者签了个合同，保证一分钱不少大家的，但是现在别着急，因为我现在没多少钱了。我最后花了六千块钱开了个发布会，中央电视台也请来了，还请了一批学者。结果效果非常好，那书一出来立刻就大卖了。真的非常火，有好几百万的盈利，一下子就翻过身来了。这是1991年到1992年的时候。

赴俄搜集苏联档案

但我也在想怎么弄呢，先开个会，我们几个人商量，就在深圳开的。当时全国搞苏联史的四五十位学者都去了，很多人的飞机票都是我买的，那会儿学者没什么经费，我问他们，他们说一年出去开会什么的，才几百块的经费。会上我就提出来说现在苏联档案都解密了，咱们去弄吧。当时大家都很兴奋，但怎么弄，怎么去搞，不知道，就商量，最后朱庭光出了个主意，说你还是得跟官方合作。因为我连个身份都没有，办护照都没法办，那会儿私人办很难。然后我就去找那时的中国社科院党组书记王忍之。王忍之是史学出身的，他应该理解这个事的意义，后来我就约了王忍之，到他办公室谈的，一谈就谈成了，他也非常支持。他说关键是社科院没钱，我说钱不用你的，我出，但手续请你们办，得跟那边联系，就是我们去找谁。当时我们都没去过俄国。他说这个好办，我们跟他们科学院有合作，跟那边历史所、世界史所都有合作。我说我的俄文也不行，你还得给我派几个人，费用我来出，连吃带住，包飞机票。当时有世界史所的闻一和近代史所的薛衔天两位，再加上李丹慧，我们四个人就去了，他们也都没去过俄国。

1995年，我们第一次去俄罗斯。一下飞机，我挺高兴说吃饭去，要了几个菜，和他们俄国接待的一个人一块儿。一顿饭花了几百万卢布（合400多美金），我说怎么这么贵，这样下去马上坐吃山空。后来基本上都是自己做饭，就不到外面吃了，有一次我们去列宁养病的哥尔克村，开车去的，租了个车，路上吃了顿饭，要了一个沙拉，15美金，我一看还挺便宜，结果是两片黄瓜，切薄薄两片，15美金。苏联解体以后那一段特别乱，我们到了那儿才知道俄国档案开放已经开始收缩了，出了问题。当时澳大利亚的学者找到了越战的一些档案。原来越南不承认它有扣押战俘，实际上有，他有一个名册，哪哪哪关着多少，是越南人民军给苏共中央的一个报告，结果这个被翻出来一公布，美国马上去找了。所以越南就跟俄国反映，说你们当年是领导，我们给你们报的，现在你们弄得我们很被动。

还有一个事，1986年有一架韩国的民用航空飞机被苏联打下来了，苏联不承认，结果档案给披露出来了，弄得俄国也很被动。出了那么几档子事，结果档案管理就严了。尽管严了，它整个还是比较混乱。说不给你就不给你，说给你就给你，得看你的关系做没做到家。我们就拉着他们喝酒，后来关系还是弄得不错，都可以看。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整个工作制度简直无法令人忍受。官僚主义到什么程度：第一天我们去档案馆，这还是事先约好了，9点到那儿，办手续折腾了一个钟头。好不容易进去了，没看多少到中午了，说中午吃饭关门，全给轰出去了。我们就在门口坐了大概有两个多钟头，到下午2点才进去。进去到4点，喝茶，不办公，你可以不走，但是他们不在那儿，我说你们干嘛去？下午茶。官僚得要命，效率极低。

后来我说这样不行，咱们住着旅馆，吃饭又这么贵，这么折腾不行，马上改变方针。咱们只弄目录，先编目，挑咱们有用的、想要的，把目录做好以后，让俄国学者帮咱们弄。我们托人给点劳务费、复印费，而且他们印还便宜，对外国人随便收钱。比如说我们去苏共中央档案馆，一页要收一、两美金，我到现在弄了有几十万上百万页了，那就得几百万美金。我说这样不行，我们从远东所、世界史所找了几个学者，请他们吃饭。我们带了好多酒，二锅头、茅台，俄国人也爱喝。然后跟他们谈这个事，他们都愿意，当场发劳务费，每人先发三百美金。俄国人说给你办事，还真给你办，然后我们就走了，说你们弄好了再寄给我们，或下次我们再来取，或者来中国的时候给我们带过来。因为那会儿已经开始学术交流了。

过了不到一年又去了一趟。但是第二年发现更紧了，在那儿已经不是很容易办了。当时我们得到一个消息，说美国人来得早，他们1992年就去了，大概1993年弄了大量的档案。俄国不行，还得去美国。

去美国寻找档案

回来我就找王忍之先生，把这个情况一讲，他说可以，我说你还得给我找个懂英文的。社科院科研局当时有一个处长杨建国，英文、俄文都不错，我说就你跟着我吧。因为去美国不像俄国，美国的特点是什么？活都是你自己干，没人给你干，说实话也请不了，但是复印材料没人管，只要给你看的，随便印。

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

我们去了威尔逊中心、档案馆和几个大学，一个是国家安全档案馆，是民间的，不是国家的，还有哈佛大学的图书馆、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中心。跑了几个地方，就是累，因为得自己印，把李丹慧、我、杨建国累得啊。杨建国说，老沈啊，我当处长这么多年，出国无数，没一次这么累的。我们天天在那儿印，一天站那儿八个小时，哗哗地印，威尔逊中心的复印机我就给它印坏了四台。威尔逊中心有个什么好处呢，就是复印不要钱。现在我跟威尔逊中心关系特别好，年年去，跟他们特别熟，几届主任我都认识。国家安全档案馆倒是要钱，但也不多，后来跟他们熟了，也不要钱了，但就是费工夫，你得自己一页一页看，一页一页印，所以在美国花的时间比较长，好几个月。美国我去了三次，因为在美国比较好得到资料。

运用档案资料探寻历史

刚开始，我们都是收集苏联史资料，因为当时准备做苏联史，所以就从十月革命起，涉及到苏联历史的都弄。举一个运用苏联档案研究朝鲜战争的例子。1993年叶利钦给了韩国总统金泳三216件俄国档案，都是关于朝鲜战争爆发的。2004年到2005年期间我认识了当时俄国大使馆的一个人，原来也是学者，远东所的，叫冈察洛夫，冈察洛夫说这套东西也给你们中国了，给中央档案馆了。我就到中央档案馆去了，结果发现中央档案馆封存了，拿来还没人看过呢，就都给封起来了，不能看。我说这是外国档案，他说外国档案也不行。回去我又找冈察洛夫去了，说中国都不让看，那怎么办？他说我单给你印一套。两箱子，我真兴奋。因为朝鲜战争这个事本来就是疑点重重。这个材料让我特别兴奋，整个就是来来往往的电报。1987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了一套《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那里面有很多关于朝鲜战争的电报，这一配合起来，这个事大概的脉络就看出来了。我当时做的时候还没看到这些材料，所以一看到这个材料就非常兴奋。

中间又出了一件事。1995年底有一个俄国学者拿了一件档案，是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说我们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以后，觉得现在出兵不合时宜，暂时不去了，你就让金日成撤退，或者到山里打游击去吧。可是我们中国80年代末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公布的10月2日电报，是毛泽东在电报里说，我们已经决定出兵了，10月15日先去四个军。于是这个俄国学者就写了篇文章，说中国的电报是假的，有俄国档案为证。华盛顿邮报就把这事登出来了，说中国档案做假。后来陈兼给我写了封信，说这个事很大，你赶快去查问一下到底怎么回事。1996年初在香港要开一个冷战史的会，会上就要谈这个事。

所以当时我一听，就马上去找金冲及先生，他是这个文稿的主编。我就说，人家说咱们造假，你是主编还不赶快查查，是不是有毛泽东原稿。他也有点蒙了，说你等等，第二天我告诉你。第二天我又去了，他说查了，是毛泽东手稿，不会错的。我说时间呢？他说时间也不会错，10月2日是用汉字写的，能错得了吗？后来我想有几种可能，一个是开始同意，后来不同意；或者开始不同意，后来同意，变了，所以发了两个电报。但是中国那个电报写的是3时，10月2日3点，我说要是3点可能还是这个在前。那会儿只是知道有这么个事，还没见到俄国那个电报呢，我说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看看这个电报什么时候发出去的，它是10月2日写出来的，但是也许隔了好几天发呢？结果查了，没有签发时期。而且别的电报都有签发日期，八成是没发。后来金冲及说有这个电报，这是肯定的，但是很可能没发。我说前前后后你都找来，几点几分发出。

到了香港那个会上，俄文的电报我也拿到了。一对比，大概知道怎么回事了：俄文那个电报是10月2日晚上11点。两份电报，一个是凌晨，一个是晚上。后来再找其他的材料看，10月2日白天政治局开会，书记处扩大会议，争论意见非常大，大家都不同意出兵。你再看电报就能吻合了，因为斯大林要求中国出兵的电报是10月1日来的，毛泽东大概当时自己就定了，因为凌晨3点钟，肯定没跟任何人商量，自己写了电报。但是白天书记处会议一谈，大家有不同意见，所以晚上他就拟了后一份电报，暂时不出兵。大概是这么回事，我在那次香港会议上也是这么谈的，现在确认事情的来龙去脉就这么回事。所以我说，档案太重要了。后来材料就越来越详细了。

我当时也在美国搞档案，而且档案大部分是从美国弄来的，因为我们当时在俄国收集的都是关于苏联历史的档案，就是后来编的36卷，到美国收集的范围就更宽了，都是冷战史的，其中大量的也是俄国档案。涉及中国的主要是朝鲜战争，还不是在俄国弄出来的，是当时在俄国大使馆工作的冈察洛夫给我的，还有我又去美国找的。在美国光从学者手里弄来的也不少。我跟着陈兼，一个一个去拜访学者。当时我们在香港开会认识了几个人，那时候正好很多人讨论朝鲜战争，有个叫凯瑟琳·威瑟斯比，一个女的，她懂俄文，手头有很多资料，我就去找她。她老公也是美国很有名的一个冷战史的专家，叫沃伊泰克。两口子特别热情，一箱子全让我搬走了，而且还帮我复印。因为那个时候中国人还很穷，她说都拿走吧。这箱档案都是朝鲜战争的。这是她自己搜集的，这不是叶利钦给的，叶利钦的才两百多件，当然也不少了。再就是去国家安全档案馆，国家安全档案馆的量也非常大，而且他们编了很多，就是美国对苏联的评估，所以我对美国档案也开始收集。

当时其实都来不及细看，就一看这题目知道有用，就自己先弄，没工夫坐那儿看。我们都是这样，早晨档案馆一开门就进去，一直到它关门，中午不吃饭，就喝凉水（美国的凉水可以喝），带几块饼干，要不然你出去办手续很麻烦，美国也没什么好吃的，我说算了，咱们自己买点饼干吃，节省时间，晚上人家下班时我们再走。有一次还给误了，我跟李丹慧在那儿复印，因为它里面都是开着灯的，没窗户，美国好多都是这样的，根本忘了时间，等我们一看表，全下班了。威尔逊中心是挨着国会旁边的，特别大一栋楼。结果它所有的门都关了，出不去了，我们俩在里面转了大概有一个多小时，才找到出去的门，整幢大楼就留了一个门，有一个人在那儿守着。

那次回国带了八个大行李箱，怎么往回运呢，超重不说，海关都得找麻烦。正好碰上我哥哥，他是公安部的总工程师，带着一个团到美国来访问。我说你帮我带回去算了，我自己就拿了一箱。后来回来我哥说，他们团里反映：你弟弟是干嘛的，那么沉的箱子，以为我倒卖什么呢。他说不是，我弟弟弄的全是档案，都是纸。

档案整理工作

当时我们是想重写苏联史，我说咱们再写苏联史就不能像过去那样了，得以档案为依据了。当时除了这几位老先生，年轻的就是我，金雁、张盛发、左凤荣。那会儿说好了我们要写苏联通史，以档案为依据，所以就得先整理档案。我说咱们先翻译出版档案，有了这个，研究的人就更多了，咱们就能把苏联史推上一个台阶，而且跟以前的研究根本不一样，就在于都用原始档案了，原来没人用过。后来实现了，那时候也不知道什么立项，反正我有钱，大家就翻吧。我就每年自己开会，钱都是我出。但是翻译靠这几个人不行，我说咱们都是各卷的主编，40多卷，每人包几卷，谁研究哪一段的，那几卷就归你负责编辑，翻译工作，我统一管。

我成天就抱着原始档案，全给复印出来，大概分了专题，比如苏联跟东欧关系，苏联和德国的问题，十月革命的问题等，一共弄了247个专题。我就抱着稿子坐飞机全国飞，安排任务，你翻这个，他翻那个，弄个样条出来，编了号。我们就负责编辑校对，当时王忍之找我，说这翻译费也不少，你怎么弄？他们跟财政部申请了一笔钱，200万。他说你用一部分，我们社科院也组织一套班子，你弄苏联史，我们搞中苏关系史。后来我说干脆这样吧，钱我一分都不要了，你们留着用吧，我有钱。我主要是觉得我不大爱受人管，拿了国家的钱就很多事不好办，算了，既然我前期都没要国家一分钱，后期也不要。当时王忍之不好意思，他说象征性也得给一万块钱。我说你这一万块钱就给世界史所，他们不是出人了吗？你就给世界史所，你别给我。我们的进度非常快，1996年开始，基本上全都扑在这上面了，1999年就都完稿了。大概到2000年书就可以出版了，中宣部还拨了一笔钱给出版社，60万。当时出版社也找我，说这是给你的出版费用。我说我不要。

这套书多艰难，折腾了有六七年，到2002年才出版。中苏关系我也搜集了好多，2015年出了一套中苏关系的档案，十二卷。后来又搞了一套美国情报局的档案，中央情报局和美国国务院情报司，那是2004年，“9·11事件”以后了。因为911这个事对他们刺激特别大，事先没人知道，2004年美国整顿情报系统，其中有一大批档案都是关于对华情报评估的报告。当时他们就想找中国学者来评判一下，这个事就交给威尔逊中心了，威尔逊中心当然就交给我了。还没解密呢，就先寄到中国来了，一大摞。我就分了，我、李丹慧、牛军、杨奎松，我们几个人每人分了一部分看，然后写论文，去美国参会。

现在像武大、南大、复旦、北大、南开、首师大等大学，对档案的要求已经比较严格了。我来华师大以后，规定我们这儿的学生不用原始档案根本就不能开题。我想，这才是真正的史学研究。

目

录

一个人的四十年：共和国学人回忆录

第一辑

沈宝祥  推进中国历史转折的一场大讨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回忆

沈国明  法治建设与思想解放同步

邓伟志  兼谈“邓氏三论”的来龙去脉

周尚文  感受春天的气息——追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国际共运史研究

赵修义  亲历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开放

陈  来  燕园道问学

何勤华  1978—1982年北大法律系求学记

季卫东  漫山红叶梦法治

乐黛云  理想、热情与全民文化诉求：忆中国文化书院

刘  东  沿着80年代的心力所向

孙  郁  瞭望到的星光

陶友之  1981年，我受密令调查上海“小三线”

朱林兴  我所知道的莫干山会议

刘  吉  我所经历的改革开放

俞可平  出国忆今昔：从不同时期访学经历看改革开放的影响

童世骏  记一次与“乌托邦终结”有关的多国之旅

第二辑

杨迎平  与施蛰存先生相遇

南  帆  纯粹的知识分子——记我的老师徐中玉先生

杨  扬  教了一辈子书的人——悼我的老师钱谷融先生

赵旭东  费孝通思想研究：作为一种纪念的理由

高瑞泉  “具体的心灵”有多宽广？——怀念冯契先生

葛剑雄  忆何炳棣先生

周  武  苍凉的黄昏——陈旭麓先生最后十年的学与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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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之珍  比翼双飞——我和孔阳

郭齐勇  德业双修、言行相掩——忆萧萐父先生

王家范  忆天佑

葛红兵  好老师，是学生的精神故乡——怀念我的导师许志英先生

赵  勇  在生命的终止处——《童庆炳文集》后记

杨国荣  学人往事

陈建华  魏斐德、周策纵、王靖宇、沟口雄三：漫漫求学路上，我与大师们的交集

第三辑

高  放  学习马克思主义，要善于与时俱进

樊锦诗  什么是“莫高精神”

陆南泉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对苏东国家体制改革的研究

叶书宗  我为还布哈林以历史清白所做的工作

沈志华  我怎样搜集苏联档案

于洪君  从放映员到共和国大使

萧功秦  在学术的风口浪尖感悟人生价值——四十年我的思想之回顾

张立文  新世纪的和合学

何怀宏  平衡的吸收  独立的思考

邓晓芒  我是批判儒家的儒家

陈卫平  记忆之痕——站在2018年的回望

吴晓明  冀望中国学术的自我主张

顾明远  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的建立和发展纪实

丁  钢  铭记诸师谆谆教诲，传承中国教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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