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章文|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整体性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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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载于《探索》2022年第1期。
引用格式：杨章文.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整体性逻辑[J].探索,2022(1):1-14.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理论逻辑，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自己的路”的历史逻辑，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生动转向的实践逻辑相统一的产物。实践表明，这是一条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为首要原则、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显在特征、以赓续中华文化基因为核心要义、以共同富裕为价值主线、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本质要求、以和平发展为行动准则和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追求的现代化道路。基于世界现代化发展历程的视角，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开创，诠释了“现代化≠西方化”“现代化逻辑≠资本逻辑”“现代文明≠资本主义文明”的内涵要义，具有重大而深远的世界意义。
作者：杨章文，男，博士，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发端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最重要的社会变革。在现代化的历史实践中，它使得人类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农业社会步入工业社会，迄今已创造出众多文明成果。然而，资本主义现代化在改善人的生存境遇和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衍生出一系列难以根除的痼疾。这就使得后发展国家需要思考新的现代化道路的可能性与可行性，走出一条有别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型现代化道路。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中国既不“输入”西方模式，亦不“输出”中国模式，而是坚定地走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现代化之路，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就其世界意义而言，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这就需要探究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形成与发展的内在逻辑，从而在学理上分析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能为人类现代化提供新路径、新智慧和新形态的根本原因。
1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研究回顾与问题提出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全新体认的理论与实践成果。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中国实践，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基础上，取得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为此，学者们围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相关问题从历史、理论和现实等视角展开了研究，成果颇为丰硕。这为我们深入探究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一命题奠定了研究基础。
1.1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主要研究议题
通过梳理近年来的相关研究，可以发现，国内学界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五个方面。一是其科学内涵与战略目标。董慧认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历经百年探索所形成的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道路，是一条全面、协调、可持续、和平、文明的发展道路。黄建跃基于社会发展的视角将其战略目标阐释为从“小康社会”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再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动态演进过程。二是其理论依据与动力机制。孙代尧指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胡洪彬将其动力机制概括为以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为主导性动力、以人民的积极作为为主体性动力、以党和人民的互动配合为特质的协同性动力。三是其发展脉络与显著特征。荣开明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等四个历史阶段梳理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演进理路。孟鑫则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特征归纳为科学理论的指导、先进政党的领导、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共同富裕的目标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赓续。四是其逻辑形成与实践样态。公丕祥基于法治视域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内在逻辑进行了分析。王岩等人则把这一道路描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社会治理模式构建和社会有机体整体建设的三重实践向度。五是其成功密码与世界意义。张三元认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密码在于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制度建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坚持新发展理念。鲁明川认为，这一新道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国力量，为发展中国家推进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经验借鉴，丰富了现代化道路理论体系，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生机活力，推动了文明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1.2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研究的拓展空间
当前研究实现了从文献研读、文本阐释到剖析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学理性研究的转变，探究其生成逻辑，再将逻辑特性与内在机理相结合，对其内生动力进行深入研究。然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有着长期的形成和发展历史，既有世界现代化的普遍性，也有自身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因此需要持续深化研究。第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分散性研究多而整体性研究少，因此需要进一步理清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整体性逻辑。由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局部与整体的辩证统一，不仅要求阐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各局部要素的内涵、特征、脉络等，以更好地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还强调从整体上架构其逻辑理路，使我们能够全面系统地描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全景样态。不同于中国式的现代化内涵、现代化经验、现代化方案等的“点状式”或“线性式”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研究需要我们运用辩证思维，深入剖析其整体性逻辑。第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理论、实践等单一逻辑的研究多而综合研究少，因而需要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多维生成逻辑。学者们或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论基础，或分析了其历史进程，或探讨了其生动实践，即多从某一维度来展开论述。然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成不仅充分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丰富理论养分，而且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进行的百年实践与探索，并在实践中实现了多重转向。这就需要我们从理论、历史和实践相统一的视域出发，诠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成逻辑。基于此，本文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发轫逻辑、运行逻辑和价值逻辑，以期从整体性逻辑视域诠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特质及其优势，进一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研究走向深入。
2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发轫逻辑：中国人民理性选择的结果
任何道路的形成都有其内在逻辑。习近平指出：“‘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这不仅表达了中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并且蕴含着深刻的逻辑依据。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中国共产党长期领导人民进行道路探索积累的宝贵经验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的生动实践，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创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历史与实践的逻辑基础。
2.1 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
基于理论发展的视角，尽管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论著中鲜见关于“现代化”的专门论述，但他们在对世界历史、东方社会发展、科学社会主义、资本逻辑等问题展开探讨时，清晰地阐明了现代化的相关论点，生成了别具一格的现代化理论，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从开创到形成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和科学基础。
马克思与恩格斯的世界历史思想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创提供了理论基础。马克思与恩格斯认为，大工业“控制了商业，把所有的资本都变为工业资本……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易言之，资本主义社会诞生以来，人类历史才真正以“世界历史”的名义向前延展。原因就在于，世界历史在生产与资本双重逻辑的统摄之下孕育和成长，而在此进程中，生产力迅猛发展，人们之间的时空间距日渐缩小、交往日益频繁，世界逐渐联结为一个“地球村”，因而民族国家的现代化汇成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
马克思与恩格斯的东方社会思想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提供了学理支撑。在整体考察和剖析不同历史阶段东方落后国家发展的时代背景、客观条件、现实境况等问题的基础上，马克思认为东方落后国家可以开辟出一条迥异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就俄国现代化道路而言，“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马克思反对将西欧现代化模式简单套用到东方国家，而应根据各国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状况探寻契合自身的现代化发展模式。
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引。恩格斯曾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中国共产党始终注重把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与中国发展实际相结合，把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历程与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实践相统一。进一步讲，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从探索到创立，再到成熟，向世界昭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等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命题的科学性与实践性，为科学社会主义能够推动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力证明。
马克思与恩格斯关于资本逻辑批判的论述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形塑提供了理论借鉴。资本主义的确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但同时也使人类社会陷入深重的苦难与危境。对此，马克思展开了鞭辟入里的批判，直言“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就洞见了资本逻辑的本来面目，促使人们不得不深思这一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对人类社会尤其是东方社会发展的真实效应。如此一来，马克思主义对资本逻辑的批判，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提供了理论和思想镜鉴。
2.2 历史逻辑：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自己的路”
基于历史维度的考察，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可追溯至19世纪60年代。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逐步沦为世界体系的“边缘者”，为了救亡图存，许多仁人志士上下求索，开始了现代化的探索之路。从洋务运动大规模引入西方先进技术、兴办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到维新变法主张在维系封建统治的基础上效法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再到辛亥革命在推翻君主专制的过程中建立起共和政体，虽说这些运动和革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但均在失败中黯然离场。直至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才出现历史性的转折和新的曙光。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翻开了崭新篇章。面对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局面，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国情，走上了一条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齐驱并进的现代化建设道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情况下，进行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工业建设成就斐然，为现代化建设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工业基底。1954年，周恩来首次提出“四个现代化”(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的建设目标，初步描画了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宏阔图景。1964年，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两步走”战略：第一步，创设相对独立且完整的工业与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基本路线的核心，逐步构建起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行动框架。1979年，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命题，“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成为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依循，独创性地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融合，广泛学习和利用国外先进经验，“把世界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邓小平基于中国发展实际，深入思考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和步骤，提出了“三步走”战略。因此，这一时期现代化建设目标日臻清晰，建设步伐日益加快。
党的十八大以后，现代化建设按下了“倍速键”。从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新四化”要求，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加速完善。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新时代“两步走”发展战略，描绘了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再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近景、中景和远景目标。“两步走”发展战略将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战略进一步深化和细化，并将21世纪中叶要实现的现代化目标确定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回溯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国共产党始终领导人民“走自己的路”，在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接续探索中走出了一条“适合自己”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2.3 实践逻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生动转向
从发展历程来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实践展开总体上呈现为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创造”、从“外部输入”到“内在拓新”、从“点状串联”到“网状并联”的发展过程，是一次新旧社会结构变迁的历史进程。在这一发展历程中，不断涌现的新情势以及中国自身具有的国情规定性，使得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不确定性因素愈益增加，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三大转向”的实现。
其一，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创造”的现代化转向。随着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农业社会的稳定状态顷刻间失衡，中国以被动接受者的身份卷入了世界现代化的潮涌。新中国的成立则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凿开了一条前进隧道，中国方以主动创造者的姿态开启现代化征程。在政治层面，建立起了适合中国国情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维护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在经济层面，中国渐次构筑起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放型经济体制逐步健全。在社会民生层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教育公平的实现、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贫目标。在国防科技层面，人民军队组织架构和力量体系实现革命性锻造，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一大批重大科技成果相继问世。在建党百年之际，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华民族的千年夙愿得以成真，更加坚定了中国人民“走自己的路”的决心。
其二，从“外部输入”到“内在拓新”的现代化转向。近代以来，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辛亥革命，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意欲找寻中国现代化的出路。尤其是辛亥革命以后，现代化方案主要是外部输入，意味着政治上学习西方政治体制，经济上仿效西方工业化模式，文化上推崇西方文明。实际上，现代化的标准并非唯一。伴随新中国成立后展开的系列革命、建设和改革，使中国共产党逐渐找到了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和目标，这一路径充分观照了中国国情，显现为一种内在拓新的现代化样态。从20世纪50年代周恩来提出“四个现代化”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以及“三步走”战略，再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及2035年远景目标的规划，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内涵越来越丰富。
其三，从“点状串联”到“网状并联”的现代化转向。中国作为世界现代化发展历程中的后起之秀，在现代化建设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这间接生成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战略性、全局性、革命性品格。一方面，中国探索现代化的历程肇始于民族危亡之际，创生于生产力极度落后、人民极其贫困、内外矛盾异常繁复的现实情态，仅凭借简单赓续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无法奏效的。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要走出一条有别于西方现代化的道路。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我们要后来居上，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基于这种认知，中国共产党意识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推进不但要借鉴以产业经济为基础、以工业文明时代为场景的经典现代化模式，而且要善于捕捉以知识经济为根脉、以信息时代为场域的发展机遇，进而制定切合实际的网状并联式发展战略。如此一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既有西方国家现代化道路的共同特征，更有不同特点。
3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运行逻辑：构建国家、民族和个人同频共振的命运共同体
历经百年探索，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不断深化对现代化建设理论和实践的认识，开辟出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新型现代化道路。这条道路，不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且将其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不但学习和吸收一切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还始终坚持“走自己的路”。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国家、民族和个人同频共振的命运共同体，“能够在社会和经济的战略选择方面开辟出一条新路”“有能力给全世界提供中国和世界都需要的礼物”，从而为人类文明提供一个新的文化起点。
3.1 道路“基石”：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为首要原则的政治现代化
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看来，无产阶级政党是由社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组成，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坚强的领导力量。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最为根本的是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基础上，实现政治现代化、民主制度化和法治化的有机统一。就政治现代化而言，将政治革命作为着眼点是中国这一外源后发型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选择。在反复“试验”并为之付出沉重代价后，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道路。此后，中国共产党持续领导和推动着国家现代化进程，不断探寻政治现代化的方法，切实加强党的民主执政能力建设，坚持和维护党在现代化建设中的核心领导地位。从民主制度化来看，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得以生成和发展。通常而言，西式民主主要表现为民主选举，本身具有较大的局限性，而社会主义民主则具有全过程特性，是“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的“真民主”。透过制度设计和法治建设，我国在选举、决策、管理、监督等程序中实现了全过程的民主形态。就法治化建设来说，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现代化建设事业过程中，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法治国家视为根本目标。同时，广泛吸收人民智慧，以法治手段确保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发挥人民群众的能动作用，积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政治合力。因此，在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下把政治现代化、民主制度化和法治化建设有机统一起来，从而将中国式政治现代化建设不断向前推进。
3.2 道路“引擎”：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显在特征的经济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动力。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如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建立新式工业、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中国经济建设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为主导。计划经济体制在一定时期内发挥了特殊的作用，有助于迅速改变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穷二白的面貌。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逐渐显现，一定程度上束缚了生产力发展。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制度上，实现了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认知突围，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实践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使得农村生产活力再现。邓小平提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明确界分了经济建设框架中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内涵和外延。至此，阻碍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认知的壁垒被打破。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我国经济由“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意味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建设迈向新发展阶段。基于此，党中央明确提出“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部署。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引下，中国经济建设更加注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经济增长动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选择了一条正确道路，通过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建设实践不断强化顶层设计，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走出了一条适合自己的经济现代化建设新路。
3.3 道路“沃土”：以赓续中华文化基因为核心要义的文化现代化
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亦是一个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逐渐融会贯通的过程。随着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译介与传播，中国文化现代化建设得以提上日程。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作为一种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引领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化，凭借其盎然生机深植于中国沃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框架中，深刻体认中国国情、遵循中国革命规律、加强中国革命实践，着眼于创设一个充满活力、秩序井然的美好社会，“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文化探索与建设的大幕徐徐拉开，人民群众的日常文化生活变得愈发丰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被排上日程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建设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的同时，也竭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进入21世纪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形成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融汇于中华文化发展的历史文脉中进行诠释，不仅从根本上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融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中，而且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换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内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内的文化基因、文化精神、文化活动等方面。在马克思主义的行动框架中，中国共产党推动了文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转向，这为人们更好地体认中华文化的现代化发展、加深中华文化认同感、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前提条件。
3.4 道路“航标”：以共同富裕为价值主线的社会现代化
对共同富裕的执着追求，贯穿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已开始探究广大劳苦人民翻身之后何以脱贫致富的问题，认为组织集体互助的合作社是广大民众“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在1955年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中毛泽东明确提出“共同富裕”的概念，并在随后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阐发了“共同富裕”的目标—“使全体农民达到中农和中农以上的生活水平”。中国共产党人的这些探索为改革开放以后的扶贫攻坚铺设了理论前提和物质基础。进入改革开放新阶段，邓小平将共同富裕提升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而后，党的十五大提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战略举措，以缩小地区差距；党的十六大制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路线图，更加深入地阐释了共同富裕的内涵。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入“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习近平进一步提出在新时代“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具体而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通过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持续推进共同富裕，坚决防止西方现代化过程中两极分化问题的重演，旨在以共建共享的方式实现共同富裕、社会和谐和人的全面发展，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理论，从而凸显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本质属性和内在规定性。
3.5 道路“样态”：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本质要求的生态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历来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就意识到环境治理的重要性，重视自然规律的普遍性和不可逆性—“自然界有抵抗力，这是一条科学”。然而，囿于相对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我国在较长的时间里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要是放在经济社会建设的框架里面，来努力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发展最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改革开放后，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我国生态环境问题开始凸显，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将环境保护上升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此后党中央从生产力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法律规制、生态技术创新、生态环境监管等层面入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使可持续发展战略落地生根。步入21世纪，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主要内容的“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放在了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和经济社会建设的重要位置。“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可持续的发展观”“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等内容写入党的十七大修订的党章之中。党的十八大则进一步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随后提出了“美丽乡村”“美丽中国”的生态现代化目标，并在阐释绿色发展理念的过程中使得人们的生态自觉性得到大幅度提升。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加大了生态环境治理力度，坚持“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有机统一，生态环境保护取得显著成效，在生态理论上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党的十九大提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实践表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为指导，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理念，是一条把握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辩证关系的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之路，更是一条关涉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千年大计的生态文明建设新路。
3.6 道路“章程”：以和平发展为行动准则的外交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出发，结合中国实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领导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以和平发展为前提和基础的现代化道路，塑造了勇担国际道义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尚和合、求大同”思想以及近代中国的受压迫史，一方面决定了中国不会走“国强必霸”的路子，另一方面也坚定了中国通过和平发展实现现代化和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念。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便清晰地认识到要“独立自主地干”中国式的现代化，既要“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要“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提升外交现代化水平的过程中妥善处理了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的辩证关系，推动了经济社会现代化的快速发展。进入新时代，中国秉承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外交理念，在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上不断增强维护世界和平的中国力量。因此，中国的发展“靠的不是对外军事扩张和殖民掠夺，而是人民勤劳、维护和平”。从“一带一路”倡议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到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中国不断坚持以互利共赢的理念推动世界和平发展。在国际交往的价值理念中，中国始终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倡导多边主义，与世界共享中国的发展成果、发展红利、发展方案，致力于为世界与中国的发展创设稳定和谐的国际环境。正是凭借积极作为、勇于担当的大国形象，使得中国愈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推动了中国外交现代化建设与发展。
3.7 道路“进阶”：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追求的人的现代化
“人民创造历史”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观点。“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因而人的全面发展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价值追求。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理念，“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社会主义制度里包括给所有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真正的充分的自由等。透过历史的光芒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始终团结带领人民为美好生活努力奋斗。1934年毛泽东就指出：“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水平的提高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邓小平从社会生产力、国家综合实力、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并强调党的方针政策要遵循人民赞成与否、拥护与否、答应与否、高兴与否的原则，旨在展现人民的拥护对于党和国家行稳致远的重要意义。江泽民明确提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的科学论断。胡锦涛在深刻回答“发展为了谁”和“发展依靠谁”问题基础上，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一步彰显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价值取向—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这就意味着，在现代化这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中，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追求的人的现代化是整个现代化的最终归宿。
4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价值逻辑：破解现代化“不等式”的中国密码
迈向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道路问题则是现代化建设最根本的问题。“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作为一个使命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国情出发，经过长期求索，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这是一条有别于西方现代化的新路，不仅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新路径，还为解决人类发展问题贡献了新智慧，更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创造了新形态。
4.1 阐明“现代化≠西方化”的逻辑理路，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新路径
长期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先发优势，制造出一种以“私有制+自由市场+分权型现代化国家机构”为“方程式”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这一模式伴随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而扩散开来，并被西方世界普遍看作是人类现代化道路的“唯一选择”，使其具备了彻底的、无限制的对外扩张的“道义优先级”。然而，照搬西方现代化模式所引致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全球生态危机”“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却将较多的发展中国家裹入了发展漩涡。中国从国情实际出发，认真鉴别、合理吸收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发展的原则，找寻到了一条迥异于西方且适合自己的现代化道路，阐明了“现代化≠西方化”的逻辑理路，打破了西方中心论的神话。因此，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可以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提供经验借鉴。
其一，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开展现代化建设。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要实现既跟上现代化发展潮流又保持自身独立性的转变并非易事。以现实为镜，部分发展中国家将西方政治体制及其政党制度等“誊抄”至本国，其结果是国家陷入动乱、萧条乃至崩溃。中国作为人口众多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始终将国家主权和安全置于首要位置，秉持独立自主的原则，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坚持中国的事情让中国人民自己办，并且按照中国的实际来办，将独立自主原则贯穿现代化建设始终。
其二，坚持走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现代化建设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密码还在于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一方面，中国对内展开了全面而深入的改革。这尤其表现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生态环境的保护、贫困人口的脱贫致富等方面，这些共性问题的解决所蕴含的思路和方法也同样适用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中国依靠自身的发展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在开放进度上，中国对外开放进程在改革开放后明显加快，这集中表现为中国政府积极与各国建交，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等；在开放程度上，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即无论是何种社会制度，也无论是何种社会发展水平，皆被纳入中国对外开放的范围。
其三，矢志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中国依靠自身努力不断夯实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就物质基础而言，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同时秉持独立自主、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多边协商的外交理念，加强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贸人文交流，有利于更好地维护中国自身的安全和更好地服务于世界和平。就社会基础而言，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自古热爱和平，中国所走的和平发展道路得到了广大中国人民的支持，中国对外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亦得到了全球大多数国家的支持。这些实践经验可以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摆脱西方国家束缚进而实现自身自由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4.2 诠释“现代化逻辑≠资本逻辑”的内涵要义，为解决人类发展问题贡献新智慧
在众多西方人视域中，资本撬动了现代化的开端，并促进了人类现代化的进程，因此现代化逻辑体现为资本逻辑，二者之间可以画等号。然而，这一等式是否成立？从现代化逻辑的内涵来看，作为人类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所走过的道路及其发展规律的总体呈现，其旨归在于人的主体能量的充分释放与人的自由和解放的实现，并以此构建现代社会为目标。资本逻辑则是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牟取自我增殖和钻营剩余价值的逻辑，反映出资本天然的逐利秉性、拜物本质和无穷私欲，折射出“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历史和现实都表明，资本逻辑既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动因，也是现代社会弊病的根源，其随意性和局限性决定了资本无法饰演现代化发展的主角，而只可充任配角。倘若每个国家都只顾及自身利益，与之偕行的定是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矛盾纷争频发。因此，资本逻辑的确带来了现代化，但同时也种下了诸多“苦果”，给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极大威胁。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要应对的问题，不仅是中国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也是众多发展中国家乃至现代人类所面临的问题。从经济发展角度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强调发掘自身市场潜能的同时，也注重与国际市场接轨，旨在建构互利共赢的经济发展新格局，成为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强力引擎。从贫困治理维度看，中国在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尤其重视贫困治理。特别是新时代以来，中国积极探索精准扶贫治理范式，促使现行标准下农村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贫困村全部出列，束缚中国人千年之久的绝对贫困问题得以消除，为人类减贫提供了中国方案。从生态治理方面看，中国牢固树立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进一步延展了人民向往美好生活的内涵，也为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作出了重要贡献。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视角看，人类社会是一个命运与共的整体，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致力于构建一个“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注重自身发展，而且笃实践履了世界和平“建设者”、国际秩序“维护者”、全球发展“贡献者”的责任担当，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力量支撑。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区别于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显著标志，它超越了资本逻辑规制的经典现代化的那种导致人的异化和阶级对抗的模式。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取得成功的意义还在于，它生动说明：中华民族复兴事业是人类进步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解决国内发展问题是破解世界发展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由自身努力成功解决了生存发展的基础性问题，并不断迈向富强，这本身透射出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因而，不论是在经济发展方面还是贫困治理方面，不论是生态治理方面还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方面，都为人类破解发展问题提供了中国经验、贡献了中国智慧。
4.3 明晰“现代文明≠资本主义文明”的价值判断，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创造新形态
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文明批判的焦点聚集于资本主义形态，主张在世界历史的发展中扬弃资本主义现代文明，进而探索科学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和新文明。资本主义文明作为现代工业文明的一种形态，不仅推动了生产力的高速发展，而且促进了全球经济的交流与融合。但资本主义文明并非人类文明发展的“唯一选项”和“终极版本”，而仅是众多现代文明版本中的初级版本或发展较为充分的文明形态。考察世界社会发展史可以发现，正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让东方古老文明焕发了容光并实现了现代化新生，它有力地确证了“现代文明≠资本主义文明”的价值判断，探索出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进入了社会主义文明发展的新境界。
其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吸收其他现代文明成果的同时，以一种新文明形态为人类文明进步确定新路向。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基底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通过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在经济建设、科技创新以及政治文明等方面的有益成果，使得社会主义现代文明能够在资本主义文明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实现人类文明形态更替上的质的飞跃，并给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通往现代化提供一种新的可能性与可行性的选择或借鉴。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现代文明成果的同时，自始至终倡导和践行多边主义的国际交往原则，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克服资本主义文明全球化所引致的对抗和冲突，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力量，使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得以在扬弃和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过程中，以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将人类现代文明推向前进。
其二，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践中生发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规避了资本主义文明既有缺憾的新型文明形态。在人类现代化进程中，资本逻辑作为资本主义文明紧密相连的轴心，极易引致人的普遍物化和异化症候，经济利益关系变成勾连一切社会关系的桥梁，人类社会的所有冲突威胁在资本主义文明界域中抵达了历史的峰值。显然，这种文明将不可避免地使人类坠入深渊，竖立其上的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新意叠出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原因在于，一方面，人类文明新形态以马克思市民社会批判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学理支撑，以成熟健全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为基础保障，从制度之维根除了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生发的弊病；另一方面，人类文明新形态孕生于集体主义与公有制占主导的而非个人主义与私有制占主导的社会中，在此文明形态中资本逻辑仅仅充任驱动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机制而不是压迫剥削人民的霸权思维，从而在生产方式上破解了现代化的系统性危机。
其三，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践中淬炼而来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路径超越。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既非以资本主义文明为建设底板，亦非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叙事对象，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建设的路向、目的、方式和格局上看，它超越了资本主义文明的时空范畴。从社会进步路向看，这一文明新形态并非创设一个普遍物质化、原子化、虚幻化、去中心化或资本控制人的社会，而是要营建一个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人与世界和睦共处的社会；从社会生产目的看，它并非诉诸实现资本繁殖，而在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社会延展方式看，它并非以压迫、侵略、殖民、统治和奴役等方式展开，而是在共建、共治、共商、共创、共享的过程中实现文明形态建构；从社会建设格局看，它并非以铸造一个强权政治、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国家为己任，而旨在构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切都预示着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依托的社会主义文明，将以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姿态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不断注入新动力、新活力、新推力。
5 结语
习近平指出：“我国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种“五位一体”式的现代化特点共同构成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内涵和本质属性。因此，基于世界现代化发展史的视角，中国以后来者的姿态，创造了一种根本区别于其他国家发展的新道路和新模式—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条新道路的开创，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继承发展，离不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积极探索，更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生动实践。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为首要原则、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显在特征、以赓续中华文化基因为核心要义、以共同富裕为价值主线、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本质要求、以和平发展为行动准则和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追求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共产党作为国家治理的领导核心，推动着国家治理的现代化，确保在复杂多变的世界形势下能够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经受历史检验和各种风浪考验，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航程上砥砺前行。从“大历史观”角度看，世界各国走上现代化道路是必然选择，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开创，不仅充分阐明了“现代化≠西方化”的逻辑理路，而且诠释了“现代化逻辑≠资本逻辑”的内涵要义，还有力确证了“现代文明≠资本主义文明”的价值判断，为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探寻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新的选项。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新发展阶段，中国必须矢志不移推进现代化建设，坚定“走自己的路”的信念与决心，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作为通往民族复兴的唯一通途。
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出发点而建构的整体性逻辑分析，虽为厘清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发轫逻辑、运行逻辑和价值逻辑提供了一定经验参照，但无法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领域的全部逻辑样态予以厘清。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思维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局限性进行揭露和批判的同时，我们也需要关注到它本身所固有的“双刃”属性。因此，在未来研究中有待进一步深入讨论和思考如下问题：一是基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颇有成效的客观事实，如何对西方现代化推演而来的文明样态进行历史的与现实的客观评价，以便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形成的新文明形态进行比较研究；二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局势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带来了很多难题，那么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如何解决这些难题，以及解决这些难题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形成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意义；三是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践推进过程中如何寻觅到更多与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中介，以及与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通过这些问题的研究，进一步在学理上厘清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人类文明进步的理论贡献与实践贡献。基于未来研究的视域，或可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可持续发展、人类现代化文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视角作为切入点，继续深入发掘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不同诠释路向及其丰富样态，将会延伸出更多、更具中国话语表现力的研究成果，从而为新时代走好“自己的路”提供理论和实践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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