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载于《探索》2023年第1期。引用格式：杨章文.元宇宙技术嵌入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双重效应及其调节优化[J].探索,2023(1):171-184.摘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本文刊载于《探索》2023年第1期。引用格式：金江峰.村庄“中位达标”治理的逻辑及影响[J].探索,2023(1):147-158.✦

关注我们本文刊载于《探索》2023年第1期。引用格式：郭一宁.数智协商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新形态[J].探索,2023(1):66-77.摘

渊公共治理共享地理空间：中国农村基本治理单元的选择逻辑——以渝鄂湘三地部分山区农村为例邓大才资本嵌入、村庄响应与农地规模化经营成效郑永君，张

提升网络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策略准确认识和把握5G驱动下网络意识形态传播的规律，提出新的传播策略，需要解决信息传播新变革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式微之间的矛盾，顺应趋势，因势利导。4.1

点击上方蓝字关注我们本文刊载于《探索》2022年第6期。引用格式：张力伟，李璎珞.“三全合一”：基层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运作模式及其内在机理——基于Q社区的实践分析[J].探索.2022(6):62-72.摘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整体性逻辑杨章文定向与聚力：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赋能国家治理的实践理路冯思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起点的再讨论——基于方法论的审思陈加飞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发逻辑与独特内涵张润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话语的存在形态与建构逻辑杨彬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的科学内涵、辩证关系和实践创新余卫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四重阐释及其整合付文军论新的赶考之路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蒙象飞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构张永刚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涵特质与中国叙事吴凯习近平关于政德建设重要论述的原创性贡献黄建跃论新时代共同富裕与人的全面发展张三元中国共产党时代主题观的历史演进与价值意蕴刘海军深刻理解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整体性逻辑苗文玉探索笔会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创造“四个伟大成就”的内在逻辑与实践经验蒯正明，秦芬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的百年历史及其经验张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民民主话语结构的流变彭冲，王炳权重塑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对西方民主的超越林毅巡视场域中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刘诗林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要素与结构佟德志，王旭人民监督权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在价值与保障机制王阳亮党的领导：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根本政治保证王红艳全过程人民民主“何以必然”：基于“历史—理论—现实”的解释亓光，刘娇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破解基层腐败防治难题的有效路径付宇程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内核与治理优势孙莹共同富裕：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工程师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战略选择张等文，刘绍覃共同富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坚实基础李猛迈向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命题杨渊浩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历史底蕴、新时代实践与重大意义杨凤城党的团结统一是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关键郭祎政治学研究中华民族共同性的类型、凝聚机制与形成过程张淑娟国民意识培育：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内核及其进路黄金辉，陈崇仁中华民族共同性及其增进理路：一个民族政治学的解释徐欣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政策话语的发展脉络与构建逻辑于春洋市场化、社会化、国家化进程中的乡村振兴瓶颈及其突破——基于山东烟台“苹果村”的调查徐勇，石健合作治理：乡村振兴战略中治理有效的一种模式张领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结构体系朱碧波中华民族共同体国民属性的形成与发展孙保全“零容忍”廉政文化建设的制约因素与破解之道刘雪华，贺晶晶容错机制话语的演进过程、内涵意蕴与实践景观陈朋历史政治学视域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严庆，王跃三重政治结构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演进周光俊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复合式政治传播结构庞金友，赵洁“三全合一”：基层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运作模式及其内在机理——基于Q社区的实践分析张力伟，李璎珞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体系建构：价值意蕴、内在逻辑与实践进路侯金亮政党治理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研究：基于党的历史成就与基本经验的视角吴炜，曹敏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社会号召力的实践逻辑与提升路径郭一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特约栏目主持人：秦宣）中国共产党时代主题观的历史演进与价值意蕴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认识时代的思路、观点和方法，为中国共产党认识时代主题奠定了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时代主题观历经百年发展，形成了两大脉络，一是对世界时代主题的认识，二是对国内时代主题的认识。中国共产党对世界时代主题的认识，经历了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再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转变与深化；对国内时代主题的认识，则经历了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再到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层层递进。中国共产党时代主题观将国内大局与国际大局统筹起来，确定中国共产党的时代任务，使中国共产党把握时代大势、顺应时代潮流、引领时代发展。中国共产党时代主题观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为发展马克思主义时代理论、引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把握历史主动提供理论依据，为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理论指引，为推进人类文明进步事业贡献理论智慧。作者：刘海军（1986—），男，博士，成都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深刻理解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整体性逻辑摘要：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出场源自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的浸润、中国共产党对新文明的自觉追求、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滋养和社会主义文明建设成就的升华，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的有机统一。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一种以厚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为前提、以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为根本、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核心、以不断推动中华文明繁荣发展为基础、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关键、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以建构合作共赢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方向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丰富内涵的新形态文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积极开启和成功实践，证明“西方中心论”“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单向发展论”“国强必霸论”等基于西方现代化经验与文明认知的理论是错误的。这些西方错误理论并不适合当今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时代主题，也不能解释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成就和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使命追求。这种生成逻辑、运行逻辑、价值逻辑相统一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重要的世界历史意义，为人类文明建设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与中国力量。作者：苗文玉（1993—），女，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探索笔会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历史底蕴、新时代实践与重大意义摘要：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历程中勇于自我革命，坚持不懈地同影响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危害党的肌体健康的现象作斗争，为新时代明确提出以自我革命精神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历史经验。全面从严治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新境界，这体现在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正风肃纪、组织建设、反腐败斗争和制度建设等方方面面。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党的自我革命，不仅是为了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更重要的是以自我革命带动社会革命，更好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者：杨凤城（1963—），男，博士，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党的团结统一是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关键摘要：党的二十大报告第一次提出“大党独有难题”的重要论断，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此保持了足够的清醒和坚定，进一步锻造了伟大的党。从百余年党史看，保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是党的生命，是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关键所在；从三个历史决议看，中国共产党在解决一个个历史难题中发展壮大，三个历史决议不仅见证了百年大党的奋斗历程，而且镌刻着党解决自身难题的鲜明价值诉求与政治追求，那就是必须始终确保党的团结统一。大党之难，难在始终保持坚强和坚韧，百年大党因维护和保证了团结统一而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在此基础上团结一切力量完成历史使命。迈步新征程，我们需要继续从历史决议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在分析影响党的团结统一因素、解决破坏团结统一的问题、凝聚促进团结统一的力量、巩固保持团结统一的基础、发挥实现团结统一的优势、总结提炼保证团结统一的经验以及在新征程上培育凝聚永葆团结统一的资源等方面持续努力，确保党始终如一的坚强和坚韧，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最强有力保证。作者：郭祎（1981—），男，博士，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四川行政学院）党建部副主任，教授，兼任电子科技大学天府协同创新中心数字党建研究所研究员。政治学研究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复合式政治传播结构摘要：政治传播作为民主制度实践安排的必要环节、民主主体素质培养的重要利器和民主社会健康发展的主要助力，是现代民主正常运转不可或缺的要素。全过程人民民主内蕴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政治传播过程，这一过程以传播主体广泛且主动、传播环节多样且互补、传播方式丰富且全面为显著特征，涵盖以权力授予和政权组建、政策制定、问题解决、文化培育和权力监督为导向的五大政治传播环节。其中，以权力授予和政权组建、政策制定、问题解决为导向的政治传播环节围绕权力生成与运行的轴心展开，在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处于核心地位；以文化培育和权力监督为导向的政治传播环节立足民主培育与监督，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正常运转提供保障。各个政治传播环节包括若干彼此联结且相互配合的政治传播步骤，层序分明、环环相扣，从而建构起“核心驱动—外围保障”的复合式政治传播结构和“外在并行—内在循环”的递进式政治传播流程。为全面提升全过程人民民主复合式政治传播结构的质量和效能，应从主体素养、路径渠道和媒介技术三个维度入手，合理优化政治传播的实施路径和具体步骤，充分发挥复合式政治传播结构的合力效应。作者：庞金友（1975—），男，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赵洁（1992—），女，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三全合一”：基层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运作模式及其内在机理——基于Q社区的实践分析摘要：基层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实践场域，科学把握基层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运作模式与内在机理，有助于提升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以Q社区为案例进行系统考察发现，基层全过程人民民主体现为“三全合一”的运作模式：一是全方位动员，全过程人民民主有效运转的前提是有效动员多元主体，使得多元主体愿意参与、能够参与；二是全体系架构，基层治理的复杂性决定了需要构建由多维民主制度要素构成的、与之相适应的制度体系；三是全流程监督，民主程序的效能有赖于强有力的、持续性的监督保障。Q社区的案例表明，基层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有效运转依赖于三个基础性要素：高度参与的人、韧性的制度与持续的监督，这三个要素分别构建了真实管用的民主制度的社会基础、组织基础与责任基础。“三全合一”的基层全过程人民民主运作，为推动基层民主、打造基层治理共同体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作者：张力伟（1992—），男，博士，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李璎珞（1993—），女，博士，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通讯作者）。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体系建构：价值意蕴、内在逻辑与实践进路摘要：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体系建构是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然状态和应然状态转化为相应的话语表达，具有民主形式上的话语表征价值，凸显出人民民主的新形态；具有民主运行上的话语诠释价值，搭建实质民主的阐释框架；具有民主效果上的话语引领价值，提供民主实践的多样评价标准。这一话语体系建构有助于打破西方国家对民主概念定义权、民主实践阐释权以及民主发展评判权的垄断。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体系的建构离不开话语主体、话语媒介、话语内容、话语受众等要素的相互作用与配合，这构成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体系的内在逻辑，因而需要在厘清其相互关系的基础上把握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的生产逻辑、运行逻辑、实践逻辑。从上下联动话语主体、精准凝练话语内容、开拓融合话语媒介、互动共情话语受众四个方面探索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体系的建构策略，以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话语权，推进人类民主政治新发展。作者：侯金亮（1988—），男，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政党治理动员型治理：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内在机理与实现机制摘要：组织动员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政治组织的基本功能与重要优势。以党的基层组织为中轴，组织基层社会并动员社会主体参与治理是党领导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内蕴动员型治理逻辑，其发挥社区党组织的组织动员功能，引领重塑基于信任的社区治理关系结构；嵌合市场组织与社会组织，整合治理资源以降低治理成本；发挥党员示范带头效应，带动社区治理主体协同参与。因此，要实现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需通过枢纽链接、组织嵌合与行为垂范等机制提升动员型治理效能，即建设枢纽型党组织，通过机构合作以实现治理过程的系统化运作、资源交换以降低治理成本、空间优化以提高治理效率，引领构建社区治理整合体系；深化党的组织嵌合，通过完善党的组织架构以组织带动社区居民、拓展党的组织覆盖面以整合社区治理组织化资源、建设政治引领工程以推进合作治理，塑造社区治理网络格局；发挥党员先锋作用，统筹加强社区党员与在职党员双重示范引领效应，激活社区治理主体参与动能，进而破解基层治理困境，稳固现代化国家治理根基。作者：孟燕（1988—），女，博士，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方雷（1966—），男，山东大学人文社科青岛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沉浸式动员”：乡村振兴中农村党组织动员农民的路径创新——基于两个村庄的案例分析摘要：“动员”农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工作和重塑乡村社会的一个重要抓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需要把农民动员起来，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当前，一些农村党组织退出农民生产生活领域，党群关系逐渐疏远，党组织对农民的“动员”功能弱化。在日益分化和个体化的乡村社会中，传统行政命令式动员已难以发挥作用。“沉浸式动员”通过加强党组织自身建设、建立健全党员联户制度和正向激励制度等措施，确保党建能够融入农村生产生活事务中，实现党群之间的长期互动，密切党群关系。在党群互动过程中，党员的先进性不仅能够表现出来，而且通过党员先进性影响和带动，使农民树立正确的权利义务观，重塑农民的公共精神，从而激发农民参与乡村振兴建设的主体性。因此，“沉浸式动员”更切合当下乡村社会基础和乡村振兴建设长期性的需求。作者：魏小换（1981—），女，博士，河南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公共治理国家纵向治理体系建设的责任意蕴、制度优势及治理效能摘要：国家纵向治理体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础性工程。推进国家纵向治理体系建设，不仅是健全国家治理制度架构、提升国家治理整体效能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成熟定型的重要保障。从责任与治理的内在关联来看，责任政治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原则与价值理念，不仅能为国家纵向治理体系提供必要的组织基础和权力结构，而且能在规范各级政府的治理实践中优化纵向治理格局。构建权责一致、职责分明、究责高效的责任政治形态，是国家纵向治理体系建设的价值旨归与重要目标。契合责任政治理念的国家纵向治理体系，在增强国家治理的垂直贯通与多级协同、调节有序治理与有效治理的内在张力、推动治理主体的协商对话与通力协作方面具有显著的制度优势。持续推进各级党政部门的权责结构优化、职责范围界定及失职问责追究，是新时代国家纵向治理体系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有力举措。作者：马雪松（1982—），男，博士，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副院长，吉林大学廉政研究院副院长，吉林大学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程凯（1995—），男，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情境嵌合：乡村振兴过程中农村社会工作的价值实现路径摘要：在当前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社会工作如何在农村场域实现其价值是一个亟待关注的议题。从情境层面探讨农村社会工作的价值实现问题，能够为社会工作在农村场域的价值实现提供可行路径。情境视角下农村社会工作的价值实现涉及实践场域、本土进路、价值展现三个层面。从实践场域来看，社会工作实践和研究的生活世界转向为农村社会工作的价值实现提供了重要前提，情境成为农村社会工作价值实现的实践场域。从本土进路来看，将农村社会工作的价值实现路径沉淀到情境层面，社会工作者从辨识情境到处理情境再到衡量情境转变的一系列实践回应了社会工作者在农村情境中“何以可为”的问题。与此同时，社会工作者并非仅仅停留在单个情境中的碎片化行动层面，而是通过不断地将农村社会工作实践情境相互交织，以迈向农村社会工作实践的情境嵌合，并借助情境嵌合来增强农村社会工作的研究力、回应力和行动力，最终实现农村社会工作在实践中的价值。作者：范雅娜（1984—），女，博士，延安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从“城乡二元”到“城乡三元”：村改居社区研究的范式转换摘要：作为农村城市化的产物，村改居社区是当前我国基层社会的一种独特形态。鉴于村改居社区从农村向城市转型的客观事实，城乡二元结构范式成为村改居社区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主流范式，主张村改居社区治理应从“村治”向“城治”转型，以促进村改居社区的城市融入。然而，“城市本位”的治理转型实践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村改居社区的“半城市化”状态。在对城乡二元结构范式及其指导的村改居社区治理研究进行总结与反思的基础上发现村改居社区研究应转向更加契合实际的城乡三元结构范式。“城乡三元”是基于城乡关系变化对城乡二元结构的补充与完善，强调在城乡要素密集互动的领域形塑出一个城乡结合的新型“第三元”结构，并与城乡二元一起形成“城—郊—乡”三元结构。由此，村改居社区的研究视域也相应从“城市本位”转变为“郊区本位”，村改居社区的独特价值得以凸显。基于城乡关系的范式转换能够厘清村改居社区研究的经验迷惑，促进村改居社区研究的视野开拓。作者：纪芳（1992—），女，博士，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博士后。流动性增强背景下区域合作治理模式的生成摘要：20世纪后期以来，跨越地域边界的公共问题和公共事务日益增多，区域治理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不过，区域治理绝不仅仅是治理范围或空间尺度的放大，更不能满足于对具体的、个别的跨域公共问题的应激式解决，而是意味着流动性不断增强背景下社会治理模式的重大变革。在最直接的层面上，正是各种社会要素如人、物、资本和信息等跨越边界频繁流动导致了区域公共问题的发生。从流动性的历史变迁来看，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中，流动性的生成和增强带来了个体的解放，与此同时也出现了运用边界管理手段控制流动性的各种制度安排。行政区划管理是对国家内部的地理空间进行划分，并在边界明确的空间范围内设置不同层级的行政建制、行政单位和行政区域，从而实施具体的治理活动。进入后工业社会，流动性加速增强，出现多元治理主体并存的局面，建立在行政区划管理基础上的传统模式面临多方面的挑战，亟需构建一种包括不同层级政府、非政府组织、私营企业和社会公众等在内的多元主体之间的区域合作治理模式。作者：刘兴成（1986—），男，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思想文化建设与传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内涵、关系与路径摘要：精神力量是人特有的精神属性，是精神状态在实践基础上的能动反映，是人的精神自信、精神自觉、精神自由的体现，具有自主能动性、选择创造性与自信自强的特征。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要通过发挥科学理论的指导作用将蕴藏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精神力量”唤醒，使之真正成为变革现实世界的“物质力量”；又要注重在现实世界中发挥物质力量的作用，激发实践主体更为主动、更为强大的“精神力量”。在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的实践中要注重把握和处理好美好生活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富裕中的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人生幸福中的积极心态和消极心态这四组关系。在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物质需要的同时，通过大力弘扬劳动精神、奋斗精神、奉献精神、创造精神、勤俭节约精神，达到物质与精神同步的美好状态。基于此，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要重视精神力量的作用及其增强、发挥。结合当前实际，可以通过弘扬真理的力量以掌握精神主动、颂扬伟大成就的力量以激发精神自信、高扬文艺作品的力量以培养精神自强、发扬斗争精神的力量以坚定精神自觉、宣扬奋斗的力量以实现精神自由这五个方面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作者：张志勇（1978—），男，博士，中共重庆市委党校（重庆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主任，教授。5G驱动下网络意识形态传播的新特征、新风险及应对策略摘要：随着信息技术的更迭，以5G为基石的智能时代迎风启幕，信息传播领域的深刻变革带来网络意识形态传播主体智能化、传播内容视频化、传播方式多维化、传播受众类型化等新特征。智能化带来网络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权脱域、评价权转移、把关权弱化，导致传播主导力式微；视频化削弱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导向功能和教育功能，导致传播话语权式微；多维化带来虚拟和立体互动的信息传播监管困难，导致传播管控力式微；类型化带来“信息茧房”效应和“群体极化”现象，导致传播认同度式微。防范和化解当前网络意识形态传播过程中的新风险，需要顺应信息技术变革的趋势，构建“5G+”赋能全程、全息、全员、全效的传播体系，守牢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主导权；提升话语表达的亲和力、感染力和影响力，促使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不失语、不失声、不失踪，掌握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话语权；统筹技术与制度，构建安全、有序、健康的信息传播环境，提升网络意识形态传播的管控力；防范算法偏见，破解传播的信息窄化和价值迷失难题，提升网络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认同度。作者：谢俊(1980—)，女，博士，重庆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往期回顾◆目录与摘要|《探索》2022年第5期◆目录与摘要|《探索》2022年第4期◆目录与摘要|《探索》2022年第3期◆目录与摘要|《探索》2022年第2期◆目录与摘要|《探索》2022年第1期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栏目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2.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研究3.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理论与实践研究4.新时代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研究5.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由之路研究6.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基本问题与前沿问题研究7.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研究政治学研究栏目1.全过程人民民主研究2.全面发展协商民主研究3.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研究4.新技术革命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5.共同富裕与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研究6.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研究7.国家安全体系与能力现代化研究政党治理栏目1.政党治理视野中的大党难题研究2.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研究3.党的全面领导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4.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研究5.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研究6.百年大党与中国式现代化研究7.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成就与经验研究8.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研究公共治理栏目1.共同富裕与治理现代化研究2.中国式现代化与基层治理研究3.城市更新与城市治理研究4.地方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研究5.乡村振兴与和美乡村建设研究6.新技术与公共治理创新研究7.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保障研究8.中国特色志愿服务理论与实践研究思想文化建设与传播栏目1.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2.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弘扬研究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魂育人的基层实践研究4.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的理论与实践研究5.中华文明传播力和影响力研究6.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研究7.思想政治教育前沿问题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特约栏目主持人：秦宣）习近平关于政德建设重要论述的原创性贡献黄建跃论新时代共同富裕与人的全面发展张三元探索笔会共同富裕：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工程师

本文刊载于《探索》2022年第4期。引用格式：阎国华，韩硕.网络圈群下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现实境遇与促进策略[J].探索,2022(4):171-184.摘要：依托移动网络、社交媒体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网络生活日益呈现圈群化转向。网络圈群在缔造网络生活新业态的同时，也日益产生现象级影响，包括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解构与重构。借助对传播逻辑和认同逻辑的深刻塑造，网络圈群显著影响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和认同的现实境遇，并引发了网络圈群下主流意识形态引领作用削弱、主流意识形态难以进入圈群、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借圈传播、圈内典型意见主导思想认同等显在困境。遵循网络圈群影响主流意识形态的逻辑脉络，分析其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形成的主要挑战，可以发现网络圈群下增强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应着重以优化内容设计、创新方式方法、紧盯受众需求和注重协同作用为抓手，从而在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圈群引领力、提高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圈群穿透力、深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圈群性生态和统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圈内外因素等方面实现系统优化。作者：阎国华，男，博士，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韩硕,女，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安全工作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成功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工作，深刻指出“网络已是当前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在互联网这个战场上，我们能否顶得住、打得赢，直接关系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落实这些决策部署，做好意识形态斗争和安全工作，核心是处理好主流意识形态认同问题。但提升和加强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是一项系统工程，面临复杂多样的问题和挑战，需要综合考量诸多相关影响因素及其互动关系。在这些影响因素中，网络圈群作为公众网络栖居典型模式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影响日益显著，已经成为当前意识形态领域交锋和争夺的重要场域和关键变量。因此，只有有效提升网络圈群下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才能抓住当下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主要矛盾，显著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从而在根本上筑牢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阵地。1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本文刊载于《探索》2022年第4期。引用格式：杨莉|乡村治理中村民的参与有效与有效参与——基于民主立方理论的比较分析[J].探索,2022(4):131-146.摘要：乡村治理有效需要村民的有效参与。实践观察发现,促进村民参与的制度措施未必能促进村民有效参与,即使制度保证村民能够参与有效但也不一定能实现有效参与,同时相同制度安排下有的乡村村民参与有效,而有的乡村村民参与无效。运用民主立方理论,结合实证调查研究,发现相同制度条件下村民参与实践呈现的形式和效果上的差异在于:满足参与主体、参与方式和参与影响三方面的描述性标准只能保证村民的参与有效,而要实现村民的有效参与,还必须满足合法性、公平性和有效性三个评价性标准。这就解释了参与有效却无法达致有效参与的重要原因在于评价参与有效性标准的情境性:某一或所有维度上更优的参与并不必然有利于合法性、公平性和有效性;当适合治理情境且能促进合法性、公平性和有效性时,即使在某一维度或所有维度上并不是更优的参与依然是有效参与。这说明主体性因素比制度性因素更重要。因而在乡村治理中基层干部容纳村民参与的意愿是影响村民参与有效性的最关键因素,同时也需要从考核制度和选任制度上激励基层干部实施参与式治理。作者：杨莉,女,博士,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讲师。实现乡村治理有效,村民参与是前提,村民有效参与是保障。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指出,要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深化村民自治实践,发挥农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作用。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下,各级政府及乡村自治组织积极探索发挥农民主体作用的政策和措施,促进村民有效参与乡村治理。各地在乡村治理实践中,都注重推行“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的多层次协商参与,通过完善参与制度、规范参与程序、强化参与激励,确保村民广泛参与乡村治理,并对涉及村民切身利益的事项有实在的发言权,力求村民的参与有效。但在实践观察中发现,村民的参与有效并不能保证有效参与:第一,相同制度条件下村民的参与实践形式和参与效果会出现显著差异,有的参与有效,有的参与无效;第二,即使是参与有效,也未必能实现有效参与,即严格遵循制度规定并由村民作主的参与并不一定能达到令人满意的参与效果。那么,为何村民的参与有效却无法保证有效参与?基于村民参与的重要性以及参与实践中的疑问,本文将利用“三治融合”发源地浙江桐乡的实证调研资料,采用民主立方理论,对比描述相同制度中村民参与实践的形式和效果差异,在此基础上分析影响村民参与有效性的原因,并进一步讨论提升村民有效参与的可行路径,以优化村民参与效果、促进乡村善治。1

本文刊载于《探索》2022年第4期。引用格式：付宇程.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破解基层腐败防治难题的有效路径[J].探索,2022(4):39-48.

关注我们❖本文刊载于《探索》2022年第4期。引用格式：孙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内核与治理优势[J].探索,2022(4):49-58.摘

要：国际话语权是国家实力与国家形象的表达。在人类文明传播的新时代背景下，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必须不断反思和批判文化帝国主义，打破西方话语霸权，努力构建多元共生、多态共融的世界文明交流格局。在当前复

本文刊载于《探索》2022年第3期。引用格式：衡霞.组织同构与职能重组：乡村治理体系一体化的实现路径——以彭州市宝山村和兴文县自由村为例[J].探索,2022(3):132-142.摘

摘要人工智能技术通过广泛嵌入国家的行政组织体系及治理实践，正驱动政府治理朝着行政决策自动化、公共服务精准化方向转型，同时诱发出权力技术化与技术权力化的双重风险。“算法黑箱”与“算法歧视”的科技异化，导致权力监督与权利保护难题。“算法权力”的异军突起与“技术依赖”的日渐形成，亦挑战政府监管能力与人的主体性地位。以算法公开、权利保护以及技术补充为代表的既有规制路径，因存在整体性欠缺、保护强度偏低、治理弹性不足的局限，难以有效化解人工智能嵌入政府治理的风险。未来，我国有必要通过治理理念规训算法逻辑、合理配置算法解释义务，以及保持人类理性与人工智能的协同跟进，促进人工智能与政府治理的深度融合，从而实现治理现代化。关键词人工智能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本文刊载于《探索》2022年第3期。引用格式：冯刚，陈倩.解构与重构：元宇宙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挑战及其应对[J].探索.2022(3):166-175.冯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特约栏目主持人：秦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的科学内涵、辩证关系和实践创新余卫国

本文刊载于《探索》2022年第2期。引用格式：张润峰.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发逻辑与独特内涵[J].探索,2022(2):13-26.摘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发不是抽象思辨的结果，而是包含着多重特殊的逻辑意蕴。从理论逻辑看，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由历时性向共时性的时空转变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成提供了理论基础；从历史逻辑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成呈现出从现代化在中国到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飞跃；从实践逻辑看，经典现代化与后现代化双重任务内嵌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发展的实践探求之中；从时代逻辑看，建构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理论格局是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发展的时代回应。这种生发逻辑的特性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独特内涵，即坚持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相统一、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与自我发展完善相统一、坚持经典现代化任务与后现代化任务相统一、坚持对内保持社会和谐稳定与对外倡导和平发展相统一、坚持统筹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统一、坚持公平与效率相统一。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准确把握和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发逻辑及独特内涵，对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与理论自信具有重要意义。作者：张润峰，男，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它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它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相应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各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和模式是千篇一律的。社会历史条件、政治主导力量以及意识形态属性的不同，往往决定了各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选择及其价值取向的不同。中国自鸦片战争之后便被迫卷入世界现代化浪潮之中，到底该走何种道路才能使中国走向现代化便成为此后每个时代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郑重指出，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之后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并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重申了“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个重大论断。这意味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起点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有着特定的现代化生发逻辑，而且这一逻辑在很大程度上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独特的内涵，从而为形成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奠定了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的基础。从这个角度予以理解时，还可以发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新在何处及其原因。因此，本文尝试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发逻辑及独特内涵进行学理分析。1

本文刊载于《探索》2022年第2期。引用格式：向玉琼.流动社会中数字治理的优势、风险与完善[J].探索,2022(2).153-163.摘要：流动性是当前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在社会流动性的背景下，如何理解和实施数字治理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课题。当前数字技术已成为流动社会治理的重要工具，数字治理的优势在于：数字技术能对社会问题进行抽象化表达、连续性追踪、减速化处理以及合作行动网络重塑，从而实现对复杂社会的简单化治理。但数字治理也存在风险：一是技术局限性导致对社会问题的狭隘化处理，包括对社会问题的不当简化、治理方式的固化；二是理想化的预测与规划导致生活受到技术的控制，如科学预测带来僵化的管理思维、技术在规划生活时也在支配生活；三是对技术理性的强调挤占了社会治理的价值空间，导致治理责任与主体性的部分丧失。因此，需要基于流动性情境来完善数字治理：通过数字技术的流动性推动社会治理结构的创新；赋予数字符号以动态的、具体的意义；在多元主体行动中进行数字系统的合作生产；从人本主义出发对数字治理进行评判和考量；在流动性的数字流程中完成治理责任分配。作者：向玉琼，女，博士，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本文刊载于《探索》2022年第2期。引用格式：刘诗林,巡视场域中的全过程人民民主[J].探索.2022(2):64-76.摘要：巡视是新时代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也是党内监督和民主监督相结合的一种监督方式。党组织授权并鼓励巡视组在巡视过程中主动对接群众监督、媒体监督、政协监督等民主监督，吸纳民主监督资源、激发民主监督活力、增强民主监督效力，同时也突出和巩固了党内监督的主导地位。巡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遵循党内民主原则，是以党内民主带动、促进和保障人民民主，最终形成民主合力、提升民主实效的重要制度设计。在巡视场域中，能深度观察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成机制、价值取向、实践形态和显著优势，呈现出生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实践。作为自上而下党委监督与自下而上民主监督的有机结合，巡视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制度的人民民主本质。而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成熟形态，全过程人民民主展示了对党和国家监督制度建设的赋能效应与民主伟力，彰显了中国特色政党体制下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相互促进和相得益彰。作者：刘诗林,女,博士,中国纪检监察学院科研部副研究员。

混合治理:全球产业治理的一个分析框架宋建丽：全球治理视域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超越性内涵

喜欢就点个关注吧！本文刊载于《探索》2022年第2期。引用格式：林毅.重塑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对西方民主的超越[J].探索,2022(2):51-63.摘要：当西方民主陷入民主衰退与治理衰败的双重困境时，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但在西方把控民主解释权的环境尚未得到根本改变的情况下，要想准确理解与系统阐释中国民主发展道路的成功经验，就不能仅在中国语境中自说自话，而是需要把全过程人民民主放在西方民主的对照面加以考察。由此可以发现，正是因为全过程人民民主为人民主权的实现提供了制度性的保障，重塑了被西方民主所破坏的民主与治理的关系，通过针对性地解决“选主”取代民主的问题重塑了实质性的民主内容体系。与此同时，全过程人民民主也因为具备不断更新调适、追求自我超越的特质，才得以成功避免西方民主的困境，破除西方民主对民主的桎梏，进而引导民主走向多样化、实质性、全过程的发展正轨。作者：林毅，男，博士，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众所周知，冷战结束不仅带来了地缘政治格局的深远影响，也意味着一种在西方自由民主模式之外的民主探索遭遇重大挫折。一时间，西方自由民主“终结”了人类相关政治探索的观点盛行于世。在谈及民主时，许多人本能地在西方民主所设定的框架内思考。从民主的价值内涵到民主的制度形态、从民主的实现路径到民主发展的测量标准，大批民主问题的思考者都在不自觉地成为“单向度的人”，既丧失了对西方民主及其推广形态的反思意识，更谈不上在西方民主之外探求其他民主实现形态的建构自觉。相应地，所谓对民主问题的研究，也往往被简化成探讨如何让一国政体更快、更充分地“西方化”或“美国化”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开始发现，就世界范围而言，后革命时代的民主并没有像人们乐观预期的那样高歌猛进，反而日益陷入“治理衰败”和“民主衰退”的双重困局中。而这样的问题不仅发生在西方民主推广的实践中，也越来越多地显现于西方民主本体的运行过程中。于是，民主的推崇者们便不得不常常面对信仰与现实的张力：一方面，人们仍然对民主抱有“一种玫瑰色的期待”，至少当下很少有哪个国家或者个人会公然质疑与挑战民主本身的价值，“今天的政治思想家，不论在什么意义上，有谁不是民主主义者呢”；但另一方面，西方民主与善治的分离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几乎没有经验证据能够说明现有高效运转的政府首先是通过建成高质量民主的方式产生的。除了提供“民主国家”的民主衰败只是“暂时现象”的诡辩论证外，西方民主的支持者们其实并没有办法为西方民主与善治结果的日趋分离提供真正有说服力的解释。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沿着非西方化道路所推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意义便尤显巨大。在过去的70多年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在实践上重塑了民主制度与善治之间的互洽关系，而且经由全过程人民民主概念的提出与理论化，进一步为反思与超越西方民主的局限带来了希望。当然，可以预见的是，这种非西方民主形态的发展必然遭遇西方民主的阻击，而要真正做到寓民主模式的竞争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过程中，仅仅依靠正面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成绩是远远不够的。要想真正系统、全面、有说服力地论证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必要性、可能性与制度优势，就需要确立起将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解为一种区别于既有西方民主模式的新民主形态，一种在价值理念、制度安排和运行规律方面不同于西方民主的新探索。这样，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中国经验中提炼出有别于西方经验的普遍规律，从而更好地揭示全过程人民民主之于中国和世界的深远意义。1

喜欢本文就请关注我们吧！本文刊载于《探索》2022年第2期。引用格式：彭冲,王炳权.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民民主话语结构的流变[J].探索,2022(2):39-50.摘要：人民民主话语是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和维护人民当家作主而使用的一系列话语叙事。人民民主话语结构体现为目标与策略、价值与实践的统一，它的内在流变源于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主要矛盾和历史任务。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民主话语目标指向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策略指向发挥人民民主的动员功能、动态调整革命依靠的力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人民民主话语目标指向巩固新政权、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策略指向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人民民主话语目标指向继续围绕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展开，策略指向坚持民主与集中、民主与法治的统一，探索中国式民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民民主话语目标指向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策略指向发扬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走好线上线下群众路线、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把握人民民主话语结构的流变，有利于理解中国式民主的丰富内涵，以及民主作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深刻意蕴。作者：彭冲，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王炳权，男，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

本文刊载于《探索》2022年第2期。引用格式：张领.合作治理：乡村振兴战略中治理有效的一种模式[J].探索,2022(2):89-102.摘要：乡村振兴战略中治理有效的提出是为了解决传统乡村治理自发性、弱约束模式无法应对乡村发展失序、社区失灵的问题。乡村自愿组织整合经由“社区空间”形成的公共关切，通过向村“两委”输入而形成公共议题，并协助村“两委”协调村民和地方政府的利益矛盾。社会关联度高的社区空间中的农民随着“乡—城流动”增加收入，进而提高了行动能力，积极支持自愿组织的活动，参与乡村振兴。然而，在约束性的治理场景中村“两委”和自愿组织就难以发挥作用，陷入“社区失灵”的困境，因而需要基层政府介入承担元治理的角色，弥补村级治理体系权威性不足的问题。这样，下沉的基层政府权力、村“两委”、自愿组织和村民几大主体形成了强约束和自治相配合的合作治理格局。这一多元合作治理网络实现了德治、自治和法治的有机组合，进而破解乡村治理失效的困局。作者：张领，男，博士，贵州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贵州绿色发展战略高端智库研究员。1

本文刊载于《探索》2022年第2期。引用格式：徐勇，石健.市场化、社会化、国家化进程中的乡村振兴瓶颈及其突破——基于山东烟台“苹果村”的调查[J].探索,2022(2):77-88.摘要：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举措，以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意味着将传统自然状态的乡村纳入现代化体系之中。市场化、社会化、国家化作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必经阶段，三者相互作用、紧密相连，深刻影响和改变我国的农业农村。我国是在传统农业历史悠久和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的约束条件下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这就导致农业农村在市场化、社会化、国家化进程中会面临诸多瓶颈性难题，制约着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以山东烟台“苹果村”为调查对象，发现该村在市场化、社会化、国家化进程中分别面临“中低收入”困境、人口流动减缓、有限公共服务等乡村振兴瓶颈问题。这些问题难以用经济理性、人口推拉、公共性等一般理论解释。解决乡村振兴的瓶颈问题需要将乡村振兴战略置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视角下，立足于中国国情，以足够的历史耐心和韧性加以破解。作者：徐勇，男，博士，华中师范大学资深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石健，男，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暨政治科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1

本文刊载于《探索》2022年第2期。引用格式：张康之.资源、财富占有与风险社会[J].探索,2022(2):128-139.摘要：资源、财富不仅在经济学的视野中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而且对于任何一个社会的存在和发展都有着基础性的重要价值。在某种意义上，资源的获取和利用、财富的分配和保有构成了社会治理的主要内容。在工业社会中，资本成了人与资源和财富间关系的中介，资源在资本化的过程中实现了向财富的转化，而财富则在私人占有中转化成了财产。从资源到财富再到财产的不断转化构成了社会运行的重要机制。也正是在这一社会运行机制中，源源不断地生产出了社会风险，并使得社会风险持续积累而将人类引进了风险社会。虽然我们说风险社会是工业社会发展的结果，但资源的资本化、财富的财产化以及通过组织而开展的利益争夺，则是风险社会产生的根本性原因。作者：张康之，男，博士，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在探讨风险社会产生的原因时，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可以提供充分解释的“原点”。这是因为，在人类走进风险社会之前，工业社会是一个整体，它的所有构成要素都处在相互影响和互动中。也就是说，工业社会在整体上构成了风险社会的原因。我们为工业社会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而骄傲，但我们也不断地反思这个社会的资本主义运行逻辑，批判其带来的诸多问题。可是，即便我们在对每一个具体问题进行分析时都能指出其根源，但就风险社会这一社会形态来说必须在整体上将工业社会指认为原因。或者说，工业社会的发展后果就是我们当下置身其中的风险社会。其实，人类历史上每个阶段的社会都应当被看作一个整体。在农业社会，由于交通、通信的不发达，社会更多地表现为地域性的封闭系统。就每一个地域性的社会都能够被称为系统而言，无疑是一个整体，同样可以视为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构成的整体。不过，这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尚未分化为不同的领域。在工业社会，虽然在抽象的理解中我们将社会视为一个整体，但政治、经济、文化等都发展成了具有某种相对独立性的领域，作为整体的社会是由不同的领域构成的，每个领域也可以被当作一个系统看待，是社会系统的子系统。当然，我们也经常使用“社会构成要素”的表达方式，但那些被称为社会构成要素的因素，其实是分属于不同领域的，是在间接的意义上作为社会构成要素而存在的，往往需要在其所在的领域中加以认识和理解。一方面，这个社会是分为不同领域的，各领域是相对独立的；另一方面，这个社会又是由各个领域共同构成的整体。根据贝尔的看法，“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文化复合系统。经济上，它建立在财产私有制和商品生产基础上；文化上，它也遵照交换法则进行买卖，致使文化商品化渗透到整个社会。民主，则是一种社会—政治体系，它的合法性源出于被统治者同意下的管理。只要政治舞台上有不同团体的竞争，自由就有了根本保障”。正是不同领域间的差异甚至矛盾，才使它们发生关系，并能够构成完整的社会。这个完整的社会就是风险社会的根源。然而，我们又不得不对这个社会加以分析，以求指出哪些方面直接生产出了社会风险，并积累起来而造成了风险社会。这样一来，资源、财富的占有就进入了我们的视野。1

点击上方蓝字关注我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特约栏目主持人：秦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起点的再讨论——基于方法论的审思陈加飞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发逻辑与独特内涵张润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话语的存在形态与建构逻辑杨彬彬探索笔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民民主话语结构的流变彭

本文刊载于《探索》2022年第1期。引用格式：冯思淇.定向与聚力：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赋能国家治理的实践理路[J].探索,2022(1):15-28.摘要：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是对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形成的伟大精神的整体性概括，为立党兴党强党、立国兴国强国提供精神滋养，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作为党执政的重要文化资源，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定向与聚力的作用。从实践维度来看，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有利于确保国家治理的政治方向，强化国家政权的政治属性与基本职能，明晰国家治理的政治本色，增进社会共识。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也嵌入国家治理的制度体系中，成为制度创新的精神动力、制度体系成熟定型的精神支撑、彰显制度优势的精神标识。而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内蕴的精神品质，能够激发时代精神、凝聚民族精神、引领道德风尚，从而筑牢国家治理的文化根基。这就表明，传承与弘扬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作者：冯思淇，男，博士，河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一百年的非凡奋斗历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涌现了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一大批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形成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抗疫精神等伟大精神，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为我们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丰厚滋养。党的十八大以来，学界对党在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典型精神不断研究，使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研究日益走向系统化。而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提出之后，从整体性上研究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精神更是成为学术热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新中国，之后领导人民努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因而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国家建设的伟大征程中形成的精神谱系对国家治理会产生强大的政治、社会与文化意义上的影响。因而本文试图研究这个问题。1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本文刊载于《探索》2022年第1期。引用格式：穆鹏程,高福进.中国共产党英雄观的历史发展与时代价值[J].探索,2022(1):176-188.摘要：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离不开英雄。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始终高度重视英雄，在百年奋斗的历程中形成了以革命英雄主义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英雄观。中国共产党英雄观的发展历程可划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探索阶段、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确立阶段、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深化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强化阶段。新时代，赓续传承和大力弘扬中国共产党英雄观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有助于巩固党的全面领导的政治地位，宣示党的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彰显党开拓创新的政党品格，提升党奋勇向前的精神动力。梳理和概括中国共产党英雄观的历史发展与时代价值，对于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保持越是艰险越向前的英雄气概、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推进关于英雄的工作等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与实践意义。作者：穆鹏程，男，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高福进，男，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2021年2月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在一百年的非凡奋斗历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涌现了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一大批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高度肯定了他们体现的伟大精神；6月在“七一勋章”颁授仪式上习近平强调，“新时代是需要英雄并一定能够产生英雄的时代”；11月党中央在《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论述“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时，要求全党“必须保持越是艰险越向前的英雄气概”。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高度重视英雄及其精神，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英雄观。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英雄及其精神的在场，同社会上诋毁英雄的言行展开斗争，捍卫了英雄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实现了党的英雄观的新发展。回溯中国共产党英雄观的发展历程，概括其蕴含的时代价值，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深化党史研究和推进关于英雄的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1

本文刊载于《探索》2022年第1期。引用格式：彭庆军.社会治理现代化中城市社区设置的困境生成与优化路径[J].探索,2022(1):136-148.摘要：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以基本单元调整回应社会治理复杂性，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一种重要路径。传统的大社区论、次社区论与“扩”“缩”并进论囿于社区规模的“扩”“缩”争论，忽视了社区优化调整所面临的法律限制、治理风险、结构压力、历史遗留问题等诸多困境。此类困境的产生，一是因为社区的本质属性是“社”，先天具有规模上限，而社区作为“区”，又有行政属性，必然具有规模下限；二是由于社区作为城市社会治理基本单元，“社”的建设不仅慢于“区”的建设，且二者建设标准难统一，偏好不一致；三是源于城市基层治理体系中社区自身面临的结构性压力。因此，在社会治理现代化中，城市社区的合理设置需要以基层党组织规模为基础，将社区设置融入城市居住区科学规划之中，并尽量使新建社区与居民小区规模保持一致。通过政治单元、产权单元与治理单元相统一，实现城市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作者：彭庆军，男，博士，中南民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

本文刊载于《探索》2022年第1期。引用格式：安永军.应用强度：技术治理效率悖论的一种新解释——基于B市“12345”热线的实践分析[J].探索,2022(1):149-162.摘要：在基层治理实践中信息技术的应用不一定能带来治理效能的有效提升。既有的技术限度、技术缺陷、制度供给和应用边界的视角未能充分解释这一效率悖论问题，通过对B市“12345”热线的实践分析，提出应用强度的新解释视角。基层治理可以分为基层政府自主进行的“一阶治理”和上级政府转办基层政府进行的“二阶治理”两个层次，“12345”热线是“二阶治理”的一种实现形式。在常规应用强度下，“12345”热线主要回应“一阶治理”的溢出事务，在基层治理中发挥补充功能；而在高强度应用下，“12345”热线大幅提升了“二阶治理”的回应性，使其吸纳了大量的群众诉求，产生了对“一阶治理”的替代效应，进而导致基层治理的效率损耗，具体表现为高治理成本与事务细碎性的矛盾以及治理压力加大与治理重心上移的悖论。从技术治理应用强度的视角可以发现，通过技术治理增强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进而强化基层政府回应性的治理路径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需要在行政管理与基层政府治理自主性之间建立平衡。作者：安永军，男，博士，北京工业大学文法学部讲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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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蓝字关注我们~本文刊载于《探索》2022年第1期。引用格式：杨章文.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整体性逻辑[J].探索,2022(1):1-14.摘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理论逻辑，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自己的路”的历史逻辑，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生动转向的实践逻辑相统一的产物。实践表明，这是一条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为首要原则、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显在特征、以赓续中华文化基因为核心要义、以共同富裕为价值主线、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本质要求、以和平发展为行动准则和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追求的现代化道路。基于世界现代化发展历程的视角，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开创，诠释了“现代化≠西方化”“现代化逻辑≠资本逻辑”“现代文明≠资本主义文明”的内涵要义，具有重大而深远的世界意义。作者：杨章文，男，博士，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发端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最重要的社会变革。在现代化的历史实践中，它使得人类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农业社会步入工业社会，迄今已创造出众多文明成果。然而，资本主义现代化在改善人的生存境遇和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衍生出一系列难以根除的痼疾。这就使得后发展国家需要思考新的现代化道路的可能性与可行性，走出一条有别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型现代化道路。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中国既不“输入”西方模式，亦不“输出”中国模式，而是坚定地走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现代化之路，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就其世界意义而言，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这就需要探究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形成与发展的内在逻辑，从而在学理上分析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能为人类现代化提供新路径、新智慧和新形态的根本原因。1

点击上方文字关注我们本文刊载于《探索》2022年第1期。引用格式：张燚.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的百年历史及其经验[J].探索,2022(1):40-50.摘要：坚持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成功经验，源于党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对人民历史观、人民国家观和人民政党观的认知和实践，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共产党实践逻辑的辩证统一。中国共产党对人民至上的坚持，贯穿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等四个时期，体现在党的指导思想、国家制度体系和党的中心工作等三个方面。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的历史经验，主要包括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坚持群众路线、坚持正风反腐、持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其启示主要有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完善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推动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作者：张燚，男，博士，中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中南民族大学分中心副主任。1

点击上方蓝字关注我们本文刊载于《探索》2022年第1期。引用格式：张爱军.自媒体视阈下国家形象的个性化建构[J].探索,2022(1):163-175.摘要：自媒体与国家形象的建构密不可分。目前存在着国家形象建构重整体轻部分、重宏观轻微观、重主流媒体轻自媒体的倾向，影响国家形象立体、多维、鲜活层面的塑造。自媒体在国家形象宏观、中观和微观的建构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从不同结构层次形塑了多元化、立体化、个性化的国家形象。自媒体塑造国家形象的个性化方面尤为突出。自媒体大致可划分为政治类自媒体、经济类自媒体、社会类自媒体、娱乐类自媒体等，不同类型的自媒体从各异的视角建构着“他者”和“自我”的个性化国家形象。自媒体国家形象的建构以情感为核心动力，建构方式具有内环闭合特征，在对国家形象的建构上既具有积极功能也具有消极功能。打破自媒体在国家形象建构时的内环闭合，要强化自媒体在国家形象建设方面的积极功能，弱化自媒体在国家形象建构方面的消极功能。为此，要依托自媒体擘画建构民主、开放、包容、亲民的国家形象战略图景，同时要通过加强对自媒体的法治建设、行政治理建设、媒介体系建设等路径逐步实现国家形象建构的战略图景。作者：张爱军，男，博士，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网络政治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形象的建构主要涉及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等领域，并具有不断扩展至更多领域的趋势，其中传播学在国家形象建构中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国家形象建构主要是通过公共权力宣传主体推动，主流媒体在建构国家形象时具有主体性地位，起着引领作用；而自媒体在建构国家形象中则具有双重地位，既有在主流媒体引领下建构国家形象的补充地位，又有在主流媒体引领之外自主建构国家形象的主体地位。自媒体是个人借助互联网技术平台通过点对点或者点对面的方式将信息进行采集、过滤、加工并传播、解构、建构、评论的个人化媒体。自媒体具有自由建构性、平等互动性、个体多面性、传播多元性等特点。就自媒体与国家形象的关系而言，自媒体具有建构立体多维、丰富多彩、富有生机与活力的国家形象的可能性与现实性。目前自媒体与国家形象关系的研究存在着对自媒体的性质与特征及其在建构国家形象中的作用与地位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的问题。自媒体在一定意义上改变着国与国之间的形象关系，在建构“他者”与“自我”国家形象中起着宏观、中观、微观三个维度的桥梁作用。基于此，本文对自媒体建构国家形象的定位与现实进行梳理，探索自媒体在国家形象建构中的规律与特征，并进一步提出把握特征、遵循规律的未来路径。1

点击上方蓝字，关注我们~~本文刊载于《探索》2022年第1期。引用格式：杨嵘均.韧性城市建设：不确定性风险下“技治主义”城市治理范式的转型方向[J].探索,2022(1):125-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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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共同性及其增进理路：一个民族政治学的解释徐欣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政策话语的发展脉络与构建逻辑

点击上方蓝字关注我们《探索》2021年第2期刊文《政治认同：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路径》（唐庆鹏）被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2021年第7期全文转载。引用格式：唐庆鹏.政治认同：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路径[J].探索,2021(2):177-188.摘要：建构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本质上是做民心政治工作，需要遵循人民群众政治认同的逻辑。政治认同与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存在耦合关系，既表现为彼此建构的结构性耦合，也体现为相互作用的功能性耦合。从政治认同视角看，当代中国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生成并不是抽象观念本身在网络空间的自我演化，而是根植于网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持续性认可、赞同与支持实践之中。基于政治认同视域审视高速流变的网络空间话语场，可以发现，正是认而不同、同而少认、不认无同等内在政治认同危机使得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面临弱化、虚化、边缘化的风险。鉴于此，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应回归认同路径，立足政治认同逻辑加强网络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积极探索自下而上的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机制以及虚实共进地发展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策略。作者：唐庆鹏，男，博士，南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点击下方链接，可以获取全文：唐庆鹏|政治认同：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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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载于《探索》2021年第6期。引用格式：黄六招.组织学习与双向赋能：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基于一个易地搬迁社区的案例研究[J].探索,2021(6):103-114.摘要：社区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从组织学习与赋能理论出发，发现易地搬迁社区正在走向一种契合基层治理实际的现代化之路。在治理压力与治理能力的非均衡状态下基层政策企业家发挥着组织学习的“催化剂”作用。党组织和基层政府通过“党群共治”与“权能归位”方式实现向社会力量的正向赋能，而社会力量的提前进场避免了行政力量的直接介入，引导社区治理型社会资本的生成并实现向行政力量的反向赋能。由此构建了多元共建、协商共治、成果共享的易地搬迁社区治理格局。组织学习与双向赋能实现了易地搬迁社区的治理有效，成为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的一种可能路径。作者：黄六招，女，博士，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广西大学中国-东盟公共治理研究院研究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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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上方文字关注我们本文刊载于《探索》2021年第6期。引用格式：徐建宇.城市社区新兴社交驱动技术治理：力量、支撑与限度[J].探索,2021(6):147-161.摘要：实现技术治理在城市社区的社会化运作需要进一步理解新兴社交与技术治理的关系。事实上，城市社区新兴社交对技术治理的驱动存在着加强人与技术之间相互联系的因果依赖关系，主要表征为社区居民通过各类新兴社交工具强化自身与技术治理制度和实践的联系，以主体化过程驱动着技术治理。一方面，由内容生产和内容分发构成的内容供应以及由关系沉淀和关系转化演绎的关系链接成为城市社区新兴社交驱动技术治理的主要力量;另一方面，当社区居民致力于以新兴社交将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进行自主衔接时，圈子化内循环和社交共享成为城市社区新兴社交驱动技术治理生成自组织性和形塑“去中心化”的基本支撑。此外，城市社区新兴社交对场景的构筑以及对权利的运用又限定了技术治理的有效运作。作者：徐建宇，男，博士，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国家小城镇社会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尽管技术治理是有效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智能化和专业化的重要方式，但技术治理在运用于公共治理的过程中同样面临着如何更好地社会化的难题。在技术化社会，对于嵌入城市社区的技术治理而言，“技术治理社会化”的驱动力仍在城市社区内部，尤其要从被技术改变了的社区事实中加以寻找。事实上，“技术治理要获得成功穿透社会的能力就要让国家嵌入社会交往结构之中，就需要嵌入民众的生活互动关系中，嵌入生活社区之中。技术治理的运行需要通过社会场域来施展，需要在生活之中，而不是外在于生活社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技术治理嵌入城市社区的驱动力恰恰来自于由城市社区居民的社会交往和生活互动所构建的社交关系，其中就包括由新技术发展所催生的城市社区新兴社交。故而，聚焦城市社区新兴社交与技术治理的内在关联性以进一步理解“技术治理社会化”问题，既是转换城市社区治理思路的新选择，又是技术治理实现“社会性转向”面临的新起点。尤其是深入分析城市社区新兴社交驱动技术治理的可能性，有助于更好诠释由新兴社交的技术特性和应用方式所构造的社区事实对于技术治理社会化运作的价值。1

点击上方文字关注我们~本文刊载于《探索》2021年第6期。引用格式：付佳迪.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党员公共精神的培塑——基于湖北Z镇的实证分析[J].探索,2021(6):126-136.摘要：农村党员是乡村振兴最直接的参与者，是乡村振兴的“主心骨”和“领头雁”，通过参与党组织活动和村庄公共事务，培塑公共精神，有助于推进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研究以湖北Z镇的两个村庄案例作为考察对象，发现受党员吸纳能力不足、党员老龄化制约、党员分化、私人关系支配等因素影响，农村党员面临一系列公共精神挑战。为此，要以完善组织内外的“参与机制”为抓手，从党员参与党组织活动、党内民主、移风易俗、志愿服务出发，构建农村党员公共精神的培塑路径。作者：付佳迪，男，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1

点击上方文字关注我们~本文刊载于《探索》2021年第6期。引用格式：谭荧,韩瑞波.基层智慧治理的运作机制与关系解构——基于上海B区“社区通”的考察[J].探索,2021(6):137-146.摘要：加强基层智慧治理能力建设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层智慧治理的有效性分析应着眼于治理系统的运作机制与组织行动者的行动效能。党政组织在压力传导下的组织动员机制形塑了科层体系内部的高效运转以及党在治理过程中的领导权威；多元组织基于利益共识的行动协同机制激发了各行动主体在治理过程中的参与和协作动能；面向基层事务特点的技术嵌入机制加速了新兴信息技术与基层治理的耦合，构建出开放和扁平的基层治理形态。提升基层智慧治理的有效性，应准确解构其运作背后的逻辑关系，一方面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共同在场和相互赋权；另一方面实现技术与共治的共同增进，使技术革新服务于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总体目标。作者：谭荧，女，博士，湖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湖北大学哲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韩瑞波，男，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讲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加强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提升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强调要“加强基层智慧治理能力建设”，并在做好规划建设、整合数据资源、拓展应用场景等方面提出了若干要求。例如，将基层纳入信息化建设规划，统筹推进智慧社区基础设施、系统平台和应用终端建设；健全基层智慧治理标准体系，推广智能感知等技术；完善基层地理信息等基础数据，推动数据资源共享交换并向基层开放使用；推动各地政务服务平台向基层延伸，建设开发智慧社区信息系统和简便应用软件，提高基层治理数字化、智能化水平。这些路径为推进我国基层智慧治理能力建设提供了明确的方向。当前，全国各地的基层智慧治理呈现出丰富的实践样态。在此背景下，把握基层智慧治理的实践逻辑，并对实践做法的有效性加以甄别，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1

点击上方文字关注我们本文刊载于《探索》2021年第6期。引用格式：焦若水.社会保护：乡村振兴中社会工作的价值与使命[J].探索,2021(6):48-57.摘要：乡村振兴是实现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总战略，也是我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更是我国农村社会工作中长期发展的总纲领。推进社会工作在乡村振兴战略中体现专业功能、获得专业发展空间，就要在发展使命上，以保护人民群众的基本社会权利、促进农村社会的健康发育为使命，将国家的社会福利通过有温度、人性化的服务转换为乡村弱势群体真正能感知的社会保护；在发展定位上，准确把握社会工作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尚处于起步阶段的阶段特性，以乡镇社工站建设为契机组建农村社会工作服务网络；在发展取向上，应走出片面强调学院主义专业性、固守其关怀弱势的价值观，回归社会工作作为重要社会保护机制的本质，更为深入地扎根基层，给予农村居民面对面、零距离的服务和陪伴。这是现阶段农村社会工作的初心和底线，也是真正发挥社会工作在乡村振兴中不可替代的建设性功能的最重要体现。作者：焦若水，男，博士，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提出的农村发展新命题，是实现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总战略，也是我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更是我国农村社会工作中长期发展的总纲领。我国正处于中等收入发展阶段，能否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进而顺利地向现代化目标迈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支撑。不过，学界对乡村振兴战略推进的路径特别是对乡村振兴中的社会服务仍然有诸多争辩：一是认为城镇化是不可遏制的发展趋势，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只是一个暂时的、过渡的、权宜的概念，其不但带来公共资源的极大浪费，还发挥着逆城市化的效应，难以真正解决人口由乡村向城市转移过程中的种种问题，导致城乡政策资源配置的错位与浪费，包括社会工作在内的农村社会公共服务的投入该不该增加存在争论；二是农村社会工作出现了一些变化，比如由原有的社区为本转变为乡镇社工站为主、弱势人群为本的反贫困转变为乡村综合发展、社工聘用由机构主导转变为镇(街)直聘等，如何真正体现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与功能还存在争论。尽管当前诸多研究探讨了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的功能定位、参与途径和价值意义，但其出发点是社会工作学科本位的，缺乏从国家的战略需求角度进行系统性、阶段性研判。乡村振兴战略的规划愿景有着明确的综合性特征，这种综合性虽指向农村的经济发展问题，但更加强调直面农村地区长期以来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困境，因此针对农村地区的公共性投入将是长期趋势，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此外，乡村振兴中社会工作的重点并不在于谁来主导农村社会工作，而是社会工作如何在乡村振兴中凸显专业本质。在此背景下，乡村振兴中的社会工作需要回答两个关键问题：一是如何理解乡村振兴经济性和社会性之间的平衡，如何从反向“嵌入”的视角理解乡村振兴更为深刻的战略结构价值；二是如何从乡村振兴的社会性角度切入建构社会工作对于中国乡村社会发展的专业价值。1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吧~本文刊载于《探索》2021年第6期。引用格式：林莉.振兴传统村落的资本逻辑与文化逻辑及其治理导向[J].探索,2021(6):58-69.摘要：发展好传统村落是乡村振兴的一项重要任务。从调查来看，传统村落的振兴出现资本逻辑与文化逻辑两条主线。资本逻辑在带来经济利益时可能会僭越传统村落空间生产的最终目标，与文化逻辑相背离，造成传统村落物质空间的建设性破坏、精神空间的内生性衰弱和社会空间的消费性解构。这就需要文化逻辑来抑制资本逻辑的消极效应。因而传统村落的改造、发展及其现代化治理，需要将资本逻辑与文化逻辑融入传统村落的社会生活场景。这种融合是突破传统村落空间生产悖论与治理困境的关键，因为社会生活的传统劳动精神可以超越利润极化、回应村落美好生活，传统伦理精神能够制约功利主义、体现对村落本土性价值的尊重、促进传统村落活态文化的回归与发展。在此基础上，以乡土文化引领治理目标、合理划分治理主体职责、构建规范性治理原则有利于传统村落突破空间生产资本化困境、激发村落治理内在活力与效力、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从而实现传统村落的振兴与善治。作者：林莉，女，博士，南京审计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1传统村落是指那些“民国以前建村，保留了较长的历史沿革，即建筑环境、建筑风貌、村落选址未有大的变动，具有独特的民俗、民风，虽经历了久远的年代，但至今仍为人们服务的村落”。传统村落不仅是传承历史文化的现实载体，更是展现中华文明的鲜活场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经历了从保护古建筑和整个村落空间格局到重视与保护传统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单纯的古建筑保护、物理的空间生产转向具有社会意义的空间生产。空间生产蕴含自然性、精神性和社会性，分别对应着物理空间、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三个维度。传统村落的空间生产，不仅包括传统村落空间形态与规划，还包括村落文化和社会交往体系，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地域性特色。传统村落具有独特的民俗风貌，作为维系中华文明和民族认同的纽带，在空间生产属性上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与特殊的文化价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在一些传统村落的复兴中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追逐利益最大化的资本增值驱动下，传统村落的空间生产也陷入了“千村一面”的局面。关于商业开发对传统村落的潜在危害，学术界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思考，探索传统村落在旅游开发过程中传承与保护特色文化的路径，主要有：充分挖掘地方性文化知识，创造具有地方特色的保护手段和模式，保留传统文化的核心与内涵，因地制宜推进村落的发展；从合理规划、产业融合等角度，结合具体传统村落的资源特色打造各具特点的生态博物馆或特色小镇，实现城市和乡村的相伴相生；在传统村落建立社会教育、科学研究或教学实习基地、文化艺术场所，或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文化产业等。另外，关于传统村落文化传承与治理主体研究，有学者认为，政府负有保护与监督的双重责任，一方面应提供直接或间接的政策、资金、技术支持，鼓励当地居民做好相关保护工作，另一方面应对文化遗产保护进行必要的监督；同时政府在平衡保护与监督的角色之中应与居民形成良好的伙伴关系。针对传统村落空间生产及治理体系，现有研究对治理主体的关注仅局限于政府与村落居民之间的互动，忽视了传统村落治理主体结构的复杂性，缺乏对社会资本、外来游客和社会力量主动或被动地参与传统村落空间更新的综合分析。同时，从空间生产的角度来看，现有研究虽然以精神空间为核心要素，即以文化传承为切入点，但在政策建议上侧重于物理空间的打造，主张通过主题建筑以及公共空间的建设来加强地域性特色文化的保护与传播，尚未从传统村落生活场景的角度出发，探讨如何在重塑社会关系、激活内在动力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空间的更新。因而，传统村落的空间生产如何从资本逻辑回归文化逻辑，促进传统村落的改造、发展及其治理现代化，并探索传统村落治理主体的复合结构与运行机制，成为乡村振兴背景下实现乡村善治与美好生活、挖掘中国特色治理经验的一项重要议题。11

点击上方蓝字关注我们~本文刊载于《探索》2021年第6期。引用格式：高凡夫.伟大建党精神的研究回顾与前瞻[J].探索,2021(6):17-30.摘要：在“伟大建党精神”提出前，建党精神研究经历了红船精神研究、创党精神研究和建党精神研究等几个阶段，建党精神的概念及其内涵也一直处于变化之中。“伟大建党精神”的提出，极大促进了建党精神的深入研究。从目前来看，学界对伟大建党精神的重大意义、形成背景、深刻内涵、历史地位、时代价值、弘扬传承路径等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未来伟大建党精神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在伟大建党精神的科学内涵、时代价值、弘扬传承、对外传播等方面着力，从学理的维度深入研究伟大建党精神的源与流，以及蕴含在其中的历史文化规律，并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精神与“建军精神”和“建国精神”相贯通，充分展现伟大建党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精神之源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不同历史时期的指导意义及其发展规律。作者：高凡夫，男，博士，嘉兴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明确提出“伟大建党精神”，指出“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号召全体共产党员“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这是继2005年提出“红船精神”之后，习近平对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丰富作出的又一重要贡献。“伟大建党精神的提出，在某种意义上是中国共产党认识自我的新发展，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达到了精神成长与发展的新高度。”对于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研究来说，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现象，就是作为中国共产党标志性革命精神的建党精神历史形成最早，但进入学界视野最晚，最近十几年学者们才开始研究。在习近平提出“伟大建党精神”之前，建党精神研究相对滞后，也缺乏较有影响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导致“我们对建党精神的研究存在挖掘深度不够、理论成果不多、研究体系和话语体系不健全等问题”。这种研究状况与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历史地位极不相称。因此，本文试从建党精神研究的学术发展脉络出发，一方面考察伟大建党精神研究现状，另一方面在此基础上提出前瞻性研究的着力点，以此进一步推动和深化伟大建党精神研究。1